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永平府地方民众闯关东缘由探究
——兼论乐亭呔商的形成过程

周景宝

(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第一管理所,北京 100039)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畿东霪雨多日,滦河盛涨,下游州县发生洪涝,村庄屋宇倾圮无数,沿河庄稼被淹无收。翌年十月,圣祖玄烨就置仓救济灾民之事,给大学士、六部九卿发了一道谕旨:“设立社仓,止一年可行。若年久,便不能行。朕甚留意此事。李光地为巡抚时曾试行之,因难行,至今尚未具奏。张伯行谓知府谢赐履称,永平府属州县从前俱有社仓,今年春间乏食,将仓粮借出,民甚赖之。既然如此,永平府所属地方民人缘何流往盛京?”[1]玄烨的谕旨,除了指责朝廷大员及地方官吏办事不力以外,还明确提出“永平府所属地方民人缘何流往盛京”一语,这足以说明最迟在那个时候(或早些时候),永平府已经有民众流往关外了,这当是历史上永平百姓进入东北的早期确切记载。

若干年来,国内学界对于东北移民的论述甚多,研究成果丰硕。但具体到昌黎、滦州、乐亭3州县的相关论述,由于起步较晚,资料有限,虽有一些突破,但成果不多。例如:2010年出版的《呔商之路》中认为昌、滦、乐民众闯关东的原因:“一是旗人圈占土地,二是自然灾害频仍,三是东北地区开禁。”[2]另外,韩建伟、周京晶、冯科著《呔商文化:冀东商业史上的一朵奇葩——呔商的历史命运及其当代价值》[3]、王昊著《呔商文化兴衰的历史探究——以同记商行为例》[4]中皆有类似说法。这个结论比较简略,尚有可商之处。笔者不敏,现据永平七属方志(以乐亭县方志为主,其他州县为辅),同时参照部分清代史籍、文集、专著等资料,试对圈占土地、自然灾害等问题作出初步探索,以期完整地再现这段史实的多层真相。错误之处,祈盼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满跑马圈占,民安土重迁

满清入关后,统治者为了击溃大顺、大西和南明诸王等政治势力,在经济上满足“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的生活需求,对土地进行了疯狂掠夺。始在近京300里,继之在近畿500里的几十个州县之内,大规模的圈占土地、房产,也就是后来民间所传的“跑马占圈”。永平府位于畿辅以东,首当其冲。第二次圈地范围即扩展至滦州等地。第三次主要圈占宝坻、香河、滦州、乐亭4州县土地,数量相当巨大。

据明代方志记载,至天启二年(1622)春,乐亭县查得“实在粮地八千一百三十二顷八十二亩二分六厘三毫五丝”[5]3。鼎革之后,这一数目缩水为“八千一百三十二顷七十九亩八分零”。这8 132顷79亩8分,其中有上地7 985顷45亩2分,中地101顷3亩5分,下地46顷31亩1分。折算之后,额定乐亭县地亩为“八千四十七顷五十四亩八分零”。

清代方志记载了顺康年间6次(其中一次为“圈给僧道香火地”)圈地过程:“顺治三年,差满官毕圈去地一千四百七十五顷三十一亩八分零;又圈给僧道香火地一十七顷七十一亩。四年,差满官顾圈去地五千六十四顷六十亩四分零。康熙六年,差满官□圈去地一百三十六顷一十五亩。五年十二月、六年二月,差满官贾圈去地六十五顷八十亩。通共圈去民地六千七百五十九顷五十八亩四分零。”(按:刊本文字标点均为笔者所加,下同)

圈地的同时,带地投充者应运而生。县志中也留下了当年6次较大规模带地来投的实况:“顺治三年,投充镶白旗下刘汝桐等带投地一十七顷六十四亩。四年,投充镶白旗下张可祖等带投地八百五十顷四十四亩二分零。六年,投充正白旗下贾应正等带投地六顷四十亩一分零。七年,投充正黄旗下李思秋等带投本县地四十八顷五十四亩。十年,户部将带投地复圈与正蓝旗下地三百三十六顷一十一亩;又审断归与正黄旗下刚阿太地六顷四十四亩。通共带投去民地一千二百六十五顷五十七亩三分零。”经过圈地、投充后,乐亭县“实剩民地二十二顷三十九亩一分零”[6]7-8。从8 047余顷,骤减至22余顷,仅是原额定的2.78‰。圈地范围波及顺天、保定、河间、永平、易州、遵化等府、州所辖42州县,顺天、永平、遵化3地即有十几个州县的民地遭圈占。圈地的后果不仅使关内各族人民遭受巨大灾难,也使当时十分凋敝的社会生产受到进一步的摧残,大大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为了缓和矛盾,安定民心,统治者对民间土地被圈占者作出了“拨补”规定。通过新收旗退地、收首占地、收拨补地、收额外退首拨补地、收额外垦荒地等项,乐亭县实有土地数量,“额内地:圈投后存剩地亩二十二顷三十九亩一分零;积年退首地六百一十五顷六亩七分零;积年拨补地亩三百四十一顷九十三亩六分零。共该地九百七十九顷三十九亩三分零。额外地:积年额外退首、拨补地亩四百四十九顷五十五亩三分;积年额外垦荒地九百九十九顷二十九亩八分零。共该地一千四百四十八顷八十五亩七分零。统共额内、外地亩共该二千四百二十八顷二十五亩零”[6]16-17。就这样,经过圈地、投充以及“拨补”等项后,乐亭县的土地数量已经恢复到原额的30%了。

那么,圈地之前乐亭县的人口数量是多少呢?“天启年户:三千一百七十九,内民二千一百九十五,军八百三十八,杂役一百四十六;口:七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内男四万五千一百六十二,军八百七十三,女三万一千七十七。”[5]2地方志记载的人口、户籍数目,因与征收税赋相关,故县官或有少许隐瞒。在此,暂按全县总人口77 112人计算,以前揭史料中“折算之后额定地亩”数目平均,可以得出乐亭县人均土地达到10.44亩。乐亭县圈地以后的人口数目,乾隆三十八年(1773),乐亭县“民户三万七百三十一;男:大口五万六千一百二十,小口二万六千三百五十三;妇:大口五万四千五百八十六,小口八千七百八十四,共男、妇大小口十五万五千八百四十三。”从明末的77 112人发展到乾隆中期的155 843人,数量增加一倍有余,人均土地减少一半,降为5.16亩。人口大量增加,远远大于耕地扩大的速度。“道光二十三年,共三万五千三百户,男女大小共十九万四千二百口。光绪二年,共四万七百三十户,男女大小共二十一万零七百口。”[7]784-785光绪年间乐亭县人口数量超过21万,人均土地便只有3.82亩了。

圈地之后,民间仍藏匿着部分黑地,属于欺隐漏登,未入官府稽查范围。依靠这些黑地,再加上那些名目繁多的“拨补”返回的地亩,百姓精打细算,吃苦耐劳,能够维持生计。再者,被圈旗地或庄田,也需要当地农民租种,“且地居甸服,圈给居多,民可执为世业者不过十之二。然勤力合作,差足赡其身家,况旗庄赖民以耕,民亦因以糊口,交相籍也。今仅稽之版图,有圈、有退、有拨补、有带投,详而志之,可以知民依之所在矣”[6]6。

乐亭地方藏匿黑地的数量,向来就是一笔糊涂账。至道光初年,清廷调查直隶官荒地中的可耕之地,准备升科。难于耕种者,拟另作他用。直隶总督蒋攸铦于道光三年(1823)八月十八日奏称:“乐亭县海退地又多丈出三千余顷。”[8]414可知乐亭地方的黑地,数额着实不小。

自耕农由于经营规模小,经济力量薄弱,难以致富,只得精打细算,以家人的辛勤劳作来维持生活。相对来说,在耕地不足的条件下,有地可种,自食其力,或者从事一些其他经营,是可以得到温饱的。佃农的生活则充满艰辛,过着无自主权的贫苦的生活。由于深受“安土重迁”传统心理的影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总要想尽办法,使尽力气,自己解决。

据《清圣祖实录》顺治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条:“奉天府府尹张尚贤疏言:河西锦州、广宁、宁远地方,有佐领一员协管,或属永平,或属奉天,其间流民甚多,入籍甚少,应改为州县收募为民。又,近有流徙人犯修造工程赎罪之例,有力者已认工程,无力者应准招民赎罪。若得数千家,立为京县,实万年根本之图。下部议。”[9]98“流民”进入东北,一般先至锦州、奉天一线。至于气温比较寒冷的长春,在乾隆朝以前,直隶民众鲜有北上者。这条史料表明至顺治十八年底,关外锦州等地的“流民”与“流徙人犯”的数量,尚不足千家。据此可以推知彼时因圈地原因,昌、滦、乐地区进入关外的百姓较少。换言之,圈地并不等于农民大规模失地,也不是民众闯关东的主要原因。

二、水灾频仍,百姓流离出关

滦河上游为闪电河,闪电河上源有北、南两支。北支源于承德市丰宁县小梁山南麓,南支源于界牌梁。两支合流后进入内蒙古高原,至多伦有黑风河注入,水量增加;至大河口有吐里根河注入,水流骤变。进入中游河段后,河流迂回曲折,穿行于深山峡谷之间,汇集燕山、阴山东端众多河流,水流湍急。滦河经潘家口穿过长城进入唐山市境内,至迁西县罗家屯进入下游河段。流经迁安市,在南丘村南接纳青龙河后进入滦县,经滦南县继续南流,在昌黎、乐亭两县之间几经摆动,于兜网铺注入渤海。滦河中游以上属山区、丘陵区,多为深水河槽,水势湍急;下游为平原地带,为沙质河床,主河槽摇摆不定,两岸多坍塌,易于决溢。

清沿明制,永平府领1州5县。卢龙、迁安、抚宁、昌黎4县外,滦州领乐亭县。乾隆二年(1737)二月,直隶总督李卫奏称:“直隶永平府之山海卫……似应裁改设立知县、典史,专理民事、捕务,方属有益。”[10]所谓“专理民事”,主要是加强汉人出关管理事宜。由此又设置临榆县。至乾隆八年(1743),调整为永平府领1州6县: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州、乐亭、临榆。

康熙五十四年能够惊动当朝天子的那场大水,范围甚广,“冬十月丙寅,……诏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宣化今岁雨溢,谷耗不登,所有五府应完五十五年税粮,悉蠲除之”。翌年闰三月,“发京仓米二十万石赈顺天、永平”[11]288-289。天灾人祸频仍,加快了百姓“流往盛京”“逃关东”的进程。自此之后,每经过一次水旱虫雹之灾,昌、滦、乐一带都会有许多百姓,扶老携幼,流离转徙到东北谋生。

康熙五十四年的水灾,玄烨皇帝虽然免了永平等府的地丁钱粮,却仍放心不下。十二月二十六日,又上谕户部:“唯是去年雨水过溢,田亩间被淹没,朕深加轸惜,蠲赋平粜,转漕分赈贫民,使不致失所。今者虽复有秋,然仅足支一岁之用,恐来年之输将尚多难继,是必再沛恩膏,始可大培民力。著将顺天、永平两府所属……州县所卫,康熙五十六年地丁银二十六万四千三百三十六两零,米豆高粱二万一千六百四十六石零,草九万四千九百五十束零俱通行蠲免;所有历年积欠银九万三百九十六两零,米豆高粱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五石零,草八万四千四百七十束零,亦并以豁除。尔部行文该督,严饬所属,实心奉行,俾遐村穷谷,均沾德意。倘有不肖有司,借端蒙混,私行征收者,察出定行从重治罪。尔部即遵谕行。”[12]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云南赵州举人师范陪同父亲同至石碑盐署(治今河北省乐亭县马头营镇石碑村)客居。在乐亭期间,师范几次目睹洪水来袭时的状况,后写成《秋涨行》:“七月十八夕未夕,妇子相对少人色。簷前降雨甚翻盆,海云塞天天尽黑。紫电煌煌金蛇飞,蛟龙起杖雷霆威。裹头强卧吾不敢,屋瓦欲倒灯无辉。车腾马骤声何处?青滦决岸横奔注。才闻街南漂大宅,又报街东没高树。是时倏霁残日明,小船破浪墙罅行。累瓶架木安老稚,四面水声围哭声。此事平生未到眼,平地成川涨不浅。秋禾半熟棉满田,纷纷一概归席卷。我庐无恙撑西风,虾蟹来游小院中。但念编户饥寒迫,十家九家逃关东。”[13]这首长诗就是当年的实录,如今读来仍让人触目惊心。

嘉庆八年(1803)五月,清廷议定章程,“东北三省地方,为满族根本重地,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而私恳地亩,致碍旗人生计。命酌定章程,停止直隶、山东等地民人携眷出关谋生。如遇荒年贫民需出关营生者,应由该督、抚据实陈奏,侯旨允后,始准出关。”[14]统治者对流民进入关内,实行外严内宽、刚柔相济的弹性政策,一方面三令五申禁止携眷民人出关,一方面又网开一面,对单身民人或灾民出关,即查验放行。

嘉庆十六年(1811)八月,直隶总督温承惠奏称:“蓟州、文安、昌黎、乐亭、天津、青县、静海、沧州、庆云、玉田等十州县,于六、七月间,连次大雨,各河水势涨发,沥水渲泄不及。”[15]“十六年滦水大发,洪波迅湍,势不容遏。城北庄坨堰崩,水由东注至蔺家沟,与旧河通。侯家河决开一口,直冲西关,南与海通。西关后支流一股,由蔡家河与老河通。河西马城北亦有开决处,故滦、昌南界尽被水灾。乐邑四门皆为水困,登城四望,一片汪洋,车马路绝者数月,惟舟可以来往,滦水之灾至此极矣。然非数股分流,其害尚有不可胜言者。八月之后,诸乡庐舍虽存,院墙萧然,家无盖藏,人有饥色。十月初,妇女遍野皆以掘草根度日,见之惨然。穷苦之家生无衣食,死无棺木,道殣相望,至有鬻妻卖女者。十七年春,逃荒之人屯聚山海关,填衢塞巷,问之皆昌、滦、乐三邑之民。官吏不容过,有‘拥挤山海关’之谣。”[7]910-911这场大水发生的时间,正是关外封禁时期。面对蜂拥而来的人流,地方官需要根据灾情轻重、人数多寡,再甄别核对、登记造册,经请示督、抚后,方许出关。故一时人满为患,闯关路上人流络绎不绝。

三、永平乏粮,关东垦荒

东北地区纬度较高,冬季漫长寒冷,夏季短促温暖,农作物生产期短。清代以前,当地民众多牧猎为生,荒地基本没有被开垦,因而农业未能得到发展,粮食不能自给。清代以后,作为满族统治者的“发祥之地”,在官府的推动下,农业生产逐渐取代游牧狩猎,土地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开发。由于关内农民大量出关开垦,耕种面积快速扩展,再加上汉民带去的先进耕作技术,至乾嘉时期,关外地区粮食产量提高,不但已经自给,还有大批余粮可供应关内地区。

自古以来,滦河下游一带人口不足,土多碱质,垦辟有限。“滦之农地,甚卤裂,种唯一,易浅耕而寡薅,无陂塘以溉润,旱则待槁尔。《神农》二十篇、《宰氏》十七篇皆不之谈也。而亦能营营卒岁,其人稀而土广哉。”[16]历代兵连祸结,水患频仍,百姓靠天吃饭,生活水平低下。至明后期,还存在大量荒芜闲散土地有待开发。至清乾嘉时期,永平一带经济作物与手工业都有所发展,虽然粮食仍不足自给,棉布的生产却有了较大提高,“经商贸易,恒往来关外,列肆称贾者,亦惟以布粟为重,无他异物。”[17]“地近边关,邑之经商者,多出口贸易。……至列肆称贾者,土著多,客民少。城堡市集皆有定期,遇期远近毕聚,日夕而散,所易不过布粟鱼盐之属,无他异物。而布粟市者尤众,粟则来自关外,以资邑人之用,布则乐为聚薮,本地所需一二,而运出他乡者八九。”[6]14到了咸同年间,永平府缺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改善。且直隶全省粮食也是自给不足,需从关外或口外解决。

清代盛京总管内务府档案记称,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直隶所属临榆、丰润、乐亭、滦州等县民人拖欠义州官铺银1 600余两。上述欠户北始直隶,南至江苏,其中以直隶人最多,他们多从事关内外的货物贩运,主要是粮食贩运[18]186。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存在差异,年景丰欠不同,使得民众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日益频繁,调剂余缺,以有易无。在商业贩运中,粮食的流通量也是最大的,故粮食贩运成为当时利润最大的交易活动。

乾隆五十三年(1788),奉天府所属广宁等7城被灾,经兵部尚书、署盛京将军庆桂查奏,业经加恩蠲赈。翌年又加恩展赈一月。三月十一日上谕:“至锦州所属地方,虽询据庆桂该处上年并未被灾,但向来锦州等处所产米粮,俱贩至永平售卖。今据刘峨奏永平地方因上年盛京贩运稀少,市价稍昂,永平商贩转有载米出关之事,可见锦州、宁远一带户鲜盖藏,民食究不能完裕。”[8]310直隶总督刘峨曾任乾隆三十六年永平知府,深谙当地民情,得知永平地方出现的粮食“返销”问题,便及时向清廷奏报。

乐亭举人史梦兰在《海上词十首》中记有粮食贩运之事:“粮艘商船聚丛丛,十九坨前水路通。斥卤无须问丰歉,全家温饱仗关东。(本地所产禾麦,恒不敷用。濒海尤斥卤,不堪耕种。一年口食,全恃关外)。”[19]方志中也有记载:“倘年谷难望顺成,且地隘人稠,糊口之资每籍关外、口外水陆转运,粒食维艰。”[7]104-105“县地狭人众,而农产必要条件之土壤又多咸质,不适耕种,全年物产,仅足敷县民半年之用,其他则非仰诸外地不可。因此,一般人农,因迫于生计,多赴关外经商,以应生活急须。”[20]清廷为了解决关内各地缺粮问题,一再宣布取消关外谷物贩运到关内的禁令。

永平濒海,利用船只运粮,已成轻车熟路。“自咸丰年后,大庄河民船出海,自运关东之粮,接济沿海一带,粮价稍平。”[21]138宣统二年(1910)春,乐亭大饥,饿殍遍野。潮音寺住持法本大师“运米三百二十石、制钱三千缗赈济沿海贫民,全活甚众。”[22]45这“运米三百二十石”,是从何地运来的?方志并未明言。若参照上述史梦兰的诗文,也应是从关外运来的。

除此以外,人工长距离贩运,也是一种重要的流通方式。将永平盛产的棉布、日常用品等货物,运到关外换成粮食或部分原材料后,返回昌、滦、乐。运输工具的改善,也为长途贩运提供了必要条件。“地非通区,故无富商大贾。若粟米,则籴于关东口外。”[23]“粮行收粮,除秋成后由集市收入外,由奉天运来。”[24]“惟西自古冶、开平,南至稻地等村庄,厥土黄壤,宜六谷。然地狭民稠,生者不敌其所食,转资给于关东口外之粮。”[21]138

上述史料表明,永平七属民众多次赴关外从事粮食贩运,具体数字虽然未见记载,估计应该不会太少。运输方式包括水陆两运。民以食为天,粮食贸易成为商品交换的主要内容。

四、地缘纽带,民情相通

皇太极时期,后金政权数次入关劫掠。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南侵,绕道蒙古,破口入塞,进攻北京。督师袁崇焕亲率骑兵入援。双方几次交锋,后金兵败。翌年正月,明失陷永平、滦州、遵化、迁安4城。三月,皇太极回师沈阳后,留军驻守永平等4城。至五月,明军陆续收复上述4城。后金入关的主要目的是劫掠人口,故永平之役后,“上(皇太极)问是役俘获较前孰多,对曰:‘此行所获人口甚多’。上曰:‘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11]32这些被掠人口,大多为青壮年,家中或有年迈双亲,或有妻室儿郎。此处虽未有明确数字记载,但后金军劫掠大批人口与财物而归应是无疑的。

清军入关时,原居住在辽沈地区的满汉民众以及数次被掠人员,也被大量驱赶入关。八旗兵丁中已有家口的,即随军入关。这致使辽沈人口锐减,土地大量闲置,关外经济发展一时处于停滞状态。满人天性素不习农。为了恢复地区经济,即鼓励汉民进入垦荒。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置辽阳府及辽阳、海城2县。十四年(1657)四月,又调整行政区划建置,省辽阳府,改为奉天府,驻盛京城,仍以辽阳、海城2县隶之,用以招徕内地汉民。清廷实行了宽松的招徕政策,如首先动员入关在内地各省居住的原关外汉人返乡,开垦荒田,并以土地面积开垦多寡作为授官加级的条件,明确规定能够召来百家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优惠的奖励政策,使得大量流民潮水般涌入清廷的龙兴之地。

面对蜂拥而来的人口,清廷又产生了新的忧虑。吏部认为招民授官的方法,有碍考成。“工科给事中李宗礼疏言:各官选补,俱按年分轮授。独招民百家送盛京者,选授知县,超于各项之前。臣思此辈骤得七品正印职衔,光荣已极,岂在急于受任。请以后招民应授之官,照各项年分,循次录用。上是之。随谕吏部,罢招民授官之例。”[9]314由此开始,清廷开始限制汉民流入盛京及辽沈地区。至乾隆年间陆续出台禁令,实行封禁政策。实际上却是禁而不止,放任自流。因为旗人庄主需要大量的劳力,地方官也希图招民垦地,以增加税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从增加财政收入和抵御沙俄侵略的需要出发,对关外的封禁逐渐放松。吉林将军富明阿等同治九年(1870)五月十九日奏:“至直隶、山东等省逃往吉林难民尤须随时稽查,妥筹安插。”[8]522无数“流民”北上,进入长春、吉林地区。

永平府与辽东具有天然的地缘关系,两地民俗和语言有诸多相似之处,而且徒步即可出关,故汉民私自流入,甚是方便。乾嘉时期,清廷尽管屡颁禁令,并不能阻止关内各省民众入关。关东沃野千里,地广人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到东北来的流民,山东省以登州、莱州、青州占多数,大都‘泛海’登陆辽东;直隶以天津、保定、滦州、乐亭等府县占多数,大都‘闯关’走辽西。因灾荒而流徙东北者,往往是人走家搬,老幼残孺均在其内,一路之上‘道殣相望’,贫困至极。到达东北之后绝大多数落户乡村,或者投身于旗人户下受雇为佃,或者落居荒原搭盖窝棚、马架,然后呼引亲朋,聚族聚姓而居,形成村落。特别是东北处于待开发地区,人烟稀少,有利于逃荒农民谋生。”[18]157-158那些先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东北的汉民,逢此良机,也纷纷与家乡沟通信息,介绍职业。“山海关自准令贫民出口之日起,共放出四千六百余名口,俱系前赴盛京、吉林所属地方谋生。上年系丰收年分,查无一户回籍进关,皆由边外地尽膏腴,俱各耕种营生。虽前定章程,应于成熟后饬令回籍,而该贫民等安居乐土,不但不肯回籍,抑且呼朋引类,日积日多。”[25]在永平家乡的人们想方设法,投亲靠友,出关垦地经商成了解决温饱和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而且在心理上,他们与关东或有一种更为亲近的联系,感觉到关外很容易找到落脚之地。

乾嘉以降,东北地区胡子(土匪)猖獗,明火执仗,打家劫舍。例如,李大钊的大祖父李如珍,青年时期远赴关外“住地方儿”学作买卖,后在东北长春、万宝山等地经营杂货铺,做过行商,“冬天到关外去,第二年春天才回来,辛辛苦苦积攒下几个钱。后来,在关外挨胡子绑,受了惊吓,才把买卖收拾了”[26]。可以看出,如果遇到某些危难情况,难于安身立命,有的商人就会回流,返回家乡。

五、游民就业,老呔趋商

关内汉民流往辽东后,主要从事垦荒种地以及手工业经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村落的兴起,以杂货商为形式的商帮开始出现,

鼎革之后,清廷对前往辽东从事贩卖的商贾,一贯采取优遇政策。“所有商贾、工匠及单身佣工三项为旗民所资籍者,准其居住。”[27]当时东北土著人极少有贸易行为。为维持生计,昌、滦、乐民众开始从事贩卖活动。虽然他们贱买贵卖,逐利维生,但这些活动还是促进了农业商品化。

据清代盛京总管内务府档案:“盛京内务府官誉隆于乾隆十六年(1751)九月借官布铺银1 200两,十月借官钱铺银726两2钱。乾隆十五年(1750),盛京官铺往外贷借款达银90 000余两,欠户24人,其中除4名是东北人外,其余都是关里人:直隶永平府临榆县杨子崇欠银11 932两6钱8分、杨子远欠银12 295两、张玉儒欠银1 234两1钱2分、张玉环欠银1 500□□□□、慈亮公欠银297两1钱1分、赵尊吾欠银748两、王重一欠银1 200两、郭饬阡欠银200两、洪济主欠银64两2钱7分、石素先欠银78两2钱6分、韩秀生欠银59两5钱、郭祥生欠银92两、沈汉公欠银36两4钱8分、吕信唐欠银12两7钱,抚宁县王绳武欠银2 920两、陈仁公欠银2 500两,乐亭县张啸瞻欠银3 964两。”[18]186档案记载,早在乾隆十五年,乐亭商人张啸瞻就已在盛京经商了,而且规模较大。由于条件有限,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呔商的史料。近有地方学者认为:“呔商‘闯关东’赴东北经商的起步时间应为乾隆早期,定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不为错。”[28]显然,这位学者也是依据上条资料作出的结论。但是,资料显示在借贷业务中,商人贷款数额已达1万多两,应该不是一时半刻拖欠的。故这个“起步时间”,当早于乾隆十五年。

翻检昌、滦、乐地方史志,亦有部分零星记述:“滦人习贾在本地者十之二三,赴关东者十之六七,沈阳、吉林、黑龙江三省之地皆至焉。虽远贾必归,鲜流寓于外者。每岁获资,以赡家口,是以贾补农不足也。”[21]138“县中富家无多,故鲜大资本营生。然贸易关东三省者,各村皆有。”[29]“邑为辽沈孔道,商贾类皆取道于此,然无留者。凡贵重华美之物,非俗所尚,故鲜奇货。而土人之商于关以东,经数岁或数十岁不归者,往往而有。”[30]“若邑人出外贸易,率多在东三省,交易公平,存古道焉。”[31]

康雍时期,盛京地区地旷人稀,流民至此,可就地安置,无需北上。乾隆年间人口快速增长,人地矛盾突出,生计压力向边疆地区传导,进入长春、吉林的人口数量与日俱增。乐亭藉的刘新亭、张希孔等就是如此。刘新亭,“为人沉着有毅力,耐劳苦。时值关外(东北)长春、龙湾(今农安)一带,招恳开荒。开轩趁机以大车从马城购买土布及炉上庄锄板运至垦荒区销售,回运其地特产油、麻、烟叶、蓝靛(植物染料)转销京、津各商埠。十数年间累资数百万,家业大兴”[22]356。张希孔,“木匠出身,因家贫生活无着,带领两个弟弟沿路乞讨,来到船厂(今吉林)一家木匠铺当杂工。……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积资万千成为东北知名富商”[22]92。

黑龙江地区气候严寒,距离内地较远,但后来流民也趋之若鹜,形成规模,如乐亭藉的武百祥等人。武百祥“幼时家境贫寒。1892年他随舅父赴长春学生意,1901年到哈尔滨做小本生意。……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武百祥又在哈尔滨道外商业中心区连续开设了几座新型工商企业——同记工厂、同记商场、大罗新商场、大同百货商店。在哈市第一个创办‘以商兼工’的产、供、销三位一体的联营企业。当时他已拥有工人、店员两千余名,年获利白银32万两,成为一个名震关外的民族工商企业家”[32]。

刘、张、武等人的创业经历,打破了昌、滦、乐民众“耕读传家”的固有观念。“乐邑负海,自金大定间治以县沿不改,地多硗斥不任耕,俗杂剽悍,族居譶羼。稍有志者,多逐末于外,以其赀归。”[33]经过耳濡目染以及从众效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纷纷效仿,农民的陈旧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呔的商品经营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已经认识到生产目的不只是为了维持再生产和填饱肚皮,也是为了发财致富。“乐亭县闯关东做生意的乐亭人,前后达10万之众。清末民初,乐亭人在东北经商发展到鼎盛时期。30年代,东北90%以上的县市都有乐亭人开的买卖。全县几乎村村有人在东北‘住地方儿’。据1932年的调查,全县商户达5 983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3.7%。”[34]农户的经商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六、小结

永平七属进入东北的汉民有如下几种类型:被后金劫掠人口的亲属后裔,获得造册报部批准入关的百姓,逃难的灾民以及通过其他途径“闯关”的人员等。以往学界对于清初圈地的后果有夸大之嫌。在跑马占圈过程中,昌、滦、乐附近亦有部分农民倾家荡产,漂泊关外。因史料匮乏,这些具体数字难以估算,但其比例应该不会很大。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人们对土地、特别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依赖性,加上宗族观念、乡土观念的影响,只要有地可种,世居于此的农民是不会轻易离开故土的。

自然灾害是历史上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灾害的沉重打击下,靠天吃饭的乡民分化日益严重。有些豪富之家趁火打劫,或囤积居奇,或放高利贷,使出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而自耕农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很容易减少或失去土地成为佃农。佃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如果陷入困境,生活都难以维持了,只得远走他乡。被迫流亡的这些人,一旦情况好转后,他们的大多数还是会要千方百计返回家乡的。

粮食问题是形成呔商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北粮食库存丰盈,对关内这些缺粮的地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为适应这种需求,运输行业开始兴旺,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贩运粮食过程中,有的开始做小本生意,从肩挑手推、支摊设点,到车拉船载、租房开店。雪球越滚越大,利润越来越丰。另外,东北土地容易开垦,租卖价格比较公允。煤矿、铁路等各种实业具备,可以招徕许多就业人员。且交通便利,陆有铁路,海有水运,这些也是移民前往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