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潮”到“信仰”
——论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

王彦霞,刘 舸

(燕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时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这句经典表述字面上强调的是,十月革命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侧重谈及了十月革命的实践伟力。由表及里,基于历史细节的梳理,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句话还隐含着另一层深意,那就是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列宁主义最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学界常以马克思的名字首次见于中国文字为开端,即以《泰西民法志》一书1898年夏在上海出版为始,而作为中国报刊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则是1899年初上海《万国公报》121期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在中国的传播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时间断限为1898年马克思的名字首次进入中国人视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止的20多年时间,从传播主体、传播意图、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等方面来看,以十月革命为断限,明显呈现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一、1898-1917年为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只是西学东渐的诸多思潮之一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跌入前所未有的谷底,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开启了学习西方之路,经历了从学西方技术到学西方制度再到学西方文化的递进过程。于是,西方各种主义被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也作为诸多思潮之一传入中国。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立意基本延续国人“开眼望世界”以图存的倡议,而对于何种思潮与道路能实现这一目的尚处于披荆斩棘的探索阶段。时人所能做到的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将西方流行的各种思潮引入中国以供国人参考与借鉴,影响较大的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实用主义等,一时间让国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而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中国的,并且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

传播主体、传播意图呈现多元化态势。自1898年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出现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的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改良派人士。在1902年至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对马克思个人进行介绍,并且结合中国实际专门阐述了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他仅仅限于从译介层面谈论马克思主义,本人并不认可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中国找到出路,认为社会主义虽然“高尚美妙”,但实现起来没有“千数百年”断不可能。若此时鼓吹社会革命,将使生产不发展、社会不进步,“其亡国之罪,真上通于天”[2]。另一类是以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后来这些人多成为同盟会或国民党的成员。毛泽东曾指出:“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人在先。”[3]在同盟会成员中,朱执信较早地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1904年11月,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2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而且阐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节译了其部分片断文字,这是近代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翻译。次年6月,他又在《民报》第五号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指出“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4]。这里的马尔克即马克思的另外一个中文译名。但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并非基于信仰,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之指导思想和工具。其意图在于,为孙中山倡导的社会革命提供思想借鉴。“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5]在流亡海外期间,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学说不仅有了较多接触,还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思想共鸣,因而也积极热情地向国人加以介绍。他曾赞誉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中的圣人”“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褒扬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最彻底和最有心得”[6]。在孙中山影响下,其追随者如戴季陶、胡汉民等也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此外,还有留日学生马君武、旅居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人创办报刊,向国人热情地介绍马克思主义。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11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指出:“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7]1907年6月,刘师培夫妇在日本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正如1920年蔡元培在为友人李季翻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作序时所说:“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8]

从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来看,其价值立场呈现多元化态势,他们不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而是处于急切地向西方学习、向国人介绍各种思潮与出路的状态,这是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后一种自觉的反省与奋进,但是对于何种思潮适用于中国国情,尚处于学习与摸索阶段,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诸多外来思潮中的一家而已。

传播方式分散,传播内容简略。这一阶段由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特征,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留日学生、无政府主义者,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看似热闹,但因传播主体的价值立场与出发点不同,注定其传播方式只能是各自为战。不但传播主体与传播平台之间没有互动,在传播内容上也较随意和浅显,主要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生平简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笼统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片断译介,远未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博大精深与系统性。前文所述梁启超、朱执信分别刊发于《新民丛报》和《民报》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系列文章,就其传播内容而言,尚处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状态。因为这些文章连续刊载在相对固定的刊物上,并且两报有相互争辩的意味,在当时已属于较为集中的传播,这是极为个别的现象。此阶段更多的译介者与译介平台之间没有关照与对话,更不是一种有序的、有组织的规模传播。

在这一阶段,还有一种传播方式是以具体行动和演讲方式进行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孙中山。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以社会主义追随者的身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进行过会谈,表达了兴中会加入第二国际的愿望。在同年8月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还在各种场合热情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把民生主义同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0月,孙先生连续3天在中国社会党上海总部发表公开讲演。孙中山在谈及社会主义学说时,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贡献。“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9]506他还表示:“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9]523在这里,孙中山所言的“麦克司”就是当时马克思的中译名之一。孙中山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颇有兴趣和好感,但其阶级局限性决定孙中山不可能真正地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注定是狭窄的,传播效果自然是微弱的。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是与其他诸多西方思潮一同传入中国的,它们不分伯仲,为迷茫的中国人提供着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不同思路与方案,如同装在百宝箱里的各种工具一样,等待中国人选取和运用。在各种学说与思潮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它们不断被在苦闷中求索的中国人所讨论、质疑和否定。

二、1917-1921年为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改造中国之信仰

1917年,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并且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俄国布尔什维克用实践伟力让苦苦探寻救亡图存之路的中国人产生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目光与希望放在十月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上,马克思主义开始从诸多思潮中脱颖而出,在传播者那里它不再仅仅是一种思潮,而是被认定为改造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的工具以及一种政治信仰。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并且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一部分传播主体开始呈现信仰的趋向。十月革命胜利后,时任北京大学图主馆主任的李大钊备受鼓舞,热情赞颂俄国革命,在1918年7月至11月间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积极向国人介绍和宣传俄国革命。他指出,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社会主义革命彰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只能顺应,不可抗拒[10]。同年冬,他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9月,他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青年学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在李大钊影响和带动下,以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有了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改造中国社会工具而加以信仰的明显倾向。1919年9月,李汉俊翻译了日本进步人士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满腔热情地欢呼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劳工运动相结合已成为世界思潮之方向。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必然也要随着世界思潮之方向发展[11]。1920年8月,蔡和森得出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2]28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俊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不仅仅是开眼看世界的一种探索式学习了,而是把它作为思考中国出路和指导革命实践的认识工具来对待了。同月,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表示,中国“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12]30。同年11月,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谈到信仰的重要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3]毛泽东在信中提及的“主义”就是指大家共同的信仰,它如同旗帜,对革命者与追随者起着汇聚与引领的作用。

传播内容更加系统全面。俄国虽跻身帝国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刚刚起步状态,农民数量占比依然最高,产业工人力量尚不壮大,这些国情与当时的中国具有相似性,其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自然在中国人心目中产生了与众不同、更为明显的效应。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表达对俄国革命胜利的祝贺,加之国内革命受挫,孙中山逐步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援助的幻想,转而采取联俄政策。与之相应,其追随者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也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向往,推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较为系统的传播与研究。从1919年下半年始,他们陆续发表《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革命!何故?为何?》《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一系列文章,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和革命现状。另外,还有一部分无党派进步人士,如张西曼、陈溥贤、沈玄庐等,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张西曼早在1911年就远赴俄国留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翻译了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19年应邀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成为北京大学宣传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先锋。1919年4月1日起,陈溥贤利用《晨报》副刊平台连续对马克思进行报道,称其为“近世社会主义鼻祖”[14],激情地讴歌马克思奋斗的一生。1919年5月5日,在马克思101周年诞辰之际,陈溥贤在《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该文与李大钊同时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呼应,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传播的序幕。这一时期,传播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均有涉及,与前一阶段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传播呈现出更加系统而全面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用来指导实践行动。最早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哈尔滨和中东铁路工人成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系列斗争。而最早与李大钊会见的俄共(布)党员纳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就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常常通过中东铁路往返于苏俄和天津之间,向学生组织介绍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作用,这无疑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迎来一个新的高潮。“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大了。几乎所有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15]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思想启蒙家陈独秀也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身上独具的传教士般的思想魅力和烈士般的实践人格,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5月1日,他创立并担任主编的《新青年》7卷6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纪念由恩格斯倡议而确定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专号发表了蔡元培“劳工神圣”、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还刊登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系统介绍国内外各地劳苦大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同月,陈独秀于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等刊物,宣传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9月在《新青年》8卷1号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著名的《谈政治》一文,将资产阶级民主解释为资产阶级专政,并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战争争得劳动阶级的权力,才能避免“德莫克拉西”成为“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16]。这些日程紧凑的一系列实践活动,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为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列宁主义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实现从“思潮”到“信仰”的转变

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阶段,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十月革命为断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这个转变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原因,要归功于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取得的十月革命伟大胜利。

第一阶段各种思潮传播的积淀作用与十月革命爆发于恰当的时机。如果没有第一阶段各种思潮的传播以及对各种思潮论证甚至实践失败的经历,就不可能有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局面的根本性转变。可以说,第一阶段各种思潮的传播是量变的积累过程,十月革命的爆发催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如前文所述,十月革命前,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攻势下,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尊严与文化自信丧失殆尽,不甘心被压迫的中国人开始“开眼望世界”,从学习西方技术开始,到学习西方制度均以失败告终,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风气大开,于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内的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可以说,当时中国人面对的是琳琅满目、甚至有些混杂的思想大杂烩,确实无所适从。这时,十月革命胜利以恰当的时机,如同一声突如其来的“炮”响惊醒了迷茫徨彷的中国人,其指导思想之渊薮——马克思主义也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走进了先进中国人的视野。

中俄同属“落后东方国家”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人主动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吸引了中国革命先驱的关注,那么当时中国和俄国相似的国情才是让中国人最终理性选择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俄国当时虽然跻身帝国主义阵营,但属于这个阵营中最贫弱的国家。具体而言,在俄国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尚不充分,但其生产方式的野蛮和残酷特征已显现,并且使社会矛盾极为对立,这与中国农民占人口比例高、产业工人队伍尚不壮大、人民大众身受三座大山压迫、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基本国情相差无几。同时,俄国在地理位置上横跨欧亚大陆,但其国家特征便偏向东方国家。它和中国一样,在历史上经历了较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两国共同具有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小农意识浓厚和前资本主义特色突出等特征。这些国情的相通性以及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革命先驱最终奉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

列宁对中国与世界革命问题的论述使中国人产生强烈共鸣。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有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以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发行的《列宁论中国》为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列宁已有20多篇文章涉及中国。其中,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让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感同身受,列宁讨论革命出路时立足俄国具体实际,诸如村社制度、农奴制度虽在俄国已废除,但农民的力量仍举足轻重,和中国国情也高度契合。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站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高度,关注落后民族国家的命运,认为帝国主义压迫使落后国家必然与帝国主义形成价值上的对立,而落后国家因为贫弱只有进行无产阶级大联合才能求得生存,这无疑给救亡图存路上不断受挫的中国人以新的希望与信心。其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使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二元社会性质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精神上产生与列宁主义的强烈共鸣。列宁主义以列宁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指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实践,增强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并且通过学习列宁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苏俄和共产国际以友好的平等态度和实际行动加速了在中国早期传播实现从“思潮”到“信仰”的转变进程。十月革命爆发后两天,1917年11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就报道了十月革命起义的准备情况,随后《民国日报》《申报》《中华新报》《时报》《晨钟报》《顺天时报》等均报道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中国很多仁人志士表达了对十月革命胜利的同情与赞赏。1918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效之,虽于兄意未有当,亦聊以通其狂感耳。”[17]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次年,五四运动爆发,国内各地出现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7月,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使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除了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主要内容外,还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被列强平等友好地对待,与西方列强盛气凌人、贪婪龌龊形成鲜明对比,强烈地刺激到中国人的神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俄政府这种“特立独行”使得马克思主义真正地走进中国人的内心,并且成为中国革命先行者唤醒中国人的旗帜。

除了苏俄政府发表宣言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与关注外,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于1920年3月直接派代表维经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等到中国帮助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给《新青年》提供直接的经费支持,还源源不断地提供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例如,《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存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国际提供了大量书籍底本,为专栏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容支持。维经斯基在回国前,还与陈独秀、李大钊多次谈到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准备工作。鉴于中国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共产国际于1921年6月又派出马林、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直接促成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列宁主义以其产生土壤与中国的相似性、恰当的时机、友好主动的姿态和具体行动使彷徨中的中国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并且逐渐将其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正是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从学理走向实践,从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群众,从象牙塔走向民间。正如蔡元培所言:“俄国多数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18]这里借用毛泽东一个比喻,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星星之火,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燎原之势,不仅以此为指导思想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开启了指导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从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民族的命运得以改变,中国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