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先行
——中国共产党发展教育的基本策略

邓小泉

(南通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社会事业中,优先发展教育是其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教育事业的百年历程中,对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层级采取的策略是“齐头并进”还是“一级先行”呢?学术界对此的相关研究较少,且观点截然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采取的是基础教育优先发展策略[1]。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实行的是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策略,大学被寄予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厚望[2]。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在20世纪后期优先发展基础教育,至世纪之交才开始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3]。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都只有观点,没有论证。第四种观点认为,我国先建成大学,次建成小学,最后建成中学,走了一条“非典型的下延型发生路线”[4]。这种观点实际是一种“大学先行论”,不过其所讨论的时间范围只涉及20世纪下半叶,未涵盖中国共产党发展教育的百年历程。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发展教育的百年历程中,三级教育的发展究竟采取了何种策略,我们仍然不是十分清楚。然而厘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解决观点上的分歧,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共产党发展教育所走过的道路,进而把握中国教育的发展规律。

纵观中国共产党发展教育的百年历程,大学先行的发展策略隐然可见。所谓大学先行,是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面对不同的教育发展形势、目标和任务,中国共产党把大学摆在先行发展的位置或者教育工作的前列,充分发挥其先导性、示范性和战略性作用,以带动或推动教育结构体系的整体建设与发展。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发的大学先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教育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于开展革命斗争对革命干部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自发地选择了大学先行的发展策略。之所以说这种选择是自发性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源于一种朴素的、直观的认识提出了普及教育的理想目标,逐步明确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的任务,但策略的选择与理想目标的实现、教育体系的建立并不完全一致,且未能自觉把握教育发展规律。

(一) 新民主主义教育实践探索从创办大学开始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充满了理想和激情,提出了实行强迫义务教育[5]45、实行教育普及[5]116和男女教育平等[5]154等主张,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逐渐走上了以培养干部为主的大学先行的教育发展道路。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等开展革命运动。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一批革命先进分子成长为干部,旨在培养干部的大学应运而生。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青年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年10月,中共中央直接指导创办了上海大学,以培养革命干部。然而,传统书院式的湖南自修大学和西式正规化的上海大学都不是革命运动所急需的大学类型。于是,中国共产党又分别创办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妇女运动干部的平民女校、培养工人运动干部的劳动学院和培养革命青年的中法大学。随后,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创办了一些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工人子弟学校和农民夜校等,逐渐形成了以干部培养为主的教育格局,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实践基础。

(二) 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大学为重心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斗争方式从革命运动转向革命战争,对革命干部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干部教育摆在重心位置。毛泽东指出,苏区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6]。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7]。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8]。

面对干部教育的迫切需要,毛泽东提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9]。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根据地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在抗日根据地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中共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陕北公学,在解放区创办了东北军政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等,并把这些大学摆在重心位置,重点关注、重点支持、重点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牢牢把握大学的领导权。在苏维埃根据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和艺术局等二级机构。由于中等教育未设专门管理机构,初等教育多由各地负责,因此高等教育的地位就凸显了出来。在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专门设立干部教育部,把以干部教育为主的大学摆在重心位置。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直接参与大学管理,一些中央负责人直接担任或兼任大学领导,如毛泽东曾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和“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曾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校长,何长工曾任红军大学校长,董必武曾先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二是紧抓大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大学的教学工作,不断派党的领导干部到大学授课、讲演、做报告。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的课程教学工作几乎都是由党的领导干部负责,如毛泽东讲授“苏维埃运动史”,任弼时和邓颖超讲授“中共党史”,陈云讲授“职工运动史”,朱德讲授“军事课”。此外,毛泽东还为“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并多次到各大学做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甚至明确要求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每人每月到陕北公学做一次报告[10]。

为了进一步适应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除大学之外,中国共产党也将中学和高等小学改造为培养干部的学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普通教育以初等小学为主,但受战争形势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程度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大学的先行发展和重点发展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培养了千千万万名革命干部,极大地满足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有力地支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同时形成了以干部教育为主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发展路径,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就曾经有过辩论。毛泽东主张先发展成人教育,博古等人主张先发展儿童教育,毛泽东的主张是从当时的实际需求出发,是完全正确的[11]。毛泽东所谓的成人教育实际就是干部教育、大学教育,最终形成了大学先行的策略。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自发进入自觉阶段呢,其实不然。中国共产党选择大学先行策略,注重发挥教育的服务功能,说明其已经有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尚未能从教育体系建立的角度来认识,也没有考虑大学在教育体系中的衔接问题,对教育发展规律的把握还不够自觉。所以说,这种策略的选择虽然比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要主动一些,但还是朦胧的、自发的。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觉的大学先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领导全国教育工作,树立了社会主义教育理想,注意自觉把握教育发展规律,实施大学先行策略,发挥大学的先导作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具有较强的自觉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发展策略与教育理想基本一致,努力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二是注意从教育体系建设出发,把大学放在首位,先试先行,带动中小学教育跟进发展。三是注意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在不同阶段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大学先行发展的内容与方式。四是专门设立高等教育部,加强对大学的领导与管理。

(一) 新教育体系建设从大学入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完成对旧教育的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基本思路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12]7。由于旧教育经验是资产阶级的,老解放区教育经验是新民主主义的,只有苏联经验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实现教育的社会主义转变只有学习苏联经验这一条道路。

学习苏联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教育有两项前提性工作,中国共产党都是从大学入手的。第一个前提性工作是确定教育改造的制度依据。1949年11月,教育部组织召开会议首先讨论了高等教育改造方针,强调按照一切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方向对高等教育进行坚决的和有步骤的改造[13]8。1950年6月,教育部又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草案,明确了高等教育的方针与任务,确立了包含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在内的高等教育体系结构。随后,中小学的制度建设才依次跟进。

第二个前提性工作是完成对旧学校的接管改造。接管改造的关键是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早在1950年10月,教育部就已经接管了教会举办的辅仁大学。1951年1月,教育部再发指示,按先大学、次中学、再小学的顺序部署教会学校接管工作,要求当年4月底前接管教会大学,暑假前接管教会中学,年底前接管教会小学[12]134。私立学校的接管改造也是按此顺序进行的,即先接管私立大学,再接管私立中小学。

教育制度的初步建立和旧学校改造的完成为我国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体系铺平了道路,而大学又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发挥了开路先锋作用。首先是选择了两所大学作为学习试点单位。文科试点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主要任务是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12]3;理工科试点单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主要任务是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理工人才,提高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水平[13]28。如果说这两所大学学习苏联还只是局部的、浅层次的,那么1952年开始的高校院系调整则是全面的、深层次的。高校院系调整以学习苏联工业化建设模式为基础,参照苏联高校类型,确立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12]210的方针,调整学校类型,形成了以工业化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1955—1957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使得高等工业学校与工业基地建设相结合,同时也解决了高校过于集中的问题。这样一来,新中国的大学在类型、学科和区域布局等方面的发展体系基本形成。

(二) 自主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以大学为先手

1956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仍以大学为开路先锋,探索的内容则由发展体系转向了发展方式。

其一,探索跃进式教育发展方式以大学为抓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跃进式的大革命。这场跃进式教育革命把大学作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大学的牵引作用。1958年8月,毛泽东到天津大学视察并发表讲话,要求高校要抓住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三个方面[14],这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出台作了铺垫,也把教育革命推向了高潮。当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察觉到“大跃进”中存在着“左”的错误,再次以大学为抓手,通过批示文章《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引导教育革命开始纠“左”。然而,纠“左”未及完成,中共中央又于1959年9月发出通知,要求高等和中等学校立即组织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开展“反右倾”斗争,引领教育革命继续推进。由此可见,大学在这场跃进式发展中始终被摆在前列,走得最快,受到的冲击也最大。

其二,探索合规律性教育发展方式仍以大学为先手。所谓合规律性发展方式,是指符合事物本质规律的发展方式。教育大革命中那种跃进式发展既脱离了中国实际,也违背了教育规律。只有注重以教学为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发展方式才是合规律性的。1961年,面对教育革命中出现的混乱局面,中共中央决定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教育事业进行有序调整。对调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共中央组织制定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高教六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中学五十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小学四十条”)。这三份文件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主张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强调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并且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具体要求,推动大中小学教育进入遵循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良性发展阶段。需要强调的是,在这轮调整中,中国共产党照例先组织制定“高教六十条”,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推进“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的制定工作,既顺利完成了教育调整任务,也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这一时期大学先行策略的选择主要是出于对高级专门建设人才培养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了“1951方针”和“1958方针”两个教育方针[15],强调教育要为生产建设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重点培养建设人才,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周恩来指出:“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所以“应该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12]697。

这一时期大学先行策略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首先是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需要,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是以大学改造与建设为起点,逐次建立并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最后是建设了一批重点大学,形成了以升学教育为导向的“小宝塔”型教育结构,大学成为教育的中心,为以后大学先行策略的选择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先行策略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如教育革命中一批高级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严重伤害;“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大学爆发且最为激烈,从而使得大学教育几乎陷入沉寂,这些都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自动的大学先行

这一时期大学先行以自觉性认识为基础,进一步发展成为习惯性的自动认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策略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想,强调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在教育的恢复、改革和发展中,注意自动发挥大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先导性作用,推动教育体系结构的整体建设。三是能够自动地把握和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结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找到了大学先行的具体思路和办法。

(一) 从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入手实现教育的拨乱反正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由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阻碍,拨乱反正工作步履维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还因受到“两个估计”错误观点的羁绊而阻力重重。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了著名的“八八谈话”,严肃地批判了“两个估计”,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确定为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遭到破坏,高校生源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且普遍较低,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的主导和推动下,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决定从1977年开始采用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的办法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一方面有效提高了高校的招生质量,对扭转以往的混乱局面、恢复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教育领域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和1980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一起,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学习热情,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扭转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教育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二) 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带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领域拨乱反正完成以后,各级各类学校很快回归正常发展轨道,但发展实践中却面临重重困难,主要表现为基础教育落后,职业教育薄弱,高等教育结构比例失调,但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16],教育体制改革由是开始。

李铁映认为,在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中,高等教育改革涉及面更宽,改革难度更大[17]。由于大学发展受到的体制束缚最多,因而也就自动地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前沿。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拉开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幕。《决定》把改革的重心放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办学体制,实行中央、省、市三级办学体制。二是改革管理体制,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三是改革招生和就业体制,采用计划生、委托生和自费生相结合的招生办法,改变了过去统招统分的办法。四是改革高校内部管理体制,试行校长负责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也十分显著,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办大学的积极性,激发了高校面向经济建设办学的活力,我国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增强了高校适应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的能力。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带动下,其他各级教育也相应推进。

(三) 以大学的超常规发展引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虽然活力强劲,但还是充满了按部就班的意味。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常规的改革很难跟上世界飞速发展的步伐,必须从大学开始实行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

一方面,大学先行实现办学内涵的超常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心是实现“两基”目标,考虑的是“普及”问题。反观高等教育已开始关注“提高”,谋划的是如何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的问题。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创造性地提出要“集中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力争在21世纪初达到世界较高水平”,从而启动实施了“211工程”;1998年又启动实施了“985工程”,争取用10～20年的时间使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211工程”和“985工程”摆脱了以往常规发展的思想,引领一批大学将竞争的参照对象从国内转向国外,突出提高办学水平的要求,促进了大学办学内涵的超常规发展。

另一方面,大学先行实现办学规模的超常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又开始发力,推进办学规模的超常规发展。早在1993年,《纲要》就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针。1999年,中共中央进一步作出高校扩招和合并的决定,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经过4年的超常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2002年达到15%,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基础教育领域的“两基”目标到2011年才全面完成,在发展进度上要迟于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教育从恢复到改革再到发展,走过了一段大开大合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既是历史的自然发生过程,也是逻辑的自然展开过程,其间的大学先行发展策略就是建立在这个自然过程基础上的自动选择。这样的自动选择的动力主要源自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也需要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因此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对大学寄予厚望。邓小平提出,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18]114。1995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江泽民提出:“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18]264胡锦涛也强调:“高等学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阵地。”[19]

大学先行策略的实施促进了我国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和大提高,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一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各类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二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确立了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三是全面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我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四是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显著提升,形成了一批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主的大学先行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主动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战略部署,明确将大学作为落实部署的先手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20]对于新时代大学的先手棋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越发明确和深刻,强调大学发展不能亦步亦趋地学习外国模式,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想,着眼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准确把握教育发展规律和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而在世界教育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了强烈的自主性和自信心。

(一) 以大学综合改革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探路

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的首要位置,并作出具体部署。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路径,提出了“顶层设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试点先行”新路径,明确要求大学承担试点先行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国高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21]

2014年7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同意上海市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综合改革方案,要求“一市两校”探索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思路和举措,标志着大学综合改革的正式启动,也拉开了全国教育综合改革的帷幕。当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目标,在教育综合改革中先行一步开展试点。2015年,综合改革扩展至所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继而全国各地的高校也相继跟进着手进行综合改革。与此同时,教育部等部门陆续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不断将大学综合改革推向深入。

上海市的教育综合改革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终身教育的全过程,但实际也是从大学入手,其先手棋有两子。一是抓好高等教育规划。上海市制定的三个规划中有两个与高等教育直接相关,分别是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规划和高校学科布局规划,另一个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也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二是进行高校招生考试改革。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与浙江省率先启动高校招生考试综合改革。这是我国自1978年以来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截至2022年上半年,全国分五批共有29个省份加入高校招生考试综合改革。高校招生考试综合改革传递到高中、初中和小学,推动了高中阶段和义务教育的系统性改革。

(二) 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引领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向是接轨世界、参与国际竞争;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路向开始从亦步亦趋转向独树一帜,强调自主创新,注重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开创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新格局。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教育的任务依然由大学先行承担,其主要措施就是推动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2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部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一是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二是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实施建设一流本科专业的“双万计划”。三是构建慕课与在线教育发展的中国范式,建设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发起成立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四是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健全现代大学制度。五是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立德树人,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建设。

建设教育强国是新时代大学先行策略选择的重要背景和动力。建设教育强国,中小学是基础,大学是标识。所以在各级各类教育中,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进一步确立了大学先行改革、先行建设的策略。

中国共产党实施大学先行策略最直接的效果是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培养了上亿名大学生,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批大学和学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行列;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持续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其他各级教育也实现了快速发展,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义务教育还实现了县域基本均衡发展,一个“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22]日渐完善。

五、 中国共产党选择大学先行策略的原因与经验

(一) 中国共产党选择大学先行策略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均选择大学先行策略,除了各个时期的特殊性原因之外,还有着一般性的共同原因。

首先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使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与解决问题。根据矛盾的两点论,中国共产党总是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和关键,作出策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处理各种关系时,要“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23]。根据矛盾的重点论,中国共产党总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从而带动全局工作。在教育领域,大学最大的优势是能够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始终是解决主要矛盾、完成中心任务的关键。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能立足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作出大学先行的策略选择。

其次是教育发展历史传统的延续。善于学习历史、借鉴传统,从中找到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我国自古就有先行发展大学的传统。秦汉以后,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多由私学承担,而发挥大学教育作用的太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和府州县学等地方官学则都是由政府承办。直到元代以后,具备小学性质的社学才逐渐发展起来。因之,在中国古代,大学始终处于先行发展行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其发展次序也是自高等教育层级开始的[4]。面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教育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延续大学先行的传统自是应有之义。

最后是立足后发国家国情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的就是一个后发大国。古代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世界大国和强国。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废除封建制度,完成工业革命,实现快速崛起,成为先发国家。而我国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沦为后发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即使经过6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后发大国的实际,确立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大学先行则是教育领域朝着这一目标快速迈进的最佳策略。

(二) 中国共产党选择大学先行策略的经验

我国大学先行策略的选择使得大学发展直接受益,进而带动或推动其他各级教育发展,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构建了适应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需要的教育体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为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提供了教育领域的注解,积累了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新时代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应充分借鉴历史经验,继续坚持大学先行策略。

第一,发展次序先行。举凡在教育改革与发展重大决策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总是将大学放在先行行列,发挥大学的先导性和示范性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从零起步发展教育时,中国共产党最先创办的是大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无论是教育改造,还是学习苏联,抑或是自主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总是将大学摆在前列,而后渐次向其他教育层级拓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大学被置于恢复、改革和发展的前列,起到了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大学再次承担起先行进行综合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教育的重任。将大学置于发展次序的先行行列,即是先行发展策略最基础的表现方式和最原始的内涵。

第二,发展保障先行。为了保障大学先行得到有效落实,中国共产党先后采取了三项保障措施。一是机构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高等教育局和干部教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高等教育部都是保障高等教育发展的机构。二是投入保障,主要是经费保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都有明显倾斜。1949—1976年,我国大学生生均教育经费约为中学的3.8倍、小学的86.5倍;1978—2012年间虽呈逐渐下降趋势(1)1978—2012年,我国大学生生均经费相对于中学和小学的平均倍数呈下降趋势,具体是从1976—2000年的5倍、10倍降至2001—2005年的2.7倍、4倍,再降至2006—2012年的2倍、2.5倍。,但仍然高于OECD国家的投入水平(2)https://doi.org/10.1787/eag-2015-en.。三是政策保障,突出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四新”建设以及加强高校思政工作等都是着眼于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政策上为大学先行提供的有力保障。从机构、投入到政策保障,中国共产党对大学先行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保障措施也越来越理性。

第三,发展地位先行。中国共产党对大学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决定了大学始终被置于先行发展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大学先行未有明确的宣示,属于一种隐性的大学先行。这与两个时期“自发”和“自动”的特点密切相关:自发是无意识的选择,缘自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自动是潜意识的选择,缘自习惯性思维。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两个时期则属于显性的大学先行,既有具体举措和内容,也有明确的理念表达,这与两个时期“自觉”和“自主”的特点密切相关。大学先行从自发到自觉,再从自动到自主,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认识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升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