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悲剧命运成因

【摘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早期重要作品之一，杜拉斯用温婉、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一家人奔赴法国殖民地的生活境况。捻除读者对文中殖民地面貌的猎奇外，其中的女性人物更加引发深思。母亲用生命之躯追逐财富，却在实践中逐步异化，直至完全丧失自我，呈现出悲剧命运的必然趋势。本文拟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阶级性、异化、第二性、实践等理论分析母亲这一主要女性人物，揭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统治下宗主国女性在现世生活中感遇的艰辛、痛苦和压迫，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命运的多元深入研究无疑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母亲；悲剧命运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23-005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3.016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21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博士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域下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女性命运研究》成果（CX2021BS20）。

女性形象塑造是当下中外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都较为聚焦的热点，该热点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第一，女性形象是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剪影[2]；第二，女性形象是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重要风向标[3]；第三，女性形象塑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4]；第四，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可以映照出女性命运，从而透露出作家对自身性别的思考[5]；第五，最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形象塑造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寻求女性自我命名的一种路径。[6]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塑造的母亲形象给中外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如较早柳鸣九先生就给予“母亲形象”以“西西弗式的奋斗”之名；部分学者结合文本分析母亲面对苦难生活表现出的坚强、勇敢品质；近年来，更多的研究是找寻杜拉斯《抵挡太平洋堤坝》中母亲形象与其他中外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以往学者们都挖掘了“母亲形象”较为积极、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然而，为什么母亲最终还是走向了悲剧？又是什么原因形成了母亲的悲剧命运？本文将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从阶级性、异化、第二性等分析母亲悲剧命运的成因，揭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统治下宗主国底层女性的现实处境。

一、双重阶级性驱使母亲到达法属殖民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继妇女争取各方面权力保障后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试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形成具有根基性和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双重阶级性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前提和理论主张。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作为女性形象塑造主角，在此种双重压力下到达文本故事的发生地——法属殖民地交趾。

母亲是农家女，她曾经是那么优秀的学生，故而，她的双亲由着她一直读到大学毕业。随后，她在法国北部一座村庄里当了两年小学教员。那是一八九九年。有几个星期天，她站在村政府门口张贴的殖民地宣传布告前遐想联翩。“加入殖民大军吧”“年轻人，到殖民地去，财富正在等待你们”。[1]14

法国作为最早的资本主义殖民帝国之一，在本国以加入殖民大军获得更多财富为宣传口号，吸引法国普通民众奔赴法属殖民地，道出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追求金钱的本质。这种强烈的金钱观也运用到控制和管理殖民地中。母亲虽连续几个星期关注宣传布告，无意识地被资本主义的“财富”论所驱动。母亲身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农家女，通过自身大学毕业的学识做小学教员得到的金钱，明显存在着非常大的局限，她观望、找寻着或许可获得更多财富的通道，对殖民地的向往成为埋在母亲心里的一颗财富之种。作为一名女性，母亲并没有仅凭资本主义的口号就加入殖民大军的实践中，她需要另外一个因素的双重黏合动力——父权制。

她嫁给了一位小学教员，他同她一样，在这北方乡村里，觉得厌烦得要命；同她一样，成了皮埃尔·洛蒂的一些阴郁神秘作品的受害者。婚后不久，他们一起递交申请，要求成为殖民地的教员，于是，他们被任命前往法属的这块大殖民地。[1]14

美国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在《性政治》[7]一书中首次将“男权制”或“父权制”这个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中。“如果我们把男权制的政府看作由占人口半数的男人支配占人口另一半的女人的制度的话，那么，男权制的原则似乎就具有两重性；男人有权支配女人，年长男子有权支配年少男子。”[7]34母亲在嫁给父亲后，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力，建构起女性自我男权家庭的闭环，成功助推母亲与父亲一起奔赴法属殖民地。

母亲难以预料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将无形指引她在殖民地沼泽中步步深陷，并最终走向人生的终结。两年后丈夫的去世，逼迫母亲必须赚取更多的钱抚养两个孩子，母亲在十年间辛劳从事两份工作，十年后，积攒了足够的钱向殖民地租借管理局申请到一片租借地，母亲努力改变现状，却不曾料想竟成为此生难以终结的梦魇。梦魇的制造者看似是丑恶嘴脸的地籍管理官员们，实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女性的压迫和迫害。

可耕作的租借地通常要以两倍的价格才能买到。其中一半的钱偷偷进了地籍管理局那些负责给申请者分配土地的官员的口袋。这些官员真正掌握着整个租借地市场，他们变得越来越贪心。[1]17

平原上的任何一块租借地都不是最终给予的。正是这些无法耕作的租借地，使地籍管理局不费吹灰之力从其他真正的、可耕作的租借地获取可观的利益。[1]18

母亲将全部的积蓄都用来租借高于土地价值的无法耕种的租借地，她被压榨得一无所有。丈夫死后她背负着父亲、母亲的双重责任，又一次在完全不可能中搜寻可能，在租借地一块免受海水侵蚀的五公顷土地上，贷款建造起一座吊腳楼，给自己和两个孩子一个安身之地，一个栖居之地。未完工的吊脚楼和逐渐长大的哥哥约瑟夫，成为协助母亲争夺租借地的帮手。母亲连续三年获得无法耕种土地的租借权，连续的租借权使母亲迈入西西弗斯的魔咒，永不放弃修筑阻挡海水堤坝的实践行动。至此，母亲将自己的人生奋斗完全奉献于世界强权直至生命结束。

二、母亲“第二性”他者生存身份确立

法国女权主义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出独特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代表作《第二性》[8]中女性在多重作用下沦为他者处境逐渐发展成女性主义的经典论述。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塑造的母亲角色，在法属殖民地康镇平原上因由男性（他者）建立起稳固的“第二性”他者身份，并在历史时间推进中深陷生存他者身份的脉络。

“苏珊诞生后，母亲便放弃了国立教育职业。她只是个别授课，教教法语。”[1]15

母亲初到殖民地仍然做着小学教员的工作，在第二个孩子苏珊出生后，母亲做出家庭中自我的第一次“牺牲”，放弃自己的“教育事业”，这就意味着舍弃自己劳动赚取金钱的能力，用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劳动中。孩子、家庭建构起母亲人物的“第二性”他者身份。“她的丈夫被任命为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她说，尽管要负担他们的孩子，他们还是生活得挺阔绰。”[1]15母亲在自愿放弃自我劳动所得后，仍然满心欢喜享受自己变为从属地位的喜悦。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用这样的表述来描写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性，“而在男人的中介作用下，同样条件的女人却有着迥异的命运；已婚的或者舒适地受人供养的女友，对只得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的女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她觉得自己被迫要走最艰难的道路，每当遇到一个障碍，她便寻思，是否不如选择另一条道路。”[8]38波伏娃认为女性的他者化除了社会制度、文化等的影响外，在女性自我意识中存在着深刻的无意识他者化构建，此刻母亲也正在心甘情愿地助推着自我构建的他者化身份。

两个孩子年幼时，丈夫去世，母亲第二次因家庭之变，由一名女性母亲身份被迫承担男性父亲＋女性母亲的双重身份。原本可以享受只去教教法语的生活现状，却因丈夫的离开附加超强度的额外劳动。

然后，由于入不敷出，除了授法语课，她还教钢琴。再往后，随着孩子们长大了，依然捉襟见肘，她就应聘去伊甸电影院当钢琴师。她在那儿干了十年。十年后，她积攒了足够的钱，便向殖民地地籍管理总局提出购买租借地的申请。[1]15

母亲被他者化为父亲男性身份角色，却没有获得父亲男性的社会职业，母亲有着大学毕业的学历，曾经和父亲一样也是一名小学教员，在父亲死去后，母亲并没有能够如父亲作为一名校长的社会平等酬劳工作，只能从事多份工作，用来赡养孩子支撑起整个家庭。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比男人弱……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8]87显现出虽然女性生理上的劣势是先天难以回避的，然而社会历史和文化压迫却将这种不平等的对比无限放大，充斥整个社会现实。母亲不得不从事两份工作维持生计，并用十年的时间积攒足够的钱试图改变贫瘠的生活现状。男权社会的主导地位继续深化着母亲的他者化。

伴随母亲的另外一个强有力的他者化对象就是儿子约瑟夫。丈夫死后，约瑟夫逐渐成长为家中的唯一男性，支撑起母亲对男性的依附性。堤坝被海水冲毁，被螃蟹啃食，坍塌溃倒后，母亲如断了翅膀的蜻蜓无所适从。预愿通过建造堤坝获得财富的计划失败后，儿子约瑟夫成为生命持续的全部，儿子约瑟夫代表的男性统治成为母亲他者化的深层隐秘力量。

母亲对儿子的外化已经失去母子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母亲与儿子有着对财富渴望的同一性，但母亲总是为儿子其他问题找到正面的理由辩解，只允许儿子的优点进入自己的认知视野，自动屏蔽缺点，渐渐失去对儿子的正确认知。

母亲声称：“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幸福。只有对傻瓜，财富才不会创造幸福。”她又补充道：“当然，富有的时候，应该尽量保持理智。”而约瑟夫比她更加不容置疑地断言，财富带来幸福，这不成问题。[1]37

母亲总是说，他生来就不是学习的，他只有机械、汽车、狩猎方面的才能。可能她说得对。但是，也许，母亲这么说只是为自己没有促使他继续学习辩护。[1]89

实际上儿子约瑟夫每天游手好闲，独断专横，除了猎禽就是开车到朗镇喝酒，与平原、朗镇的各色女人睡觉，但即使如此，他仍是母亲唯一的男性依附。

当一家人决定到大城市卖掉若先生送给苏珊的钻戒时，约瑟夫与母亲妹妹同住在一个酒店。起初，母亲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怎样把钻戒卖出预期的两万法郎获得足够的金钱，约瑟夫和苏珊陪伴在侧，但是钻戒出售碰壁后，儿子提出离开，母亲不顾自己卖钻戒的艰难处境却满足儿子玩耍的野性，还为儿子不负责任的行为寻找到她内心深处的悔恨之感，母亲对儿子的病态依恋已然深入心灵。

两天过后，约瑟夫认为这些奔走全然无用，断然决定独自一人走了，当然，开着那辆B12。母亲只得同意。根据经验，母亲知道，约瑟夫因为没有充分利用在城里小住的机会，日后可能会后悔不迭，比起她孑然一人步行或乘坐有轨电车，前去面对钻石商恶魔般的眼光，比起这时油然而生的苦涩，那种悔恨也许会更强烈。[1]177

母亲放走了心灵依附的支柱，再加之钻戒出售不顺，使母亲逐渐放弃了到处奔走，决定在儿子回来后把钻戒低价出手后回平原吊脚楼去，但是儿子约瑟夫渐渐失去一切消息，母亲犹如失去灵魂的躯壳，整天无精打采，食欲不佳，在旅店蒙头大睡。女儿给母亲服用了镇定的药物，但是母亲的情况也并没有好转，甚至出现了尿床这样的生理问题。自我缺失在母亲的生理能力中显现。此时完全失去自我的主体性让母亲他者身份完全确立。

三、母亲走入全面“异化”

“异化”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关键词，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和男权制社会下女性的“异化”推进到女性的全面异化。如劳动并非是女性自由选择或为女性自身谋利，而是一种全面的异化，与此同时女性还与其他女性，与自己的孩子之间发生异化。《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也正是全面异化的典型。

首先，母亲对于财富的追求并非出于自身的自愿选择，而是在丈夫缺失后抚养孩子支撑家庭的无奈之举，不得不用双倍或者多倍的劳动赚取更多的金钱。随后，母亲用多年勞动所得积攒的钱向殖民地租借地籍管理局租借土地，希望获取高于目前的经济状况，完全没有料想到，这是一片会被太平洋海水侵蚀的无法耕种的土地。至此，母亲耗费了全部却毫无所获，即使在此情况下，她仍然没有停止自我的异化，继续一步步走向自设的建造抵挡太平洋堤坝的圈套，掉入追逐财富的异化深渊。

为了重建堤坝，她无时无刻不思考如何能凑钱重购新建造堤坝的材料，只有再次建起堤坝才可能实现耕种土地获得财富。当女儿遇到一名家赀巨万的投机商的独生子，母亲心中立刻燃起了希望的火苗，虽然这个独生子——若先生“活像个猴儿”[1]34，但母亲仍旧呵斥女儿，“‘你干吗把脸拉得老长？母亲说，‘你就不能显得可爱些吗？”[1]35以至于认识若先生才几天，母亲就劝诱若先生向女儿求婚。在若先生与女儿苏珊交往的过程中，母亲也毫无耐性，用尽方法和手段催促若先生与女儿结婚，达到她的真正目的。

是母亲要求她每天都向他提这个问题。她心急如焚。苏珊一旦完婚，若先生就会给她重新修筑堤坝的钱（她预计这堤坝比其他的要大两倍，并用水泥柱子加固），还有修缮完吊脚楼，换屋顶，另买一辆小车，以及让约瑟夫修整牙的钱。[1]118

母亲的异化还更深层次的表现为对儿子约瑟夫非正常的母子之情。母亲在不停打骂儿子时发现儿子身体强壮起来，让她感到儿子成长为强壮男人的喜悦。

从前，她也经常打他，直到有一天，约瑟夫拽住她的手臂，几乎使她不能动弹。起先，她大为惊愕，后来她终于同约瑟夫一起捧腹大笑，看到他变得如此强壮，内心深处很高兴。[1]132

自从他们一家卖掉了钻戒回到平原吊脚楼之后，母亲明白儿子肯定要离开她时，心中又产生阻拦不住儿子的无助感。

“‘我不知道该怎样阻止他走，母亲说，‘我想我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看不出，除此以外，他怎样摆脱这一切。”[1]269

母亲得知若先生送给苏珊的戒指是儿子约瑟夫交往的一个女人以两万法郎买走，而且把这枚钻戒悄悄装在儿子口袋里，母亲更加显露出前所未有的失落，一种与儿子（男性）分离的痛苦逾越了母亲对金钱、对财富的热爱。

“约瑟夫一旦走了，万一她成功地把有瑕疵的钻戒卖给了巴尔老爹，她也不知道拿这笔钱派什么用。”[1]275

当约瑟夫听到买钻戒女人的汽笛信号离开了吊脚楼，母亲虽然没有阻拦但却失去了全部的精神和肉体支柱。儿子的离开急速加剧母亲身体的生理反应，靠药物维持生活，發出他者化本体异化的自我评价，“‘我看不出来，如果我起床的话还能做些什么。我，我对任何人都不再有什么用了。”[1]341八天后母亲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的生命在丧失自我主体性意识中消亡殆尽。

四、母亲在自我实践中走入人生悲剧

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思想为马克思女性主义者提供了女性解放的方式和途径。英国的马克思女权主义理论家朱丽叶·米切尔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二元制理论”，如果女性要获得根本上的解放就要推翻这种“二元制理论”。母亲与二元制发生着紧密的实践关系，她在思想和行动上痛斥资本主义制度，用一生的时间与殖民地地籍管理局进行行动较量与思想搏击。母亲能够连续租借到不能耕种的那片土地，是用揭露地籍管理局官员的无耻罪行的信件换取的，是用她和儿子约瑟夫面对面恐吓监管员争取的。母亲清楚认识个人与一整个社会的对抗是极度微弱的力量，这种对抗比在太平洋筑起一道堤坝还要困难。母亲在给地籍管理员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但是，您对此尽管放心，立起一道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还是要比揭露您的无耻行为容易。”[1]281女性与资本主义的较量犹如小说中母亲与地籍管理局的较量，强弱悬殊，相去万里，但是母亲毅然决然的选择顽强抵抗，不计后果地用一生实践这种抵抗，大胆表达出一名受压迫女性的呐喊之音，行动之形。

父权制作为压迫女性的另一个根本因素，母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意识地陷入失去自我的洞穴，甚至在自我实践中将洞穴越挖越深。父权制压迫让母亲变形，自我异化。儿子约瑟夫在与妹妹苏珊的交谈中，深刻揭示出母亲自我异化的真实生存状态。

“每次他同那个女人做爱，他就想起母亲，他记得，她在父亲谢世后，就从来没有做爱，因为，她就像个傻瓜似的认为，为了他们，她的孩子们有一天能够男欢女爱，她自己没有权利做爱了。他告诉苏珊，母亲曾经同伊甸影院的一名职员深深相爱了两年，是她把这件事告诉约瑟夫的，而且，始终是因为孩子们，她从来没有跟他睡过一次。”[1]271

“‘你不得不回忆这些事情，回忆伊甸影院，不得不总是做与母亲所做的相反的事情。然而，约瑟夫爱母亲。他甚至相信，他说，他永远不会像爱她那样去爱任何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女人会使他忘记母亲。‘但是，和她一起生活，不，那是不可能的。”[1]273

儿子已经在生活中感知到母亲对他的爱超出了母爱，完全是一种变形的爱。没有正常的两性生活，压抑自己的欲望，并将这种欲望压制、隐藏起来。顽强反抗资本主义与深陷男权制的扭曲使得母亲耗尽有形的生命肉体，酿成自我的人生悲剧。

五、结语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堤坝》中塑造的母亲形象给读者留存深刻印象，呈现出一位女性一名母亲一生的悲剧命运。资本主义制度的引诱迫使母亲走上追求财富的“歧途”，跳入资本主义预置的“陷阱”，社会、家庭挤压下他者化的生存身份确立，最终在男权制中丧失自我。母亲殖民地的这场生命之旅既是女性反抗资本主义的自我探索，也是女性反抗世界的自我毁灭。唯有结束生命才能与所有的一切彻底切断。她用一己身躯唤醒平原上几百人对地籍管理局人员的憎恨，点燃下层人的愤怒之火，用仅有的方式再次给予这个不公的社会制度攻击；用生命的结束解锁对孩子们的控制，归还儿女们真正的身心灵的自由，同时用自我生命的结束给予父权制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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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芳，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当代法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