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补贴能促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吗
——技术创新强度的中介效应

马宗国,王 旭

(山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0 引言

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科技创新,发展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简称“国家自创区”)是推进创新驱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自2022年4月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批建设国家自创区后,国家自创区数量已达22家。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是指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促使国家自创区内各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政府创新补贴通过缓解企业资金约束、降低企业研发风险、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等方式,增强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能力,驱动国家自创区产业向高层次发展。国外发展成熟的科技园区,如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瑞典基斯塔科技园等,均对此提供了充分印证。然而,在政府创新补贴实施过程中,由于政府与企业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政府监督与评价机制不完善,极易造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多重博弈,阻碍产业转型升级。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政府创新补贴可能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即企业因获得政府补贴而不愿额外追加研发投入;二是在政府激励国家自创区企业创新过程中,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即企业可能进行“逆向选择”,产生“为补贴而创新”的寻租行为。如曾轰动全国的“新能源汽车骗补事件”,不仅给政府带来超十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而且严重阻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政府创新补贴已经在国家自创区实施了10多年,如何精确评价其实施效果?政府创新补贴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如何?政府创新补贴能否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产生影响?对以上问题目前还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鉴于此,本文将政府创新补贴引入国家自创区生产模型,推导政府创新补贴通过技术创新强度影响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基于2010-2020年21个国家自创区面板数据,构建兼顾时间与个体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创新补贴在技术创新强度的中介作用下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本文边际贡献如下:一是深入剖析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概念定义,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测度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二是以内生技术能力和创新价值理论为基础,构建数理模型,揭示政府创新补贴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三是以国家自创区为研究对象,将政府创新补贴、技术创新强度和产业转型升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政府创新补贴在技术创新强度的中介作用下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效果,同时兼顾区域异质性探讨。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1 政府创新补贴与产业转型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下,政府应当发挥因势利导作用,通过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实施精准干预,助力产业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1]。创新补贴作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选择效应,即自创区政府通过实施倾斜式产业扶持政策,给予价值链上游产业创新补贴倾斜,有助于推动自创区高端产业发展,优化自创区产业结构[2];二是集聚效应,即自创区政府实施创新补贴政策,有助于吸引优秀企业、高端人才等创新要素聚集,从而加快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3];三是信号传递效应,即政府给予创新型企业研发补贴会向其它企业释放积极信号,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热情,从而驱动企业革新技术,达到产业升级的目的[4]。

现有文献多以省市或某个行业为研究对象,验证政府创新补贴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如袁航等[5]以中国省份为研究对象,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显著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但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Yeh等[6]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通过提升IT行业实质性创新产出推动其产业升级。

1.2 政府创新补贴与技术创新强度

作为一种政策激励手段,政府创新补贴可促进国家自创区企业技术创新强度提升[7]。其作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创新补贴能够降低企业研发风险,激发企业创新热情。研发活动具有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会阻碍企业进行主动创新[8]。政府创新补贴通过给予企业研发活动现金补偿降低企业风险,激发企业研发热情,有助于提升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二是政府创新补贴能够降低企业资金约束。资金投入不足是限制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创新补贴为企业提供资金,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提供支持[9]。

学界对政府创新补贴与技术创新强度间关系的研究颇丰,但未有统一定论。第一种观点认为创新补贴作为政府“干预”企业的手段,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如Howell[10]对美国能源部资助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政府资助在企业发展的多个阶段均具有重要作用,原因在于政府资助可为企业研发提供部分原始资金,降低企业研发风险,激发企业研发热情;童馨乐等[11]以2001-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角度出发,研究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创新间关系,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投入转换效率。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具有负向作用[12-13]。如Boeing[14]研究2001—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未对企业创新产生动态促进作用,并且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没有显著正向或负向作用[15-16]。

1.3 技术创新强度与产业转型升级

技术创新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复杂且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引发生产方式变革,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17]。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加速创新要素流动,加强各主体创新合作,促进自创区建立完善的创新网络,实现技术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促进作用[18]。

针对技术创新强度与产业转型升级间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Lahorgue等[19]认为企业技术进步对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中小企业技术提升尤为重要,同时分析了大型企业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机制;陶长琪等(2017)以中国内地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经济集聚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强度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强度显著促进东、中部省份产业转型升级,且东部创新效率高于中部。部分研究认为相较于单一个体的创新,合作创新通过搭建创新网络、集聚创新资源、降低创新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更大影响[20]。

综上,有文献基于企业微观视角探析政府创新补贴与技术创新间关系,也有文献基于省市宏观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就政府创新补贴与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间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探究。

2 理论模型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国家自创区拥有包含开展股权激励、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实施创新补贴在内的一系列功能。其中,创新补贴政策是国家自创区在原高新区相关政策基础上的延续和深化,是推动创新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政府通过对企业创新活动提供直接资助,期望增大企业研发力度,激发企业研发热情,提升企业创新成果产出,从而为国家自创区积累技术势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本文借鉴孙海波等[21]的研究,考虑到各种不可控的现实因素会导致补贴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补贴预期效果产生一定程度偏离,故设定创新补贴政策效率因子φ,评估创新补贴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效果的契合度,0≤φ≤1。创新补贴政策效率因子越靠近0,表明政策执行效率越低,实施效果与预期偏差越大;创新补贴政策效率因子越趋近于1,表明政策执行效率越高,实施效果与预期偏差越小。在此基础上,本文参考余泳泽[22]提出的内生技术能力假设条件和创新价值理论,设定国家自创区生产模型如式(1)。

F(X,I)=AeatXβI(h1,h2,…,hn)·φ

(1)

其中,F表示总产出,A表示生产条件,a表示外生技术创新,X表示生产要素投入,β表示要素投入弹性,I表示内生技术创新,h表示内生技术创新投入要素,φ表示创新补贴政策效率因子。不难看出,政策实施效率越高,国家自创区经济总产出越大。

参考孟浩等[23]的研究,技术创新强度提升实质是增加创新“投入—产出—转化”3个阶段的要素投入,促进技术创新产出水平提升。设定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与技术创新强度具有函数关系:I(h1,h2,…,hn)=(θInn)λ,其中,Inn表示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θ表示转换系数,λ表示技术创新产出弹性。故生产模型可转换为:

F(X,I)=AeatXβ(θlnn)λ·φ

(2)

根据技术创新技术水平内生化研究,将国家自创区产业部门分为高级和普通两种。高级部门处于价值链上游,即微笑曲线两端,其生产具有低投入、低损耗、高产出和高附加值等特点。普通部门处于价值链中下游,即微笑曲线中部,其产品不追求高效率和高附加值。设定高级部门的产出为Fc,技术转换系数为θc,技术创新产出弹性为λc;普通部门的产出为Fd,技术转换系数为θd,弹性为λd。高级部门追求产出的高效率和高附加值,故高级部门的技术创新强度高于国家自创区平均水平,普通部门产品具有低效率和低附加值的特点,其技术创新强度低于国家自创区平均水平。据此,得到:0<θd<θ<θc<1,0<λd<λ<λc<1。依据价值链理论,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即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的过程,本文以国家自创区高级部门产出占比衡量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得到如下模型:

(3)

其中,IS表示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设定mc为高级部门的要素价格,md为普通部门的要素价格,Xo为普通部门的要素投入。高级部门为获取相对竞争优势,倾向于比普通部门支付更高的要素价格,即mc

(4)

(5)

据式(5)对创新补贴政策效率因子求偏导,得:

(6)

据式(6)得出∂ISi/∂φi(c)>0,故当国家自创区其它条件不变时,政府创新补贴实施效率越大,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越高。

据式(5)对技术创新强度求偏导,得:

(Inni)λc-λ-1(λc-λ)·φi(c)

(7)

据式(7)得到∂ISi/∂Inni>0,故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越大,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越高。

据式(5)对政府创新补贴效率和技术创新强度求混合偏导,得:

(Inni)λc-λ-1(λc-λ)

(8)

据式(8)得出∂ISi/∂φi(c)∂Inni>0,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实施效率越高,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越大;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越大,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越高。

综上,据式(6)—式(8),提出命题:政府创新补贴在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技术创新会驱动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创新补贴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强度加速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

3 研究设计

3.1 计量模型构建

3.1.1 政府创新补贴与产业转型升级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构建兼顾时间和个体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论证政府创新补贴可以推动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

isit=α0+βinsit+∑rjcontroljit+ui+λi+εit

(9)

其中,isit表示i国家自创区t年的产业转型升级水平,使用产业结构高级化(iss)和产业结构合理化(isr)两个维度进行衡量。α0表示常数项,insit表示i国家自创区t年的创新补贴投入,β为其系数。control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rj为第j项控制变量的系数。ui和λi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扰动项。本文主要考察insit的系数β,若其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政府创新补贴能推动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

3.1.2 作用机制检验:技术创新强度的中介效应

为进一步探究政府创新补贴推动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参考温忠麟等[24]的做法,在式(9)的基础上建立中介模型。

innit=α1+β1insit+Σpjcontroljit+ui+λi+εit

(10)

isit=α2+β2insit+φinnit+Στjcontroljit+ui+λi+εit

(11)

式(10)中,β1为政府创新补贴(ins)对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inn)的系数,若β1显著为正,则表明政府创新补贴促进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提升。式(11)中,β2、φ分别为政府创新补贴、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在式(10)—式(11)中,主要考察β1、β2和φ,若β1、φ同时显著为正,则表明政府创新补贴与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间存在中介效应,同时,若β2显著则为部分中介效应,若β2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

3.2 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是指自创区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各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登,包括生产效率提升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两个方面。参考干春晖等(2015)的研究,本文从产业结构高级化(iss)和产业结构合理化(isr)两个维度,衡量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

(1)产业结构高级化(iss)。主要参考付凌晖[25]的方法,测量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利用夹角余弦法,定义国家自创区第一、二、三产业各自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空间向量中的一个分量,构建一个三维向量H0=(h1,0,h2,0,h3,0)。然后,计算三维向量H0与第一产业顺序排列的向量H1=(1,0,0)之间的夹角θ1,H0与第二产业顺序排列向量H2=(0,1,0)之间的夹角θ2,以及H0与第三产业顺序排列向量H3=(0,0,1)之间的夹角θ3。计算公式如下:

j=1,2,3

(12)

其次,计算产业高级化指数iss,iss值越高表明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越高级。

(13)

(2)产业结构合理化(isr)。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评估国家自创区各产业要素配置与产出匹配的合理程度,isr值越大表明各产业要素使用效率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主要借鉴田新民等[26]的研究成果,利用结构偏离程度指标和Hamming贴近度方法度量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14)

其中,mi/m为i产业的产值比,ni/n为i产业的就业比重。

3.2.2 解释变量

政府创新补贴为核心解释变量。参考相关研究[27-28],本文采用国家自创区科技财政支出中用于企业部分的对数衡量政府创新补贴力度。

3.2.3 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强度为中介变量,本文采用国家自创区年专利申请量的对数测度。作为研发活动的最终产出,专利是评价新知识和新技术成果丰富与否的重要指标。采用专利申请量评估国家自创区创新氛围,不仅可以避免政府部门人为的主观认定,而且没有较大的周期滞后性。

3.2.4 控制变量

参考张秀峰等[29]的研究,本文从国家自创区内外两个角度选取相关控制变量。首先是国家自创区内,使用国家自创区内信息从业人数(万人)的对数衡量国家自创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使用国家自创区内金融从业人数(万人)的对数衡量国家自创区金融发展水平(fin),使用国家自创区外资合同数量的对数衡量国家自创区对外开放程度(opn),使用国家自创区内专科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数量的对数衡量国家自创区人力资本存量(hum)。其次是自创区外,选取国家自创区所处城市相关指标。城市经济发展质量(tfp)使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度量,城市绿色化发展水平(gde)使用污水处理投入费用的对数衡量,城市教育水平(edu)使用中学数量的对数衡量。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于2022年4月批复,这是我国第22个国家自创区。但由于批复时间较短,难以体现政府创新补贴的作用效果,因此,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我国21个国家自创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Stata17.0,采用插值法对相关变量缺失值进行补齐。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政府创新补贴、技术创新强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公报)、各国家自创区官网数据统计部分以及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公布的相关数据。对涉及多个城市的国家自创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采用相关城市指标加和求均值的数据表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参考Battese &Coelli的模型,采用最新的SFA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化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SMAR数据库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对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估计,检验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同时,考察国家自创区内外相关因素的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模型(4)是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为0.177 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模型(4)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0.072 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模型(2)、模型(5)是加入国家自创区内相关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2)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为0.166 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国家自创区数字经济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条件下,政府创新补贴每提高1%,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0.166 2%;模型(5)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0.066 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政府创新补贴每提高1%,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0.066 4%。模型(3)、模型(6)是进一步加入国家自创区外相关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3)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为0.157 6,且在1%的基础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国家自创区内外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政府创新补贴每提升1%,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0.157 6%;模型(6)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0.063 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国家自创区内外相关因素的条件下,政府创新补贴每提升1%,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0.063 1%。模型(1)—模型(3)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政府创新补贴均在相同显著水平下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模型(4)—模型(6)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政府创新补贴均在相同显著水平下提升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综上,模型(1)～模型(6)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有效促进了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表2 政府创新补贴影响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回归结果Tab.2 Regression results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influenc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NIIDZs

4.2 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变量。首先,使用替换核心变量的方法检验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作用的稳健性。参考高燕[30]的研究,从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和产业转型升级速率两个维度评价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具体而言,使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IAS)衡量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使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IAA)衡量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速率。回归结果如表3中列(1)和列(2)所示,列(1)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第三产业超前系数的系数为0.135 6,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的系数为0.014 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1)和列(2)表明更换核心变量后,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依旧表现出促进作用,基准回归结果得到进一步检验。

(2)更换模型估计方法。使用混合OLS对政府创新补贴的作用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3中列(3)和列(4)所示。列(3)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在1%的水平下显著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列(4)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政府创新补贴每增加1%,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将提升0.016 0%。结果表明,基准回归具有稳健性。

(3)改变样本容量。考虑到接受补贴政策较早和较晚都会对政府创新补贴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剔除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和上海张江3家成立较早的自创区以及宁温、兰白、乌昌石和鄱阳湖4家成立时间较晚的自创区,对研究样本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3中列(5)和列(6)所示,剔除相关样本后,政府创新补贴依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所得结论与基准回归一致。

表3 政府创新补贴影响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affec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NIIDZs

4.3 异质性检验

为探究政府创新补贴对不同区位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异质性检验。将21个国家自创区划分为东、中、西部3组:东部包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苏南、天津、杭州、珠三角、山东半岛、沈大、福厦泉、宁温国家自创区;中部包括武汉东湖、郑洛新、长株潭、合芜蚌、鄱阳湖国家自创区;西部包括成都、西安、重庆、兰白、乌昌石国家自创区。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列(1)—列(3)为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其中,列(1)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东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为0.103 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中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为0.184 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3)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西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为0.045 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综上,政府创新补贴显著促进全国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且不具有区域异质性。列(4)—列(6)为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其中,列(4)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东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0.045 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5)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中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0.068 7,结果不显著;模型(6)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西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0.087 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综上,政府创新补贴显著促进东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中、西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不显著,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究其原因,主要是相较于东部国家自创区,中西部国家自创区投入的资源要素较少且产业发展较慢,因此,中西部国家自创区往往选择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以带动国家自创区产业整体发展,如武汉东湖国家自创区率先打造光伏产业,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明确优先发展物联网、电子信息等智慧产业,兰白国家自创区优先发展冶金有色、新材料产业。中西部国家自创区全力培育、发展重点产业时容易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从而出现重点产业资源过剩、其它产业资源不足的现象。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较低,阻碍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表4 政府创新补贴影响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Tab.4 Test results of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affec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NIIDZs

4.4 技术创新强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政府创新补贴通过提升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1)显示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的系数为0.624 7,且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创新补贴有效提升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列(2)显示技术创新强度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为0.071 9,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为0.110 8,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3)显示技术创新强度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0.026 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0.046 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结合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由表5中列(1)、列(2)结果可知,政府创新补贴通过促进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提升推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且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列(3)表明政府创新补贴通过提升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推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且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综上,政府创新补贴通过促进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表5 政府创新补贴影响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中介传导机制回归结果Tab.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ediate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influenc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NIIDZs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政府创新补贴可减少企业研发成本。国家自创区企业充分使用政府创新补贴,通过更新研发设备、实行研发激励等方式,提升技术知识产出。二是政府创新补贴产生“杠杆效应”。在政府创新补贴的支持下,企业在原研发预算的基础上追加研发投入,从而提升技术产出数量和质量。三是政府创新补贴产生信号传递效应。政府通过给予创新型企业研发补贴,向其它企业释放积极信号,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热情,驱动企业开展技术革新。企业技术创新强度提升有利于国家自创区完成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达到传统产业升级的目的。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文以21个国家自创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2020年国家自创区相关数据,建立兼顾时间和个体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析政府创新补贴通过提升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对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生影响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推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分区域看,政府创新补贴显著促进东、中和西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东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中、西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不显著;政府创新补贴能够提升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并且通过提升国家自创区技术创新强度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

5.2 启示

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加大政府创新补贴力度。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总体上显著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这为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因此,应进一步增加政府创新补贴投入,持续调动国家自创区企业研发热情,助力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进而为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积累技术势能。中、西部国家自创区在实行倾斜式补贴政策时,应当注重资源配置效率,避免出现重点产业过度补贴而其它产业补贴不足的问题。

(2)完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监督与评价机制。首先,在补贴对象筛选方面,政府需要优先补贴具有创新基础、能够真正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需要辨别具有投机行为的“骗补”企业,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其次,完善创新评价体系。对接受政府创新补贴的国家自创区企业进行定期考核和评价,奖励具有杰出技术成果的单位,同时,对创新产出不合格的企业进行处罚,解决“重投入不重产出”的问题。

(3)规划布局国家自创区产业研究联合体。研究联合体是多方相关主体以共同利益为导向,通过资源整合形成的研发联盟,具有集中研发、共担风险、成果共享等特点。研究联合体相比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具有以下优点:一是研究联合体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由利益相关企业自愿组成,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而且能够减轻企业创新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二是研究联合体能够避免政府补助造成的“寻租行为”和“挤出效应”,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三是相较于针对个体企业的政府补助行为,研究联合体更容易产生集聚效应,对国家自创区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更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