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图像学方法的绶带鸟纹研究

西北大学/周楠

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聚落、城市的发掘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文物上都装饰有绶带鸟纹，它频繁地出现在日用品、壁画，以及棺椁石雕等文物中。由于该纹饰出现过的地方跨度较大，多集中在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地区、祆教信仰聚落或部分祆教信徒的墓葬中，并且集中在丝路沿线。绶带鸟纹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各地遗存、宗教经典也为研究其外形演变与深刻意涵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

一、绶带鸟纹运用概况

绶带鸟纹图案在中国的出现是在魏晋隋唐时期，它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情，显然是一种外来的美术元素。从带有绶带鸟纹的艺术品的出现范围来看，除中亚、西亚以外，在中国境内多散布在丝路沿线，通过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向中原腹地传播。该纹饰除了颈部环有绶带的鸟类以外还有呈组合形式出现的图案元素，较多的组合元素是团窼围绕鸟纹的组合，团窼又多是联珠形式，后来演变出花瓣团窼，禽鸟口中衔串珠的组合也比较常见。

目前发现带有绶带鸟纹的艺术品种类较多，主要集中在墓葬石刻、壁画、金银器和织物上。

墓葬石刻的出土多在中原地区，山西太原虞弘墓石椁上正面右壁、正面左壁、东壁东南起首、后壁中部、后壁西部、西壁北部、西壁南部的几幅图像中均有绶带鸟形象出现；安阳北齐石棺床正面右侧的波士顿藏品Plate.450 的左联顶部有绶带鸟形象出现，Plate.49右联屋顶有带头光绶带鸟、中联树枝上有绶带鸟，以及吉美Plate.448 三联式藏品中联有带头光绶带鸟；青州傅家画像石中，第一至第五石上都有一或两只绶带鸟出现。

壁画上的发现首先是集中于粟特地区的片治肯特城与瓦拉赫沙城遗址，其中片治肯特遗址的28 号房间壁画、住宅遗址VI：1 壁画等出现了绶带鸟的形象。新疆克孜尔石窟第60 窟、69窟、123窟也有出现绶带鸟，其中69窟和123窟中的绶带鸟呈二方连续被用作佛像头光和背光的装饰，60窟的绶带鸟装饰在塑像台侧。固原史索岩墓出现的凤鸟衔珠纹样与撒马尔干的雁衔珠十分接近，应是同一母题。在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壁画中也出现过绶带鸟形象。

德黑兰国立考古美术馆藏伊朗出土的舞蹈纹银碗中心有錾刻绶带鸟纹形象；粟特地区出土的银器上的图案，除了绶带鸟纹外还出现了大量的系绶动物形象；中国境内多绶带鸟的变体纹饰，洛阳唐墓出土的鎏金三足银盒腹部錾刻三足凤鸟衔草纹、偃师卢氏墓出土含绶鸟纹铜镜、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鸿雁纹银匜中有鸳鸯衔花草与鸿雁衔花草纹样。

中西亚相关织物的遗存比较少见，可从粟特壁画中找到相关补充资料；新疆地区阿斯特纳墓出土织物、青海都兰吐蕃墓织物上的绶带鸟与片治肯特遗址壁画中绶带鸟形象高度相似，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二、绶带鸟纹图像学分析

（一）前图像志描述

鸟的形象在粟特美术中出现较多，如索格底亚纳地区自8世纪中期开始流行的赞丹尼奇锦上有一种颈上系有绶带的鸟形纹饰。另外一种与团窼联珠纹组合的鸟纹较早时期在萨珊艺术中流行，逐渐向东流传到新疆、敦煌、青海等地，在这些地方的出土织物中可以见到此类纹饰。

现今关于这种鸟纹的名称，学术界并无统一标准。它们的主题图案均为禽鸟，但细节造型，如动作与配饰均有所不同。在史书记载中，唐时口衔花草的禽鸟纹被称为“雁衔绶带”“鹘衔瑞草”等，斯坦因称之为“衔物立鸟”，新疆考古发掘工作者则称之为“戴胜立鸟”“戴胜衔绶鸾鸟”。这种系绶带的鸟的演变过程比较独立且独特，这一点可以首先从伊朗庇斯托的大流士平定四海纪念碑残部中看出。该碑保留了希腊化时的希腊文以及具有希腊风格的有翼天使石刻，天使手捧王冠，在希腊人的观念中这代表着王权神授，其后这种内容的石刻又在帕提亚帝国（安息帝国）之后频繁出现，天使形象逐渐演变至禽鸟。因此禽鸟形象具有了王权的象征，并且成为了王权最初的象征意义。

在粟特艺术中出现的禽鸟相关纹饰更像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粟特故地出土过的立鸟多瓣银盘与银碗，其中心装饰的鸟类形象身体圆润，短尾，脖颈有系带，与片治肯特壁画中禽鸟形象相比更加趋于概括，但是精细程度又不及萨珊波斯艺术中的禽鸟，与波斯艺术相比粟特的更加粗糙，因此这应该是粟特本土的立鸟雏形。

至中国境内则又有所不同。在新疆地区克孜尔石窟第60窟（图1）中，鸟颈上系有绶带，口中衔珠串，角度为正侧面，装饰华丽，但是尾部较萨珊、粟特艺术中禽鸟尾部稍长。至中原地区，原本单纯的立鸟形象发展成为在空中飞翔的鸟类形象，身体更加修长，动作更加灵活。在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的“商旅驼运图”中，一个商人牵着单峰驼，另有一匹马随行，头顶有两只飞鸟，其中一只颈上系有绶带，两爪后蹬呈飞翔状。虞弘墓石椁壁中墓主人头顶同样刻有一只系绶带飞鸟。从中亚及中原地区的绶带鸟纹的形象的对比来看，绶带鸟形象呈现出自西向东的演变过程。

图1 克孜尔石窟第60窟壁画中的绶带鸟（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

（二）图像志分析

绶带鸟纹的组成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禽鸟本身，二是绶带，三是衔物鸟口中所衔物品。如前所述，禽鸟形象在帕提亚帝国时期是手捧王冠、背生双翅、象征王权的天使的演变形象，在萨珊货币中，鸟翅作为重要的装饰出现在数位王的王冠上，如巴赫拉姆四世、库思老二世（图2）、阿尔达希尔三世货币均可见到鸟翅装饰的王冠。而在波斯的语境中，绶带也有一定的王权象征的意义。萨珊王朝的每一任统治者的交替都要进行仪式，即通过另行举办加冕礼或是构想出另外一种不同的授冠仪式来强调神秘的王权“法尔”回到了现任统治者的手中，每一任王都要发行印有自己形象的钱币，每一位王的王冠各不相同却基本都系有绶带。伊朗的菲鲁扎巴德城里现存一幅展现阿尔达希尔一世骑马进攻帕提亚敌人场景的浅浮雕，该浮雕中国王的形象与他统治时期所发行的钱币的画像细节十分吻合，头上缠绕着的一条头带随风飞扬。鸟口中所衔串珠可以被看做是项链，这种项链多见于安息和萨珊钱币，在塔夸·夷·布斯坦叙任图、那克希·夷·鲁斯塔姆的沙晋尔一世骑马战胜图上也能够看到类似装饰，因此可以认为绶带鸟纹在波斯统治地区的意涵是与王权挂钩的。

图2 钱币上的库思老二世王冠样式(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述》第三卷745图)

在口衔系绶带环的绶带鸟纹类型中，系绶带环与联珠团窼的环应当是同一源流，代表“王权”。片治肯特住宅遗址VI：1北墙壁画的左起第四人手上举着尖状物，另一手举向前方飞来的鸟，鸟口中衔圆环；西墙上以为坐在交叉腿椅子上的人物左边有一个金色的怪物，正向此人敬献系有彩带的环形物。关于这幅壁画，马尔沙克先生在《粟特艺术中的神话、传说和寓言》一书中解释此图反映内容为神话传说中“龙”王坐在一个营房的用具上，其保护神是一头飞翔的白色有翼公牛，脖颈上有绶带。西墙上人物接受授环的场景与纳克歇·洛斯塔姆一幅浮雕（图3）相似，该浮雕描绘了阿胡拉·马兹达将象征皇权的王冠授予阿尔达希尔的场景，阿胡拉·马兹达手中的圆环可能与壁画中的环形物有相同的意义，这时这种禽鸟代表了阿胡拉·马兹达的、神的旨意。粟特长时间受波斯统治，王权衰弱，系有绶带或口衔绶带环的生物总是飞在英雄的上方，因此粟特地区的绶带鸟纹出现了由体现王权向体现神权的转变。

图3 纳克歇·洛斯塔姆壁画

这种纹饰沿丝路继续向东传播，出现在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以及莫高窟中，纹饰主体的禽鸟多了头光或背光的边饰。这种带有头光的禽鸟图案多在中原出土的入华粟特人相关艺术品、新疆发掘出的壁画中看到，因此这种边饰极有可能是祆教艺术的一种具体体现。在莫高窟158窟中，涅槃佛头下的半圆形物体表面的图案中，联珠纹环绕着一直口衔珠串、系有绶带的禽鸟，虞弘墓中也出现过有头光、脖颈系有绶带的鸟形纹饰，它们在整体风格以及线条的使用方法上已经与克孜尔石窟及新疆其他织物的绶带鸟纹有了极大的变化。由于新疆地区是多宗教交汇的区域，在祆教艺术中光明的头光与佛教艺术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这个图案也可以视作是佛教艺术对祆教艺术形式的转借。

（三）图像学分析

绶带鸟纹的演变过程相对独立。最初背生双翅的天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带有双翅的禽鸟，由此开始，禽鸟形象成为了传播的主体。波斯王朝时期绶带鸟象征着王权，并且具有“王权神授”的含义以及好运的概念。阿扎佩（G·Azarpay）认为：“在安息艺术中，衔铃鸟表达伊朗的‘赫瓦雷纳（Haverena）’的概念，表达运气、好运的概念……”。伊朗的Haverena 的概念，在表达好运的场合，据波斯作家的资料，总是与兽身鸟、光线、头光、火焰等表现形式联系在一起。”在贝利（H.W.Bailey）的语源学著作中，这个术语被解释为“生命中的吉祥”，转义为幸运，最后是关于王家无上荣光的思想。这种含义在粟特地区也广为流传。但粟特人势力不强，他们长时间依附于其他更加强大的国家或民族，先后受到阿契美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大帝、大夏和贵霜帝国的入侵，后又归属萨珊王朝、白匈奴人、西突厥人等。虽然粟特人与波斯帝国有同样的宗教信仰，王权却不够强大，象征王权的绶带鸟纹在粟特地区更多的代表着神权，或天神的旨意，与宗教的联系更加紧密。从粟特壁画中可以看到，代表王权、吉运的绶带鸟多出现在壁画里英雄人物或神灵的头顶。波斯统治时的绶带鸟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与王权神授，而粟特人将王权神授的观念移位于对神和英雄的象征，寓意神的伟大、荣光、好运和胜利，因此绶带鸟也就具有了好运、繁荣等含义，并随着粟特人的移民和贸易向东传播。

绶带鸟最初代表了王权以及“王权神授”的思想，主要是由于图案中禽鸟脖颈上的绶带，或是口中衔有系绶带的环状物，中国在汉代时也建立起的通过绶带展示权位的系统与这种思想不谋而合。沈睿文教授认为，根据中原地区出土的几座重要入华粟特人墓葬来看，墓主人都是在遵循辖领他们的王朝的丧葬仪轨，同时将粟特的宗教风俗、观念和神话融入其中。虞弘墓石堂椁壁浮雕第八幅的画面中心人物头戴波斯式头冠、有头光、架脚坐于筌蹄之上，青州傅家画像石第二石，画面中心是一头戴纶巾男子，架脚坐于筌蹄之上，这二人应当都是墓主人无疑，而他们的头顶正上方都有一只绶带鸟飞过，因此此时的绶带鸟在表达墓主人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具有了展现墓主人身份层级的作用。

三、绶带鸟纹图像风格分析

有绶带鸟纹的相关文物出土地与发现地可初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出土于中、西亚地区且具有强烈地区风格的文物，另一种是因受中原文化影响而承载了部分中原文化特点的文物，它们受出土地的复杂因素影响而产生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中亚、西亚地区文物中的绶带鸟纹风格

绶带鸟纹的中亚、西亚风格主要体现在团窼联珠纹以及绶带鸟的形象上。

联珠纹的发现范围极广，但是珠圈内的图像各不相同，目前已发现的联珠圈内的图像有动物，如狮子、大象、绶带鸟、鹿、孔雀等。也有人物，如“胡王”、骑士、对饮胡人等。还有宗教图像，如太阳神、森莫夫（Senmurv）等，这些形象在各个地区的艺术品中有多次重复，有力的证明了这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流行纹样，其文化特征可追溯到波斯和粟特文化，宗教文化则可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荣新江教授认为，“从粟特向东，联珠纹样逐渐被佛教艺术吸收，也用来装饰佛教的主题了”。

粟特地区的绶带鸟图案特点十分鲜明，首先是它们通常出现联珠团窼中。其次是圈中动物图案的主体形象总是展示侧面，并且呈现出程式化的风格——除了脖颈上或脚踝上的绶带是从萨珊艺术中借鉴而来的以外，主要是禽鸟形象僵直呆板，没有太多动态，在联珠圈内单体存在或两只对称存在，身体装饰有几何化倾向。在片治肯特28：XXV 联珠团窼鸭纹中，禽鸟侧身而立，口衔珠串，体宽，有板刷状尾羽，脚上系有丝带，这种粟特纺织系统中成品的鲜明特点在新疆地区的石窟中发现的绶带鸟纹中也有所体现。

（二）绶带鸟纹与中原文化交融后出土文物的风格

在中原地区，绶带鸟的图像风格受到来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墓葬石刻中。

1992年龙门西山北麓发掘出的开元二十八年（740）唐睿宗故贵妃豆卢氏墓志上除了篆书墓主人身份相关信息以外，志盖上的四神装饰图案由从前单纯的四神转变为系绶朱雀、系绶翼龙、系绶翼虎、系绶玄武的图像。六朝时中国有翼兽系统虽已成熟，滕固先生指出“六朝陵墓上的有翼兽，可断言为渊源于汉代，故其形式与波斯的固然不同……我们更可断言到了六朝陵墓上的有翼兽已经十足的中国化了。”由此可见有翼兽（异兽）在中国早已开始传播与使用，而系绶朱雀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各文化交融的迹象：系绶朱雀与绶带鸟形象的高度重合，在此之前四神图像脖颈并未有过绶带或相关装饰物。中国传统神兽与绶带图像的融合为何会融合，以及何时开始融合均不清楚，或可解释为“绶带”或“绶带神兽”的寓意与“四神”有共同之处，如护佑与吉运。

另在原有风格基础上做出的改变。太原虞弘墓（图4）、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刻、安阳北齐石棺床等墓葬石刻中都出现了绶带鸟纹样。现在尚未知道雕刻工匠是中原工匠或是粟特工匠，但从石刻整体风格，以及粟特风格绶带鸟纹与石刻绶带鸟纹对比的结果来看，中原墓葬石刻并不是照搬波斯艺术风格或粟特绘画风格，而是融入了中原特色：这些与中原文化发生交融之后的绶带鸟图案逐渐摆脱了萨珊与粟特艺术的影响，由原本的程式化、几何化发展成为了更加简约、注重线条流畅性的图案。发展至唐朝时期，绶带鸟形象成为了唐代具有代表性的纹样之一，出现了许多的变体，细化为鸿雁、鹦鹉、鸳鸯、凤鸟等，出现在了大量的日常器物上如，漆器、织物、金银器等，尤其是金银器，在中原地区有大量发现。

图4 虞弘墓椁壁浮雕之六摹本局部（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

四、结语

通过图像学研究可以推论出，绶带鸟纹在最初其本身是具有王权与神权象征意义的，并且这种意涵从波斯帝国向周边国家辐射开来。绶带鸟纹自身在不断变化，并且在传播时受到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的影响，在形象改变的同时，其寓意也在不断改变。

绶带鸟纹含义发生变化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三个。一是出于商业贸易原因。这主要表现在纺织品上。虽然大量粟特系统纺织品出现在新疆地区，但不能证明它们的出现是由于本地出产相关产品，结合粟特人的民族特性，这些产品很有可能是通过贸易传播的，甚至有可能是为了逐利而刻意设计了迎合东方消费者审美的新产品。第二是文化认同。绶带鸟形象能够传播并且被广泛运用离不开人们对它的认同。出于宗教文化认同的原因，在波斯帝国诞生的绶带鸟在粟特地区的壁画、金银器上大量出现。粟特人长期受波斯帝国统治，他们的文化与艺术必定受其影响，同时粟特自身的政治与文化又赋予了绶带鸟新的内涵。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新含义的产品通过在丝绸之路上的往来贸易传播到了中国，并在中国中转继续传播。在新疆这个多种宗教汇集的地区，绶带鸟不但进入了佛教的石窟，还进入了当地民众的墓葬美术中，并且出现了不同于波斯和粟特的样式，甚至出现了符合中国人审美的禽鸟形象，如朱雀、鸳鸯、大雁等，在这个过程中，绶带鸟的原有意涵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化。由于绶带鸟的含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叠，以绶带鸟为母题的变体在隋唐时期出现，并且极富中原特色，也就逐渐成为了当时人们期盼美好生活的象征。第三是人们对“天界”的好奇。绶带鸟从最早的双翼天使形象转变为有翼兽和禽鸟，其含义是王权与神权象征并存的，人们认为绶带鸟是神的旨意，是天神的指引，波斯国王王冠上的鸟翅、粟特壁画上出现在英雄和神灵上方的禽鸟、中原地区入华粟特人墓葬中墓主人形象上方飞翔的鸟类等都表达出人们对神秘的“天界”的向往，以及祈求吉祥、长生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