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信心与促进经济发展：基于贸易摩擦的视角

马理 李厚渊 张人中

［摘 要］ 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DSGE模型，分析了贸易摩擦通过信心传导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有负面影响，导致投资减少、产出下降与资本市场波动加剧，而企业家信心受损与银行家信心受损放大了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提振经济信心，促进国内企业发展；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与美国博弈的底气；坚持贸易自由与精准反制相结合，增加赢得正当贸易权利的信心；充分发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替代效应，保持贸易增长的信心。

［关键词］ 贸易摩擦；提振信心；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745；F74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3）04-0040-10

Boosting Confidence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Friction

MA Li 1， LI Hou-yuan 2， ZHANG Ren-zhong 1

（1.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background， an open economic DSGE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 on the Chinese economy through confidence transmission channels. It shows that  trade fric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hinese economy，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investment and output， and an increase in  volatility of  the capital market. The negative impact is amplified by the loss of confidence among entrepreneurs and bankers.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to boost economic confide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develope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enhance  the confidence in the game with the US; to combile  the trade freedom and precise countermeasures to increase confidence in winning legitimate trade rights; to  promote the substitution of trade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and maintain confidence in trade growth.

Key words： trade friction; boosting conf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 引 言

2018年3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所谓“301调查”的结果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中美贸易摩擦正式爆发。在贸易摩擦的同期，中国经济的下滑趋势较为明显。2018年3月中国GDP环比增率与工业产出的环比

增率分别是6.9%与6.4%。但到年底，GDP增率相比于期初下降了11.59%，工业产出增率最多时下降了12.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对美出口增率与对美进口增率在贸易摩擦之前分别是9.61%与20.3%，截止到2019年末，下跌至-14.2%与7.8%（数据来源：海关总署）。贸易摩擦开始的当天，上综指与深成指分别是3152.76点与7985.63点，年底最后一个交易日上综指与深成指分别跌至2493.90点与5736.96点，跌幅分别为20.9%与28.2%（数据来源：同花顺数据库）。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较多，同期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可能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但是由于未能充分掌握核心技术，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软肋。贸易摩擦在对中国经济造成直接损失的同时，暴露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科技与高端制造领域的较大差距，挫伤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短期内信心的下挫，导致了投资预期下降和资本市场动荡，并最终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尝试将信心因素引入DSGE建模，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异质型模型来分析以上传导过程。相關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引入信心因素作为重要的中间变量建模，拓展贸易摩擦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完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程的分析框架。相关研究的现实意义则在于：详细解析贸易摩擦通过影响企业家信心与银行家信心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提出加强预期管理与提振经济信心的政策建议，为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与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决策参考。

二 文献综述

（一）贸易摩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贸易摩擦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例如Handley等构建具有沉没出口成本的动态模型，发现贸易摩擦会降低企业的出口和投资[1]。Fajgelbaum等认为美国提高进口关税的保护主义行为将导致进出口大幅下降[2]。有学者认为贸易摩擦会通过进出口贸易途径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例如杨源源和于津平发现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对宏观经济存在显著负面效应[3]。Akcigit等发现保护主义措施对宏观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4]。有学者认为贸易摩擦可能导致较大的福利损失。例如Dong等认为双边贸易报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存在福利损失[5]。樊海潮和张丽娜发现关税变化和贸易摩擦会导致福利水平恶化[6]。有学者认为贸易摩擦导致的福利损失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例如Robinson等发现集体反制措施会给发起国带来较大福利损失[7]。Carvalho等发现贸易摩擦会导致配置效率显著下降，世界经济将由此陷入萧条[8]。

（二）信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信心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例如庄子罐等认为信心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主要驱动力[9]。Angeletos等发现信心在商业周期波动中有较大的影响作用[10]。有学者认为信心会影响企业家和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例如Barsky等发现信心可以影响较长时期内的生产率变化[11]。Lahiri等预测了信心在消费领域的作用，发现市场情绪对总消费的影响非常大[12]。有学者认为信心会影响货币政策制定与商业银行的行为选择，例如Zhang等发现信心程度对信贷和企业的定价决策非常重要[13]。Huang等发现具有强信心特征的银行更有可能降低放贷标准并提高杠杆率[14]。有学者认为信心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效果，例如Pirinsky发现信心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文化差异[15]。陈彦斌等发现企业家信心能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而消费者信心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够显著[16]。

（三）文献述评与论文的创新

以往学者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部分学者分析了贸易摩擦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但忽略了信心因素在贸易摩擦的传导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中介作用；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信心在贸易摩擦影响过程中的作用，但相关研究大多偏重实证检验，未能充分探究相应的传导机理，难以充分解释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负面影响较大的原因。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首先，引入企业家信心与银行家信心，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两国DSGE模型，分析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信心传导渠道对贸易摩擦影响的放大作用。其次，分析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直接影响较小但间接影响较大的经济现象，研究贸易摩擦经由企业家信心与银行家信心影响中国经济的传导机理。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有的放矢地提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为应对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提供决策参考。

三 数理建模

本部分将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两国DSGE模型。与以往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引入了信心变量，讨论了贸易摩擦经由信心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机理。

（一）家庭

1.效用函数及约束条件

假设中美两国的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如（1）式，下标分别表示中国（用CHN表示）与美国（用USA表示）。其中β为贴现率，σi为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φi为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弹性。

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2）式。其中PC，t，i表示i国消费Ct，i的价格，PI，t，i是投资品的价格，Bt+1，i为家庭在t期持有的投资组合在t+1期所获得的名义报酬。Wt，i是t期名义工资，RKt，i表示家庭的资本收入。ΠH，t，i（j）和ΠN，t，i（j）分别表示来自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股息。Tt，i表示扣除了税收的政府转移支付。Υt，t+1表示名义报酬的随机折现因子。

2.家庭决策

基于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家庭的消费决策由家庭关于消费的一阶条件决定，如（3）式所示：

（二）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

由于美国在高科技和高端制造等领域占有较大优势，因此我们结合现实与以往学者的研究[17，18]，假设美国企业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技术输出位置，中国企业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低端的简单加工位置。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需要进口高科技中间品和高端生产技术才能生产出最终产品，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出口高科技中间品和高端生产技术或者直接生产出最终产品。虽然两国企业都能生产出最终产品，但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需要进口高科技中间品来生产最终产品，价值链高端的美国企业不需要进口高科技中间品而可以直接生产最终产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于杨子荣等的研究[19]，将中美两国企业分为非贸易部门企业与贸易部门企业。

1.中国企业

为了简化讨论，假设中国的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具有相同形式的生产函数。两者的差异在于：贸易部门生产的产品可供外国消费和投资，而非贸易部门生产的产品只能用于本国消费和投资，因此非贸易部门的产品仅在国内出清，而贸易部门的产品在国内外出清。

2. 企业家信心对中国企业家行为选择的影响

企业家是企业的拥有者与生产经营的实际决策者，需要对研发支出、更新设备、经营管理，以及生产建设等做出判断和决策，而决策的重要根据是企业家对经济环境与企业发展的判断预期。企业家信心的高低可以通过总的技术变化作用于企业生产过程，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系统。在贸易摩擦背景下，外部需求下降使得中国产出受到负面冲击，同时可能面临输入性通货膨胀和利率提高的风险，由此導致中国的企业家信心下降。出于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担忧，企业家会降低对科研创新的投入、减少设备更新与产出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国的企业家将根据外部环境做出判断，改变企业的生产技术与投入，而生产技术与投入的改变会作用到生产过程中，影响产出水平。参考Bachmann等的研究［17］，将企业家信心和技术发展的关系设定为（15）式和（16）式。

4. 企业家信心与银行家信心的传导逻辑

企业家根据未来的经济走势进行投资决策，所以企业家信心主要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而银行家在投资决策时，不但要考虑未来的经济走势，还要观察企业家的投资状况，因此银行家信心与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家信心相关。参考黄荣哲和农丽娜的研究[22]，银行家信心表示为（19）式，该式意味着银行家信心受到银行家信心的滞后项、企业家信心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贸易摩擦造成了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与产出下降，由于对未来预期较为悲观，企业家信心下降。银行家同时观察经济发展状况与企业家信心，由于预期企业在经营上将面临困境且存在更高的违约风险，偿债能力有可能下降，所以银行家将提高贷款门槛和降低贷款额度，从而提高企业融资的边际成本，导致企业经营更加困难。

5.美国企业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美国的企业包括可供外国消费和投资的贸易部门和仅供本国消费和投资的非贸易部门。美国贸易部门的生产函数与中国贸易部门的生产函数不同，由于美国企业无须向中国进口中间投入品，仅须投入本国劳动和资本，因此生产函数为（20）式。

基于成本最小化问题，可得美国贸易部门的边际成本如（21）式所示。

美国的非贸易部门与贸易部门具有形式相同的生产函数和产品价格指数，但是美国贸易部门的产品在国内外同时出清，而非贸易部门的产品只在国内出清。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影响了中国企业的经营与进出口，中国受到的冲击反映到与美国的经济交往中，最终会影响美国家庭的消费投资选择和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美国加征关税对美国企业的经营也会产生影响，但是会存在时滞与程度的差异。

（三）宏观政府

（二）贝叶斯估计

除了以上可以通过以往文献进行校准的参数之外，经济体系中还存在着反映模型动态特征的参数。我们根据已知的信息确定参数的先验分布形式和分布的相关统计量，然后对先验分布进行修正，最终得到中国和美国的货币政策的一阶自回归系数，以及两国货币政策对产出与通胀的反应系数的贝叶斯估计值。具体见表2。数据显示，中美两国政府的行为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以货币政策为例：中国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反应系数为0.8，高于美国的0.2；美国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系数为1.5，高于中国的1.35。说明中美两国的中央银行调控各有侧重，中国更关注产出，美国更关注通胀。

五 脉冲响应与实证检验

（一）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反制措施的效果

图1为美国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关税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图中有三条线，第一条是虚线，表示不考虑信心的变量特征；第二条线是实线，表示考虑信心的变量特征；第三条线是点虚线，表示在反制下信心有所恢复后的变量特征。数据显示：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总产出、贸易品出口、非贸易品出口、消费、劳动供给、投资等关键变量都出现了下滑，通胀水平与无风险利率则出现上升。而在考虑了信心因素之后，贸易摩擦导致了更大的负向影响。总产出、贸易品出口、非贸易品出口、消费、劳动供给、投资、汇率水平等关键变量都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滑，通胀水平与无风险利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升，贸易水平则进一步恶化。比较虚线（不考虑信心因素）和实线（考虑信心因素），后者的负向波动明显要更大一些。以上结论背后的原因与逻辑是：首先，贸易摩擦恶化了贸易环境，导致中国企业的产出下降，对中国经济造成了第一次负面影响。其次，由于对经济预期悲观，所以企业家信心降低，企业家减少了技术研发投入，导致企业产出继续下降。银行家观察到企业家基于悲观预期的行为选择，加上本身对经济预期悲观，所以银行家信心也降低，从而减少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同时提高资本租金以对冲可能的违约风险，导致企业产出不断下降，对中国经济造成了第二次负面影响。在此过程中，企业家信心与银行家信心具有放大效应，信心的受损加速与放大了贸易摩擦的冲击，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伤害。

没有反制措施时，假设中国的信心受损是一个单位；如果实施反制措施，企业家和银行家的信心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此中国的信心受损应当小于一个单位。我们在数理模型的相关方程式中调整企业家信心和银行家信心的影响变量的权重系数，得到不同的信心受损程度背景下的贸易摩擦的影响效应的系列脉冲图。数据显示：当信心受损达到1时（图1中的实线），贸易摩擦对各经济变量都产生了较大幅度的负面影响。实施反制措施后，信心受损程度有所恢复。当信心受损程度为0.5时（图1中的点虚线），虽然贸易摩擦对各经济变量还是负面影响，但与信心受损程度为1时的脉冲图相比较，负面影响有所缓解，说明适当的反制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和效果。

（二）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图2为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实线表示考虑信心时，贸易摩擦对美国的影响；虚线表示不考虑信心时，贸易摩擦对美国的影响。數据显示，实线与虚线并没有明显的强弱之分，有时候实线在上，有时候虚线在上，说明是否考虑信心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不大，也说明了在贸易摩擦中，美国具有强信心特征。

（三）实证检验

数理建模与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显示，贸易摩擦恶化了贸易环境，导致中国企业的产出下降。而企业家信心与银行家信心的受损放大了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以上结果与经济学预期较为符合，但还需要严格的实证检验的佐证。实证检验的设计思路是：将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分为高信心阶段与低信心阶段；分两阶段做检验，研究在不同的信心阶段背景下，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比两阶段的检验结果，检验信心变量对贸易摩擦负面影响的放大作用。

基于国泰安数据库，我们得到2013年7月至2020年11月中国的信心指数。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信心指数总体上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其中2013年至2015年信心水平较高，而2018年之后则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们定义前半段为高信心阶段，后半段为低信心阶段。考虑到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的多个经济变量，且经济变量之间又存在交互影响，因此我们使用向量自回归（VAR）的统计技术来检验贸易摩擦的影响。构建的变量向量集包括：贸易摩擦（用贸易价值加权的关税平均值作为替代指标）、信心指数水平、进出口贸易额、经济产出（GDP）、物价水平（CPI）。数据为2013年7月至2020年11月的月度数据。

我们首先对各变量指标取对数差分，以保证数据序列的平稳性，然后使用AIC、HQIC、SBIC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阶。格兰杰检验与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贸易摩擦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见图3。第一行为高信心阶段下的贸易摩擦的影响，第二行为低信心阶段下的贸易摩擦的影响，我们对比分析贸易摩擦在不同阶段的影响效果。

比较第一列的两幅子图：都是负值，但是下图的负方向振幅要远大于上图的负方向振幅，说明贸易摩擦在低信心阶段对我国的产出造成了更大的负面影响和更大的经济萧条。比较第二列的两幅子图：上图曲线基本落在零轴上方，非常稳定，但是下图曲线在负方向和正方向两端出现大幅振动，说明贸易摩擦在低信心阶段导致了物价出现大幅波動的负面影响。比较第三列的两幅子图：下图一直处于负值，说明贸易摩擦在低信心阶段对我国的出口造成了更稳定的负面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与数理建模的结果吻合，显示出信心的受损放大了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传导机理，创新之处是引入信心因素，分析贸易摩擦的信心传导渠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摩擦会恶化贸易环境对中国经济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会削弱中国的企业家信心与银行家信心，放大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基于技术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提振经济信心，支持国内企业发展

模型推导与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贸易摩擦可能会削弱中国企业家信心与银行家信心，放大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基于研究结果建议：政府应当采取系列措施提振企业家信心与银行家信心，防范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首先，积极与公众沟通，充分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与韧性，稳定经济发展的预期，其次，出台纾困政策，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再次，健全完善信用体系与激励约束机制，保障依规有序、公开透明、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提高企业家投资的信心。最后，合理引导商业银行的投资行为，对受损较为严重的行业与企业提供定向支持，提高银行的投资信心。

（二）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与美国博弈的底气

模型推导与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主动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容易受到发达国家所谓的“贸易制裁”的影响。基于研究结果建议：政府应当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科技水平，增加与美国博弈的底气。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让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瞄准产品的尖端进行科研，掌握核心技术。把注重投资规模向注重投技规模、投智规模和对社会贡献规模转变，引进高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管理人才。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部门联合攻关，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企业的竞争力。

（三）坚持贸易自由与精准反制相结合，增加赢得正当贸易权利的信心

模型推导与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是双输，中国的反制措施能够一定程度地对冲贸易摩擦造成的负面影响。基于研究结果建议：政府应当继续坚持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美国政府反复磋商、明辨得失，争取合理的贸易环境。在此过程中，对话、谈判与努力消除分歧是主流方向，但是如果美国政府仍然变本加厉地伤害中国企业并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需要采取必要和适当的反制手段捍卫我国的正当权利。建议精确测算反制规模，明确反制的产品与领域，既达到反制的目的，又不会对我方造成太大伤害。

（四）发挥一带一路业务的替代效应，保持贸易增长的信心

模型推导与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由于美国的经济体量强于中国，目前在部分高科技与高端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较为明显，因此能够通过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基于研究结果建议：政府应适当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替代效应，通过调整贸易的地区结构，维持贸易的总体增长，保持贸易增长的信心。同时，充分总结“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通过积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构建动态调整和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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