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朝鲜漂流民与琉球知识情报的收集*
——以朝鲜漂流民的琉球之旅与相关见闻记录为中心

崔英花

引言

朝鲜历来重视与琉球的关系。从高丽时期开始到17世纪初，朝鲜和琉球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但随着1609年萨摩侵占琉球之后，朝鲜和琉球的关系迎来了新局面。此后，琉球使节无法直接访问朝鲜，朝鲜和琉球的交流仅限于两国使节在北京的接触。

因此，到了清代时期，漂流成了维系朝鲜和琉球交往的主要通道，漂流民的琉球见闻成了朝鲜获取琉球情报的主要来源。此时，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漂流的重要性尤其凸显。由漂流民带回朝鲜的琉球资讯，是基于漂流民在琉球较长时间的体验和观察，其时效性较强、准确度较高，具有较高的价值。随着朝鲜后期对于风土及琉球的关注日益增加，此类认识成为相关学者的共识。

朝鲜通过漂流民获取的琉球资讯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琉球的风俗、文物、文化、语言，还涉及琉球的对外关系等琉球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关琉球的资讯，主要由漂流到琉球后返回朝鲜的朝鲜籍漂流民带回本国，少量的情报则通过漂流到朝鲜周边国家的漂流民带回朝鲜。

因此，本文将围绕着8种清代时期朝鲜文人的个人专著与记录，跟踪朝鲜文人通过漂流民获取琉球资讯的过程和朝鲜收集的琉球资讯的主要内容，以及这些琉球情报在当时朝鲜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和作用。

一、18—19世纪朝鲜漂流民的琉球见闻记录概况

关于清代时期朝鲜人撰写的漂流琉球见闻记录，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本章节就着重介绍这些记录。为了有助于读者直观的理解，首先将目前收集的琉球见闻记录整理如表1：

表1 朝鲜人撰写的非官方琉球漂流记录

细读以上8种琉球漂流见闻记录，可知道以下事实：

第一，以上8种记录均作于18世纪至19世纪之间，即朝鲜王朝后期。除张汉哲《漂海录》以外，其余7种都是文人学者面谈漂流民之后而作，并非漂流亲历者做的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到了这一时期，朝鲜学界对琉球的关注度大幅提高，想获取琉球资讯的文人学者逐渐增加。

第二，这些琉球见闻记录的作者都非常重视和漂流民接触，听取海外见闻的机会。因身份和生活环境的差异，文人学者和漂流民接触的机会并不多。首先，朝鲜文人学者在使行途中能遇到漂流民。根据清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漂流民救助制度，朝鲜人漂流到中国江南地区、台湾、福建、琉球、安南等地后，会经由中国境内送回朝鲜。漂流民抵达北京先接受礼部的调查，后被移交给朝鲜燕行使一同前往本国。漂流民抵达北京后的返国路线与朝鲜使者的燕行路线一致，漂流民和燕行使节经常能遇到。因此，从不少燕行录中可以寻找有关漂流的记录。其次，在漂流频发的沿海地区遇见漂流民。在朝鲜，济州和全罗道海域以及庆尚道等地属于漂流频发地区。有些学者偶然的机会访问这些沿海地区，有幸遇见漂流民，留下相关记录。(6)例如郑运经在1732年跟随被任命为济州牧师的父亲郑必宁抵达济州，在济州当地采访漂流民，撰写了《耽罗见闻录》；丁若铨被流放全罗道的黑山岛，与去过琉球、吕宋等地的文淳得相遇，撰写了《漂海始末》。又如1818年李纲会在牛耳岛，依据漂流民文淳德的口述撰写了关于海外船舶制度的《云谷船说》等。此外，漂流民在朝鲜境内移送过程中也偶有机会遇到获取“有价值”的海外情报。

第三，因作者个人学识和关注点的不同，琉球见闻记录所关注领域略有所不同，但大部分见闻记录都对琉球社会的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进行了论述。这些见闻记录对琉球的叙述是相当友好的，几乎感受不到对琉球文化的贬低(7)《朝鲜王朝实录》收有5篇较详细的漂流民的琉球见闻记录；分别是《端宗实录》记载1453年万年漂流琉球事件；《世祖实录》记载1456年梁成漂流琉球事件；《世祖实录》记载1462年肖得诚漂流琉球事件；《成宗实录》记载1477年金非衣漂流琉球事件；《明宗实录》记载1546年朴孙漂流琉球事件。以上朝鲜前期的官方记录中能看出明显的对琉球的“优越意识”，然而到18—19世纪，发现这种文化偏见逐渐减少，朝鲜学者更加客观地理解本国和周边国家的实际情况。。琉球时常被描述为“物产丰富，气候适宜，宜居，身份等级不严，自由，民心淳朴”的国度，并描述朝鲜漂流民在琉球得到的盛情招待。

二、朝鲜学者对漂流民之琉球见闻的认识

17世纪初，朝鲜和琉球两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中断后，漂流民的见闻成为朝鲜社会了解琉球的重要窗口。由漂流民带回朝鲜的琉球见闻，基于漂流民较长时间的当地生活体验和观察，具有较高的情报价值。随着朝鲜社会对周边国家的关注日益增加，不少朝鲜文人重视由漂流民带回朝鲜的琉球情报。

海中诸国，惟琉球国最近于我。自高丽以来，信使相续，今不复通。只漂人或相往还，录其见闻者，今具载之。(8)[朝鲜]成海应著，[韩]尹世旬译：《研经斋全集》卷59，《兰室谭丛》卷4，“琉球国”，首尔：学者苑，2017年，第580页。

这是朝鲜后期著名文人成海应(1760—1839)所著《兰室谭丛》中《琉球国》的绪论部分。成海应意识到，朝鲜和琉球的国交断绝后，两国使节往来受限，漂流维系着朝鲜和琉球，漂流民的见闻具有重要价值。

上述文字来自李万维(1674—1736)所写《耽罗闻见录》序言部分。此书著于1732年，是作者郑运经(1699—1753)跟随被任命为济州牧使的父亲郑必宁抵达济州，在当地采访有海外漂流经历的漂流民之后撰写而成，收录15篇朝鲜人漂流到日本、安南、琉球、台湾等地的事迹。李万维认为，漂流民带回朝鲜的外国情况是其亲眼所见，相较于马端临《文献通考》、利玛窦《职方外纪》所传内容更加可信。

对外部世界好奇的朝鲜文人和学者来说，听取漂流民的海外见闻是开阔眼界的机会。因此，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主动听取漂流民的海外体验。

我国黑山岛民漂流南海，转到于此，留馆中者四人，是夜，招问其颠末。……以此论之，可谓壮观天下，而惜乎其无文，不得记其万一也。(10)[朝鲜]李海应：《蓟山纪程》卷3，《留馆录》上，《漂流舟子歌》，韩国古典综合DB：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BT#/dir/node？dataId=ITKC_BT_1425A_0030_020_0050。

以上文字出于李海应的《蓟山纪程》，李海应1803年10月以子弟军官的身份踏上了燕行之路，留下燕行录《蓟山纪程》。李海应在燕京滞留一个月时遇见漂流民文好谦等人，进行面谈并留下记录。李海应面谈漂流民属于对外界好奇而自发的行为，他对漂流民观尽天下壮观，却因无知而未能记起分毫而感到遗憾。有时，文人学者这样的关心会给漂流民带来困扰：

每高城新倅任莅任，则必招问漂海消息，或邻邑官及一时过去客亦必招问，故官家出入频数，以是颇难堪云。(11)《青邱野谈》卷19，《识丹邱刘郎漂海》。

出于《青丘野谈》的以上文字在漂流民的立场上表达了频繁被官员和士人“问情”的烦恼。在朝鲜社会上，漂流民大都属于社会底层阶级，他们无法拒绝官员和士人的召唤。漂流民频繁被官府和士人召唤，讲述同样的漂流经历，对他们来说是麻烦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上表明，不易取得琉球情报的朝鲜社会里，想听取漂流见闻的官员和学者不在少数。

文人学者和官员采纳漂流民的见闻时，主要依赖漂流民的口述和记忆，因为漂流民大多不识文字。但是漂流民留有相关文字记录的话，哪怕是韩文记录，也会受到重视。

夜招济州漂人等问其始末。则其所经历，多可闻者。又纳一小册子，盖其日记也，杂以真谚，语无端绪。使圣申因其所录又以所答而补之，遂成一通文字。别有济州漂人问答记？(12)[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3，《留馆录》上，《济州漂人问答记》，韩国古典综合DB：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BT#/dir/node？dataId=ITKC_BT_1428A_0040_010_00700。

九人中一人能解谚文，有日记云，故欲采入于日录中，使之持来以见，则不能成字，别无所录，只记到处呼天叫苦之辞而已，无可观矣。(13)[朝鲜]姜浩溥著，[韩]朴在渊、[韩]李在弘、[韩]李相德校注：《桑蓬录(附影印)》，第451页。

以上两段文字表明，朝鲜文人学者通过漂流民获取琉球情报时，不单单重视漂流民的口述，还会把他们的文字记录作为参考。因为人的记忆比起文字记录，具有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上述引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姜浩溥对漂流民文字记录的评价，即“不能成字，别无所录，只记到处呼天叫苦之辞而已，无可观矣”。漂流民遭遇海难，漂泊在茫茫大海之上，或身处异国他乡，此时他们处于极度恐惧、身心疲惫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心境往往是绝望和希望相互交替的，这种心理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字记录。然而，这种心理书写，假如不涵盖文人学者所关心的海外情况的话，难以被采纳，不会被作为文字记录留下来，也不会被传播和共享。另一方面，可以推测文人学者想要从漂流民处获得有价值的海外情报实属不易。

余居在南海上，海中人漂泊日本、安南、琉球而生还者，既能言海上异国风物、旅泊辛楚之状，只可为破寂之记而已，奇之则无也。(14)[朝鲜]魏伯珪著，[韩]李柱炯、[韩]蔡贤耕译：《存斋集》卷6，《郑公希得海上录跋》，全州：heweum出版社，2013年，第92页。

沿海地区漂海者居多，他们的海外经历会在民间流传，但并不是所有的海外见闻都可信的，或者有价值的。上段文字并不是在否定海外见闻的价值，而是批判有些海外见闻无新意或不成体系。

盖其所经路由闽、广、吴、楚则信矣。而海外漂民之附行外藩使行者，未必许其极意纵观，且其所言，多与史牒所记差爽，必是得于传闻者多，而未免浮夸而然耳。(15)[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3，《留馆录》上，《济州漂人问答记》，韩国古典综合DB：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BT#/dir/node？dataId=ITKC_BT_1428A_0040_010_00700。

上段文字出于金景善的《燕辕直指》。1832年金景善作为燕行使前往北京，途中遇见一批漂流到琉球之后被遣送回国的济州漂流民，对其进行了“问情”。他首先判断漂流民的口述是否属实，再把他们提供的外国情况进行筛选，把有价值的部分记录下来。因为漂流民口述内容由于他们自身的立场和记忆偏差等原因，可能会出现歪曲、夸张、伪造的可能性。

发表以上言论的学者都对海外见闻和琉球社会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听取漂流民的海外见闻并留下相关记录。这充分说明，在跨国往来严重受限制的情况下，朝鲜文人和学者对其他国家十分好奇，但他们关注点却尽不相同。如上所述，对海外情报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们虽然重视漂流民提供的琉球情报，但并未盲目相信漂流民的口述。朝鲜学者撰写漂海录时，会较为注意获取真实的海外资讯，并用辩证的方式进行考证，从漂流民的口述中辨别事实和谎言。

三、由漂流民带回朝鲜的琉球知识情报

把漂流民看作琉球情况的传递者，试图从漂流民处获取琉球资讯时，朝鲜文人学者比较关心的是琉球社会体制，还关注琉球文化，并试图通过漂流民掌握中国和琉球、日本和琉球的关系。此外他们还关心南方海路的情况，对先进的造船技术感兴趣。这些琉球知识情报属于随着社会变化、时间推移需要更新的资讯。

(一)琉球风俗和社会体制

朝鲜文人撰写的琉球见闻记录普遍关心琉球的社会体制和风俗。如，宋廷奎、金景善、郑运经、丁若铨等学者撰写的记录中，都表现出对琉球的身份制度、官吏选拔制度、刑罚制度、货币制度等社会体制的关注。

以上文字出自《耽罗闻见录》第九话。这文字明确指出当时琉球并用世袭王族制度和科举入官制度：在琉球守护边疆的臣子沿用世袭制，朝中官员的选拔则通过科举考试。再看一段《耽罗闻见录》关于琉球刑罚制度的介绍：

上文指出，琉球的法律不判重刑，处罚犯人，是为了唤起犯人的羞耻之心，而不是伤害其身体。假如犯人不知悔改而再犯，得名于罪人名册，即便官府不施刑，也会遭社会冷落，所以大家都不轻易犯罪。然后，文章再通过朝鲜漂流民亲眼所见的事例，验证出琉球刑罚制度应之有效。下面再看一段关于琉球刑罚制度和社会治安的文字：

九人皆能琉球言，招问其风俗地形，皆不知之。但云人心仁厚，法令宽弘，民无盗窃，国无刑杖。(18)[朝鲜]姜浩溥著，[韩]朴在渊、[韩]李在弘、[韩]李相德校注：《桑蓬录(附影印)》，第454页。

以上文字出于姜浩溥《桑蓬录》。因漂流民学识不高，对琉球社会的观察不够详尽。依他们观察，琉球刑罚制度概括为“法令宽弘，民无盗窃，国无刑杖”。但是所描述的内容与《耽罗闻见录》如出一辙，以证明漂流民的观察是准确的。下面再看一段文章，内容涉及琉球社会的多方面：

以上内容出自宋廷奎(1656—1710)《海外闻见录》的《记琉球漂还人语》(20)在《记琉球漂还人语》的开头部分，作者宋廷奎指出“丽辉有日录，记其始末，其略曰”，表示这篇文章是缩减金丽辉的漂海日录而成，金丽辉本人的记录则失传。，记录的是1663年海南县士人金丽辉等人漂至琉球后被送还的事件。因金丽辉等人是经由日本返回朝鲜的，故除琉球见闻之外还有日本见闻收录其中。引文对琉球的丧葬习俗、琉球人的衣冠服饰、歌舞乐器、房屋形态、书籍、刑罚制度进行了介绍。作者还对琉球的婚俗和祭祀感兴趣，但是无从观察、不得而知，表示遗憾。可以说，文章对琉球的社会运营体制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再看一段关于琉球社会的描述：

琉球人见尊丈或平交不起身，跪而合掌俯伏，坐必跪，或于堂下谒堂上人则拜，男女同坐谈燕，虽贵人之妻分别(但不同坐)。一日译人引至一处，有一堂垂帘待以茶及烟，男女盛观，问之即大上官(尊官)之处欲官我辈云。与人会食以箸拈馔置诸掌以口吸之(嫌箸入口污，日本亦然)。人死坐尸而殓殡輀车翣扇(拜金饰)，铭旌及众人随丧之礼槩如我国，妇人随丧则外以布帐围之，前有一僧持铃导之，人各一石函设于地中上封以石灰，有石门葬则安棺于函中以闭其门，函大三四闲或五六闲为族葬之所。读书者，贴腹于地伏而读之。常服茶，身中常帯药饵时时咽之，烟台烟筒极小常佣于身边，有木噐长六七寸，一头藏火，一头安唾壶，行则随身(日本亦然)。去髭(口上须)而存须，头发削顶而存外传，以蜡膏作上作句环，下以余发缠绕，贱人臂上必有墨黥随业异，渔者作三条铁线状，妇人手背有黥。胸间常抱纸，遗屎拭以纸(亦日本俗)。贵人方有姓，贱人无姓，善御马能跨行于崖壁，蓝舆以竹织成如筐子，以木纵贯而舆垂下两人人肩担(日本亦然)。坐市买卖皆女人为之(吕宋亦然)。耕旱田皆大鏄，水田始用犁，钱文曰宽永通宝，大如中国之钱，通用于中国。(21)[朝鲜]丁若铨、[朝鲜]李纲会著：《枊庵丛书》，《漂海始末》，“风俗”，木浦：新安文化院，2005年，第17—19页。

这段文字出于丁若铨的《漂海始末》。这段引用文对琉球的礼仪、饮食、丧葬方式、读书方式、茶烟文化、鬓须发型、常用农具、姓氏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还将琉球风俗文化和朝鲜、日本、中国、吕宋等国家进行比较说明，易于读者理解。《漂海始末》所描述的琉球风俗，内容具体、细节丰富，说明漂流民文淳得对琉球社会的观察较为细致。还表明，到这时期朝鲜的海外知识逐渐变得丰富。在此之前，朝鲜对琉球的基本知识不足，对琉球的认识较为抽象。然而通过漂流民的传递，朝鲜对于琉球社会风俗的认识变得更为丰满、具体。

(二)琉球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对于朝鲜来说，琉球和中国的关系、琉球和日本的关系对于朝鲜对外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朝鲜非常积极地收集此类情报。17世纪以后，漂流到琉球的朝鲜人主要与琉球使节团一同前往北京，在北京接受礼部调查后被送回朝鲜。部分漂流民则通过水路，经由日本，返回朝鲜。在这过程中，漂流民可以获取有关琉球对外活动的资讯。此外，朝鲜还可以通过调查漂流到朝鲜的日本人和琉球人，获悉此类情报。首先，朝鲜通过漂流民证实了琉球隶属于日本这一事实：

从上可以得知，漂流民金丽辉滞留长崎时，通过和日本的朝鲜通事攀谈，获取了日本击降琉球，受琉球朝贡的情报。金景善的《济州漂人问答记》中则提到了琉球和日本的贸易关系：

其人性皆柔顺，国小而力弱，与日本不远，日本人常来交易，而甚畏之，不许入见王城。去年五月，安南过去船，来泊近处，请入见王城，则其人大惧，至于发兵守之云。(25)[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3，《留馆录》上，《济州漂人问答记》，韩国古典综合DB：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BT#/dir/node？dataId=ITKC_BT_1428A_0040_010_00700。

《济州漂人问答记》里还提到了琉球和中国的关系：

其国三年一贡于中国，中国以琉球人不解汉语，昔送数人于琉球，以教汉语。其人世居九尾村，以译学为业。每当进贡之年，三使之外，又以九尾村人随之，盖如我国译官也。使行不过数十人，载岁币硫磺铜铁黄金等物于一船。又有交易船一只，百八十余人，装载金银象犀官桂等属。(26)[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3，《留馆录》上，《济州漂人问答记》，韩国古典综合DB：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BT#/dir/node？dataId=ITKC_BT_1428A_0040_010_00700。

以上文字提供诸多信息：如琉球三年一次朝贡中国，贡品包含硫磺、铜、铁、黄金等；被派到琉球的中国译官情况；琉球和福建的贸易关系；琉球对待外国漂流民的方式。金景善在北京遇到的济州漂流民跟随琉球朝贡使者被移送至北京，他们与琉球使节近距离接触较长时间，因此他们获得的资讯也较丰富。丁若铨《漂海始末》也有关于琉球朝贡中国和送还外籍漂流民的内容：

十月初七日，发舶向大国，三舶同发(其二载琉球朝京之人，其一载我国六人，褔建川津府同安县遭风难人三十二人琉球六十人)到马齿山岛，(自白村四百里)留十日。盖琉球人，至此祷山故久留不进。(27)[朝鲜]丁若铨等：《漂海始末》，第5页。

综上可知，琉球和周边国家交往的一些重要资讯通过漂流民传入了朝鲜。朝鲜通过漂流民，获取了通过其他渠道难以收集的重要情报：如琉球附庸于日本，琉球和中国的朝贡贸易的细节，琉球送还外籍漂流民的方式，琉球和安南、吕宋、福建等地区的贸易关系等。

(三)琉球地理和南方海讯

17世纪以来，朝鲜从漂流民处除了获得琉球社会风俗民情和对外往来的资讯外，还获取了与琉球的人文地理和南方航线相关的资讯。在这一过程中漂流民为东南亚地区地理情报的累积和更新做出了贡献。

朝鲜前期，朝鲜人漂流至琉球，琉球使节则通过海路直接将漂流民引渡回朝鲜。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琉球将朝鲜漂流民移交给日本，使漂流民经由长崎，返回本国。清朝的统治稳固之后，漂流民跟随琉球使节乘船至福建，此后穿越中国内陆到达北京接受调查，再回到朝鲜。漂流民一般会在琉球滞留数月以上，再加上漂流民遣返路径或多或少与南方航线相重叠，漂流民相对容易获得琉球周边地区的地理资讯。因此，金景善、丁若铨、姜浩溥等学者撰写的漂海记录中收录了相当多的地理资讯。

琉球虽然善待漂流民，但也警惕漂流民，试图防止琉球情报的泄漏：

漂人之留住砖总时，有时出外，闲走观玩，而其城内则终不许入。故其宫室、城阙之制，庙社、朝市之位，不知何如？(29)[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3，《留馆录》上，《济州漂人问答记》，韩国古典综合DB：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BT#/dir/node？dataId=ITKC_BT_1428A_0040_010_00700。

以上两段文字表明，琉球一直非常小心，想防止漂流民带出本国情报，尤其重视关乎本国幅员、宫室、城阙、庙社、朝市等地理情报的外泄。但由于漂流民滞留时间和移动路线较长，琉球很难杜绝本国地理情报的泄露，地理情报逐渐通过漂流民传至朝鲜。

盖伊江岛，长七里，广五里，土皆沃衍，民户栉比，有官守之，似我国之一县。又过数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通事始押往国城，历清江岛、北江岛、东北岛，未至城三里许，有砖总驿，驿中有草屋十三间，盖接济他国人，如我国弘济院也。…… 其王畿，四方各不满三百里，其外如伊江清江等诸岛皆环在海中，王城周不过十里，而在于中山之下，故或称中山王，地近南极冬煗如春，腊月移秧，明年五六月收获，二月食麦与瓜。(30)[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3，《留馆录》上，《济州漂人问答记》，韩国古典综合DB：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BT#/dir/node？dataId=ITKC_BT_1428A_0040_010_00700。

盖闻琉球国在福建正东，水路二千七百里，国内有三十六岛，而远岛则语言疏异，置译以通，并诸岛地方计南北三千里，东西六百里，王城所在处距诸地，南北三日半程，东西一日半程。(31)[朝鲜]姜浩溥著，[韩]朴在渊、[韩]李在弘、[韩]李相德校注：《桑蓬录(附影印)》，第458页。

以上两段文字提供的地理情报一部分是漂流民计算自己路线得出的数据，一部分是观察和听闻所得数据。通过漂流民，朝鲜获得了琉球的幅员地理、琉球诸岛的大体情况、琉球到福建的距离等情报。此外，丁若铨《漂海始末》中还收录琉球宫室、物产、农耕方式、农耕作物等人文地理情报，记录琉球的船舶制。篇幅有限，本文就不一一引述。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