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体与空间拓展

现代中国文学是现代中国产生的文学，也是用文学形态书写现代中国的一种独特精神存在方式。在传统学科内部，我们现在一般有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说法，近年又干脆并称为现当代文学，以期凸显它们的整体性和前后承续性特征，这应该也是学科归类中的一个较为权宜的用法，在我看来却是并不严谨的。正因如此，我还是习惯称之为“现代中国文学”，采取的是一种“大现代”的视野和命名。

自中华民国建立，文化思想上的现代性建构和发展显而易见。尤其是“五四”新文化发生和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文化思想上的现代性更是在新文學的诞生中找到了一种新的载体和媒介，所以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新文学的现代性和“五四”新文化的现代性具有其一致性和同构性特征。这种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及其内涵的最初呈现跟西方文化现代性和西方文学现代性既具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方面。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跟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顺向发展的关系，是促进社会觉醒和进步的，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学和文化景观。现代中国文学之现代性在文学发展中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历史性特征，是其动态发展和嬗变的存在体现。所以，现代中国文学演进，即使从考察文学现代性的动态发展来看，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存在。此种复杂性因为与更为恢宏复杂的现代中国社会之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相互关联，又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主体的建构和迷失等交织缠绕，所以更成为一种具有跨学科知识和思想特征的丰富性存在。文学取材范围甚广，宇宙之大、苍蝇之微，世间林林总总，皆可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这也决定了文学的广博性和深刻性特征。一些现代中国文学经典往往被誉为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其实就反映了文学的包容性和广博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文学具有天然的跨学科属性，故对其进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与理解也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现代中国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既具有文学的内在动因，也具有更为广泛的外在相关性，是文学内外因素合力作用与促动的结果。作为新文学先驱者，胡适现代文学观的建构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其现代新诗和话剧的最初探索性实践中，其间实用主义哲学和个性主义观念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所以现代中国文学在其诞生之初就有着明确的思想和哲学内涵，故而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和研究自然要包含一个哲学和思想的维度，文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在此也就有了较为坚实的历史根基。鲁迅《狂人日记》是现代中国文学中第一篇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它的诞生其实就表征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学科性特征：既反映了鲁迅对知识分子心理和命运的悲剧性理解，也包含了鲁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思想传统的悲剧性理解，更包含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与他对现代医学和精神病学等的理解相互关联。就文学而言，既与他此前阅读的百来篇外国小说尤其是狄更斯和果戈理的一些小说分不开，也与他对文学语言的现代理解和实践分不开。所以，《狂人日记》的诞生从文学的内外来说，就具有非常丰富的面相，是多种知识场景的综合性创造，其中蕴含了历史学、文化学、医学、外国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创造在鲁迅这里显然具有非常自觉的跨学科、多学科属性，所以，深入理解和研究《狂人日记》自然就可以在小说与历史、文化、社会、医学、外国文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维度依次展开，或进行文学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进入革命文学阶段，40年代又进入延安文学阶段，这种“阶段性”既是社会发展使然，也是哲学观念、经济学观念、革命观念在文学演进中的转换使然，其间对于当时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理解，就必然会有对于文学与社会、经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观念不断发展融合的理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至此仍然具有多学科属性，研究它们就必然涉及文学与社会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史学等多个知识维度的关联，也就自然离不开文学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跟现代媒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其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不仅发生了一些作品版本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跨媒介的改编和创造，所有这些也使得从文献学、图像学、传播学、听觉文化等角度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流变和影响进行跨学科研究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更好揭示现代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现代中国文学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在网格和网格之间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艺术形态和空间，也构成了一些表层和深层的存在关联，文学创作者和文学中的形象塑造既是独立的、主动的，又是相互牵连彼此互动的存在，这些都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实践，否则就不能更好揭示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就不能让作品在审美和思想等层面更好向人们敞开，更谈不上洞晓其中的奥妙。比如，鲁迅小说创作受到了音乐和美术等视听艺术的影响，研究者就可以运用跨学科方法分别探讨鲁迅小说与音乐、美术的关系，看看哪些层面是成功的、哪些可能结合得并非那么完美。施蛰存、穆时英的一些小说具有较为明显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特征，那么人们就可以把这些小说跟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必要的关联，以对其作品进行更为细致入微的阐释。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对于当时的上海金融界多有揭示，研究者也就应该对于当时都市的经济运行和金融状况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解读文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均需要研究者进行必要的跨学科观照。但是，这样一种跨学科观照和研究，在总体上并非为了论证鲁迅作为音乐家、美术家，以及施蛰存、穆时英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或心理学家，茅盾作为经济学家或金融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而是为了揭示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张力空间的形成，是为了更好阐释这些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非常复杂的审美和文化内涵。

跨学科研究能够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带来积极的学术认知和空间拓展，因为它能促进各种知识的对话和流动，能够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主题和领域，产生新的文学和审美认知，促成新的知识交叉和学科交叉，并有可能形成新的交叉学科。所以，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人们应该自觉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它有助于带来新的创造性学术成果。问题是，现有各种学科研究都有其边界存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人们在进行文学跨学科研究时，倘若不能进行适当的学科审视和理性认知，那么就有可能超越文学研究的边界，研究者也就不成其为文学研究者了。近年有不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深受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研究等理论的影响，有些文章初看洋洋洒洒、宏论滔滔，但是总让人感觉其论述已经远远偏离了文学研究的轨道，而成为较纯粹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方面的论文。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不应该这样。人类有着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形态，人类文化的原野上盛开着各种精神之花，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之花，它们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人们招手，欢迎研究者的到来。研究者自可探究文学之花与土壤的关系、与水的关系、与空气的关系，乃至与花盆的关系，等等，但是，切不可把有关研究文学之花的论文写成纯粹关于土壤的论文、水的论文、空气的论文，甚至花盆的论文。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应该坚守文学研究的边界，接受文学边界的规训和导引，回到文学本体上来。否则，不是跨界，而是“出界”了。何谓文学本体，这个问题很复杂，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属于文学的技术层面、形式层面，也即一般所言“文学性”问题。另一个就是文学中充盈其间和其上的生命之气，以及无可言传的道。文学是人学，是精神性符号的书写，既焕发着美的光辉，也闪烁着美学之外的人性和道的光芒。文学是创作主体对于自然、宇宙、社会和生命及生命之上的道之追问和聆听。文学之道，在乎文道、人道和天道的有机结合，文学之道在其最高境界上与人道、天道相通。所以，文学本体在我看来是“文学性”和“道性”的完美结合，好的文学研究，无论如何“跨”，都应该回到这里来。

作者简介：袁盛勇，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