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逆境商、应对方式与职业认同感的关系

王端婷 王 言 李文福 徐芳芳 闫迎春

(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济宁 272013)

医学生学业压力繁重,学科知识专业性较强、学制长且学习内容枯燥单调,作为医疗卫生行业的未来生力军,只有对自己未来职业具有高度的认同感,才能更好地投入专业学习之中。受新冠病毒的影响,医护人员面临的压力更大,职业认同受到威胁。以往研究表明,逆境商和职业认同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逆境商是评估个体应付困难情景的一种综合能力。逆境商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突然形成或提高的,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困境中,合适的应对方式会帮助个体采取最有效的解决策略从而减轻自己内心的压力,有效帮助个体缓解和调节当前心境,并保持身心健康[1]。Luthans等[2]认为心理韧性强、积极乐观的人逆境商水平会相对较高,在面对磨难时,他们会抱有战胜逆境的信心,采取各种积极的认知方式,灵活调整实现目标的方法,并在成功后对自己的成功做出积极的归因。本研究旨在分析医学生逆境商、应对方式及职业认同感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为更好地培养医学生逆境商和职业认同感,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22年2月至5月,采取问卷星向济宁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发放问卷,共289人参与,其中有效问卷23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0.28%。其中男生91人,女生141人;独生子女111人,非独生子女121人;城市136人,乡镇96人;大一46人,大二66人,大三40人,大四63人,大五17人;所学专业为报考第一志愿181人,调剂志愿51人;学生干部59人,非学生干部173人。

1.2 研究工具

1.2.1自编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 自编用于收集医学生人口学信息,内容主要包括年龄、年级、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学生干部、所学专业是否第一志愿等。

1.2.2逆境商量表(adversity quotient scale,AQ Scale) 该量表由Stolz编制经李炳全和陈灿锐修订[3],其中包括逆境忍耐、逆境归因、逆境延伸和逆境控制4个维度,共30个情景60个条目,所有项目测量方式都是采用5点李克特式计分。分数越高,代表逆境商越高,应对困难的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1.2.3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由解亚宁编制[4],采用4级评分法。量表包含积极应对(10个条目)和消极应对(10个条目) 两个维度20个条目。总体应对方式得分=积极应对标准分(Z分)一消极应对标准分(Z分),应对标准分=(实际得分-样本平均分)/样本标准差。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1.2.4医学生职业认同感调查问卷(the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使用张丽莉[5]编制的医学生职业认同调查问卷,共38个客观条目,包含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承诺、职业行为、职业期望、职业价值观6大维度。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记分法,其中有四个条目采取反向计分的方式,分别是第5、6、16、36题。分数越高,代表个体对自己职业的认同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1.3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医学生逆境商、应对方式及职业认同感的人口差异学检验

不同年级医学生的逆境商、应对方式、职业认同感的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在逆境商、应对方式、职业认同感得分上,男性高于女性,城市户籍高于乡镇户籍,第一志愿医学生得分高于调剂志愿得分,独生子女得分与非独生子女得分之间无显著差异;学生干部的逆商得分低于非学生干部逆境商得分。见表1。

表1 医学生逆境商、应对方式及职业认同感的人口差异学检验(N=232)

2.2 医学生逆境商、应对方式及职业认同感的相关性

逆境商与应对方式和职业认同感呈正相关,应对方式与职业认同感呈正相关。见表2。

表2 医学生逆境商、应对方式及职业认同感的相关性分析

2.3 应对方式对逆境商及职业认同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将职业认同感作为因变量,逆境商作为自变量,应对方式为中间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学生逆境商正向预测职业认同感(β=0.642,P<0.001),医学生逆境商和应对方式正向预测职业认同感(β=0.374,0.379,P<0.001)。以医学生逆境商为自变量,应对方式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医学生逆境商正向预测应对方式(β=0.706,P<0.001)。见表3。

表3 医学生逆境商、应对方式及职业认同感的逐步回归分析

采用SPSS的宏程序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样5000次计算95%CI,医学生逆境商对职业认同感的直接效应(8.350)的Bootstrap 95%CI不包含0,说明医学生逆境商对儿童职业认同感产生的直接效应显著;应对方式对职业认同感产生的总间接效应(5.965)的Bootstrap 95%CI不包含0,说明应对方式在逆境商和职业认同感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由以下路径产生:逆境商-应对方式-职业认同感。见表4。

表4 应对方式在医学生逆境商与职业认同感间的中介作用

3 讨论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在人口学变量上,专业第一志愿医学生逆境商、应对方式及职业认同感得分显著高于专业为调剂志愿的医学生。第一志愿医学生对未来职业认同感较高,了解医学生的学业压力较大,因此,克服困难的决心较大,专业兴趣较高,应对方式也较为积极。另外,数据分析发现,大学四年级医学生的各项得分较低,推测原因可能因为医学生在大四开始进入临床见习,同时承受理论学习和临床见习两方面的压力,因此各项得分较低;此外也可能由于大学五年级人数较少,存在一定的统计学偏差。

本次调查显示,医学生逆境商与职业认同感呈正相关,即医学生逆境商水平越高,其职业认同感越强,与傅莹等研究一致[6]。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高逆境商的医学生在面对紧急和突发状况时能够理智分析,并且快速做出正确判断,然后找到解决办法,保证学习和工作的顺利进行。医学生逆境商与应对方式正相关,即高逆境商的医学生会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以应对困难,而低逆境商的医学生则倾向于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这与陈逸飞[7]、李炳全等[3]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如下,高逆境商的医学生在面对困难和磨难时,其主观能动性更强,并且有能力解决事情,因此会选择主动出击,以积极的方式应对挑战。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应对方式与医学生职业认同感呈正相关,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8-9]。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工作的主力军,其应对方式关系到自身在未来职业环境中的适应性问题,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医学生心态和工作热情会更好,对未来工作的向往和积极性也会更高,其职业认同感自然会更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生逆境商能够预测应对方式,同时应对方式也能预测职业认同感。经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应对方式在医学生逆境商与职业认同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究其原因,逆境商和应对方式分别是个体在面对困难情景时所具备的综合能力和解决方式,因此高逆境商的医学生抗挫折能力和承受能力较强,也具有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能够沉着冷静、积极主动地应对困难和突发事件,顺利解决难题,这会进一步增强其成就感,促进医学生的职业认同[10]。这一冷静面对困难—努力克服困难—获得职业认同感的良性循环,也有助于医学生心理素质与实践经验的进一步提高[11]。同时,以往研究显示,高水平的逆境商也有助于医学生提升自身乐观水平,进而维系自身心理健康[12]。综上所述,医学生逆境商、应对方式、职业认同感彼此之间的关系;医学生逆境商可以直接影响职业认同感,亦会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