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景叙事 抒发真情

孙旭东

母亲的浪漫

◎张亚凌

我一直觉得，母亲从骨子里是个很浪漫很浪漫的人。

记得小时候，切面条时，母亲总会把我喊到案板前问，凌娃，想吃啥样子的面条？我呢，歪着脖子仰着脸蛋，边瞎想边瞎说，母亲就按我说的样子来切：三角形、菱形、正方形、长方形……我说啥她就切成啥样的。父亲总责怪母亲，说大人没大人样，你就跟着娃贪玩吧，吃一顿饭都吃得乱七八糟。

父亲不知道的是，就是因了我的参与、我的瞎想瞎说，我才嬉戏般吃完没油水没菜的杂粮面条，还吃得有滋有味。

用糜子面、玉米面、红薯面蒸馍馍时，母亲更民主。只要我们兄妹没事，都可以趴到案板上参与。洗干净的各种豆子就放在旁边，馍馍的形状随便捏，可以在里面放进自己喜欢的豆子。母亲只是强调说，自己捏的馍馍蒸熟后就是自己的了，得吃完，不许耍赖的。已经说好了，我们就没有抱怨地吃着其实并不喜欢吃的各种馍馍。不过就因为有几粒豆子包在里面，且是自己包进去的，吃时的感觉就好多了。

想想看，几个箅子上，东倒西歪着不同形样的馍馍，谁家会这么开明？只有浪漫的母亲才会想到用种种方式刺激孩子们的味蕾，唤起孩子们的食欲。

母亲的浪漫，当然不止这些。

上小学时，吃个苹果都像过年一样隆重的年月，院子里的苹果树上结了多少苹果，都在母亲反反复复中数得清清楚楚，我们是绝对没有机会偷吃的。摘苹果是母亲亲自做的事情。高处，母亲会站在梯子上小心地摘下来，绝不会不小心撞掉一个苹果的。不过，母亲每次都会留一个苹果在树上，说是给鸟雀的。

树上是结了好些苹果，可一条巷子好歹也二十几户人家，每家送两个，也留不下几个让我们吃。我们自然也不会空手回来的，我们不过是用苹果一种味儿换来了很多味儿。

呵呵，人都吃不饱，还给鸟雀留。一棵苹果树让我们吃到了许多味儿。这都是母亲的浪漫啊。

记得那年我要外出求学了，母亲把我和父亲送到村口。我们准备走了，母亲又喊住了我，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后面还挂着一个小绒球。“把大门钥匙带上，我娃走得再远，都会觉得像在自家屋里一样散坦（陕西方言，指舒心）。想家了就看看钥匙，家门就推开了。”我和父亲已经走了老远，母亲还在叮咛。

还别说，想家了，我就掏出钥匙。看着看着，恍惚间就进了家，来到家里的角角落落，想家的难受劲儿就被慢慢地稀释了。

我一直觉得，给我钥匙是母亲做的最最浪漫的事。

母亲真是个浪漫的女人，田地分到各家各户了。人家种庄稼，都磕着边种。母亲倒好，地前面种一溜向日葵。只是图了好看——不等熟好，就被路人摘了。在父亲嘟哝不合算时，母亲说了，咱看了芽儿拱出地面，看了叶子变宽变大，还看了多日的葵花盘；人家就图了个嘴快，还是咱划算。

瞧瞧母亲，算得失都算得如此浪漫！说实在的，我成长的快乐得益于母亲的浪漫。

也记得三十多年前去赶集的事。8分钱一碗香喷喷的踅面，娃娃们围着吃，大人们乐呵呵地看着，不吃也香。而我的母亲则是将我拉到书摊前，慷慨地给我两毛钱，并嘱咐道，好好看。

母亲信奉“嘴瘾一过就消化了，眼瘾一过就留心里了”，当别的母亲给自己孩子带回来吃的东西时，她给我带回来的多是本子、笔，或者书。三十多年前的关中农村，连吃饭都是问题，母亲却给我订了一本少年阅读的杂志。

巷子里别的女人不理解我的母亲，说她“不会过日子”，可我知道，是浪漫引领着我的母亲站在“今天”里看的却是“明天”的风景。

（选自《张亚凌散文精选》，有删改）

文必有情，写作中情感的表达包括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类。

直接抒情即人们常说的直抒胸臆，就是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将心中的感情直接倾吐出来，而不寓于景、物、事等媒介。《母亲的浪漫》首句，看似是对母亲的评价，其实也是真情的直接表達。直接抒情的过程中，应注意两点：一是抒情真挚，只有抒发的是真情实感，才能感染人；二是要情随事生，本文作者对母亲的赞美不是泛泛的情感，而是具体于“浪漫”二字，“浪漫”二字落脚于具体事情上，让读者既体会到作者的真挚情感，又有具体可感的形象。

间接抒情是一种寓情于景、寓情于事、寓情于理的抒情。一是寓情于景，文中母亲留一个苹果在树上给鸟雀的情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小事看似很平常，叙事中似乎不露声色，却倾注了深情，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二是寓情于事，文中“把大门钥匙带上，我娃走得再远，都会觉得像在自家屋里一样散坦。想家了就看看钥匙，家门就推开了”一句，把感情融会在事件描写之中，使描写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感动自己的同时也感动了读者；三是寓情于理，这种抒情方法与一般议论有所不同，议论只是抒情的手段，是为抒情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