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步行、自行车到小汽车

段艳丽

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有三要素：工作、家庭与休闲。休闲是日常生活的非日常性体现，人们可以暂时从紧张的工作中抽身出来，享受一段自由与愉快的时光。它可以使大脑得以休息或刺激，从而产生更强的生命力。休闲的方式与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会带来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相应变化。

山野远足及都市漫游

远足是英国人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与地理环境有关。英国国土面积不大，但户外自然风光优美，有连绵起伏的丘陵、茂密的树林、蜿蜒崎岖的海岸等。政府开辟了专供人们远足的步行小径，人们也自行踏出了不少远足路线。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父亲喜欢远足，受其影响，伍尔夫也喜欢在户外散步。这是最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她喜欢在山丘、田野进行各种探险。住在苏塞克斯的僧侣屋时，“每天下午，无论天气如何，她都会带着狗在山丘或河边散步。当地人习惯了，在他们眼里，她是一個古怪、孤独的人，穿着破烂，自言自语。”伍尔夫夫妇俩都喜欢在乡野一边散步一边闲聊。初到罗德梅尔时，他们还严格控制散步时间，以免在乌斯河畔散步所花的时间比写作时间还多。

伍尔夫也喜欢在城市街头、公园散步，是城市街头生活的“漫游者”。“都市漫游者”这个词源于法语中的“flaneur”，是个阳性词，没有阴性，因为以前有教养的女性不能独自一人在街头行走，更不能在街头闲逛。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但即便如此，想在街头漫步仍然要找借口。《街头漫步：伦敦冒险》中的借口是去买铅笔，而短篇小说《邦德大街上的达洛维夫人》中女主人公的借口是去买花。漫步让人们离开了狭小的居住房间，而步入更开阔的公共空间。除了锻炼身体，也给人们一种“放纵的感觉”，可以看到都市人们的生活百态：商场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形形色色的顾客、小商店里老夫妇的拌嘴等。夜晚的街头漫步使脑海里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畅想交织在一起，欲望和本能被偷偷释放，个体的多面自我同时存在，成为杂色的、光怪陆离的混合物，不再是白天那个一本正经、别人看到表面的、外在的自我：

1月里站在人行道上的我是真正的自我呢，还是6月里在阳台上俯身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我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抑或真正的我既非此，亦非彼，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而是某种千变万化、飘忽不定的东西，结果只有在人们信马由缰、让自我凭着自己的喜好自由无碍地任意驰骋时，我们才是真正的自己吗？

这样丰富、立体的个体才是人的真实存在，而无拘无束、任意驰骋的意识状态带给作家许多灵感，散步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给她的写作提供很多素材。在《往事随笔》中，伍尔夫写道：“有一天，我在塔维斯托克广场散步时，想到了《到灯塔去》，就像我有时会构思书一样。很突然，显然是不由自主地。一件事突然引发了另一件事……一边走，我的嘴唇似乎在一边自动发出音节。”

波西米亚式的自由

骑自行车在19世纪末成为时尚，发展得很快，到1895年，仅在伦敦就已经有300个俱乐部。戴维·洛奇的《作者，作者》中就描述了亨利·詹姆斯买自行车，并学习骑车的事。在20世纪的前几年，剑桥的“使徒”们喜欢在剑桥周围骑自行车，自行车也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文艺圈令人迷恋的交通工具，代表着前卫和自由。在《雅各之室》中，雅各和他的同学们刚刚从剑桥教授沉闷的家中出来，就想寻找自行车，因为那会带给他们一种“自由的感觉”。美学家罗杰·弗莱精力充沛，是自行车的狂热爱好者。1910年，他答应戴斯蒙德·麦卡锡去法国骑自行车度假，前提是后者能陪他一起为伦敦的后印象派画展挑选画作。麦卡锡答应了，后来抱怨说弗莱骑得飞快，如果不是每隔几英里就得停下来画画素描，他就会被远远甩在后面。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年轻时被称为自行车的“鉴赏家（connoisseur）”，他曾详细地介绍了第一次学骑自行车的过程：

我哥哥赫伯特在生日那天得到了第一辆真正的自行车，那时他大概12岁，我11岁。那时候还不是充气轮胎，我们推着这个极其沉重又笨拙的家伙去莱克汉姆花园，学骑车。他练了几分钟后，允许我上手或毋宁说上腿试试。车座对我来说太高了，我只能蹬着踏板。但他猛然推了我一下，我就全速冲向了一条沟，撞上了一根灯柱，自行车被摔成两半，车把和前轮冲着一个方向，后轮、座位和我自己朝着另一个方向。后来我们骑得很娴熟，几乎成为专家，……假期里我们骑车旅行。骑自行车周游英国的费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后来，伦纳德还骑自行车环游了锡兰。当时作为交通工具的自行车比步行省时省力，比马车速度也快。1894年，从伦敦到布莱顿（108英里），乘长途马车要8个小时，中途还要多次换乘，而骑自行车却只需四个半小时。

骑自行车并未被视作仅是男性的娱乐活动，英国最早的女性骑行者是上流社会女性，她们会坐马车到伦敦公园去骑自行车。当时她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着装的烦恼。因此，19世纪末，关于自行车和女性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女性应该骑吗？”而是：穿着长裙，如何骑？因为当时如果女性不穿裙子，就会遭到公众的嘲笑和蔑视。19世纪50年代，阿梅莉亚·布卢默夫人曾提出改革服装，认为女人最合适的骑行装束是裤裙，它看起来像裙子，但实际上是及膝短裤或灯笼裤。1881年，英国成立了“理性着装协会”（Rational Dress Society），旨在推广及膝裤裙。1883年，有一位金夫人在“理性着装协会”的旗帜下，发起了反对穿长裙骑自行车的运动。1893年，第一个女子自行车俱乐部成立。同年9月，一位16岁的女孩儿穿着“理性服装”（主要是及膝裤裙），骑着一辆男式自行车，用了八个半小时，从伦敦骑了120英里到达布莱顿。这件事引起了轰动，被人们热烈地讨论了好几个星期，极大地鼓励了大胆、热爱自由的女性们，骑行在女性中得到进一步普及。伍尔夫周围的一些女性朋友，如音乐家埃塞尔·史密斯就经常骑自行车去看她。在《达洛维夫人》中，洒脱的萨莉就在护墙周围骑自行车。骑车也符合布鲁姆斯伯里成员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大胆、自由、无拘无束。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姐姐也骑自行车，姐姐凡妮莎经常骑自行车去艺术学校上课。1897年2月，伍尔夫在位于伦敦西南的博格诺度假时，跟凡妮莎骑着自行车进行了一次探险，“没有地图，没有手表，也不了解这个村庄”，结果发现“道路比她们骑行过的任何道路都泥泞、糟糕”，然而，这极大地刺激了她们的冒险精神。

如果说自行车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还算时尚、新奇的话，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就已经成為普通大众能买得起的普通的交通工具了。1926年5月2日到12日英国工人发起了大罢工，伍尔夫在5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人人都在骑自行车，……没有公共汽车，没有海报、没有报纸。”当英国政府宣布罢工非法并颁布禁令后，伍尔夫还“让一些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赶往伦敦各处收集知名作家和艺术家的签名，请求他们呼吁政府不要惩罚矿工”。可见自行车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品，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了。自行车的轻便、灵巧、环保即使在今天仍然广受欢迎。

脑海里的世界地图

就在这时，一辆汽车停在了大门口；士兵敬礼；大门随后关上。

公共马车与小汽车、小货车、面包出租车、出租汽车等交织在一起——这儿有一辆敞篷汽车，里面有个女孩，……半睡半醒地坐在汽车的一角。又开来了一辆车；又一辆。又一辆汽车开过去了。

这是短篇小说《邦德大街上的达洛维夫人》中的两个片段。第一个是在白金汉宫门口的景象；第二个是漫步在邦德大街上的达洛维夫人看到的情景。无论是第一个画面中皇室特权阶层，还是第二个画面中普通百姓的俗世生活，都可以看到，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已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随着汽车的到来，曾经时尚的自行车被汽车的华丽与喧嚣所掩盖。汽车大批量生产始于1921年，到1924年，英国汽车产量达到146，000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私人汽车的拥有量从大约11万辆上升到230万辆，汽车已经成为“新富裕的中下层阶级的主要标志”。“当中产阶级家庭有能力购买他们买得起的型号的汽车时，汽车行业就迅速对富裕的精英人士的欲望做出了回应。”20世纪20年代，布鲁姆斯伯里圈的人大多拥有了汽车：利顿·斯特雷奇早在1922年就买了一辆；梅纳德·凯恩斯有一辆，尽管伍尔夫说它是“廉价的那种”；1928年5月，伍尔夫的弟弟阿德里安·斯蒂芬开着新车撞到了一辆卡车上；凡妮莎和邓肯·格兰特后来则分别开着一辆雷诺和雪铁龙。1924年，伍尔夫在《国家与雅典娜》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汽车贬值》（The Cheapening of Motor-cars），她在文中谴责了汽车对英国乡村活力的破坏。然而，1927年，当她自己拥有了汽车后，她的看法改变了。1927年5月5日，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书（指《到灯塔去》）卖完了。出版前（我想）我们就已经定出1690本——是《邦德大街上的达洛维夫人》的两倍……现在我想我们完全可以买车了。” 1927年7月15日，夫妇俩买了一辆二手车辛格（Singer），花了275镑，钱大部分源自她两个月前出版的《到灯塔去》。在7月23日她写道：“我们有了一辆很好的轻便小汽车……这是对我写《到灯塔去》的回报。”整个夏天，伍尔夫在信件和日记里表达她对拥有汽车的兴奋之情。在给珍妮特·凯斯（Janet Case）的信中，她说：“我们买了一辆汽车……我每天都在风车山（Windmill Hill）上摇摇晃晃地开着转圈，尽量避开狗和孩子。”

刚学开车的时候，夫妇俩没有经验，总会遇到麻烦，如齿轮和点火装置出现故障等。实际上，他们第一次开车出去时就不顺，伍尔夫在写给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信中详细描述了这件事：

这该死的东西发动不起来。变速器被卡住了，发动机堵塞了。全村的人都跑来看热闹——伦纳德几乎气得发疯。最后，我们不得不骑自行车从刘易斯那里接了一个人过来修。他说那是磁石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吗？我们应该知道吗？今天再试一次，我们很生气，很沮丧，也很坚定。我们什么也不想。如果再发动不起来，伦纳德会开枪毙了自己。

伍尔夫的姐姐凡妮莎比他们稍早几周买车，并学会了驾驶，后来就经常自己开车出行。伍尔夫的驾驶技术比不上姐姐。7月23日，就在伍尔夫夫妇买了第一辆汽车的几天后，伍尔夫写信给姐姐，说也在上驾驶课：

我一直都在跟哈里斯学开车。……他说我现在可以独自在乡下开车了。我觉得这非常令人兴奋。他说（但这可能是奉承话），我的技术比一般人强。我们都有同样的缺点——你和我——我们总是太靠左——但我的换挡非常好。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伍尔夫刚开始学习开车时情绪高涨，但后来以把车开进了篱笆而告终，决定放弃。

与此同时，好学的伍尔夫夫妇订阅了关于汽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例如：《驾驶入门》《开车进村：周末乡村道路指南》等。他们与有车的朋友们有了新的话题。伍尔夫在1927年8月14日写信给艾略特说：“伦纳德告诉你了吗？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开车、清洁、在车棚里出出进进、在地图上计算英里、规划行车路线、去探险、被大雨阻挡，在公路上吃三明治，咒骂挡路的牛、羊和骑自行车的人，即便在休息的时候也只是谈论汽车和汽油。”伍尔夫在日记、信件、散文和小说中不停地提到汽车，说明了她对现代科技持欢迎态度，从而驳斥了她“对汽车不感兴趣”的说法。伍尔夫也将她对汽车的知识写到了小说中，《邦德大街上的达洛维夫人》就描述了一些细节，比如爆胎、司机更换轮胎时的动作等，这些都增加了作品的可信度。

伍尔夫和姐姐、丈夫喜欢开车去乡间进行各种探险，她在给利顿·斯特雷奇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快速穿越苏塞克斯……；参观废墟；在废弃的护城河边沉思……”作为“人类交通运输史上的一次飞跃”，汽车的出现为现代都市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它能够让人们快速地实现空间转移，可以很方便地往来穿梭于乡间住宅和伦敦市区，增强了伍尔夫与亲朋好友彼此间的互动，使得塔维斯托克广场和僧侣屋之间、戈登广场和查尔斯顿之间的来往更频繁。Nuala Hancock认为这尤其促成了“伍尔夫和贝尔两家的互惠关系”。黛安·吉尔斯派认为这对伍尔夫的写作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与姐姐尽可能亲密的认同感中，弗吉尼亚更加确信自己的艺术天赋。”伍尔夫在日记里兴奋地写道：

是的，汽车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乐趣，是我们平常静态职业的额外生活，自由、行动自主、轻快。我们很快开到法莫，开过丘陵，顺便拜访罗廷丁，然后横扫西福德，在瓢泼大雨中到达查尔斯顿，……轻快、便捷，宛若空中翱翔的雄鹰。

1927年圣诞节期间，凡妮莎写信给妹妹，说她打算开车去海姆·斯普瑞（Ham Spray）看利顿，然后开车“去切尔滕纳姆的斯诺（指Margery Snowden——作者注）那里过夜”，然后再返回伦敦。伍尔夫说：“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人可以去博迪亚姆城堡、阿伦德尔，探索奇切斯特丘陵，把那好奇——那张在脑子里的世界地图扩展开去。”

不只是在国内旅行便捷，伍尔夫夫妇还开车到国外。1928年，他们开车到法国旅行，4月，她从拉贝格尔（La Bergere）给昆汀写信说：“我们比预计时间提前到达，由于辛格性情冲动，天性炽烈，跑得越来越快，以至于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法国。”回到英国后，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跑遍法国回来了——那肥沃土地上的每一寸都留下了可敬的辛格的痕迹。”如果说火车必须沿着既定的铁轨和时间表运行的话，个人驾驶的小汽车就自由得多，更具灵活性和个性化，可以随时调整时间和目的地。同时汽车像是个移动的房间，既可以随时步入室外空间，又可以将自己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封闭空间。就像伦纳德·伍尔夫所说的那样， 汽车旅行带来的是一种“美妙的解放感”。

1929年，伍尔夫夫妇的年收入超过了3100镑，他们又买了一辆新的“辛格阳光沙龙（Singer Sunshine Saloon）”，这是一辆有链传动的可伸缩车顶的敞篷车。1933年，他们又买了一辆银绿色的兰彻斯特，这是一辆豪华汽车，每小时能开50英里。伍尔夫形容“它像鳗鱼一样顺滑，速度飞快”。它的价格至少是辛格的两倍，相当于当时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年收入的三倍。1930年，出产兰彻斯特牌汽车的厂家正式成为英國王室汽车的供应商，于是，兰彻斯特牌汽车也被赋予了王室的光晕，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标志物。由此，不难理解伍尔夫的喜悦心情。同时，这也显示出身为作家的伍尔夫也不能免俗，重视罗兰·巴特所言的商品的符号意义。与自行车不同，在当时，汽车是奢侈品，不是普通物品。不同于电车、火车、公共汽车等大容量的新式交通工具，小汽车一般只能容纳个位数的乘客。拥有汽车或者具备汽车的使用权成了社会地位和阶级性质的标签。Beer在《岛与飞机：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例》（The Island and the Aeroplane： The Case of Viginina Woolf ）这篇文章中，比较了伍尔夫笔下飞机和汽车的异同，认为飞机是鸟的意象，它是“自由的、顽皮的、开放的”；汽车则具有“模糊的附加意义”及“等级秩序”。汽车不只是单纯的代步工具，而被赋予更多象征意义。在《邦德大街上的达洛维夫人》中， 女王的汽车是权威的象征；在《公爵夫人与珠宝商》中，珠宝商的汽车是财富的象征。伍尔夫的汽车赋予她一种优越感：她不仅是有车一族，而且拥有的还是豪华汽车。这辆车显示了伍尔夫夫妇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让她信心倍增，更愿意去参加聚会。她说，坐在兰彻斯特车里：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富有、稳健、爱国、虔诚、具有欺骗性，我非常喜欢这个新的弗吉尼亚。她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她对罗斯贝里夫人（Lady Roseberys）的派对的喜爱超越一切。

“消费是工作的补偿机制。”伍尔夫以自己的努力换来了对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汽车的到来扩大了她活动的半径，提供了交往的便利，反过来又使她的文学创作更加丰富。她的作品中不断出现汽车的身影：《幕间》中，拉尔夫·曼雷萨拥有“伟大的镀银汽车”，从而“看起来非常像有土地的绅士”；《奥兰多》中，主人公去玛莎的快节奏购物之旅是由一辆汽车开启的；《岁月》中，丈夫送给科尔的生日礼物就是一辆汽车，她开车行驶在家族的土地上，带着一种宁静的骄傲“炫耀她的引擎”。在随笔《夜幕下的苏塞克斯》里，伍尔夫描述了夜幕下乘坐汽车时的感受。叙述者意识飞扬，化身为四个分裂的自我。Makiko Minow-Pinkney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与汽车时代》一文中指出，伍尔夫在1927年购买汽车前后，写作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任何一种美学模式都不会独立于既定时期的技术条件和经济结构。”

旅行会让作家从焦虑、紧张的日常创作工作中脱离出来，投身于大自然或更宽广的天地中，身心愉悦，思路开阔。从家门口的散步到骑自行车，再到乘坐小汽车，伍尔夫的活动半径在逐步扩大。亲身体验不同地方和国家的风土人情、考察历史遗迹、探险地质概貌等，能获得书本之外的直观感受和体验，带给她新感觉、新声音、新味道，这些不同的感官体验和不断扩大的视野会激发其深度思考，丰富文学表达。伍尔夫旅游交通工具的变化亦在说明：作家随时代的进步而欣然接受新技术，通过自己的努力享受新技术所带来的便利，并将自己的体会付诸作品之中，丰富了作品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