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管理学路径

吴照云 姜浩天 巫周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从文化与管理的关系上来看，一方面，管理是文化的一部分。各国历史传统与基本国情不同，“管理”也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差异。为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能力，必须扎根传统文化与中国情境，在管理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式上展现出中国特色。另一方面，管理是一种带有文化烙印的实践行为。理解“天人合一”“修齐治平”“无为而治”等传统思想对行为动机与方式、价值排序与选择的影响，有助于构建和谐组织关系、打造灵动组织形态。因此，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管理学路径，在管理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唤醒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是中国管理学派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

在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战略布局中，“创造性转化”位于“前提性诠释”与“创新性发展”之间，有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指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也就是说，“创造性转化”是这样一个过程：梳理出传统文化中根植内心、日用不觉的部分，然后进行甄别，将能够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代表人民利益与意愿的部分，辅以新话语体系与表现形式，实现内在性发展继而外在性传播。从梳理到甄别是“古今之辨”，从甄别到转化则是“知行之合”，同时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服务于人类重大问题的防范与化解，实现“中西之通”。因此，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管理学路径要回答好三个层层递进的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文化，什么又是优秀文化；二是中西文化有什么异同，共性如何兼容、差异如何互补；三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遵循什么样的逻辑、采取什么样的路径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

文化与优秀文化

从定义上看，中西都认同文化有人为塑造的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它是一种经过历史检验的共同默契。英文的“culture”（文化）一词是由“cultivation”（农业）的词根“cult”（耕种，栽培）加词缀“ure（行为）”组成，从最初的农耕、栽培之意逐步过渡到心灵的培养，最终演变成代表人类所有观念形态与创造活动总和的文化。中文的“文化”一词则源于《说苑·指武》中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意为“以文化之”，其中“文”通“纹”，代表自然色彩纹理与人为修饰痕迹，“化”则代表社会化认同。

左飚认为，从中西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来看，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异塑造出截然不同的集体人格与管理哲学，继而影响着管理的逻辑重心、实施方式与最终归宿。陆地文明对国家规模有着天然依赖，自给自足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农耕活动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兼顾天时、地利与人和，待收成后进行再分配；劳动力与土地绑定具有超稳定性，家邦制成为国家基本形态。这些特点使得管理以“修身”为起点，以“平天下”为终点，依靠“身份认同”组织分工，倾向于用归纳逻辑形成认识，重视整体和谐且侧重内敛含蓄。海洋文明由于国家多且规模小，互通有无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交易活动需要提前协商好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利益分配内嵌于交易活动之中；劳动力随资源属地迁移，具有强灵活性，城邦制成为国家基本形态。这些特点使得管理以权益为起点，以收益为终点，依靠“契约认同”组织分工，倾向于用演绎逻辑形成认识，重视个体独立且侧重开拓进取。

深描文化差异性，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合法性提供了系统论证与佐证素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西对立与厚古薄今的倾向。即使社会科学不似自然科学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古今中外仍可在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因此，不少学者也指出要关注时空维度的文化共性问题。

冯冉呼吁将传统文化视为文化资源而非意识形态，应规避极端民族主义与狭隘爱国主义下将所有传统思想不分优劣地全部称为“国学”乃至“国粹”。受限于生产水平、社会制度与认知能力，传统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糟粕，需要从中甄别出具有传承与发扬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要对“优秀”有一个定义与标准。余秋雨认为，能够被誉为“遗产”的文化，是因为它们有一种经得起反复挑选的优秀。孙隆基将这种穿越时间的生命力度称之为文化的“深层结构”。如从古代的“君舟民水”到近代的“民族、民生、民权”再到现代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背后一以贯之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也令诸多企业得到了前进的力量，如同仁堂“同修仁德，濟世养生”的企业精神，海尔集团“先卖信誉，后卖产品”的营销理念等。李宗桂进一步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八个维度：符合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发展，经受实践检验，有助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提供精神支撑，助力民族复兴与有益世界文明。该论述将“优秀”的内涵从时间层面的古今延伸至空间层面的中西。董小川在对比《四书五经》与《圣经》中的教化思想后发现中西文化都承认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存在（中为天命观，西为宿命论），且都呼吁国民提升个人修养。

文化在认识世界、涵养人性与构建秩序的效用上四海皆准，但中西实现方式各有不同。可以从相似的顶层设计着手，将中西理论置于相同框架下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在尊重实践差异性的同时提升理论普适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路径

传统文化不等于优秀文化，以管理学视角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提升理论深度、推动国际传播，运用一系列方法让古典智慧转化为能够解决企业现实问题的管理生产力。简言之就是要平衡好古今、中外与知行三组关系。其中古今是夯实家底基础，中外是价值生根传播，知行是理念化为实践，三者分别对应抽象到具象、从个性到共性、从学理到术理的演进。

古为今用：理论开发与范式构建并举

自经济全球化以来，面对理论上管理移植的排异现象与实践上跨国公司运营的文化冲突，中国管理学者掀起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管理智慧的热潮。管理学领域的传统文化研究最初是以分类式与列举式展开的，作为重要的基础性研究，按照朝代、学派、人物、典籍、组织等整理管理思想。笔者和李晶将远古（传说时期）、上古（夏商周）、中古（秦汉至隋唐）、近古（宋元明清）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时间范畴，对应传统管理思想的孕育期、形成期、发展期与承接期。潘承烈和虞祖尧归纳出春秋战国时期十位名家的核心管理思想，包括老子“道法自然”、孔子“中庸和合”、孟子“和谐仁政”、墨子“兼爱交利”、孙子“五事七计”、鬼谷子“纵横捭阖”、商鞅“依法治国”、管子“富国富民”、荀子“强本节用”、韩非子“法术势功”。还有学者通过比较传统商帮的起源及其在盐、布、茶、药、木、典等产业中的经营理念，提炼出徽商“伦智仁”、晋商“义诚利”、陕商“忠道勇”、浙商“勤慧和”等传统商业价值观。

继前提性阐述与系统性归纳后，围绕传统智慧与企业管理结合的理论开发日益涌现。以古代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为例，学者们发现其为组织中的人才、创业与行为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蔡文著认为，夺救、感变、志质、所由、爱敬、情机、所短、聪明的“八观”思想，文、行、忠、信的“四教”理念，仁、义、礼、智的“四端”追求与名、位、惠、义的“四利”激励构成儒家选人、育人、用人、留人的人才管理思想体系。余长春提出，儒家的责任观、勇为观、品质观、人治观、礼治观、仁治观、祸福观分别对应创业企业的责任管理、决策管理、素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团队管理与创业生命周期管理。余焕新认为，组织行为上，可以用儒家为己之学修造员工个体行为，以忠恕之道化解偏执提升沟通效率实现“群而不党”的团队氛围，依靠领导者“身正垂范”人格感化打破非人格化的体制弊端，最终构建“人我和一，理性适应”的和谐组织。

随着理论的不断丰富与深化，中国管理学派注意到应从青灯黄卷中提炼出逻辑主线以阐明文化本质、构建理论体系。众多系统化的理论成果中，都关注到了《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演化路径与《庄子》“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内在一致性。这两个耳熟能详、日用不觉的精神标识洞见了中文语境下“管理”一词“人为为人”的底层逻辑。不论是苏东水“治国、治生、治家、治身”的四治体系，还是曾仕强“修己安人”的管理历程与“利乐和安”的层次目标，亦或是马文军和吕力从心本管理、我本管理、家本管理、业本管理、国本管理到全球治理的嵌套叠代，以及笔者自我管理、家庭管理、经营管理、国家管理与军事管理的管理五维，都映射着古今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追求，在实然型管理学体系中探索出应然型道路，为世界管理理论创新提供了中国坐标与系统增量。

中西对话：以中验西与以西证中并重

古为今用的理论升华正在消解“有理说不出”的窘境，但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管理理论在国际舞台上“说了传不开”的难题仍然存在。周泽将等选取22本管理科学A类期刊2013-2020年的4615篇管理学论文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多关注技术创新、供应链、创新绩效和经济增长等“硬科技”刚需，即运用严谨规范的定量范式研究检验中国样本下的共性问题。然而，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规模大、不平衡等特征下的个性问题是研究需要植入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等“软环境”因素，运用案例研究等定性范式来讨论的。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的目的不仅仅是检验西方理论的本土适用性，更是要解释西方现有管理学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管理实践。

这种“管理的中国理论”与“中国的管理理论”的学术争议，本质上是在讨论以什么样的文化主体来解释管理现象，背后既有样本可得性的客观约束，也有主流范式下的主观依赖。面对管理理论跨情境的应用，中国管理学者所能采集到的样本与数据多源自中国管理實践，用来检验理论适配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确实是一种创新。但王肖婧等通过对比中西《人物志》的研究发现，在西方视角下，学者们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用才性鉴定、人格分类、德行测评等科学式分析对《人物志》寻章摘句，仅提取出同西方研究思路相契合的片段，而省去了诸子百家在日常生活中对“全幅人性”与“和合有度”的全息体悟。如果只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解为首尾不相接的语句填入职能论、任务论与角色论进行简单比附，这仅仅是为验证西方理论普适性提供中国佐证素材，而非产出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管理理论。

局部研究契合不意味着整体文化通约。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概念深描与理论开发后，应站在中华文化的主场，发现中西的内在契合。如孔佳南和郭毅聚焦“教化”这一传统构念，经扎根编码后归集为渐变过程、化成特性、顺势策略与共同价值四大范畴，与领导研究中施加过程影响力、推进理念执行力、统筹资源整合力和塑造组织协同力的过程高度一致。同样地，以“家文化”为核心构建的“家长式领导”，其行为表征中的垂范、托底与教练型领导、安全基地型领导也存在同质化内容。当中国理论能够被世界认可与接受，伴随着论文国际合作发表的日渐深化，用西方实践数据来检验中国理论普适性也越发可行。

以中验西与以西证中双管齐下是为了从不同角度解答世界共同的管理难题，在彼此对话中生成自身意义，找到更大的“公约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正如张树旺等发现的，面对管理学知识属性从现场性向前瞻性过渡的现状，如果仅仅用成熟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追求群体概率的因果关系，容易使管理理论与历史性、经验性的生活世界相去甚远，即产生“理论实践脱节”问题。集体人格作为文化的最终成果，表现为价值准则与行为方式上的共同默契，同样蕴含着“知行合一”的内在要求。

知行合一：校企合作与教学改革并驾

管理学是一个集机械制造、数理统计、社会心理、人文历史于一身的交叉学科，需要在自然科学演绎逻辑下的抽象概念与社会科学归纳逻辑下的具象凝练中找到行动方向，科学性对应价值中立的刚性技术，人文性对应价值关联的柔性艺术。面对“二重性”带来的管理实践“不完全客观”，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校企合作助力科研人员下沉企业检验传统文化治企业的实际成效，另一方面需要教学改革推动传统文化进专业、进教材、进课堂化解中国古学与外国今学的思想基础差异。

思想流于口号是传统文化与管理实践脱节的原因之一。因此，聚力开发中国管理案例，见证传统文化从理念到实务是创造性转化的重要一环，且已受到各研究主体的重视。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中明确要求“推动中国特色案例建设”。期刊层面，《管理世界》《经济管理》《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学报》等26家期刊单位在2021年成立“中国案例研究期刊联盟”并征集高质量案例论文。高校层面，以复旦大学“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研究”课题组为代表，其对21家行业领先企业深度访谈后，发现对当代管理实践产生影响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两家，前者重视“人”或“群体”等人才战术，后者“环境”“趋势”等企业战略。企业层面，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童继生“以人为本”进行国企改革、“以德为先”进行选人用人、“人为为人”进行国内外资源双循环配置，国家电网用谋略管理、心理管理、关系管理、绩效管理、变革管理的五行管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协调等，都论证了用传统文化管理企业何以可为。

课程体系缺失与教师资源交错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传统文化与管理教育脱轨，需要在管理学科教育中孵化国学教研团队与课程体系。自复旦大学1999年成立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以来，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河海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高校紧跟其后，相继成立科研机构，并在本硕博各个培养阶段开设“东方管理”“华商管理概论”“中国管理哲学”等一系列课程，甚至有的高校将“东方管理”“中国管理”设为研究生的专业方向。

趋势向好的背后，仍需要教学改革来解决郭齐勇提出的“两多两少”问题：一是虚体多，实体少；二是研究机构多，教学与人才培养机构少。

“虚体多，实体少”是因为目前的国学教育重知识传授和读万卷书，轻修身实践与行万里路。为此，需要增加身境融合的教学场所，如在校园中修建实体的中华管理思想文化园区，把数字技术融入教材编写；利用地缘优势将课堂入驻古迹、书院与企业，塑造沉浸式、全息式体验。同时，要搭配以文化综合素质为核心的教育评价机制，分流专业赛道，将教育取向与检验逐步从横向学业进步过渡为纵向素质提高。

“研究机构多，教学与人才培养机构少”是因为国学没有纳入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以经史子集为教学与研究内容的国学没有名目与代码。古典文学的视野与文献训诂的方法散落在文史哲院系中，师资分散带来课程教学、课题申报与成果认定的困难，降低了教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此，可以如李尧等所建议的，在课堂教学中让交叉学科师资同级培训与同台授课，在团队研究中以研究问题为导向明确多学科团队中的权益归属，在个人考核中参考教学科研扬长处的“次中心”考核而不拘泥于两手抓的“多中心”考核，令青年学者没有后顾之忧地从事教研工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陷阱”

如同管理多为“满意解”而非“最优解”，在古为今用、中西对话与知行合一的三条主路径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应避免矫枉过正，即“虚无”与“复古”、“西化”与“中化”、“原子”与“系统”下的古今失调、中西失真与知行失期问题。

“虚无论”与“复古论”下的古今失调

在近代的血火洗礼中，西方科学的强势一度让传统文化随封建礼教打入深渊。在近现代以西学为师的取向中，部分研究陷入“虚无论”陷阱，把“传统”预设为循规蹈矩与不思进取，带有强烈的排斥倾向甚至以偏概全地把近代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因此，在“东方管理”“中国式管理”“和谐管理”等理论提出时，不乏反对的声音：认为这是在提倡同民主与科学相背离的帝王文化、怀疑文化、惩罚文化与模糊文化，更是脱离了管理学追求效率的基本原则。

用部分代替整体、用主观代替客观的盲目批判背后，是文化自信的缺失与对文化文脉的忽视。首先，不同于商业利益的快速变现，农耕收获多为延迟满足，比起揠苗助长的“短期效率”更重视细水长流的“长期效益”，整体并未脱离效率原则。其次，农业具有高度的水利依赖，长江黄河流经多个部落，若上游擅自筑坝拦截或污染水源，会给下游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统筹资源分配、协调各方利益。因此，中央集权与妥协让步同帝王文化与模糊文化不可相提并论。最后，农耕的土地资源与劳动力绑定，形成安土重迁的传统。在区域内民俗长期相对稳定且全民教育尚未实现时，“代际”管理技能来自言传身教、行之有效的生活经验，“文盲”价值取向多源于“礼制”行为规范下的心理认同。这种路径依赖与心本管理，与怀疑文化和惩罚文化同样相去甚远，断然不能片面地、孤立地以此解读历史事实。

在中国经济复苏与传统文化弘扬中，“虚无论”日益淡了声响，但又有一部分研究走向了“复古论”的极端：以强汉盛唐万国来朝的盛世为佐证，将发展难题与风气败坏归咎于生产力进步，对愚民、洗脑等文化糟粕不加批判地全盘美化与抬高。一方面，古代社会的诸多社会矛盾，恰恰是生产力不足所造成的。吴稼祥指出，导致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人口数学式增长与粮食几何式消耗矛盾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不复存在。费孝通也提到，乡土社会的地域信息不对称在交通工具便利多样与信息技术实时反馈中消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赖于用先进生产力满足物质文化需求后追求更广泛、更高维的幸福体验，因此不可能本末倒置地放弃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回归原始的刀耕火种，或是用活字印刷取代3D打印。另一方面，古代国家管理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与价值落点。中国古典管理是“修齐治平”的纵深管理，主线以个人所能服务的群体范围展开，重视“忠孝两全”的最高追求。但家庭与国家两个管理客体中间，还有着“社会”这一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恰好是现代企业管理所强调的，也是中国古典管理常常忽略的。

破解“虚无论”与“复古论”的偏执，重点是返本寻根，呈现历史演化过程，讲明传统文化的历史本意、核心要义与来龙去脉。曾荣光在《管理研究哲学》一书中指出，运用历史编纂学的方法，将尽可能完整的、可复制的历史遗迹作为樣本数据，在国学元典与历代注疏的对话中找到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脉络，是不容忽视的管理学研究方法。

“西化论”与“中化论”下的中西失真

与近代思想解放相似，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彼时经济技术的领先使欧美模式在管理学领域几乎一统天下，“西化论”甚嚣尘上。然而，这种“西化”在管理移植过程中因理论历时性与共时性交错成为一种“文化误读”。刘文瑞对比了韦伯式官僚制、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与普拉哈拉德核心竞争力等理论的原本与译本后发现：强调“不可拷贝”与“不可模仿”能力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在指导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时重心落在了“拳头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上；修炼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学习型组织”，变成了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的执行力和忠诚性的中国式“组织学习”；专业分工与非人格化的韦伯式官僚制本是需要以人性化改良理性至上，却错误地同等级结构与效率低下的中国式官僚制混为一谈，最终得出“要以法治体系代替人治体系”这一南辕北辙的结论；“把工人当机器”在工业革命后提出的本意是“像保养机器一样爱惜人力”，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后却成为痛斥“血汗工厂”的众矢之的。这显然都是文化注解影响了理论原意。

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增强，先是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加入WTO，再到2008年经济危机下的新生，以及新时代全面脱贫的历史任务完成，使得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将中国文化引入理论探讨。然而，经文化差异修正后的理论传播失真同样存在于从中国向西方的傳播过程中。如“天人合一”思想在高度工业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面前，被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但对“天”这一意象人格化后互敬互爱的社会伦理观却鲜有阐发；将民本思想等同于人本思想，呼吁企业关注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却忽略了二者背后“事从人”与“人从事”的价值排序迥异；用博爱观念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却未注意到汉语多音字“为”读作第二声时对独立自主、求同存异与自我锚定的表达与呼唤。

把握“西化论”与“中化论”的尺度，重点是避免将中西理念与标准简单嫁接或相互否定，要匹配文化制度情境进行比较与整合研究。首先，要找到中西具有相同底层逻辑的学术概念，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史记》“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多元需求层次的共同关注，量子管理与《易经》阴阳观“相反即互补”的辩证统一共性，二进制计算与八卦图排序的相似设计。其次，要超越战略战术层面，在更大的集合中谋求中西共商共建，如整合式的“第四代管理学范式”，管理理性与人文关怀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道本管理理论，用和则动态调和组织管理目标、用谐则静态分解组织物质资源的和谐管理理论，或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组织制度与道德伦理中求妥协与稳态的中庸管理理论，均在用“非排他性”视角处理复杂系统下管理的双元共性问题。

“原子论”与“系统论”下的知行失衡

当下中国大学的管理学课程体系设计多沿袭西方，虽然在教学案例与讲义内容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样本与思想出现，但仍属于“原子论”下的分科求知范式，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与国学教育有着本质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世界的物质构成与运行规律，通过将物质世界逐步细分到符合可认知的水平，逐一研究后再予以整合形成对世界的完整认识，如化学方程式、重力加速度与细胞核构成等。由于不涉及人文情感，多采用中立式研究与模块化教学来提升学者在特定科目上的智识。当这种教研方式带入管理学后，无意间将“人”这一管理主体与对象进行了“非人格化”处理，长于实验、定量等教研方式，学术、学说与信仰彼此独立、互不干涉。

国学是典型的人文社科，是“系统论”下对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归纳与选择，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信仰体系三位一体。贾利军指出，中国传统科研范式以爻、卦、辞为语言系统之器来观察分析世间万物之象，旨在打通天地人三才求归一。既不依附于科技，也不依附于宗教，而是将真善美统一于生活体验，通过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实践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来培养君子。因为具有平民化特征，所以采用亲师取友、教学相长、训诂考据等介入性教研模式。如果无视价值理性与教育目的，仅仅是在管理学教育中把传统文化作为知性教育和功能教育的一环，无疑与创造性转化的目的分道扬镳。

“原子论”与“系统论”的偏颇还体现在实践上。专精一隅的锻炼方式未必能解决系统集成的结构难题，系统优势下的整体成就也无法掩盖局部劣势，传统文化的管理实践检验要在目标的选择上兼顾多个发展阶段与组织形式。发展阶段是指要关注兼顾管理学与历史学思维的“企业史”研究，包括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历史与具体企业的内部管理历史，思考传统文化是否影响、如何影响企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组织形式是指除了华为、海尔、方太等现代传统文化植入型企业之外，古代的类企业组织如制盐、冶铁、铸钱等官营手工业与制瓷、纺织、木匠等私营手工业，近代的大生纱厂、福新面粉厂、启新洋灰公司、保晋矿务公司等民族资本企业，今天的同仁堂、老凤祥、光明乳业等老字号企业中，都充分浸润着传统文化，也符合经营领域较为成功、管理模式具有影响、多段检验长期稳定、解决今昔管理挑战的案例选取原则，是传统文化落地不容忽视的标的。

推动“原子论”与“系统论”的结合，重点是在学术界、咨询界与实务界“三元汇通”，打造术语、概念到规则上的学术共同体。谭劲松提出管理学发展的金字塔模型，其中科研层是高校，媒质层是咨询公司，应用层是企业、政府、事业单位或机构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高校在设置传统文化专题课程之余，应开设“科学哲学”等逻辑学与方法论课程，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不同研究对象与研究阶段相匹配的研究范式，修正科技教育偏胜而人文教育不及的倾向。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咨询公司可以依托自身平台型、服务型特点，向高校提供企业案例研究素材，向企业提供询议建言，在理论指导与方案定制中化解国学与西学、科研与应用间因规则差异产生的壁垒。企业和单位则可以在企业学府与团队培训中聘请高校专家授课，在实战模拟、案例研讨与互动教学中提高文化能见度与习得度，实现中西悖论整合与大小二难归谬。

结语

2023年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局之年，管理学追求效益及现代化需要与增量的底层逻辑相契合。因此，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激发产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管理学派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面对资本中心发展逻辑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全球生态危机等难题，更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循序渐进、统筹兼顾、行有所止等思想来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而落脚在人民中心的发展轨道上。

“没有中国五千年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建设与社会实践中孕育和创造的。随着国家文化建设进程持续推进、文化传播的载体逐渐丰富，《百家讲坛》《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节目精彩纷呈，国潮、国风为国画、国漫、国货等载体文化赋能，都向普罗大众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站在中华文化的主场，构建中国管理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正当其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一个传承与创新、培育与传播、身体与力行的立体化工程。中国管理学派要复兴与结合的是沉淀千年的文化内核，要讲清楚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与追求、独特发明与创造，使传统文化取其精华也推陈出新，让中国管理尽物之性也成人之美，与西方管理各美其美也美美与共，既用科学规范化解感性的紊乱，也用历史经验弥补理性的冷峻，同世界各国文明一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通史”（项目编号：13&ZD08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