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心理控制源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

2023-06-27 01:40于海波陈艳玲张俊杰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23年3期
关键词:链式个体效应

于海波 陈艳玲 张俊杰 顾 琼

(安徽中医药大学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合肥 230014)

《2022国民抑郁蓝皮书》显示,青少年群体是抑郁的高发群体,患病率为15%~20%。一直以来抑郁都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疾病[1],因此,研究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提高抑郁症知晓率,促进青少年抑郁的防治工作意义重大。

生活事件是抑郁发生的直接原因[2-4],但生活事件对抑郁影响的潜在机制尚不明确。马丁.塞利格曼通过一系列经典的试验得出结论:抑郁是习得的[5]。在负性事件面前,当事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现状,这种经历被塞利格曼称为“习得性无助”经历。如果“习得性无助”的经历过于频繁,这种控制缺失的知觉便会泛化到所有的情境中,于是个体便感到无助而抑郁[5]。即个体在生活中习得的对自己行为结果的消极预期是导致抑郁的直接原因。朱利安.罗特用控制点来解释个体对事件结果的预期,指出个体越相信事件的结果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或特质,就越倾向于内控;越容易把事件的结果归结于运气、命运,或有权势的他人,就越倾向于外控[6]。内-外控并非彼此独立的,而是一个从内控到外控的连续测量尺度[6]。很显然,越是外控的个体越容易相信自己无法改变现状[7],从而更容易习得无助,产生抑郁。而控制点属于问题解决的类化预期的一部分,是基于个人经验不断强化的结果[6]。强烈而频繁的负性生活事件,很容易强化个体对事件结果的消极预期,导致思维方式朝外控的方向发展。因此,本研究假设控制点在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间起中介作用(H1)。

反刍思维是一种对消极事件及负面情绪反复关注的思维方式,它能延长消极事件对个体的负面影响,从而加剧抑郁症状[8]。反刍思维能正向预测抑郁的发生[9],而且反刍思维越高,抑郁越难以缓解[10]。此外,生活事件能导致反刍思维加剧[11]。因此,本研究假设:反刍思维在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间起中介作用(H2)。

最后,本研究认为控制点和反刍思维并非单独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外控型的个体更容易陷入反刍思维,并引发心理痛苦[12]。如上所述,反复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可能提高个体的外控倾向,外控的个体又更容易陷入反刍思维,从而进一步加剧并延长个体的抑郁症状。因此,本研究假设:生活事件通过控制点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抑郁(H3)。

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以期为青少年抑郁的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1年11—12月,2022年3—4月选取合肥市3所高校,淮南市和上海市各1所高中,安庆市1所初中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采取整群抽样法,发放纸质版问卷共1961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844份,有效率94.0%。平均年龄17.15岁(SD=2.86);男生642人(34.8%),女生1202人(65.2%);初中生464人(25.2%),高中生365人(19.8%),大专生491人(26.6%),大学生524人(28.4%)。

1.2 研究工具

1.2.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13]测量个体近一年来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的强度。该量表由26个可能引起青少年应激反应的事件构成,依据事件对个体的影响程度进行5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生活事件给当事人造成的总的应激量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19。

1.2.2心理控制源量表 采用《心理控制源量表》[14]测量个体的心理控制源倾向。该量表采用两点计分,总分越低,表明内控的倾向性越高,总分越高表明外控的倾向性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729。

1.2.3反刍思维量表 《反刍思维量表》[15]从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反省深思3个方面测量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反刍思维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16。

1.2.4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中文简版》[16]测量青少年抑郁。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30。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1.0统计软件对数据做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法来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使用AMOS25.0基于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流程对研究假设中的链式中介模型进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生活事件、心理控制源、反刍思维和抑郁四个变量所包含的所有题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其中18个公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第一个因子对总变异的最大解释率为19.97%,小于临界值40%,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2.2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生活事件与心理控制源、反刍思维和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r=0.25、0.54、0.47,P<0.05);心理控制源与反刍思维、抑郁正相关(r=0.35、0.40,P<0.05);反刍思维与抑郁正相关(r=0.62,P<0.05)。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2.3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2.3.1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效应 模型拟合良好:χ2=52.34,χ2/df=8.72,CFI=0.99,GFI=0.99,AGFI=0.97,NFI=0.99,TLI=0.98,RMSEA=0.07,SRMR=0.02。生活事件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β=0.50,t=21.24,P<0.001),该结果再一次验证了生活事件能显著预测抑郁这一结论。

2.3.2心理控制源在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 模型拟合良好:χ2=77.50,χ2/df=7.75,CFI=0.99,GFI=0.99,AGFI=0.97,NFI=0.99,TLI=0.97,RMSEA=0.06,SRMR=0.02。进一步,使用Bootstrap程序(重复取样5000次,下同)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生活事件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β=0.44,t=18.57,P<0.001),心理控制源在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间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值为0.07,效果量为22.84%,95%置信区间为[0.06,0.09],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即心理控制源在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1成立。

2.3.3反刍思维在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 模型拟合良好:χ2=212.40,χ2/df=10.11,CFI=0.98,GFI=0.98,AGFI=0.95,NFI=0.98,TLI=0.96,RMSEA=0.07,SRMR=0.04。进一步,使用Bootstrap程序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生活事件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β=0.18,t=6.70,P<0.001),反刍思维在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间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值为0.35,效果量为65.92%,95%置信区间为[0.31,0.40],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即反刍思维在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2成立。

2.3.4链式中介模型[17-18]模型拟合良好:χ2=227.47,χ2/df=8.43,CFI=0.98,GFI=0.98,AGFI=0.95,NFI=0.98,TLI=0.96,RMSEA=0.06,SRMR=0.04。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1:生活事件既正向预测心理控制源(β=0.25,t=10.41,P<0.001),又正向预测反刍思维(β=0.55,t=23.44,P<0.001);心理控制源既正向预测反刍思维(β=0.25,t=13.06,P<0.001),又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β=0.17,t=9.39,P<0.001);反刍思维能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β=0.49,t=18.47,P<0.001)。此外,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预测效应依然显著(β=0.17,t=6.61,P<0.001)。

注:***P<0.001。图1 链式中介模型图

使用Bootstrap程序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中介效应路径有3条,且3条中介路径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3条中介路径均显著,心理控制源和反刍思维在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假设3成立。见表2。

表2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包含3条中介路径:心理控制源的中介作用;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心理控制源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

首先,生活事件通过心理控制源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抑郁的产生。罗特的控制点理论认为,控制点是在个人面临问题情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基于个人经验不断强化的结果[6]。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预测心理控制源,生活事件得分越高的青少年外控性水平也越高。即强烈而频繁的负性生活事件,很容易强化个体对事件结果的消极预期,导致思维方式朝外控的方向发展。而外控的思维方式的个体在负性事件面前更容易产生无助感,从而引发抑郁。

其次,反刍思维在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间起中介作用。生活事件能正向预测反刍思维。已有研究也发现,生活事件导致了现实与期望间的落差,进而导致个体对事件的原因、影响和结果进行反复思考[11],从而促使反刍思维加重[10]。反刍思维作为一种对消极事件和情绪反复关注的思维方式,能正向预测抑郁[9]。反刍思维会使个体反复、过度关注负性生活事件的原因及不良情绪,从而延长负性事件对个体的不良影响的时间,导致抑郁加重[11]。因此,负性生活事件可以通过提高反刍思维水平,从而促使青少年抑郁加重。

最后,生活事件能通过心理控制源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抑郁。强烈而频繁的负性生活事件,很容易强化个体的外控性思维,外控性的个体更容易习得抑郁;同时,外控性的个体更容易陷入反刍思维[12],从而加剧抑郁症状。

本研究结果不仅进一步阐释了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机制,也为提高大众对抑郁的知晓度,促进青少年抑郁的防治工作指明方向。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尤其要关注经历较多负性生活事件,且外控性和反刍思维较高的青少年。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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