论隋唐成氏的华夏祖先认同
——以出土墓志为中心

徐艺萌

(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北朝至隋唐时期少数民族纷纷拟构“黄帝”祖源,追溯汉族先祖,上至北朝统治者,下至政府官员,皆有此行为。随着近年来相关石刻史料不断被发现,对北朝隋唐时期胡族家族的祖源追溯了解愈来愈深入,相关学者从郡望、家族源流及政治认同等多角度对皇亲国戚的少数民族家族祖源进行了探讨,然对隋唐成氏等中下层胡族官僚的祖源建构,在当前的研究中涉及较少。本文以隋唐成氏墓志①中的祖源建构为出发点,对中古成氏家族的真实祖源和认同祖源进行梳理,以期能够更深入地探究隋唐时期内迁少数民族对华夏认同和祖源认同的影响,以及他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以成氏家族为切入点探析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包括少数民族的姓氏缘由、对华夏文化的接触和融合,以及在祖源认同中所起的作用。以此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并探索这一过程对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和启示。

汉姓与少数民族姓氏中皆有成氏。少数民族姓氏中的成氏即胡族成氏,据姚薇元②等人的研究,中古胡族成氏其源有三:匈奴、屠各、卢水胡。卢水胡族源复杂,既有匈奴、月氏的成分,又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来源于休屠(屠各),屠各又本匈奴贵种,此三者关系十分密切。《汉书》对成氏来源是这样描述的:“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1]汉武帝时匈奴介和王成娩降汉,汉武帝以其为开陵侯,派成娩出兵一是因为他原本在此附近熟悉地形,二是与休屠等原本同属匈奴右贤王部,中古胡族成氏可能属匈奴一小部族[2]。此外《晋书》中有“屠各成七儿”[3]130卷:1748,《魏书》中也有对成轨、成淹、成霄、成仲庆等人的描述,据考证都是胡人成氏的代表人物[4]。出土的成氏墓志主要有开皇十八年(598)《成肆虎志》,属匈奴屠各胡后裔,还有大业三年(607)《成恶仁墓志》、贞观二十年(646)《成伯熹墓铭》等等。

一、胡族成氏墓志中的祖源构建

成氏家族在墓志中出现追溯华夏祖源前,史料中就有胡族成氏修改其祖源的记载。北魏献文帝时期有成淹一支,《魏书·成淹传》中写到“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5]成淹将郡望攀附当时汉族成氏上谷郡望与晋代成氏名人。中古内迁胡族攀附“同姓”秦、汉知名人物为其先祖的情况亦较多见,如鲜卑破多罗氏攀附曹魏潘勖为先祖[6],吕光冒袭汉吕文和后裔[3]122卷:3053,侯景攀附汉司徒侯霸为始祖[7]。成罔、成备是中古时期胡族成氏较为出名的两个人,曾祖成亮生活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499),未入仕[8];成度“州举秀才”,最后“秩二千石”,以孝文帝时“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的标准[9],可以推断成氏家族在北魏大概位于中级官僚行列,且在较早的成氏墓志中没有记载婚姻关系,侧面表示婚姻对象并不是出于名门,当时成氏家族社会地位可能不是很高。到了两魏纷争时期,武士发家的成氏地位上升,经过成罔、成备两代人的努力,成氏由西魏时三品开国伯升为从一品国公,在北周时期除御正大夫,成为武帝近臣。《资治通鉴》胡注云:“御正者,亦代言之责,在帝左右,又亲密于中书。”[10]后在隋文帝时期又得到重用,其“素有痾疚,弥留增甚”[11]26。隋文帝十分关切其病情:“敕行台晋王供给医药。王遣东閤祭酒并送侍医。”[11]26结合墓志与史料可以看出成备家族历经三朝地位上升,墓志中才逐渐显现对华夏先祖追溯。但在成备死后,成氏家族没有像其他胡族一样强大的先祖,其子孙也大都不见史册,成家的地位并不稳固,其余胡族成氏也没有值得称道之人来标榜身份,因此后世成员大多凭借荣荫继续追溯华夏先祖表明身份,“君以鼎族承家,簪裾帟世”[12]729。胡族成氏将祖源追溯至华夏先祖周成叔。相较于史料中成氏祖源的记载,这一现象在墓志中展现得相对丰富。

较早的开皇九年(589)《成罔墓志》将祖源追溯“郕权之胤”[13]。“郕权”是周文王第七子,司马迁谓周为黄帝后裔,《史记·周本纪》云: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14]4卷:356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14]1卷:144

在中古时期,以周为祖源,乃华夏正统身份的标志符号之一。关于内迁少数民族将祖源附于周朝,此前墓志早已有之,如北魏正光五年(524)鲜卑氏《元谧墓志》:“周公之胤,有凡有奖,昭昭我王,腾风迈响。”[15]191孝昌二年(526)《元寿安墓志》:“周公之胤,或邢或蒋,诜诜众多,金明玉朗。”[15]249北魏永安二年(529)契胡《尔朱绍墓志》[15]337和《尔朱袭墓志》[15]339都有其先“出自周王虢叔之后”的描述。鲜卑皇族元氏和契胡贵族尔朱氏攀附周公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为取得其政权的合法性与身份的正统性而刻意为之。胡族成氏将其祖先追溯至“郕叔”的用意,亦在表明成氏为华夏正统。

追溯华夏先祖、构建祖源谱系不能随意为之,胡族成氏在构建华夏祖源方面参考汉族成氏,汉姓成氏源于周代,成与郕同源。据《通志·氏族略》记载:“郕氏。亦作‘成’,伯爵,文王第五子郕叔武之所封,或言武王封季载于此。其地在今濮州雷泽北三十里郕国故城是也。其后以国为氏,或去‘邑’为‘成氏’。”[16]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封其弟叔武于郕(今山东宁阳),叔武在郕建立了郕国。公元前686年,齐襄公灭郕国后,成氏子孙遂以国名郕(成)为姓氏,史称成氏正宗。《史记·索隐》[14]54卷:2458和《元和郡县图志》[17]也表明成氏源于周。出于同字为姓的现实,胡族成氏顺理成章地借鉴汉族成氏的祖源记载,通过祖源认同更容易转变其民族身份。祖源认同在构建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将自己的祖源追溯到华夏文明的先祖人物,胡族成氏在与汉族的文化接触和融合中,加强了对华夏的认同,并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同时,这种祖源追溯也构建了胡族成氏自己的历史认同和文化传承。

二、胡族成氏墓志先祖追溯特点

单从胡族成氏墓志上看,初期成氏墓志在华夏祖源追溯上还略有隐晦。如开皇九年(589)《成备墓志》中“二圣握图,五贤建国,析官分族,乃曰成氏”[11]26,二圣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合称,五贤应指辅周文王的五位贤臣,可见用词隐晦。

其后唐代成氏墓志中,对祖源追溯就显得较为直接。如垂拱元年(685)成备曾孙《成德墓志》载其为“有周之苗裔”[12]729、垂拱四年(688)成德之子《成忠墓志》载其为“先燕周成之后”[12]764,都在墓志中直接将祖源追溯至“周成叔”。还有其他胡族成氏家族墓志追溯“周成叔”用词也较为直接,如显庆四年(659)《成朗墓志》载:“周文王第五子成叔武即其先宗也。”[12]286成瓒家族咸亨四年(673)《周君妻成氏墓志》载:“自有周建社,画土封疆,分命启族,始于成叔。”[12]572通天二年(697)《成邑仁墓志》载:“其先出自有周,季历之孙,文王之子。”[18]这些皆直接自称其为周成叔后裔。以上成备家族墓志和其他胡族成氏墓志所见华夏祖源建构对象主要为成叔武,后期成氏墓志祖源追溯向“五帝”靠拢,如长安三年(703)《成恽墓志》载:“自姜源启派,析胤荣于本枝。”[12]1001大中元年(847)《乐君妻成氏墓志》载:“旧史云姬姓之后。”[19]这两方成氏墓志改变追溯其先祖原因可能与唐代官方大修氏族志有关,一批学者、官吏、士族大量搜集天下的家谱,与正史对照,辨其真伪,在此之前胡族成氏在墓志中并未明确表达其祖源与成氏华夏先祖之间的联系,或以防泄漏或泄漏后重新调整,成氏家族在唐中后期将祖源改追溯至炎黄五帝。

将胡族成氏墓志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胡族墓志相比也有不同之处。相较于胡族大姓墓志中华夏祖源建构对象多元化特点,成氏家族墓志基本集中追溯成叔武,只有个别墓志追溯黄帝、炎帝华夏先祖。而中古尉迟氏、宇文氏等胡族大姓在建构祖源时,追溯华夏先祖人物多样,有黄帝、神农、颛顼、夏后与姬周,没有统一固定的追溯情况,但也存在和胡族成氏在祖源追溯上类似的情况,例如鲜卑侯莫陈氏家族,在唐永徽三年(652)《侯莫陈毅及妻萧氏墓志》中家族追溯先祖由汉中山靖王胜改为追溯汉楚元王交,且后代成员墓志中祖源追溯基本认同这一祖源。少数民族对华夏祖源追溯不论是由多元趋于统一,还是较为单一的先祖追溯,都是其家族成员在华夏民族认同的过程中逐渐深化的结果,都是少数民族对华夏身份的认同。

大多胡族墓志在祖源建构上存在远祖与近祖两种祖源,远祖主要指构建的华夏祖源,近祖主要指其真实的民族记忆。如唐景龙三年(709)女皇武则天外甥《贺兰敏之墓志》载:“其先轩辕皇帝后也。(昌意封邑)幽都,为贺兰国公山下,因命氏焉。十四代祖伏,后魏桓帝(拓跋猗迤)时中,为北部左辅,姓西破,拜平朔将军。其后,轩冕赫奕,圭组蝉联。”[20]唐天宝四年(745)鲜卑素和氏《和守阳墓志》载:“始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尝居北地,逐丰水草以自恣适……其本为素和氏,后魏文帝分定氏族,因为和氏焉。”[12]1580凡此都在叙述其本身的民族记忆基础上对华夏先祖进行追溯,两种祖源并存。有的少数民族随着时间发展,民族记忆逐渐模糊淡忘,墓志上只追溯华夏先祖,如鲜卑乞伏氏家族墓志在追溯华夏先祖就有明显虚实交替的过程,由初期只强调自身祖源,到了《乞伏保达墓志》时,既强调其西秦王室后裔身份,又在此基础上追溯夏禹为远祖,到唐时期,乞伏氏家族墓志不再续写其真实祖源,只追溯华夏祖源。

成氏对祖源的建构并非是在两种祖源间不断地演变,而是较为直接转变为华夏民族身份,淡忘了自己原本的民族身份。成氏墓志从较早的开皇九年(589)《成罔墓志》开始就只追溯“郕权”华夏先祖,并未对其真实祖源进行追溯,这可能与胡族成氏并不是北朝上层统治阶级有关,其影响势力不能与皇亲国戚胡氏家族相比,其先祖也并未在十六国时建立国家、跻身上层,在门阀横行的北朝时期,胡族成氏没有得以彰显身份的民族先祖,故而为了提高身份地位将祖源直接追溯华夏先祖,借汉族成氏身份谋取政治资源。此外,胡族成氏从西汉到北魏中期,由西向东、沿北部边疆地区向内地活动,伴随频繁向内地迁徙,依附他族,其汉化时间较早,也有可能使其祖先认同并未表现出特别的胡族属性。成氏本身就存在汉族与胡族同字为氏的现象,不比独孤氏、长孙氏等本身就是胡族特殊姓氏,胡族成氏以此为便,借用汉族成氏祖先追溯将自身祖源直接追溯为华夏先祖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成氏在追溯人物方面没有像大多隋唐墓志那样,在叙述谱系时追溯前代名人。例如开元十五年(727)鲜卑于氏《于士恭墓志》载“汉太守于定国之胤”[12]88,追溯西汉丞相于定国;大历四年(769)独孤及撰其父《独孤通理墓志》载“出自汉世祖光武皇帝之裔”[21],自称汉代王室后裔;大和二年(828)鲜卑族《侯莫陈约墓志》载“其先为刘氏,实汉姓楚元王交之裔也”,以西汉宗室楚元王刘交为先祖[22]。成氏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可能与其身份地位飘忽不定、势力微弱有关,外加汉族成氏也没有追溯前代先祖情况,因此其在谱系构建上更为谨慎。

对于黄帝等华夏先祖的认同,一直是先秦直至近现代华夏祖源建构的主流方式。胡族家族根据自身情况追随历史的主流发展,以黄帝等华夏先祖为其祖源,在祖源的重塑之上借此建构华夏身份。

三、成氏家族墓志所反映出的民族认同观念

秦汉大一统以后,“华夷之辨”民族观深入人心,中原各族认为只有华夏民族身份建立政权方为正统,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取得中原政权合法性,开始在官方层面构建华夏祖源。北齐魏收在撰著《魏书》时,延续北魏政治体最终法定的黄帝祖源记忆模式,建构了拓跋鲜卑源自黄帝祖源谱系[23]。其后北周在以炎帝为祖源记忆的同时,刻意强调了炎帝与黄帝之间的关系,言“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7]1。北周的祖源身份建构,本质上仍然是对北魏政治体华夏祖源法统的延续。除官方修订谱系外,以孝文帝为首统治者还实行禁胡服、改姓氏、断北语一系列汉化改革,促进中原与边疆互动融合,但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并非全都是自愿认可汉族文化,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24]是对北魏汉化改革的猛烈反扑,少数民族还保留着浓厚的民族风俗与历史记忆。北魏时期虽然伴随着民族间交流与冲突,但这时少数民族已经开始构建华夏先祖祖源,隋唐以后,少数民族对华夏后裔身份逐渐认可,他们在心理上认为是华夏裔孙,只有对华夏民族身份认同之时,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的过程才算真正完成。

墓志中对华夏先祖的追溯则是民族认同最为明显的表现。这是因为墓志大多由其亲属书写或需经过其家族成员同意,更能代表其家族价值观。中古时期许多胡族墓志仍保留浓厚的家族记忆,但大多少数民族墓志在叙述祖源时都会经过强调民族身份到追溯华夏先祖的过程,表明其逐渐认同华夏身份。在北朝、隋、唐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古成氏积极致力于建构自己的华夏祖源,以期获得正统的华夏身份从而增强家族实力。成氏对华夏祖源的建构没有经过虚实之间不断地建构,而是较为直接借用汉族成氏祖源来标榜其华夏民族的身份,这表明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流交往过程中都是被动的。胡族成氏家族墓志对华夏先祖的积极追溯,反映出当时少数民族有意识地向华夏民族靠拢、积极转变民族身份的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氏逐渐融入华夏共同体,这一过程呈现出少数民族自觉地融入主体民族的历史进程。

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诸多少数民族墓志对黄帝祖源的构建,反映出华夏祖源已经超出最开始政治需求层面,而是不论政权怎样更迭,华夏祖源已经成为各民族所认同的共同记忆。在十六国至隋唐这段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对华夏先祖的追溯一直没有间断,少数民族以共祖方式创造新的民族记忆,凝聚新族群认同[25],是边疆与中原各族持续互动融合的有力证明。这种华夷共祖建构的历史场景,从其普遍性和深层意义来说,是内迁北族对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的内在认同。各族以华夏先祖为共同祖源的民族融合方式直接促进了内迁北族成员对华夏身份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最终使得华夏含义随之扩大。

四、结语

在开皇九年(589)《成罔墓志》中,胡族成氏已模仿汉族成氏,对其祖先追溯至“郕叔”,其后的胡族成氏基本认同这一祖先,其家族对黄帝祖源记忆的主动选择,是“天下一家”华夏身份认同的转变。成氏家族墓志中祖源追溯时间出现较晚且自身在祖源追溯语言上由隐晦转向直白,与其他胡氏墓志在追溯华夏先祖方面也存在差异。其一,在华夏祖源的记忆方面,成氏家族成员对华夏祖源记忆相对统一,追溯的先祖主要集中在周成叔武,而没有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存在多元的华夏祖源;其二,成氏家族的墓志中没有记录其民族记忆的来源,真实的民族祖源被掩盖了;其三,在叙述谱系时,成氏家族并没有向前代名人靠拢,而是将其追溯至周朝时期的华夏先祖。

成氏家族通过积极建构华夏祖源,展现了当时情况下少数民族积极向华夏民族靠拢并积极转变民族身份的态势,随后,成氏逐渐完全融入了华夏共同体。胡族成氏对华夏祖源的建构,凸显出少数民族自觉向华夏文化靠拢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在文化认同上逐步与汉族融合的历史趋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见证。

[注释]

①相关成氏墓志研究成果有刘森垚《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第65-69页;蒙海亮《成备墓志所见周隋地方经营——兼对北朝后期军功家族兴衰的思考》,《碑林集刊》,2016年,第96-103页;毛永娟《〈隋平远将军成洪显墓铭〉考释》,《唐史论丛》,2012年,第38-43页。

②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三匈奴诸姓“成氏”条云:“姑藏成氏出自匈奴介和王成娩之后,以名为氏,屠各族也。……又卢水胡亦有成氏,见常璩《华阳国志》。刘宋世宗时有酉阳蛮成邪财等起义攻郢州。是南蛮亦有成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