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动障碍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家庭教育方式现状

石乔 曹建伟 黄颖 王如霞

【摘要】 目的：探討抽动障碍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家庭教育方式现状。方法：以方便抽样法抽取2020年2月-2022年9月在中山市人民医院心理科门诊和儿科门诊就诊的抽动障碍患儿32例作为研究组。根据性别、年龄匹配，以1∶1的比例抽取32例本市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记录研究组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三种类型抽动障碍（短暂性抽动障碍、慢性抽动障碍、Tourette综合征）患儿的性别、年龄分布情况及共病情况（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情绪障碍、睡眠障碍、学习困难、破坏性行为），并用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YGTSS）评价疾病严重程度。比较两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第二版（FACES-Ⅱ）、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评分，分析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及家庭教育方式现状。结果：32例患儿中短暂性抽动障碍4例（12.50%）、慢性抽动障碍8例（25.00%）、Tourette综合征20例（62.50%）。三种类型抽动障碍患儿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Tourette综合征的伴共病比例明显高于短暂性和慢性抽动障碍（P<0.05），而短暂性和慢性抽动障碍的伴共病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ourette综合征的YGTSS评分显著高于短暂性和慢性抽动障碍（P<0.05），慢性抽动障碍的YGTSS评分显著高于短暂性抽动障碍（P<0.05）。研究组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实际亲密度、实际适应性、理想亲密度、理想适应性均低于对照组，亲密度差高于对照组（P<0.05），但两组适应性差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拒绝与否认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拒绝与否认、惩罚与严厉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父亲偏爱被试、过度保护和母亲过分干涉与过度保护、偏爱被试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抽动障碍以Tourette综合征病情最复杂。抽动障碍儿童存在不良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不良的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可能是此病作用的中间介质，临床应结合患儿的临床特点及不良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关键词】 抽动障碍 临床特点 家庭功能 家庭关系 家庭教育方式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Func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Education Mode of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SHI Qiao， CAO Jianwei， HUANG Ying， WANG Ruxia. //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 2023， 20（11）： -165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func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education mode of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Method： A total of 32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Pediatrics， Zhongshan City People's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0 to Sept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matching of gender and age， 32 healthy children in this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t a ratio of 1∶1. The general data of childre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recorded， and the gender， age distribution， and comorbidity condition （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e disorder， mood disorder， sleep disorder， learning difficulty and disruptive behavior） of children with three types of tic disorder （transient tic disorder， chronic tic disorder and Tourette syndrome） were compared，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was evaluated by Yale global tic severity scale （YGTSS）. The scores of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 family adaptability cohesion environment scale second edition （FACES-Ⅱ） and egma minnen bardndoms uppforstran （EMBU）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status quo of family func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education mode was analyzed. Result： Among the 32 children， there were 4 cases （12.50%） of transient tic disorder， 8 cases （25.00%） of chronic tic disorder and 20 cases （62.50%） of Tourette syndrome.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age among children with three types of tic disorder （P>0.05）. The comorbidity rate of Tourette syndrom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ransient and chronic tic disorder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ansient and chronic tic disorder （P>0.05）. The YGTSS score of Tourette syndrom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ransient and chronic tic disorder （P<0.05）， the YGTSS score of chronic tic disord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ransient tic disorder （P<0.05）. The problem solving， communication， role， emotional response， emotional intervention， behavior control and overall functional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actual intimacy， actual adaptability， ideal intimacy， ideal adaptabilit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timacy differenc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score of adaptability difference （P>0.05）. The scores of fa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scores of punishment and severity， excessive interference， rejection and denial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of mother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scores of rejection and denial， punishment and severit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scores of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father's favoring subjects， excessive protection and mother's excessive interference and protection and favoring subjects （P>0.05）. Conclusion： Tourette syndrome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ic disorder.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have bad famil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Bad famil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may be the intermediate media of the disease， and clinical interven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bad famil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Key words] Tic disorde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func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Family education mode

First-author's address： Zhongshan City People's Hospital， Guangdong Province， Zhongshan 528400，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23.11.038

儿童抽动障碍发病率高，临床表现为突然、快速、反复、不规则、单一或多部位肌肉运动或/和发声抽动。同时，其可能伴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强迫行为或思维、情绪障碍等症状，严重干扰或损害患儿的认知功能，降低其社会适应能力[1]。亲密度和情绪表达低、矛盾性高的家庭成员缺乏相互帮助和支持，易发生猜疑、冲突，家庭气氛容易紧张，患儿感到孤独和害怕[2]。有研究表明，在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中，家庭冲突和情感交流较少是主要因素。不良的家庭环境可能会对抽动障碍的发病和病情产生一定影响，需从多方面加以改善[3]。儿童强迫症和焦虑症的形成也与父母的不良教育方式密切相关。父母干涉过多后，抽动障碍儿童的症状变得更严重，这可能与其情绪紧张和焦虑有关。不良的家庭教育也可能是抽动障碍和情绪因素间的中介之一[4]。在当前的抽动障碍研究中，遗传学、生物化学和生理学是研究热点，而社会心理学研究较少。本研究主要对抽动障碍患儿的临床特点进行调研，并分析了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及家庭教育方式在抽动障碍中的作用，旨在为临床抽动障碍的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方便抽样法抽取2020年2月-

2022年9月中山市人民医院心理科门诊和儿科门诊抽动障碍患儿32例作为研究组。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修订版（DSM-IV-TR）中抽动障碍的诊断标准，表现为多发性和/或发声性抽动；（2）年龄10～18岁，体格、智力水平正常，无重大疾病史。排除标准：亨廷顿病、风湿性舞蹈病、肝豆状核变性、脑炎后遗症等疾病和药物引起的抽动障碍。根据性别、年龄匹配，以1︰1的比例抽取32名本市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儿家长均自愿参与本研究。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收集 采用自拟抽动障碍病例观察表记录患儿的一般资料，描述抽动障碍各类型的性别、年龄分布特点，总结抽动障碍的临床表现，比较抽动障碍各类型的共病情况（共病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情绪障碍、学习困难、睡眠障碍、破坏性行为），并采用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YGTSS）评价疾病严重程度。其中包括抽动类型、抽动频度、抽动强度、复杂程度、干扰程度，各项评分均根据严重程度按0、1、2、3、4、5分计，总分为0～25分，分值越高说明该项严重程度越高。

1.2.2 家庭功能评定 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评定，量表共60个问题和7个子量表。（1）问题解决，即家庭在维持有效家庭功能的同时解决问题的能力，共包括6个条目，计6～24分；（2）沟通，家庭成员的信息传递是否直接明确，共包括9个条目，计9～36分；（3）角色，家庭是否建立并完成了家庭功能行为模式，包括是否有明确公平的任务及认真完成，共包括11个条目，计11～44分；（4）情感反应，家庭成员对刺激的情绪反应共包括6个条目，计6～24分；（5）情感介入，指家庭成员间相互关心的程度，共包括7个条目，计7～28分；（6）行为控制，家庭在不同情况下是否有不同的行为控制模式，共包括9个条目，计9～36分；（7）总的功能，总体评估家庭功能，共包括12个条目，计12～

48分[5]。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66～0.76，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2。各项目有4个答案，非常同意=1，同意=2，不同意=3，完全不同意=4，分数越高，家庭功能越好。

1.2.3 家庭关系评定 使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第二版（FACES-Ⅱ）評估，亲密度、适应性量表共30个问题，其中亲密度量表16个问题，总分16～80分，适应性量表14个问题，总分为14～70分。这是对奥尔森1982年编制的原始量表的修订，达到了较高的复测信度、效度和内部一致性。国内研究者对实际亲密度、理想亲密度、亲密度差、实际适应性和适应性差的重复测量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788、0.518、0.600、0.542和0.417，P<0.01。理想适应性的一致性较弱，相关系数为0.336，P>0.05。该量表主要评估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前者代表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关系，后者代表家庭关系随处境和发展阶段而具有的应变力[6]。所有问题都回答两次，即实际情况和理想情况。

1.2.4 家庭教育方式评定 使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评估：父亲、母亲共66题，Perris等人于1980年联合编制的一份问卷，对父母的教育态度和行为进行评估。在中国，岳冬梅修订了中文版，并从父亲的养育方式中提取了六个主因素，共58道题目，计58～232分，即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与否认、过度保护；从母亲的养育方式中提取了五个主因素，共57道题目，计57～228分，即情感温暖与理解、过分干涉与过度保护、拒绝与否认、惩罚与严厉、偏爱被试[7]。父亲、母亲主因素的同质性信度为0.46～0.85，0.69～0.88，分半信度为0.50～0.89，0.77～0.91，重测信度为0.58～0.73，0.71～0.82。所有研究对象在同一主试指导语下完成量表问卷。

1.3 观察指标 （1）统计分析研究患儿的临床特征；（2）比较两组FAD、FACES-Ⅱ、EMBU评分，分析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及家庭教育方式在抽动障碍发病中的作用。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检验水准α=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研究组男21例，女11例；年龄10～18岁，平均（13.19±2.12）岁；家庭成员3～6人，平均（4.13±1.02）人；父母文化水平均为大专及以上；家庭收入3 000～10 000元，平均（5 123.14±554.23）元。对照组男22例，女10例；年龄10～18岁，平均（13.22±2.19）岁；家庭成员3～6人，平均（4.19±1.03）人；父母文化水平均为大专及以上；家庭收入3 000～10 000元，平均（5 129.07±512.13）元。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2 抽动障碍患儿的临床特点 按病情分类，32例患儿中短暂性抽动障碍4例（12.50%）、慢性抽动障碍8例（25.00%）、Tourette综合征20例（62.50%）。三种类型抽动障碍患儿的性别、发病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Tourette综合征的伴共病占比明显高于短暂性和慢性抽动障碍（P<0.05），而短暂性和慢性抽动障碍的伴共病占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ourette综合征的YGTSS评分显著高于短暂性和慢性抽动障碍（P<0.05），慢性抽动障碍的YGTSS评分显著高于短暂性抽动障碍（P<0.05）。见表1。

2.3 两组FAD评分比较 研究组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4 两组FACES-Ⅱ评分比较 研究组实际亲密度、实际适应性、理想亲密度、理想适应性評分均低于对照组，亲密度差高于对照组（P<0.05），但两组适应性差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5 两组父亲、母亲EMBU评分比较 研究组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拒绝与否认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偏爱被试、过度保护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拒绝与否认、惩罚与严厉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过分干涉与过度保护、偏爱被试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5。

3 讨论

抽动障碍的诊断在20世纪末期被引入国内，临床就诊率逐年上涨，当前此病在国内儿童中十分常见[8]。在本组32例患儿中，Tourette综合征是最常见的型，短暂性抽动障碍4例（12.50%）、慢性抽动障碍8例（25.00%）、Tourette综合征20例（62.50%）。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抽动障碍男性明显多于女性[9]，原因尚不清楚，本组患儿男性亦多于女性。大多数抽动症状发生在18岁前，通常在5～10岁，平均年龄不到7岁，抽动的严重程度通常在10～12岁时达高峰。在一些患者中，在青年末期和成年早期抽动的严重程度降低[10]。据报道，大多数抽动障碍患儿的症状持续到16岁，其中一些儿童会遗留中度至重度抽动，严重影响其社会功能。未经治疗或治疗不当的抽动障碍会产生严重后果，包括严重抑郁症和自杀风险[11]。在这组病例中，慢性抽动障碍及Tourette综合征的YGTSS评分显著高于短暂性抽动障碍，表明病程越长，病情越重。有研究指出，抽动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是不确定的，并且是波动的，新症状可取代旧症状，或者基于原有症状的新症状也可自然缓解。有时，病程较长的大龄儿童在运动性抽动或发声性抽动后可能很快出现另一个动作，试图掩盖抽动，使临床表现更难识辨别[12]。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儿童受家庭的影响，抽动成为心理应激的表现之一[13]。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抽动障碍患儿的整体家庭功能下降。研究组实际亲密度、实际适应性、理想亲密度、理想适应性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亲密度差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家庭成员间缺乏亲密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伴环境改变的应变力低。国外研究发现，如果父母独裁、过分干涉、情感疏远，儿童很难认同家庭并获得归属感[14]。原因可能为：抽动障碍患儿与正常儿童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评分低于对照组，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拒绝与否认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评分低于对照组，拒绝与否认、惩罚与严厉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抽动障碍儿童的父母养育方式不良，与文献[15-17]研究结果一致。父母对儿童的过分指责、惩罚、羞辱、批评，易使其自卑、无助和不安，并产生不良情绪，父母对儿童过于关注、干涉、通常会致其做事刻板不灵活、拘束、压抑[18-20]。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的量表均为自评量表，个别儿童作答时易受主观想法或客观事件的影响，对此已注意并澄清，但要想对患儿的家庭关系与互动的变化更深地了解，仅依赖于量性研究是不足的，需补充质性研究。期待今后能对研究组患儿家庭进行访谈，弥补当前研究的局限性。期望今后能扩大样本量、病种、研究途径以深入研究儿童精神领域。

综上所述，抽动障碍是儿童时期一种常见的神经精神疾病，病情反复难治，病程较长，尤其Tourette综合征病情最复杂。抽动障碍儿童存在不良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不良的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可能是此病作用的中间介质，临床应结合患儿的临床特点及不良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进行有针对地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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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1-29） （本文编辑：陈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