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王智涛

王作东

1934年10月，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央红军总部成立防空科，由王智涛担任科长；从福建、江西抽调12个排，进行防空训练；训练结束以后，从中选3个排组成相当于1个连的防空队。这是人民军队第一支防空部队。王智涛领导这支部队在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驻地周围的3个山头组成对空火网，进行防空作战，多次击退来犯敌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安全。

组建人民军队第一支防空部队

王智涛（1906—1999），出生于河北省沧县一个贫农家庭，原名王寿恒。1920年，年仅14岁的王智涛参军加入冯玉祥部，从担任张自忠将军的勤务兵升职上尉连长。1925年，他去苏联留学，先后在基辅红军学校和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任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军事教官、中国科区队长、共产国际军事部参谋；1930年，任苏联列宁学院主任军事教员；1931年4月加入苏联共产党。王智涛在苏联留学期间，上海党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编写一本防空作战教材。王智涛完成了这项任务，教材内容包括步枪对空射击、机枪对空射击及一般防空知识，用于对红军部队进行防空训练。

1933年初，王智涛回国，来到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正在创办初期，急需文化水平高、军事素质过硬的教员，王智涛到红军学校担任主任军事教员。同年10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中央军委选调王智涛和伍修权给李德当翻译。

1933年10月，中央军委紧急决定成立防空科，隶属总部一局领导，任命王智涛为科长，并指示立即筹建防空部队。经过调查研究和筹划，王智涛草拟了组建报告。中央军委批准后，从驻防江西、福建一带的9个师中各抽调1个排，从瑞金部队抽调3个排，共12个排，组成防空训练队。

为了使400多名没见过飞机、没摆弄过高射机枪的学员在短期内掌握战术，王智涛撰写教材，制订教学和训练计划，并亲自组织实施。当时的重机枪都是老式的“三十节”式，陈旧破损，不适应对空射击。王智涛自己动手设计高射架和瞄准具以及飞机模型活动靶，绘制成图，调来技术精湛的老军工，按图纸将重机枪改造成高射机枪，并制作模型和教具。参加防空训练的每排带3挺重机枪，每枪配150发子弹。训练后期，国民党的飞机飞来，王智涛立即组织对空作战，当即击伤1架敌机。3个月后，防空训练队结业。各军团都改制了一批高射机枪，9个排各回各师，3个排留下组成军委防空队，罗华生担任队长，廖冠贤任政治指导员。

长征途中身兼四职

长征途中，王智涛身兼四职，即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翻译、军委警备科长、中央纵队设营司令和防空司令，不仅要负责安排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军委以及军委中央纵队1.5万余人的行军和宿营，还要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十分繁重。其中仅设营工作就有多项：保证全纵队的行军路线无误；到达指定宿营点后，开展敌情侦察和社情调查；划分宿营地域和分配住房；筹集粮秣和补给各类物资；部署警戒，保卫中央和军委的安全；提出兵力部署建议，随时准备机动作战；制订防敌地面和空中突袭预案；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补充兵员等。王智涛深感责任重大，从未稍有懈怠，由于工作细致严谨，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警戒保卫工作没有出过问题，而且因为设营时的情报收集工作做得好，毛泽东从收集的国民党报纸中发现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从而促使中央作出将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的战略决策。

王智涛虽身为中央纵队的防空司令，但当时负责防空指挥的只有他1人，大家開玩笑地称他是“光杆司令”。不过，就是在这个“光杆司令”的指挥下，在敌人占绝对空中优势的长征期间，红军成功击落敌机6架，击伤敌机若干架，红军士气大振。

进驻遵义前，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指示王智涛，中央要开会，要选一处能容纳三四十人、又便于保密和保卫的地方。经当地党组织帮助，由遵义商会和士绅出面，王智涛看了多处房子，反复比较后，选中遵义新城黔军师长柏辉章的柏天顺公馆。周恩来看后也很满意，当即拍板。遵义会议的召开地点就这样确定下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能够成为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见证者，并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王智涛一直将这段经历视为毕生的光荣和骄傲。

执教抗日军政大学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大学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937年1月20日，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王智涛任训练部军事教育科长。

王智涛上任伊始，干了一件“得罪”学校领导的事。抗大成立不久，就召开抗大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要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学校领导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党代会后，校部停课一周，开展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政治教育，王智涛组织训练部军事教育科全体教员进行学习和讨论。在讨论中，有教员提意见说罗瑞卿、刘亚楼的马吃得比教员还好。诸如此类的尖锐批评有很多。王智涛微皱着眉，认真地记下全部内容。科室的讨论结束后，教育长罗瑞卿马上召开校务会议，毛泽东也到场，大家依次汇报了群众意见。轮到王智涛发言时，他竟然一股脑地端出大家的意见，包括那些难听的批评，通通完整地转述。毛泽东总结发言时，特意表扬王智涛，说如果大家都像智涛同志那样，把下面“骂娘”的话当面讲给领导同志听，我们就能耳聪目明，就能把抗大的事情办好。罗瑞卿、刘亚楼表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改进工作作风。

1937年8月，王智涛对毛泽东说，自己在苏联学习军事和担任军事教员一共6年，回国以后又教了4年书，缺乏作战实践，要求到前线去真刀真枪地锻炼。1938年9月，王智涛带领参观团到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和晋察冀军区参观，回来后编写《战术学》用于教学中。毛泽东很满意，认为抗大不仅学诸葛亮读兵书研究战例的办法，而且比诸葛亮还高明，教员跑到前线去考察，连夸这个办法好，说这就是学校从战争学习战争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