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因斯坦一封信的翻译与理解

张绪山

爱因斯坦有一封写给斯威策（J. S. Switzer）的著名信件，涉及近代科学何以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问题，历来受到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关注。斯威策是一位美国陆军上校，退休后到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他在选修汉学家赖特（Arthur F. Wright）开设的阅读课，对课堂讨论的“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产生浓厚兴趣。斯威策想知道爱因斯坦对此问题的看法，于是自作主张，将课上讨论的主要问题记下来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于1953年4月23日回复了一封短函，精炼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信中写道：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in Euclidean geometry）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at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这两段文字对于了解爱因斯坦如何看待近代西方科学的勃兴，以及他对中国为何未产生近代科学的见解，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学界，对于这封信的翻译与理解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最早将它译出的是许良英先生。在1976年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中，他的译文是：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的思想。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

爱因斯坦的见解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近代西方科学勃兴的两大基础；第二部分涉及中国传统中这两个基础的阙如，且认为这种阙如是正常的，不必惊异；第三部分指出完成这两大成就是不平凡，可惊异的。遗憾的是，许先生对于第三部分即最后一句话的理解出现了偏差，造成了译文上的逻辑矛盾：前面指出西方科学赖以产生的两大成就，后一部分说中国的贤哲没有迈出走向这两大成就的步子，不必惊讶；但又说中国贤哲做出了这两大成就，是令人惊异的事情。许先生对爱因斯坦的本意显然没有充分的把握，故在“这些发现”与“全都做出来了”之间增加了原文没有的“在中国”，且以【】标示出来。

许先生也意识到译文存在问题，故于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改译为“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不过，将它译作虚拟句，仍然是误译，因为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一句并非虚拟式，而是陈述句，直译出来就是，“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了。”

做过翻译的人大多有相似的经历：对于晦涩且容易产生歧义的段落字句，一旦理解出现偏差，要想加以纠正，往往非常吃力。许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接触到了爱因斯坦信件的原文，并与相关学者讨论过这封信的译文问题，但仍然未能从原来的错误理解中跳出来。直到2005年重新审读译文时才将译文改译为：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2]

2005年的译文基本是直译，译文本身已经没有前两次译文中存在的问题了。但是，普通读者要准确理解最后一句话的意涵，即“这些发现”究竟是由谁“全都做出来了”，恐怕还是有些困难的，以致现在的网络媒体上还有很多人认为，近代科学赖以为基础的两大发现由中国人全部做出来了。

如果仔细琢磨整段文字，其中的逻辑不难明白：前两句已表明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基于西方人做出的两个成就，且又说中国贤哲没有会迈出通向这两种成就的步子，并不令人惊奇——不仅中国没有，世界其他文明（如中世纪文明水准高于欧洲的阿拉伯）也没有，换言之，没有迈出这两步是普遍性，没有可惊异的。于是，最后一句就不难理解了：这些发现能够做出来，这才是令人惊奇的，因为这是一种特殊性——很显然，爱因斯坦的本意是说，西方人做出了这两个成就，才是值得惊异的。

许先生最初两次的译文之所以出现问题，可能是因为他作为中国人的情感使他倾向于认为，爱因斯坦是主张中国贤哲是迈出了这两步的。但这样理解爱因斯坦的见解，就陷于了逻辑上的不自洽：针对斯威策“近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的问题，爱因斯坦的回答是：近代科学的产生不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这是潜在的预设），决定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的关键，是因为西方恰巧有两个成就（形式逻辑體系与实验思想）构成其基础；换言之，爱因斯坦认为，近代科学的勃兴离不开这两个成就（发现）。如果认为爱因斯坦主张中国贤哲也令人惊异地完成了西方做出的两个成就（发现），那么他所做的回答就应是解释“中国为何产生了近代科学”的问题。这显然与斯威策所提的“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是南辕北辙的。

对于爱因斯坦信函的理解，研究科学史的西方学者显然比我们更贴近实际，因为无论在语言上还是情感上，都没有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 1919—1991）针对这段文字指出：“爱因斯坦并不是要谈论中国的任何局限，而是在告诉斯威策不要因为一个发现现在看来是很熟悉的，就认为它总是这么明显的，而应以全新的目光来看待问题，即这些发现是在没有多少可能的环境中凭借几乎可称为奇迹的机缘而做出的。”[3]我认为，这是对“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一句话的确切理解。

这种理解还有一个反证：如果承认近代科学的勃兴赖以产生的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与实验思想，如果承认这两大成就的出现近乎一种“奇迹”，那么就应该承认事物的另一面：中国、阿拉伯与印度等文明按照常规发展，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这涉及对于中国文明成就的评价。正是这一点，令费尽心力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李约瑟大为不满。1961年7月，他在一个科学史讨论会上发表题为《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的讲演，针对爱因斯坦的这封信表达反对意见：“非常遗憾，这封萧伯纳式的书信及其一切轻率笔触现在却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来应该是第一个承认他对于中国的、梵语的和阿拉伯的文化的科学发展（除了对于它们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是毫无所知的，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崇高名声不应该被提出来作为证人。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这些评价的。”李约瑟显然不会误解爱因斯坦书信的确切含义。正因为他完全明白爱因斯坦信中最后一句“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并非指向中国贤哲，所以他才批评爱因斯坦的信是“萧伯纳式的”——意指爱因斯坦信函的笔触是尖酸刻薄、玩世不恭的。如果爱因斯坦的原意是说中国贤哲“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那么李约瑟还会指责爱因斯坦是以一种“轻率笔触”“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吗？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74页。

[2]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第100-101页。

[3]葛瑞汉：《中国、欧洲和近代科学的起源：李约瑟的<大滴定>》，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學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