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建设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摘 要：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对于“共享社区”的构建、社会文化的创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认同感不高、对社区归属感不强、公共事务参与度不够等现实困境。需要从深化社区文化内涵、塑造独特文化符号和构建多重文化空间入手，以提高社区居民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为中介，使之成为积极有效的“治理主体”，从而助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關键词：文化建设；社区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11/j.cnki.sxsx.2023.01.013

Research on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Boos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SONG Xiao-fang

（College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Abstract：As a new mode of boos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e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hared community”，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t present，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faced with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low sense of community common value， low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ir own community， and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public affairs.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mmunity in which they live， and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public affairs. In view of this， communi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needs to start from three approaches： deepening community cultural connotation， shaping unique cultural symbols and constructing multiple cultural spaces， and improving community residents＇ sense of identity， belonging and participation as the medium to make them become active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subjects”， so as to help build a new community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Key words：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新时代加快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关键之举。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1］28。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47。可见，社会治理已日益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针对社会治理如何具体落实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3］127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所在，惟有逐步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当前，学界围绕“如何优化社区治理”这一主题进行了诸多探讨，提出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五社联动”“数字技术赋能”等多种治理模式。但从解决社区居民矛盾冲突的角度来看，上述模式所构建的社区治理体系主要侧重于矛盾冲突发生之后的善后处理，而特定社区的文化环境则能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居民的思想观念，塑造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进而规范和约束其具体行为。由此可见，做好社区文化建设能够从源头避免和减少矛盾冲突的发生。因此，从文化角度切入，深入探讨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创新路径极为必要。

一、社区文化建设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新时代，社区将文化作为重要的治理资源纳入社区治理体系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社区通过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共享”价值观念能够增强居民“共享”意识，加快“共享社区”建设进程。社区治理作为我国基层社会开展的最新具体实践活动，能够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丰富素材，从而促进文化创新。此外，社区文化建设也将为社区居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机遇与条件。

（一）社区构建价值：融入文化元素构建“共享社区”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突破基本的物质生活层面，越来越凸显出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价值的追求。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在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时往往捉襟见肘。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4］49。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所以“三共”社會治理格局也是社区治理所要达到的目标。就“三共”的具体内涵而言，“共建”是指共同进行社区建设；“共治”是指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共享”则是指共同享有治理成果。可见，“共建”和“共治”是“共享”的基础，“共享”是“共建”和“共治”的目的。因此，构建“共享社区”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

社区文化建设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方面，对于构建“共享社区”大有裨益。其一，社区文化建设塑造社区居民的“共享”理念，形成构建“共享社区”的逻辑前提。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发展史上，各民族共同铸造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仅是中华民族赓续绵延、源远流长的历史明证，也是中华民族立足现实、开拓未来的文化基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等以“共享”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正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宝库。社区通过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大力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共享”思想，能够使居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逐步生发出“共享”理念，搭建“共享社区”的逻辑前提。其二，社区文化建设催生社区居民的“共享”行为，形成“共享社区”的现实表征。社区内部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活动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它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人际交往、思想交流、精神交融、成果共享的时机与场域，使之在参与过程中体验到社区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共用所带来的个人收获感和愉悦感，从而更进一步激发、强化和拓展社区居民在众多方面的“共享”行为，这将形成“共享行为”——“收获感”——“共享行为”之间的良性循环，使“共享”日益成为社区的鲜明现实特征。

（二）文化创新价值：社区治理实践推动文化创新

就文化这一现象而言，它不是从来就有，也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源泉和精神脉络，并且不断动态性发展。文化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或民族而言都至为关键，它是决定一个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特定国家或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深层次标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不断团结奋进和兴旺发达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撑。因此，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事关个人前途命运、国家繁荣进步和民族伟大复兴。但文化创新并非是个人或群体的纯粹主观意志性活动，而是“实践的产物，是一个创价过程和价值体系，它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而日益丰富”［5］88。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成为党和人民开展的最新社会实践活动，这一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场域则为我国基层社会——社区。因此，社区治理实践活动在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以维持社区正常运转的同时也成为文化创新的沃土和源泉。其一，社区治理实践活动注重吸纳社区居民参与其中，开拓和畅通居民意愿表达渠道，引导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共谋治理之策，这既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更新和完善，也是对社区居民政治平等地位的巩固、民主参与权利的维护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升，能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其二，社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渗透于居民日常生活当中，使之逐步升华成为居民“日用而不知”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进而有效规避个人失范、失序行为的发生，使社区真正成为“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生活场所，达到良好的社区治理成效。“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和谐美好的社区生活能够为文艺工作者创作出贴近群众生活、体现时代特点、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艺作品提供丰富素材，推动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繁荣发展。其三，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日益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在网络媒体上讲述好社区典范人物故事，宣传好社区文化价值追求，传播好社区正向能量，有助于清除腐朽没落文化对网络空间的污染，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环境，促进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人的发展价值：利用“共享社区”促进人的发展

关于“人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一主题，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提出：“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6］683由此可知，在他看来，“自由”和“全面”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社会形式中人的发展所应具备的两个向度。马克思也曾针对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出过清晰阐释：“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7］168即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双向影响关系，人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改变所处环境，环境也能够反作用于人自身的发展。社区文化建设作为营造社区良好文化环境，构建“共享社区”的重要途径，恰恰能够为社区居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空间与条件。

其一，现代社会日益精细化的专业分工将人们封闭在固定的工作岗位之上，人们为了生存只能像“零部件”一样服从于社会“大机器”的生产需求。显然，这样的工作状态压制了人内在的自由个性，是对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56的抹杀。社区工作者在入户调查和了解居民兴趣爱好的基础上组织各类文艺活动，并逐步形成常态化的文艺活动开展机制，这就为居民在社区内部根据自身特长和偏好自由选择文艺活动提供了机会与条件。居民通过参与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工作和生活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个性化发展需求，是对人之“类特性”的逐步复归。其二，社区文化建设所营造的“共享”氛围能够带动社区居民形成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局面，从而提升居民的公共道德素质。同时，社区文体设施为居民提供了进行艺术欣赏的文艺作品和进行体育锻炼的器材设备，能够起到解放思想、启发民智、提高审美水平和强健体魄的重要作用。此外，社区公益慈善活动则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施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又一渠道，是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社区课堂”，能够培养居民热爱劳动、崇尚劳动、勤于劳动、主动劳动的劳动精神。可见，通过社区文化建设所构建的“共享社区”能够在德智体美劳等领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2］50是我国近年来为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而倾注心血和灌注力量的重要方面。其中，“自治”主要指将作为社区主体的居民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使其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但由于诸多原因，当前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社区共同价值认同感不高、社区归属感不强、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度不够等现实状况。在我国社会已形成“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8］11这一共识之下，社区居民的参与现状显然不利于社区治理的现代化。

（一）社区居民共同价值认同感不高

“社区价值观”是指社区成员受其成长、生活的社区环境影响而逐步形成的用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的共同准则。基层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场域，不仅是居民解决自身吃喝住穿等基本物质需求的主要场所，而且是居民交流思想观点的重要舞台。居民惟有对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区共同价值形成一致认同，才能在治理社区公共事务时自觉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通过民主协商形成“共同意志”，以之指导自身实际行动，从而凝聚为解决社区事务的现实合力。但就目前状况而言，社区时常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如个别居民在社区公共场所遛大型犬类时不牵犬绳，从而给其他居民造成安全隐患；某些居民对于上门求助的邻居因担心无端受牵连而找借口搪塞；个别居民在楼道堆放垃圾，不遵守社区公德。此类现象虽然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但却揭露出社区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即社区居民尚未对社区共同价值形成高度认同。

究其原因，则在于：一是社区宣传共同价值的方法、手段和形式较为单一刻板，导致居民逐渐对社区价值观失去兴趣，也就无法有效接受社区共同价值的教育与滋养。目前，大多数社区仍以宣传栏标语、电子屏幕标语、宣传手册、好人好事宣讲会等形式作为培养居民共同价值认同感的主要途径。但此类形式本质上是在对社区居民进行单向的思想灌输。从心理学来说，人在心理上对客观事物的接受具有选择性，所以处于被动状态的社区居民会对内容千篇一律、数量繁多冗余的宣传载体产生漠视乃至抵触情绪，进而直接影响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的情感共鸣和自觉认同。二是社区居民的文化背景不同，人生经历各异，因此思想观念呈现多元性，难以达成一致。社区居民虽然同处一个地域空间，但各自在性格特征、智力水平、经济条件、职业状况、家庭风气等方面可能千差万别。相较于社区文化环境而言，这些因素对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刻，所以同处一个社区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居民个体会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三是市场经济大环境所产生的“利己主义”观念构成了对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区共同价值的现实冲击，居民因此而对社区共同价值产生了质疑。改革开放之后，为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调动一切生产要素致力于經济建设，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实现了由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社会成员也由原来的“单位人”转变为现在的“社区人”和市场中的“经济人”。市场经济天然的个体利己主义价值观与以“生活共同体”形态存在的社区所要求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之间必然形成巨大张力，同时拥有“经济人”和“社区人”双重身份的社会成员也产生了价值观动摇。

（二）社区居民特定社区归属感不强

社区居民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社区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主要包括对社区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9］163。由此可见，社区居民归属感的形成虽然离不开有特定地理位置和地域空间的社区，但只具有外在物质形态的社区并非一定能给居民带来归属感。归属感更加强调居民与社区之间潜在的无形的情感心理联系。就其形成来看，社区居民归属感的建立需要长期的培养孕育，而它一经产生就能成为居民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使社区居民无论是在面对社区日常公共事务时，还是在偶遇社区重大突发事件时都能够受到内心归属感的驱使，主动参与社区事务治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某些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并不强烈，突出表现为对社区发生的事情持观望或冷漠态度，没有在社区长久居住的意愿，在迁出社区时没有对社区或其他居民的留恋不舍等现象。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社区居民之间缺乏稳固的人际信任与联系。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步改革以及基层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优化完善，我国社会人员的跨地域跨文化跨民族性流动不断加剧，原先居住于农村的村民在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后，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服务而大规模进城，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也大量迁入汉族群众居住的城市社区，而本来居住于特定社区的居民也可能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因素迁出社区。此类活动割断了原来人际之间由血缘或族群关系所维系的天然联系，而社区里由于人员结构复杂、流动性大也无法在短期内积累足够的社会资本以建立人际间的新联系，所以社区内的新居民常常处于“孤岛”状态，缺乏社区归属感；二是深受政府行政力量影响的我国社区缺乏自身独特性。在我国，社区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基本上是“同质同构”的，国家利用行政手段通过“单位体制”垄断、控制和支配着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使社区因缺乏发展资源而处于停滞不前状态。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沿着市场化方向不断深入，“单位体制”渐趋弱化，原先由政府委托给“单位”所承担的部分政治管理和社会保障职能由社区承接。此种状况虽然使社区获得了政府财政资源的有力支持，但也使其日后的发展处于政府较为严密的权力管控之下。由此可见，我国社区的发展深受政府行政力量的影响，自然发展空间有所不足，因而在现实中呈现出数量繁多而结构类似的特点，缺乏自然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独特社区文化衍生品，而往往拥有独特性的社区更能使内部居民因对社区的辨识度提高而自觉产生和增强身份归属感。

（三）社区居民公共事务参与度不够

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自主自愿参与是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彰显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的重要窗口。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社区民主治理的愈加重视、法律法规对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愈加维护、社区居民自我意识的愈加觉醒，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有所上升，但整体上仍未形成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在社区选举时大多迫于行政组织的催促压力而被动参与、社区日常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多为赋闲在家的退休人士。

究其原因，则在于：一是社区居民存在“搭便车”思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曾提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0］3由此清晰阐明了“个人利益至上者”在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将会采取的行动抉择。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现实社区居民。社区居民作为“理性人”，当其看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成本高于收益时必然采取躲避态度，等待其他社区成员参与之后“坐收渔利”。二是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不强。回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史，我国曾经历过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礼纬·含文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等均透露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对平民百姓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普通百姓对统治者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个人主体意识则被彻底压制。这种社会管理模式所形成的“臣属”“子民”文化意识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三是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时间。如今，社区居民背负着沉重的工作与生活压力，已使其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个人闲暇娱乐休息时间则日益减少，因此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时间自然更加不足［11］。

三、社区文化建设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创新路径

提升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是塑造其“治理主体”意识，使之与党、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社区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所在。而文化作为能够对人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要素，是提升社区居民“三感”的重要资源，因此做好社区文化建设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全新路径。

（一）深化文化内涵增强社区居民价值认同感

一般而言，“社区行为规则、社区行为规约、社区文化习俗”［12］98等都是社区共同价值的外化表现，居民一旦对之完成了由知悉、遵守到发自内心认同的过程，也就标志着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认同感的确立。而居民惟有在对社区共同价值形成一致认同的基础上才能更为充分地发扬公共精神参与社区治理，并在治理过程中以社区共同价值观为指导，发挥自身聪明才智，采取最佳方法策略。而社区公共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则是具体展现社区行为规则、行为规约和文化习俗的重要窗口，因此也成为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认同度的“显示器”和认同感的“培养皿”。通过社区公共活动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的认同感，就是要使社区公共活动带有更为深刻的文化烙印，将社区所倡导的共同价值渗透其中，即以深化社区公共活动文化内涵为重要抓手，培养和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的认同感。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处着手：一是要以彰顯社区共同价值为取向精心策划公共文艺表演活动。社区过去所筹办的公共文艺表演活动多止步于浅显的唱跳娱乐形式，形成了社区文化建设氛围的“虚假繁荣”。此类文艺活动给社区居民带来的仅仅是暂时的感官享受，难以与其建立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连接。为改变此状况，社区文艺工作者需要充分发挥文艺创作能力，尝试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取材，将发生在社区居民身上的、能体现尊老爱幼、邻里互助、扶贫济困等优秀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精神的真实故事经过艺术加工后搬上文艺表演舞台。这种来源于“身边人”“身边事”的文艺作品更能使社区公众在欣赏其艺术之美的同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观认同。二是要以彰显社区共同价值为取向热心开展志愿性公共服务活动。就志愿性公共服务活动本身而言，其所具有的自愿性、公益性、服务性特征与社区共同价值深度契合，而且可提供的服务项目能够涵盖“园林绿化、医疗保健、科普宣传、小区保洁、治安巡逻、义务调解、精神文明宣传、民防、抗灾救灾”［13］78等多个方面，所以是培养社区居民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方式。社区应增强对志愿性公共服务活动的重视程度，制定开展社区志愿性公共服务活动的规范性准则，形成常态化运行机制。志愿者则应主要由社区居民担任，从而使其成为社区文化的传播者、核心价值观的彰显者，也使其他居民通过接受志愿服务从内心深处认同社区价值观。

（二）塑造独特文化符号增强社区居民归属感

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不仅需要使特定社区拥有不同于其他社区的特征，而且需要在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稳固的情感心理联系。而文化作为一种既可以有外在物质载体也可以有内在思想内容的事物，恰好可以在这两方面发挥有效作用。所以社区工作者今后应有意识地引导和推动社区文化符号建设。

其一，要在社区内部构建明显区别于其他社区的物质标识，以之作为独特的显性文化符号。这一物质标识既可以是独一无二的社区徽章，也可以是独具风格的亭台楼阁，还可以是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观等“客体性存在”。诸如此类的显性文化符号能够加强居民对所在社区独特性的认识，增强其对个人社区身份的辨识，从而营造社区归属感。其二，要造就社区居民集体记忆，以之作为独特的隐性文化符号。这种集体记忆既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共同应对社区重大公共事件来形成，如社区居民齐心协力，共同应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就能够使居民产生一种心理联系，体会到社区是一个生活共同体，这种真实感受虽然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褪去，但却会形成一种社区集体记忆存留于每位社区成员的心中，逐步填补因血缘关系或族群关系弱化乃至消失而导致的孤独无依感，从而增强社区居民的内心归属感。但显然，类似于疫情这样的社区突发事件在日常生活中毕竟是少数，可这并不意味着社区集体记忆的形成只能靠偶然的机遇。社区工作者还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大型公共文化活动，使社区居民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共同交往空间，产生群体性的思想交流和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达到主观境界上的融合，从而人为性地塑造集体记忆，增强社区归属感。

（三）构建多重文化空间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感

社区居民参与感的增强不能仅靠抽象空洞的理论宣传教育，而应该通过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参与机会，使其在参与过程中获得良好的身心体验，以及在参与结束后取得显著的作用成效来逐步激发其内在的参与动力。从社区文化建设来看，则可以通过构建多重文化空间来吸引社区居民积极参与。

首先，社区要大力营造实体公共文化空间。这一方面需要社区根据自身区域大小、地理环境、建筑构造等情况因地制宜，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合理配置文体基础设施，建立社区公共图书室、体育活动室、舞蹈排练室、绘画展览室、文化走廊等实体文化空间；另一方面也需要社区“活化”实体公共文化空间，即应当充分认识到构建实体文化空间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完善社区的功能与作用，更在于使社区居民聚集和参与到实体公共文化空间中来，丰富其文化生活，充实其精神世界，塑造和提升其“主人翁”意识。故而，社区应将静态性的实体文化空间向居民低门槛甚至免费开放，提高利用频率，真正实现“物尽其用”。其次，社区要借助网络新媒体营造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以移动智能电子设备为载体，集图片、文字、视频等各种形式于一身的新媒体已成为当今文化传播的新渠道。它传播速度快、散布范围广、受众数量多、互动能力强、存储时间长。因此，社区应紧跟时代潮流，将网络新媒体融入社区文化建设项目之中，积极构建社区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实现社区文化传播的虚拟化、即时化、互动化，从而一方面打破实体公共文化空间所存在的地域和人员限制，使社区居民能够随时随地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使社区居民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与更多人的交流互动，提升参与活动的体验感。最后，社区应充分认识到实体公共文化空间给社区居民带来的参与真实感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给社区居民带来的参与便利性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只有两者相互协调， 彼此配合，无缝对接，才能在提升社区居民公共活动参与感方面发挥最大成效，进而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营造服务于社区居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良性社区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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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收稿日期：2022-12-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19CZZ023）

作者简介：宋小芳（1993-），女，河南林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