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过程中的直省角色
——以清代甘肃地区为切入点

邓 涛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清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重要时期,“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基础”[1],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段。甘肃地区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前沿基地,西汉曾在河西走廊地带设立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此后,诸多中原政权皆曾统治过甘肃地区。明清鼎革之后,清朝开始统治甘肃,进而同西北藩部直接接壤。本文所研究的“甘肃地区”并非是指当代的甘肃省辖区,而是指清代新疆建省之后的甘肃布政司辖区。相比明代甘肃镇主要指河西走廊一带,清代甘肃地理范围更为广阔,涵盖了现在的青海省东部、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即如清人所言,甘肃辖区“康熙年间拓地日广”[2]511。本文提及的“藩部”,是指同清朝建立封藩关系的部落,含归清朝理藩院直接管理的察哈尔蒙古等内属部落[3],不包括朝鲜、越南等清朝的属国。

随着明清鼎革和清朝西北边疆的统一,基于清代甘肃的独特区位和广袤辖区,甘肃成为清朝同藩部接壤最为复杂的直省(1)参见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全图(一)”,甘肃同新疆、青海、漠南蒙古广泛接壤,甘肃北部、西部、西南部皆为藩部地带。。因此,清代甘肃地区同藩部地带产生了频繁的联系,在清朝经略西北边疆上地位重要,是清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理依托。关于清代甘肃地区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之关系,以往学界在研究中国民族走廊时已有所涉及。1982年,费孝通先生提道:“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4]此处的西北走廊,是指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西北民族走廊。清代甘肃地区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西北走廊”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区域。此外,也有文章涉及甘肃地区在清朝大一统中的地位(2)参见汤代佳:《试论甘肃在平准之战中的地位》,载《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王希隆, 杨代成:《论明清时期嘉峪关职能的演变》,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锋晖:《甘肃八旗驻防的历史变迁及战略地位》,载《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邓涛:《清朝“直省-藩部”二元结构下的边疆治理经验》,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邓涛:《藩部经略与直省支撑——甘肃在清朝经营新疆中的独特地位》,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综观学林研究现状,以往较少结合清朝“直省-藩部”二元疆域结构,分析甘肃的地理区位及其独特战略地位,尚无专文从整体上论述甘肃地区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体现清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方式——即以广大直省为腹地,以边缘直省(3)指清代时同藩部接壤的直省,如甘肃、山西、四川等地。为支点,实现对藩部地带的统一和管理,进而促进疆域稳定和民族融合。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

一、清朝大一统与甘肃的独特区位

清朝大一统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具有渐进性乃至曲折性的特征。经过顺、康、雍、乾四朝皇帝前后一百多年的持续经营,清朝最终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实现了对直省和藩部的大一统。

1.清朝对北方藩部地带的统一。第一个阶段为清朝入关前统一漠南蒙古。崇祯五年(1632年)四月,尚未入关的后金(清朝前身)拉拢漠南蒙古诸部,一并征讨漠南蒙古大汗林丹汗。崇祯七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于甘肃大草滩。第二年,林丹汗余部投降后金,后金得到大元传国玉玺,并得以统一漠南蒙古。此后,皇太极借获得玉玺之机,改元称帝,改国号为大清。这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前便接受了中原的传统政治文化,并有问鼎中原的决心。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第二年,清朝统一了北方直省地带。

第二个阶段为康熙前期至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败亡之前。康熙前期,清朝忙于平定三藩之乱,噶尔丹统治下的新疆准噶尔部不断崛起,西北地区诸多藩部“顿首称臣”[5],清朝的西北边疆已经崛起了一个强劲对手。噶尔丹统一准噶尔部之后,开始将视线转向东方的喀尔喀蒙古、青海等地,而彼时清朝亦平定了三藩之乱,开始把精力放在经略西北边疆上。准噶尔部的东进和清朝的西顾,难免产生战略冲突。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击败喀尔喀蒙古,侵入漠南,威胁到北京,康熙帝不得不亲征反击。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朝在漠南乌兰布统草原击败了噶尔丹,并在第二年的多伦会盟中确立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自此,喀尔喀蒙古纳入清朝版图。

第三个阶段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尔丹败亡之后的一年时间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军在昭莫多决定性地击败了噶尔丹,一年后,噶尔丹病死。在噶尔丹威胁消失的前提下,诸多西北藩部主动归附清朝,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新疆哈密回部、阿拉善蒙古先后归附清朝,青海蒙古首领也于当年底前往北京朝觐康熙帝,次年一月,康熙帝分别封青海蒙古诸首领为亲王、贝勒和贝子[6]990,青海地区亦纳入了清朝版图。自此,甘肃周边的所有藩部皆纳入了清朝统治。

第四个阶段为康熙末年清朝“驱准保藏”,统一西藏。康熙后期,西藏内部纷争,准噶尔部乘机介入,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部出兵占领了西藏,对清朝统治西藏提出了挑战。清朝在经历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第一次进军西藏的失败后,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再次“遣兵进藏,立即讨平之”[7],最终驱逐了准噶尔军,完全统一了西藏。

第五个阶段为乾隆朝统一新疆。乾隆前期,新疆北部的准噶尔部内部陷入权力斗争,清朝统一新疆的时机来临。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兵分两路统一准噶尔部,当年下半年,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战败后逃入南疆回部,被乌什城阿奇伯木克霍吉斯执献给了清军。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南疆。自此,清朝实现了对西北诸藩部的统一,实现了大一统。

2.二元并存疆域结构下甘肃与藩部的联系。综观清朝中前期,清朝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上有其成功之处,即如学者所言,清朝皇帝“在清朝前期空前地巩固了中国的统一”[8]。清朝针对不同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因地制宜,恩威并施,确立了将军制、驻藏大臣制、伯克制、札萨克制等形式多样的统治模式,推进和巩固了大一统局面。随着清朝逐步统一北方藩部地带,清朝的北部疆域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一是直省地带,“为省一十有八,分置各府”[9]243,该区域总体为流官治理,部分直省虽掺杂有土司制,但土司在一定程度上亦受地方督抚节制;二是最初未实行府县制的藩部地带,“隶在舆图者,复以千万里计”[9]243,藩部亦是清朝版图的一部分。清代甘肃地区的《(道光)镇番县志》提到明代时镇番边患不止,“民不聊生,流离失所”[10]51,清朝实现大一统之后,直省和藩部总体相处和睦,如镇番地区“休养生息一百八十余年之久”[10]51,“汉蒙安堵,刁斗不设,瞭望无庸,小民何幸”[10]31,藩部和直省人民都享受着和平之红利。

清代甘肃地区同诸多藩部接壤。大体来说,西北方向与新疆接壤,西南方向同青海接壤,北部与阿拉善蒙古接壤,东北方向为漠南蒙古鄂尔多斯部。此外,甘肃北部还同喀尔喀蒙古接近,如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南至甘肃安西州及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界北”[11]116。清朝在推进大一统的过程中,统一准噶尔部的进程最为艰辛,也因此在西北直省前沿的甘肃投入了更多的军事力量和战略资源,甘肃成为清朝经略西北边疆的支点。随着清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甘肃辖区和流官体制不断拓展,同时,随着甘肃地区移民前往西北藩部地带,改变了这些区域如新疆北部地区的民族构成,促进了民族交融。清后期,清人曾评价:“盖回部切近甘省,其归宿之地在甘。”[12]实际上,除了新疆,清朝经略西北地区的藩部,都离不开甘肃地区的支撑。综观整个清代,甘肃地区从军事保障、后勤供应、民族融合、互市贸易等多个层面支撑着清朝实现大一统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

二、甘肃军事力量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甘肃地区的军队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甘肃地区的绿营兵被视为清朝绿营的精锐力量。如康熙帝曾提道:“各省绿旗兵,向推秦兵精锐。”[6]1069此处的“秦”即是指包括甘肃在内的陕甘地区,而陕甘绿营中,甘肃绿营地位更为重要。甘肃绿营成为绿营精锐,一方面源于此处为原明九边所在地,且“甘肃为材武著名之邦,其风气刚劲,习苦耐劳,本非他省制兵可比”[2]410;另一方面源于该处地处西北,在清朝历次统一藩部的战事中得到了历练。甘肃八旗的设立也是源于清朝统一西北边疆的需要。清朝在甘肃宁夏、凉州、庄浪驻防了八旗,甘肃地区的八旗驻防密度,仅次于京畿和东北地区。清朝在甘肃大量驻防八旗,一是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二是为了监控地方绿营,“凡地方有绿旗兵丁处不可无满兵”[13];三是源于统一边疆的需要,这一原因最为重要。有研究认为清代甘肃八旗驻防体系的形成,“维护了清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14]。甘肃军队与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之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甘肃军事力量是清朝实现大一统的依托。在清朝实现大一统之前,准噶尔部是清朝统一西北边疆的最大对手。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军分北路和西路两路出兵平定噶尔丹之乱,其中西路军中,“总兵官宁夏王化行、凉州董大成、肃州潘玉龙,各选所属副、参等将校以从”[15],甘肃绿营占有重要地位。当年,西路军在昭莫多击败噶尔丹军[16],自此,噶尔丹一蹶不振,清朝对漠南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的统治也更加巩固。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清朝计划调兵五万统一新疆地区的准噶尔部和回部,其中“甘肃各营、安西绿旗兵一万”[17]1027,甘肃绿营占有相当比例。雍正朝至乾隆初年,清朝在甘肃地区的宁夏、凉州、庄浪等地添驻八旗,甘肃八旗在大一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出兵统一新疆之时,陕甘总督建议调拨凉州、庄浪和宁夏八旗两千名赴哈密[18]509,甘肃八旗成为清朝统一边疆的先锋。

2.甘肃军事力量是稳定地方局势的依靠。清代西藏地区的稳定,离不开甘肃军事力量的保障,正如《(乾隆)西宁府志》所言:“西藏,北与青海接壤,有事则用宁兵。”[19]新疆地区亦是如此,甘肃军队是清朝应对分裂势力的依托。道光六年(1826年),大和卓后裔张格尔从国外潜入新疆作乱,清朝不得不从甘肃等地调兵平息,“齐慎所带甘州兵三千名,已饬令赶赴阿克苏,合之前有官兵,尽可藉资防守”[20]2787,甘肃绿营是清朝稳定南疆局势的重要依托。此外,甘肃军队还有维持藩部治安的职责,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命宁夏八旗维持阿拉善蒙古地区的治安。

3.甘肃军队有轮戍藩部、保护边疆的职责。在完全统一新疆之前,甘肃地区就曾派兵前往哈密保护该部,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军驻防哈密的五千绿营,主要来自甘肃的肃州镇、凉州镇、西宁镇、安西镇等地[21]923。清朝实现大一统之后,甘肃绿营赴藩部轮戍更加常态化。《绿营兵志》提到“新疆南北各城以陕、甘兵去屯戍”[22],且多来自甘肃绿营。甘肃绿营首先是戍守新疆北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朝在乌鲁木齐添设了满洲兵,此外“甘州、肃州、宁夏三提标营,每处派精壮兵五百兵”[17]30,赴乌鲁木齐进行城池建设和屯田。到清末时亦是如此,光绪三年(1877年),清朝下谕提到“塔尔巴哈台驻防官兵,向由甘肃调拨”之传统[23]。其次是戍守南疆。陕甘地区的绿旗是清朝稳定回疆的重要依托。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乌什办事大臣绰克托等人上奏称:“本年十月,甘肃凉州兵丁五年期满,应行更换,宁夏、固原兵丁亦于明年正月期满……”[17]439甘肃地区的绿营轮戍南疆回部是长期性的。再次是赴青海地区轮戍。道光三年(1823年),为维持青海地区治安,清朝在青海蒙古的察汉托洛亥地方添设绿营一千名,“照新疆换防例,由甘、凉、宁、肃、河州、西宁各标下调兵防守”[24]254。清朝在藩部地带的驻军,稳定了边疆局势,巩固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局面。

三、甘肃后勤供应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提供了经济支撑

清人曾评价中国古代政权经略边疆的前提,即“先充实内地,而后以余力控制边陲”[25]271,中原王朝经略边疆,离不开内地(直省)的经济支撑。相比内地省份,甘肃地区的物资储备更多地体现了其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如《甘肃新通志》记载:“甘省据天下上游,有高屋建瓴之势……惟广储粮饷,选练精兵,外可接应新疆,内可捍蔽关中。”[26]399清人对甘肃在经略西北边疆上的重要地位有着比较一致的认识,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普通官员或者经世致用的学者,皆认识到甘肃边储(甘肃地区具有经略边疆功用的物资储备称为“边储”——笔者)与清朝大一统局面的密切联系。清后期,时人曾就新疆与甘肃的关系做了分析,即“当实安西以东诸府州,以待回疆不虞之用”[27],强调甘肃地区边储对清朝维持新疆稳定地位重要。道光帝曾提到“向来新疆兵饷,俱由甘省办理”[20]2908,认为甘肃后勤地位重要。光绪八年(1882年),刘锦棠在讨论新疆建省之事时提到甘肃和新疆的密切联系,其中就谈道:“新疆之与甘肃,形同唇齿……凡筹兵筹饷以及制办转运诸务,皆以关内为根本。”[28]甘肃地区的边储,或来源于本省,或来源于外省,其中以外省居多,原因是“甘肃产米较少”[29],且“甘省每年额征地丁等项银两不过三十余万”[17]389,无法实现粮饷自给,需从外地调拨。甘肃边储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以支撑清朝统一和巩固西北边疆的战事。“行师之要,筹饷为先,此兵家定法。”[30]作为经略西北的支点,清朝在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离不开甘肃地区的物资支撑。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准噶尔部侵扰清朝统治下的哈密,清朝调兵支援。彼时,川陕总督鄂海上疏称:“甘肃存仓米麦及现在采买米石,尽足配给兵丁……陆续运至军前。”[31]甘肃地区的边储确保了边疆之需。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朝出兵统一准噶尔部前夕,清朝在甘肃贮存的军需数量甚巨,“甘、凉、宁三府属粟米、粟谷、小麦、青稞、豌豆等项,共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余石”[32],为此后清朝统一新疆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道光七年(1827年),清朝命在甘肃补足仓储缺额,原因是“甘肃地邻边塞,自应豫筹经费,以资储备”[33]。彼时,清朝正在出兵平定张格尔之乱,在甘肃地区加强储备,主要是为了应对边疆局势。同治五年(1866年),整个西北地区陷入动荡,驻扎在新疆哈密等地的清军军饷中断,清廷从甘肃敦煌等地“拨运仓储粮食十数万石”[34]进行支援。

2.用以赏赐或赈济藩部,维护大一统局面。首先是用以藩部俸禄的拨给或赏赐。俸禄和赏赐是清朝彰显对藩部统治、提升藩部贵族对清朝向心力的重要方式。雍正三年(1725年),清朝规定“青海王、贝子勒、贝子公、台吉等俸禄……即于甘肃藩库给发”[24]337,青海蒙古王公贵族的俸禄由甘肃藩库提供。同治初年,清朝内部动荡,财力紧张,无法及时拨付青海蒙古贵族的俸禄,造成地方贵族的抱怨。其次是用以赈济藩部。由于甘肃同藩部接壤,故一旦藩部出现灾荒,清廷往往第一次时间从甘肃调拨物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东归后,清廷“在甘肃道库拨银二十万两,解贮安西道库”[35]1968,筹备接济和安抚事宜。嘉庆五年(1800年),青海地区蒙古人生活穷困,清朝“动用甘省帑银五万两,西宁仓粮二千石,分给贫穷蒙古为产畜、口事之资”[36]882。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从甘肃藩库调拨二万两白银,赈济阿拉善蒙古。可见,甘肃边储接济穷困藩部是常态性的,有助于改善藩部地区的生活水平,体现了大一统王朝内直省与藩部的资源互补。

四、甘肃地区移民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交融

清朝针对不同藩部推行了不同的移民政策。清朝出于经略新疆的需要,在甘肃嘉峪关以西地区采取了鼓励移民的政策,甘肃是西北藩部地带直省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俄国人鲍戈亚夫连斯基清末时曾常驻中国新疆,他提到“移民从内地迁徙的一般路线是:兰州、肃州、哈密,向北经巴里坤、古城,而至中国西部地区首府乌鲁木齐”[37]。经由甘肃进入新疆是移民的主流线路,甘肃是新疆移民的重要来源地。甘肃地区移民向藩部地带迁徙,大致可分为下述三类。

1.甘肃兵民向嘉峪关外及甘肃北部长城沿边地区迁徙。明朝后期国力衰弱,疆域内缩到嘉峪关一线。明末清初时,嘉峪关以西地区十分荒芜,清初时“为边外地”[9]402。康熙朝后期,随着清朝统一哈密和重视经略西域,清朝开始组织兵民赴嘉峪关以西地区屯垦。康熙末年时,甘肃嘉峪关外“赤金卫、柳沟所等处,曾募人种地”[21]292。雍正二年(1724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上奏称:“肃州之西桃赉河、常马尔鄂敦他拉等处,俱膏腴之地,应令民人耕种。”[21]333雍正四年(1726年),清朝以敦煌地区“人烟甚稀,不成村落”[38]521,从甘肃嘉峪关以东地区招徕穷民两千多户。到雍正七年(1729年)时,甘肃嘉峪关外安西、沙洲等地,已有甘肃嘉峪关以东的移民两千四百多户,且“屯种既广,树艺益繁”[26]20。由此,康熙后期至雍正朝“嘉峪关外西边鄙之地及敦煌全郡,渐次开屯设卫”[39],有关卫所设置在《(光绪)肃州新志》中有详细记载。清朝在安西地区驻军、移民、设治,既能保护青海和西藏,也能将河西地区同新疆哈密直接连接起来。综观清朝前期,安西地区先是疆域范围之外的藩部地区,其后是清朝疆域内的荒芜之区,再之后为设立流官卫所的特殊行政区域,最后改革为与内地体制一致的府县地区,反映了安西地区的逐步内地化。

2.甘肃兵民向西宁周边的青海地区迁徙。清朝在西宁周边驻军或设治的过程,也是甘肃民人向周边移民的过程。雍正初年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西宁以北大通地区的民人开始增多。该地原本为藩部地带,后来移民渐多,大通地区的民人“有以军入者,有以商入者,亦有由内地各县分移迁入者,加之改县以后,加拨西宁所属十堡”[40],即军人、军眷、商人以及官方组织的移民皆是大通县民人的主要来源,且主要来源于甘肃省内。到乾隆时,大通地区“有汉、土、番、回之殊,俗以耕植、孳牧为业”[41],形成了多民族交融、生产方式多元的局面。清朝中后期,甘肃丹噶尔地区汉人虽然来源多元,有诸多外省商人,但“自宁属宁临境移居者最多”[36]870,即甘肃省内移民为主要来源。清代时,丹噶尔地区形成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宣统)丹噶尔厅志》记载,清末时,丹噶尔地区有蒙古人供职于丹噶尔地方衙门,“其妻室则番装也,其子娶汉女为妇,再生子女”[36]870。此外,丹噶尔地区亦有汉人融入番族的情形,“有汉人赘于番族”[36]870,语言和服饰皆与番人同。随着西宁周边移民的增加,直省体制也开始拓展,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朝将河州同知移至循化营,定名为循化厅,标志着流官体制在撒拉尔人聚居的循化地区扎根。道光九年(1829年),清朝在西宁府的“丹噶尔地方添设抚边同知”[42],丹噶尔地区设厅,建制日趋内地化。

3.甘肃民人向新疆迁徙。清朝鼓励甘肃民人向新疆迁移,一是为了开发新疆,解决新疆驻军的军粮供应问题;二是为了解决甘肃民人的谋生问题,即甘肃“缘边瘠土之民,生计未免拮据”[35]1796;三是源于新疆地区土地和气候条件好,如乌鲁木齐“泉甘土沃,并无旱潦之虞”[17]986。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清朝对民人出嘉峪关至新疆,总体是鼓励的。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朝从甘肃招募“贫民四百余户,男妇大小一千五百余口”[17]986前往新疆,由官方提供部分生活物资。乾隆后期,清朝倾向通过政策引导甘肃民人前往新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提出:“若能详为劝谕,俾知沃壤可耕、资生甚易,足以自图宁宇,谅皆趋之如骛。”[35]1957随着甘肃地区移民的不断迁入,新疆地区特别是新疆北部形成了多民族共生共存的格局。清末时,由于阿古柏入侵,新疆地区人口大量死亡和流散,因此,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计划“由甘肃各州县迁移民人一千户,分居奇、古等处,以实边地”[43],通过从甘肃移民来充实新疆、巩固边疆。清朝中后期,随着新疆地区移民的增加,内地直省体制亦开始向新疆拓展,新疆部分地区在体制上也同甘肃有着密切联系,即“新疆既辟,以镇迪道所属府、厅、州、县,遥领于甘藩”[11]38。

五、甘肃同藩部互市贸易与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甘肃作为边缘直省,是清朝内地同藩部互市的重要承载地。甘肃地区同藩部地带的互市贸易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互为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一统巩固与甘肃地区茶马贸易的逐渐衰落。甘肃地区茶马贸易历史悠久,《甘肃新通志》认为:“在昔回纥入贡于唐,以茶易马。”[44]3明代时,明朝在陕西三边地区开展茶马贸易。明清鼎革之后,清朝继承了明朝的茶马互市之制。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允许甘肃地方同番族以茶易马,但管控严格。当时,清朝在甘肃境内的庄浪、洮州、甘州、西宁、河州设立了茶马司,管理茶马贸易。清初的茶马贸易,一方面为番族提供了茶叶等生活必须品,另一方面为清朝换得了大量马匹,如顺治十年(1653年),五茶马司“中完茶马三千七十九匹”[45]。随着清朝逐步统一甘肃周边藩部地带,以及清朝马匹来源日益多元化、民间茶叶贸易竞争等原因,甘肃地区羁縻属性的茶马贸易日益衰落,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清朝一度中止了甘肃地区的茶马互市。雍正初年,清朝平定了罗卜藏丹津之乱,确立了对甘肃周边番族的直接管理,羁縻性质的茶马贸易日益被大一统王朝内部的民间互市贸易所取代,这也是此后丹噶尔等地发展成为民间互市贸易基地的时代背景。

2.甘肃西宁、河州周边地区的一般互市贸易日益发展。官方针对番族的茶马贸易和一般互市贸易存在差异,“因纳马而酬茶,体尊名顺,非互市交易之比”[38]37,清初时茶马贸易地位更高。顺治八年(1651年),甘肃洪水堡成为青海蒙古与内地的互市地,此即清朝“始与海部通市”[44]467,但此贸易并非针对番族的茶马贸易,而是普通的边堡互市贸易。雍正三年(1725年),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开辟河州双城堡等处,作为部分青海蒙古部众的互市贸易地,原因是这些地方“有城堡房屋,地方宽阔,水草俱好,利于互市”[21]392。当时,西宁周边的丹噶尔地区日益发展成为甘肃同青海地区互市贸易的首要之区。该地早在明末时即为汉人、蒙古人、番族的交易之所,“明末商贾渐集,与蒙番贸易有因,而世居者番族亦渐次开垦”[36]776。雍正三年,青海蒙古一部将贸易之地移在西宁口外的丹噶尔寺。此后,丹噶尔地区日益成为西北地区的互市重镇。彼时,丹噶尔地区“路通西藏,逼近青海,为汉、土、回、番暨蒙古、准噶尔往来交易之所”[46],贸易地位重要。除了藩部需要直省地区的物资,直省地区也依赖藩部物资。以青海地区为例,“蒙番进口多驼青盐,丹厅及西宁碾伯食盐皆资焉”[36]837,可见大一统后,各民族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

3.甘肃同漠南蒙古鄂尔多斯部及阿拉善蒙古的贸易日益便利。明清鼎革之后,“宁夏沿边一带,向令蒙古进口交易”[17]884。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甘肃同鄂尔多斯部的互市贸易点新增花马池、平罗城等处[6]939。随着大一统的巩固,互市地也开始向藩部转移。雍正六年(1728年),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提出此前交易在长城沿线的闇门进行,而当下闇门以外已为内地百姓生息之所,因此,“请将市口移于石嘴子墩台”[21]1116,并得到了清廷的批准。此外,阿拉善蒙古同甘肃的贸易亦十分便利,阿拉善蒙古人“随时进赤木、黄峡、宿嵬三口,与宁夏城内民人交易”[47]。除了阿拉善蒙古人赴汉地贸易,还有不少民人出边墙赴藩部贸易,即如地方志所载:“我朝百年以来,威德远播,内外一家……夷人入城,汉民入夷,彼此交易熟悉者,往来便利。”[48]正是由于清朝实现了大一统,故内地和藩部的贸易成为常态。由于甘肃宁夏地区同阿拉善蒙古和睦相处,平民相互信任,故有宁夏民人将牲畜交由阿拉善蒙古牧民代为牧放的情形,“边境安帖,从古莫及”[48]。无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都享受着大一统政权下的和平红利,故有学者评价包括甘肃在内的清代长城沿边地区,由“昔日浴血厮杀的长城关口易为熙熙攘攘的贸易市场”[3]321。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清代甘肃特殊的地理区位,甘肃地区在军事、行政、后勤、贸易等方面支撑着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清朝实现和稳固大一统离不开甘肃地区军事力量的支撑,甘肃地区是清朝经略西北边疆的后勤基地,也是清朝促进藩部地带民族融合和内地体制向边疆地区拓展的依托。随着甘肃民人陆续前往新疆,逐步改变了新疆地区特别是北疆地区的民族构成,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为清末时各族民众联合反抗沙俄和阿古柏政权创造了条件。

通过研究甘肃地区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过程中的作用可知,中原王朝实现对藩部的统一和稳定的统治,离不开直省地区特别是同藩部接壤直省的全面支撑。从军事依托上看,直省地区的军事力量是中原王朝统一和稳定藩部的重要力量。从后勤供应上看,直省地区的物资供应是中原王朝经略边疆的依托,也是保障藩部民生的依靠。从民族融合和行政体制均质化方面看,直省地区的移民是藩部地带民族融合和行政体制内地化的前提条件。从经济贸易的角度看,边缘直省同藩部的互市贸易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的经济联系。同时,大一统王朝内部直省与藩部的“互动”,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直省地区与藩部地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