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李林芳

［摘 要］一直以来，在实体经济中，制造业都处于支柱地位，是技术创新的主场地。不管是就国家安全来说，还是就提高我国综合实力而言，制造业的发展建设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最近几年，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也相对更加健全完善，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但在区域协调、现代管理和企业技改等领域仍有较大拓展空间。本文对我国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细化分析，并且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4文献标志码：A

1 我国先进制造业现状分析

本文将研究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现状，所以先从先进制造业概念入手，并加以科学分类。客观来说，先进制造业，即制造业在计算机、现代管理技术、机械、电子信息、材料等多方面的参与助力下取得的高新技术成果。同时，在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研发设计、营销管理、在线检测等工作中引入先进制造技术，集高效、灵活生产、优质、清洁、低耗等优势于一身，向自动化、柔性化、信息化、生态化及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进而在市场成效和经济效益上取胜。我国先进制造业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航天装备、数控机床、航空设备等为代表，是基于传统制造业整合先进制造技术及高新技术的成果；另一类以生物制造、增量制造、微纳制造等为代表，是新兴技术成果产业化发展起来的新产业，呈现出显著的引领性和基础性。

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国发〔2015〕28号）、《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等文件对“先进制造业”活动的界定，初步对“先进制造业”活动的分类和范畴明确。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结合国内外统计分类标准，本文把现代服务业细分为十四个类型，包括高性能化纤及复合材料产品制造、生物制品生产、优秀钢铁材料生产、先进新材料生产、新能源设备生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产、优秀石油化工新材料生产，以及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如特种设备制造、非金属矿物产品制造、仪器仪表制造原材料和化学品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机械和电气设备制造等。因为考虑到接下来的实际分析，再加上真实数据获取，本文把研究重心放在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典型行业上。

2 数字化转型发展迅速，向纵深拓展空间仍然较大

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举足轻重。在宏观层面，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并且可以为经济发展效率、质量及动力等方面的变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使经济发展向积极的方向前行［1］。在微观层面，数字化转型可以为企业在面对产品附加值提升难度大、劳动力成本增加、消费需求多元化膨胀等考验时提供坚实的后盾，以自主研发和产品创新为方向，通过培育自主品牌、增强产品竞争力、创新营销模式等手段提升产品附加值，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赋能制造工厂，进而打通数据系统的全环节，向消费大数据借力，引领生产决策端指导企业实现柔性生产。我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迅速，但在区域协调、现代管理和企业技改等领域仍有较大拓展空间。

2.1 数字经济规模显著上升，但区域间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各地区、各部门应全面贯彻《“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和《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加速数字中国建设步伐，引领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制造业数字化发展一共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工业1.0、工业2.0、工业3.0和工业4.0。其中，工业1.0是机械化，工业2.0是自动化，工业3.0是数字化，工业4.0是智能化。目前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处于工业2.0阶段，即实现了自动化；少部分制造业企业处于工业3.0阶段，即实现了数字化；只有屈指可数的企业实现了工业4.0阶段，即实现了智能化。这意味着我国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是重中之重，同时我国企业追求大规模智能化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少数实现了数字化的企业应该往智能化方向转型，大部分企业则应该思考如何利用现有成熟的技术来实现数字化改造。

通过《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8）》可知，在全球数字经济规模排名中，中国虽稳居第二，但与排名第一的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1/3。《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中提到，虽然中国的数字经济有显著的上升阶段特征，但“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城市间数字经济发展中不断加剧［2］。现阶段中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格局由“3中心”和“5热点”瓜分。其中，“3中心”分别是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城市群，“5热点”则分别是关中平原热点、西南热点、山东半岛热点、闽东南热点和华中平原热点。

2.2 传统制造业企业管理观念落后，企业组织机构繁复，制约数字化转型

传统生产加工厂基础管理缺失，主要表现在业务流程不准确，数据采集不准确、不详尽，不能按时上报；标准化的实际具体操作又缺乏全覆盖，现场管理马虎，人员损耗大，产品质量控制不全面；等等。公司的生产计划与生产单位的工作计划不一致，往往无法完成计划。计划的科学性受到规划者的一般主观性观点和干实的逻辑思维的影响。重要的是，计划的撰写要考虑到多方位的数据分析。大多数数据是静态的、分散的和不系统的。因此，所写计划的相对性没有得到打磨，各种生产资源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处于瘫痪状态，导致上下游工序之间缺乏互操作性，造成半成品的延误和工序之间的等待时间过长。此外，零部件的采购也是导致工作计划与生产车间的生产计划不匹配的主要因素。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共识，会导致工作需求数据、库存数据不断变化，采购数据不准确，从而无法有效执行公司的生产计划。此外，增强公司的责任感也很重要。设计、技术、生产、销售、仓库、运营和财务部门的层次不明确，信息流也很复杂。各部门之间的職责分工不确定，缺乏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和数据的搜集和传播。

2.3 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要素层面上存在技术落后、人才短缺、资金不足三大障碍

第一，企业缺乏数字化升级的技术储备。传统的中小企业本身规模小，缺乏技术。很难相信这些公司会自己进行数字化、现代化改造。企业数字化、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缺乏研究和技术发展能力［3］。依靠外部技术服务公司提供服务支持的困难来自第三方供应计划的高价格。此外，在使用第三方技术服务时，大多数公司发现第三方无法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提供独特的定制方案，从而使公司难以实现数字化。第二，企业缺乏成熟的高层次人才。这亟须引起企业家的注意，积极配置数字化生产管理人才和数字化研发人才。据近期统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创新正在原地踏步，也和复合型人才和高端人才的匮乏有一定的关系。这两类人才的匮乏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一些问题：其一，培养复合型人才需要丰富的行业经验；其二，对学徒的需求与提供高等职业教育是不相容的，大学课程应当接受改进和现代化；第三，对于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有较大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唯一资金来自投资是一个更大的劣势，已经成为数字化的重要制约因素。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的技术资金来源截然不同，其中大部分源于自身的资本。技术变革所需的大量资源、时间转移和相关的高风险，以及资产和可持续性的限制，都是严重制约公司数字技术投资的因素。

3 政策建议

行业龙头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排头兵，一方面随着规模的扩大，企业有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另一方面龙头企业拥有资金和技术实力来率先实现数字化转型。为此，应促进龙头企业在产业链数字化方面建立行业标准与基础平台。行业领军企业在供应链质量管控方面的需求有利于实现产业链标准化与数字化。政府部门应该联合龙头企业，通过设立引导基金等机制共同建立通用型的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平台，促进行业内部中小企业接入通用平台，而不需要靠自身的积累来实现平台化转型，从而赋能整个产业链。目前，我国行业协会、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可借鉴德国的发展经验，德国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向全方位架构靠拢，其由政府部门引领，半官方服务机构支撑，各类商会协会衔接，社会服务中介对接。在整体服务体系中，协会、商会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它们的存在不仅为上下游企业交涉合作提供了便捷，还负责带动行业企业对相关项目的申报。另外，协会、商会还对外提供多元化服务，如法律咨询、个性化解决方案制定、信息咨询、贷款申请等。在组建专业技术指导团队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可借鉴日本、新加坡的经验，通过咨询机构的力量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组织行业专家为中小企业提供指导，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一是关注新的数字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系统的建设。首先，加大力度，让数据中心、5G、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最大化发挥“领头雁”效应。《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要求，应稳扎稳打做好融合、宽带、安全、泛在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助力互联网核心设备、移动通信及智能终端的研发发展，让其早日形成产业化，实现三网融合。聚焦新型显示、高端服务器、集成电路、高端软件等核心基础产业，扶持建设。同步提高网络增值服务、软件服务等信息服务能力，积极开发升级基础设施，赋予其智能化人性化功能。全力支持数字虚拟等技术的应用，为文化创业产业发展做好表率。在国家的统一政策指导下，各地方均出台了适合各自发展特点的数字新基建发展规划。

二是制定推广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应用关键急需的标准。建立和实施国家数据管理系统，制定各级规范和相关法律政策法规体系，包括维护产权、数据开放和保密性保护［4］。科学验证政府机构的数据资源管理实践，对数据资源进行有序分类，并在数据管理、识别和认证、数据检索、架构等方面制定规范性支持系统。积极支持工业互联网的研发，制定工业互联网实施的架构方案，开放和运营重要的技术验证平台和工业互联网资源管理的关键平台，为工业互联网发展创造健康、绿色的环境。开展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工程，建立工业化集成系统和电子计算机化水平的管理规范，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促进社会团体利用互联网和企业在最底层的积极参与，让中国标准迈出国门，走向国际，设立跨国际准联盟。

三是继续打造系统化、多层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以现有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为起点，尝试性引入多元化模式，如个性化定制、数字化管理、服务延伸、在线协作等，推广产业链金融、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新商业模式，结合云上产业链的结构，为大中小型企业联动发展带来无限可能。针对工业互联网建设，重点强调如下内容。第一，健全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制定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的可行性管理办法，致力于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标识注册量，延伸网络化标识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强化网络基础资源支撑力度；第二，优化升级工业互联网内外网络，加快全国基础电信企业优质外网的普及，支持行业率先优化工业互联网内网；第三，增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核心能力，主抓人工智能、现实/虚拟技术、5G、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平台中的应用，集成专项增强生产、管理、设计、运维等全流程数字化功能；第四，构建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并面向全国各地区开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中心，建立和实施工业互联网数据资源合作共享机制，达到汇聚采集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数据的目的，做到高效管理数据资源。

参考文献

［1］陈丽平，刘亮. 浅析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问题及对策［J］. 商场现代化，2018（23）：183-184.

［2］周凌. 浙江省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和对策［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19（22）：5-6.

［3］刘广，刘志兵，阮锦强. 江苏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策研究［J］. 科技创业月刊，2019，32（6）：113-116.

［4］陈佳鸿，罗慧敏，李思莹，等. 互联互通蓝图下中国先進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J］. 特区经济，2019（4）：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