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融通：新丝路题材电影《天将雄师》的叙事话语建构

翟梦佳 王建华

摘要：丝绸之路促进了我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与繁荣，早期的丝路电影多以“丝路”这一元素进行构思和创作。《天降雄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新丝路题材电影，在叙事视角、人物塑造、主题阐释、空间隐喻等方面与早期的丝绸之路题材影片相比，有了更新、更深入的探索，从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丝路叙事话语体系。在丝路电影研究中，叙事作为影片故事架构的呈现方式，一直以来受到多数研究者的青睐，成为电影中研究较多的内容。文章不局限于单纯的叙事基本研究，而是从叙事视角的内外聚焦、文化融通共生的叙事结构、传播丝路文化与精神的叙事主题、多层次延伸的叙事空间四个维度，剖析《天将雄师》叙事话语的建构机制，分析其在影片中的作用，同时期望在叙事学层面为电影呈现丝路文化带来启示。

关键词：丝路题材电影；电影叙事话语；文化融通；《天降雄师》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3-0-03

丝绸之路有着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族群和丰富多样的文明，是我国影视作品创作的一座富矿。“新世纪以来，影视作品中逐渐呈现出丝绸之路题材或带有丝绸之路地域风情与特色的元素，塑造丝路人物，弘扬丝路精神。”［1］“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大批以构建‘丝路精神和传播‘丝路文化为核心的丝绸之路主题影片相继问世，它们十分注重与当下的时代需求相呼应，期望借助电影媒介实现同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2］

《天将雄师》以丝绸之路为切入点，讲述了在汉丝绸之路上大都护霍安及手下与西域三十六国和卢魁斯带领的罗马军队，从最初各族间相互对立到和解，最后共同抵御罗马王子提比斯入侵雁门关的故事。影片以西汉时期的历史为故事背景，向大众展现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其完整的人物塑造，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对每一个角色都有了深入的了解。《天将雄师》与早期丝绸之路题材影片相比，在叙事视角、戏剧冲突、叙事主题和叙事空间四个层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其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华丽的场景，也不在于国际明星和流量明星的参演，而在于电影深刻的主题意蕴、叙事手法以及影片后期的制作技术等的共同发力。

1 叙事视角内外聚焦：丰富叙事层次，开阔国际视野

“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叙事者一般被定义为‘陈述行为的主体，他起到隐藏或揭示文本中人物思想的作用，使观众能够更加容易地了解其内心的想法。早期丝路题材的电影叙述话语中，往往将叙述者的痕迹隐藏起来，摄影机画面背后的超级叙事者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话语权，其早期主要聚焦于本土的中原文化。”［3］例如，在《西夏路迢迢》中，导演将视角建立在古代汉族和北方民族间的争斗与融合上，呈现了浓厚的民族特性和本土性。这种无主体或者是大主体的传播，更多地体现为上帝视角，难以与受众进行真实切身的叙事交流。

与以往的全知视角相比，新丝路题材影片在叙事层次上更加丰富，叙事角度更加多样化，叙事结构更加复杂化。多视角叙述最早出现于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的《修辞格2》一书中，热拉尔·热奈特从叙事主体的观察角度出发，提出了三种叙事视角：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零聚焦是指画面没有被任何虚构世界的机制和人物所看见；内聚焦则分为固定式——电影的固定角色以自身的有限视野讲述故事、不定式——通过电影中不同角色的视点变化来讲述故事、多重式——在影片中利用各人物的视点反复回忆相同的事情；外聚焦主要指的是从外部注视角色，但看不到人物的想法和情感。

《天将雄师》在叙事主体上可划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面的叙述者是摄像机，即“超级叙事者”的讲述；第二层面的叙述者是由克里斯蒂带领的一支考古队伍，他们根据一部流传下来的史册深入“骊轩城”这个古老的历史时空进行研究；第三层面的叙述者是历史中的霍安、卢魁斯、提比斯等人的叙述；第四个层面是故事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展示。随着叙述主体与叙述情景的转换，叙述视角也在发生变化。首先，观众通过外焦点“超级叙事者”了解到这个事件的背景；其次，由克里斯蒂等考古学家组成的外焦点，带领观众深入远古时代的故事发生空间；最后，通过丝路上演绎故事的角色霍安、卢魁斯、提比斯等人形成内焦点，以汉代为历史背景引领读者深入了解“历史真实”。这样的多层叙事更容易让人代入戏剧情景，从而使观众对电影角色的行为产生一种认同和信任。

与此同时，《天将雄师》中的叙事视角不再局限于本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和矛盾，而是转向了更加宽广的视角，在正确面对由于不同的文化和种族间的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后，转而用国际视野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影片中，罗马帝国是外来的一部分，它参与了整个矛盾的建构与解构，导演将叙述的权利交给了这个“外来者”。而在展现罗马帝国的政治内斗时，这部分的叙述又是通过卢魁斯的内焦点来展开的。这种将叙述视点交给“外来者”的做法，在早期的丝路影片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对《天将雄师》多视角叙事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叙事学层面的叙事视点问题；二是电影导演在构建“故事”的过程中，积极地从本土走向国际的叙事视角。

2 叙事结构：多元文化融合共生

早期丝绸之路题材电影在建构和化解矛盾冲突时，由于缺少异己或外族的介入，并将其视为对立，从而形成了矛盾的主体。例如，在《大唐公主西域记》里，松赞干布被描绘成一个武艺高强的战士，与文成公主联手剿灭了敌人，最终两人结为夫妻。片中无论是制造还是解决矛盾冲突，都不会有第三方插入。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建构中，以时间和事件为中心的线性叙述方式，有助于推动剧情发展，帮助观众快速抓住故事的矛盾点，并在塑造主人公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其成长与发展历程。而新丝路题材电影所反映的文化多元性，已非二元对立，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形式加以呈现，它在呈现各国文化相互影响的同时，刻意使本地文化与国外文化相互碰撞，突出異国文化间的融合与共生。新丝路题材电影表现文化差异和处理文化冲突的方式比较冷静客观。在化解文化矛盾时，自觉地寻找各种文化的融合之道，使共存得以实现。

《天将雄师》中运用线性的叙事手法，通过单一的时间流向，让大众能够较快地进入剧情中，从而产生共鸣。在情节架构较为简单的故事情节中，线性叙事的时间连续性使情节之间的连接性较强，使影片整体故事构成更符合人们的惯性思维。

影片中，在霍安和卢魁斯两人合力建造骊轩城的片段中，许多细节都展现了融合与共存的现实可能性。在这个片段里面，很多汉朝将士和罗马战士的“武戏”，并不仅仅用于展现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对抗，还融入了一种“以武会友”的思想。霍安带领一支都护府的士兵，以及卢魁斯的罗马大军，在修建雁门关的空档操练武术，双方在这一阶段仍处于挑战外来文化的阶段，对外来文化仍处于一种防御状态，一次比武的好戏在其他族人的呐喊中上演。一般来说，武侠电影中的比武镜头都会把重点放在两个人的对战场景上，而在本片中，这就是两种武文化的切磋，让观众有一种武文化互相碰撞、交流的感觉，而不是冲突。这为后来霍安带领罗马军队对抗提比斯时，运用罗马军队的招式和智慧突出重围埋下了伏笔，也从这方面诠释了两种文化的互补、融通和共生。

同时，影片以霍安的心理空间引出了当年霍去病希望西域三十六国共存于雁门关之中的愿景。霍安将西域三十六国共存的愿望延伸到了汉朝之外，三十六国的旗帜还加上了罗马帝国的国旗，使电影的主题更加深刻，符合当下“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间紧密联系、相生共融的时代背景。

最后，对于共同建构骊轩城这一点，本身就体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种和谐共生，而这种有意识地在影片中寻找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不同于双方交战或和谈的境况下国力弱的一方对国力强的一方的妥协，是一种更朴实、更不具有侵略性的实现文化融通共生的策略。

3 叙事主题：构建丝路精神，传播丝路文化

早期丝路题材电影的叙事主要有两类：一是相对真实地叙述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故事；二是对丝路故事的“戏说”和“扭曲”，以及对丝路元素的夸张演绎。真实的故事，是指影片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再现丝路上的人文历史和文化历史等，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一批有记忆点的人物角色。当然，影片中的故事真实是相对真实，而非绝对真实，是创作者在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解释。而“戏说化”的丝绸之路故事中，丝绸之路更多是以一种叙事元素的形式呈现出来，以一种背景的性质而存在，是一种功能性的使用，所塑造的电影角色的人生轨迹被改写、虚构，甚至被歪曲，变成了一种被电影和娱乐所支配的虚拟存在。

与早期丝路题材影片相比，新丝路影片的叙述目标更加清晰，传达了“和平、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这也向整个世界传达了一种人类共同价值。这种以当前的国际政策为主导的叙事背景，使电影创作者在书写丝路故事时带有更为明确的叙事指向性。这种明确的叙事指向性唤醒了各国人民共通的情感。

电影《天将雄师》的叙事主题之一是和平，世界永无战场。电影中雁门关如期完工，在霍安与小王子共同唱歌庆祝的片段，霍安演唱的本民族歌曲《大漠英雄》，通过歌词直接展现了霍安所代表的汉民族对和平的向往，而小王子所吟唱的古罗马帝国国歌《罗马之光》与卢魁斯对战争惨相的回忆，侧面展现了以卢魁斯为代表的罗马军团对安居乐业理想国的向往。在小王子演唱国歌时，霍安和其他三十六国民众共同起立注目，这里通过视觉聚焦和听觉聚焦展现了两国人民所向往的都是一个不分种族、民族、平等互助的和平世界。这段演唱不仅使雁门关内各族群之间的心理距离更近，也使观众为“心中期待的和平”而动容。在影片中，正是人类有着共通的情感，才实现了西域三十六国与罗马军团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成功抵御了敌人。

4 叙事空间：多层次延展空间维度

早期丝绸题材电影在叙事空间上展现的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以及人物的心理空间维度都较为单一。在地理空间上，特定的叙事空间会形成独特的叙事艺术作品，而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特殊的叙事空间及场域，有着丰富的叙事内涵和叙事意义。但是，早期的丝路电影在地域区位的选择上主要集中于本地或本国，对其他地域涉及较少。文化空间包含场所、时间以及文化互动产生的价值观，具有开放、多元、活态的特征。早期的丝路电影在文化空间上则侧重于中原文化、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同时对外来文化主要秉持一种观察和检视的态度，并带有一定的优越性。心理空间的建构能更加直接有力地描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早期丝路题材电影缺乏对角色精神层面的刻画，人物仅服务于事件，并未触及其内心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丝路沿线各国应开放合作、携手努力，这促使新丝路题材电影的创作在叙事空间上进行了拓展，积极打破文化边界，在平等客观的基础上与丝路各国之间对话交流，形成多重空间图景。《天将雄师》的空间层次大致有三个：克里斯蒂等考古学家所处的古城遗迹和历史情境中的骊轩城所组成的地理空间、西汉和古罗马文明组成的文化空间、霍安对童年的回忆形成的心理空间。

影片通过科技与历史的碰撞还原了骊轩城，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浩瀚金色沙漠、一段凶险而又华丽的汉丝绸之路，使现代的“一带一路”地理空间与汉丝路的地理空间相互交融，用立体架构的方式为观众构建丝路地理图景产生文化想象提供了基础，加深了观众对古丝路地理的认知。

同时，骊轩城作为一种空间隐喻，不仅仅是汉丝路上的一座聚集各国文化的古城，更是各民族和国家所期待的一个和平的理想国。在片中，雁门关修建完成时，霍安对三十六国和罗马的兄弟说：“谢谢你们为我修建这个破城，证明了不分种族，互相扶持是可成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共同修筑这个和平的理想国，也隐喻着当下丝路沿线各国平等互助，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丝绸之路也必将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交流与合作的理想之路。

西汉与古罗马文明组成的文化空间在《天降雄师》中也多次呈现出互融和共生的趋势。例如，前文提到的霍安学习借鉴罗马军队防御队形对抗提比斯，两国在吟唱时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片中多次通过卢魁斯的心理空间展现了他对“回家”的渴望，这种家国情怀是典型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天降雄师》中，各国文化产生了互动，同时一改体现本土文化优越性的叙事模式，以一种客观的角度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使各国文化相互融通。

5 結语

丝路题材电影不仅能够反映出古代丝路的文化价值，还可以促进丝路沿线各国间的交流。弘扬丝路文化，有助于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创造良好的人文条件。例如，近几年中国常与沿线国家合拍电影作品，在国内和国外都产生了不容小觑的积极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天将雄师》为代表的新丝路题材影片，将叙事重心转向了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它既对早期丝路题材影片的叙事方式有所继承，也确立了一套全新的叙事话语系统，使丝路文化与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既开创了丝路题材影片新的叙事范式，进一步挖掘了其历史与人文内涵，也对丝路上国家之间的文化融通共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金鑫.丝绸之路商业影像的隐喻艺术解析：以成龙丝路电影为例［J］.当代电影，2018（11）：149-152.

［2］ 王璐，张阿利.新丝路题材电影叙事话语建构与嬗变［J］.电影新作，2019（6）：142-146.

［3］ 陈湘妍.论近年来国产电视剧中的多视角叙事［J］.电影文学，2021（20）：38-42.

作者简介：翟梦佳（1999—），女，陕西渭南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视觉文化中的视觉呈现与主体视看问题。

王建华（1978—），男，陕西西安人，博士，副教授，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视觉文化中的视觉呈现与主体视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