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市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马艳玲 钱立庭 魏东华 尹惠萍 张娟 张小鹏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2016年,我国女性乳腺癌新发病例约30.6万例,因乳腺癌死亡约7.17万例,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是女性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的第一位和第五位[1]。近年来,全球乳腺癌5年生存率虽有所上升,但各国乳腺癌5年生存率差异较大,我国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为83.2%,低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国家[2]。乳腺超声和乳腺X线是乳腺癌筛查常用且有效的方法,早期乳腺癌筛查可有效降低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3-4]。乳腺X线筛查对于致密型乳腺效果不佳,灵敏度较低[5],乳腺超声可以弥补乳腺X线对致密型乳腺筛查的不足[6]。《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1,北京)》推荐对于乳腺癌高风险人群或致密型乳腺的一般人群采取乳腺X线结合乳腺超声进行筛查,且对于乳腺癌高危人群推荐从40岁开始进行筛查[7]。2014年安徽省被纳入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实施省份,在合肥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募乳腺癌高危人群的基础上,安徽省肿瘤医院开展筛查工作,采取乳腺超声和乳腺X线的形式进行乳腺癌筛查。本研究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收集了2014—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市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的相关数据资料,分析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率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安徽省乳腺癌防治提供数据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现场

2014—2017年在安徽省合肥市7个区(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高新区、新站区、经济开发区)按照整群抽样方法确定实施街道,开展问卷调查及乳腺癌高危人群评估。

1.2 研究对象

选取40～74 岁女性,本地常住人口(本地居住3年以上)为参与对象。自愿参加问卷调查、乳腺癌高危评估及临床筛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肿瘤患者及严重器官功能障碍或精神疾病患者。

1.3 研究方法

1.3.1 高危评估问卷和系统 合肥市7个区所属的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采用“防癌风险评估问卷”对符合条件的街道社区人群进行癌症危险因素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础信息、生活环境、方式和习惯、心情和情绪、既往史、恶性肿瘤家族史以及女性生理生育史等。问卷调查后,由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问卷进行审核与质控并录入防癌风险评估系统,评估出乳腺癌高危人群。该系统是以“哈佛癌症风险指数”为理论基础,经过多学科专家组讨论、研发的适合我国人群的个体癌症风险综合评估体系,然后通过信息自动化手段开发的癌症风险评估系统及远程信息采集系统。

1.3.2 筛查方法 评估出的乳腺癌高危人群到安徽省肿瘤医院进行临床检查。对40～44岁的乳腺癌高危人群进行乳腺超声检查;对≥45岁的乳腺癌高危人群进行乳腺超声检查结合乳腺X线摄片检查;乳腺超声检查是由超声专业高年资主治医师进行,必要时报副主任医师复审;乳腺X线检查是由取得乳腺X线摄影技师上岗证的技师进行,由具有5 年以上乳腺X线诊断工作经验的医生进行诊断。

1.4 指标定义

参加乳腺癌筛查的人数为40～44岁中完成乳腺超声检查与≥45岁中至少完成乳腺X线和乳腺超声检查其中一项的人数总和。筛查率(%)=参加乳腺癌筛查的人数/评估出乳腺癌高危的例数×100。

1.5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9和SPSS 20.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率的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及影响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率的单因素分析

2014—2017年共完成乳腺癌高危评估45 563例,共评估出8 249例乳腺癌高危人群,平均年龄为53.55±7.51岁,其中4 622例参加了乳腺癌筛查,乳腺癌筛查率为56.03%。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筛查年度、BMI值、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吸烟史、二手烟暴露史、饮酒史、体育锻炼、精神创伤、初潮年龄、月经周期是否规律、分娩史、哺乳史、乳腺良性疾病史、生殖系统手术史、乳腺癌家族史及卵巢癌家族史与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率有关(P<0.05)(表1)。

表1 2014—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市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率的单因素分析

2.2 影响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率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筛查年度、教育程度、二手烟暴露史、饮酒史、体育锻炼、精神创伤、初潮年龄、哺乳史、乳腺良性疾病史、乳腺癌家族史及卵巢癌家族史是乳腺癌高危人群乳腺癌筛查率的影响因素。其中,二手烟暴露史、正在饮酒、精神创伤、乳腺良性疾病史、乳腺癌家族史、卵巢癌家族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参加乳腺癌临床筛查(P<0.001);与2014—2015年度相比,2015—2016年度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筛查;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相比,教育程度为中学者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筛查(P<0.01);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者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者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经常体育锻炼、初潮年龄≥12岁、有哺乳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更不易于接受乳腺癌筛查(P<0.01)(表2)。

表2 2014—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市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率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进行乳腺癌筛查,早发现,早期进行干预治疗对患者的预后较好,5年生存率较高。乳腺癌筛查可有效降低乳腺癌死亡率,乳腺癌筛查率是评估筛查效果的重要指标。故本研究对2014—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市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了解影响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率的相关因素,进一步完善筛查流程和机制,提高乳腺癌筛查率及乳腺癌筛查效果。本研究乳腺癌高危人群乳腺癌筛查率为56.03%,与浙江省的筛查结果较为接近[8],高于全国的55.3%[9]、山西省的51.33%[10]、河南省的47.27%[11]、云南省的37.29%[12]、湖北省的36.83%[13]、南昌市的32.87%[14]、广西的25.18%[15],低于南通市的56.9%[16]。

乳腺良性疾病史[17]、乳腺癌家族史[18]和卵巢癌家族史[19]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发现具有以上因素的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筛查。具有乳腺良性疾病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可能在前期就诊时对乳腺疾病有所了解以及医生普及预防知识并嘱咐定期复查,使得该类人群预防乳腺癌的意识增加,更愿意参加乳腺癌临床筛查。具有乳腺癌家族史和卵巢癌家族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参与率更高,可能因有亲属患过该类疾病,对乳腺癌相关预防知识更为了解,从而更注重早诊早治。饮酒也是已经被证实的乳腺癌危险因素[20],本研究发现正在饮酒的乳腺癌高危人群相较于不饮酒的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筛查(P<0.001),可能该类人群自身知道饮酒对健康的危害,紧张心理促使该部分人群乳腺癌筛查率更高。二手烟暴露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21],本研究发现有二手烟暴露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筛查。有关精神问题对癌症筛查率的影响研究较少,本研究发现有精神创伤的乳腺癌高危人群乳腺癌筛查率更高。此外,与2014—2015年度相比,2015—2016年度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筛查(P<0.001),而2016—2017年度相较于2014—2015年度乳腺癌筛查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提示我们后期的工作过程中应该加大宣传动员力度,以期提高乳腺癌筛查率。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乳腺癌高危人群相比,受教育程度为中学的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筛查(P<0.01),后期应加大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乳腺癌高危人群的宣传动员,提高其筛查率;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乳腺癌高危人群的乳腺癌筛查率与小学及以下者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本研究结果显示具有母乳喂养史和积极体育锻炼者更不易于接受乳腺癌筛查,这与秦朝等[9]研究一致。初潮年龄≥12岁者更不易于接受乳腺癌筛查,提示我们后期工作过程中应该重点针对该类人群加大乳腺癌科普知识力度,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该类人群的防癌知识水平,以期提高乳腺癌筛查率。

综上所述,合肥市乳腺癌高危人群乳腺癌筛查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未来的工作中,首先应该加强工作人员防癌科普知识培训、加强宣传动员力度,提高乳腺癌高危人群的防癌意识和健康素养;其次在筛查过程中,临床医生应该提升服务水平,及时出具检查报告,对筛查有问题者及时通知就医,提高筛查者的满意度,使老百姓能够口口相传该筛查项目,从而提高筛查率。教育程度、二手烟暴露史、饮酒史、体育锻炼、精神创伤、初潮年龄、哺乳史、乳腺良性疾病史、乳腺癌家族史及卵巢癌家族是乳腺癌高危人群乳腺癌筛查率的影响因素,应重点针对这些因素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以期提高我省乳腺癌筛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