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电影《许三观》的比较研究

胡采熠

【摘要】改编自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韩国电影《许三观》以亲情伦理片为定位，对原著故事背景、具体情节和人物形象皆进行了较大改编，偏离了原著探讨生存和平等的主题，显得温度有余而深度不足。通过对文本和电影的比较分析，尝试启发不同文化视域下的电影改编。

【关键词】《许三观卖血记》；电影改编；《许三观》； 余华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3-009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3.028

2000年，韩国电影株式会社老板安东奎买下了《许三观卖血记》的电影翻拍版权，经不少波折后才由韩国导演河正宇自导自演了电影《许三观》并于2015年上映。《许三观卖血记》也成了第一部由外国翻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本文将以跨媒介域外传播的视角详细比较文本和电影的异同，并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改编可行性分析

韩国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相邻，处于汉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内，儒家思想更是在韩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儒教在当代韩国，不是象牙塔的专属物，也不只是经书里圣贤的只言片语，而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本身。”[1]中韩两国文化的同源性奠定了改编的文化基础。

1995年张艺谋导演的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电影《活着》在韩上映后，韩国开始引进并翻译余华的一系列作品。中国当代作家余华正式进入韩国读者的视野，受到持续欢迎，人气居高不下，并在2000年成功入选韩国“《中央日报》100部必读书”[2]，余华在韩广泛的读者群奠定了小说改编的观众基础。

从小说本身来看，《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内涵十分丰富的作品，它聚焦世界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生存、平等、生命、苦难、亲情等等，文本可塑性很强，虽然写的是中国那段波折岁月里的小人物，却能够让世界读者从中感受到人性的相通。导演河正宇抓住了小说中他最擅长的部分，即许三观和许一乐的父子亲情，进行大幅度渲染，聚焦于家庭伦理，使其符合商业电影的定位。《许三观》算是一部合格的亲情伦理片，但“褪去了历史的重量”[3]的改编也成了电影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

二、故事背景比较

《许三观卖血记》首次发表于《收获》杂志1995年第6期，讲述的是新中国转型时期农村小人物许三观从20岁到60岁的人生。在时代激烈动荡的洪流下，迫于贫穷、饥饿和疾病，他靠着一次次卖血渡过难关，支撑起一个家庭。时代背景在小说里退居幕后，只作为叙事的底色而存在，纵观整部作品可以发现，作者对当时中国历史事件的直接描写很少，将原本厚重的历史化在了许三观和妻子日常的对话之中。但历史仍如幽灵一直未曾远离，历史的巨轮狠狠地轧向书中的每一个人。

而电影《许三观》作为既跨文化又跨媒介的改编，不管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可能对原著完全再现。首先是电影时长的限制，一般商业电影时长都在2个小时左右，很难囊括近50年的叙事，所以对小说情节有删减是必然的。其次，对韩国导演和韩国观众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是完全陌生的，如果将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生硬地放进电影中会适得其反，因此导演大刀阔斧地删去了相关情节，将故事时间压缩到1953年朝鲜战争后的一些时段和1964年后的一些时段，大约15年的时间里。故事地点位于韩国公州市忠清南道的一个小城镇里，电影一开始就通过一个平滑的镜头展现了战后的韩国景观：西瓜地、戴着美国大兵帽的稻草人、墙上刷着的“坚决要求战后统一”的政治标语，以及随后画面里分发物资的美国大兵。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战后的韩国社会仍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韩国人民在贫困线上挣扎，为后续卖血进行合理化铺墊。但实际上在整部电影中，导演也在有意弱化时代背景的存在感，将整部电影彻底改编成了轻松治愈的家庭伦理剧。

三、具体情节比较

（一）卖血情节

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一大叙述特色是多次使用反复叙述的手法，集中体现在对卖血情节的叙述。小说中一共包括了12次卖血：许三观出于好奇第一次卖血，获得的钱用于和许玉兰结婚；第二次卖血，许三观卖血替一乐还钱；第三次卖血的钱给林芬芳买了补品；第四次卖血是大饥荒时期为了一家人能吃上面条；第五次卖血是给一乐准备路费；第六次卖血的钱用于招待二乐的生产队长；第七次到第十一次许三观一路卖血北上为患肝炎的一乐准备医药费；最后一次因为想吃猪肝喝黄酒去卖血，但因年老被拒。小说对每次卖血的描写，几乎都从喝水、憋尿、卖血开始，最后在饭店点上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结束，许三观一次次地用卖血追求他和别人的“平等”，直到最后一次卖血被拒，卖血的所谓的“平等”顿入虚无，这一过程“几乎是从哲学的高度上概括了贫困、愚昧与底层社会人民生存状况互为因果的关系”[4]。

电影一共有9次卖血，除了因历史背景删去小说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外，为了配合许三观“完美父亲”人物形象的塑造，导演还删去了第三卖血，虽然卖血次数相差不大，但电影放弃了小说卖血程序上的重复叙事，只以黑色幽默的手法详细记录了许三观第一次卖血的过程。在电影后半部分，许三观为救一乐的6次卖血成了电影情感高潮的助推器，导演“避重就轻”地抓住了卖血背后血浓于水的亲情[5]，小说最后一次卖血情节的缺失同样也是为了符合商业亲情片的定位。原著中许三观卖血几乎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本能，所以才会出现他年老之后想吃猪肝和黄酒时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先去卖一次血。可到最后他却被年轻的血头嘲讽“只有油漆匠会要你的血”[6]，年老的许三观在街上无声地哭泣。这一结局与电影最后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吃饭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从电影名《许三观》就能看出，失去了“卖血记”的电影已不再关注卖血这一行为所蕴含的寓言性和哲学性。

此外，电影也对卖血途中旁观者的态度进行了“叛逆”的改编。原著表现了不少善良、具有同情心的陌生人的帮助：喝不下河水时，有人给他茶水和盐；身体透支时，有人帮他买来面条；没地方住时，有人把床分给他睡。给小说悲剧苍凉的氛围增添了温暖的细节，传达出人性善的价值导向。而反观电影进入北上卖血情节后，整段色调阴沉灰暗，阴雨绵绵的天气增添了沉重的氛围，甚至有几十人如同饿狼一般扑向许三观不小心洒落在地的钱的场景，赤裸裸地展现了人性的贪婪和丑恶，电影情绪降至最低点。这一改编为后续柳暗花明作铺垫，前期积郁的负面情绪达到顶点后在大团圆时得到彻底释放，先悲后喜也是这类商业电影的常用手段。

（二）父子亲情

许三观和许一乐的血缘关系始终是小说和电影里父子关系的线索，尽管在原著中许玉兰曾暗示过许三观一乐就是他的血脉，但愚昧的许三观始终认为一乐是何小勇的儿子。电影中所有有关许氏父子的情节改编几乎都是为展现超越血缘的至真至纯的亲情。

与原著未直接点明两人血缘关系相比，电影安排了一场“万众瞩目”的DNA检查，让许三观作为男人和父亲的尊严受到打击，父子俩的冲突出现，许三观对许一乐的态度开始边缘化，那张检测报告成了竖在父子中间的一道屏障。父子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林芬芳的丈夫醉酒指控许三观强奸了他的妻子，这时一乐站了出来为许三观作证，解除了这场危机。这一情节后虽然许三观仍未认可一乐，但也为后面消除隔阂埋下了伏笔。

接着，影片中何小勇脑溢血昏迷不醒，萨满教巫师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一乐十分抗拒。当一乐看到许三观出现在窗外后，便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委屈，对着窗外哭喊“爸爸快带我回家”，许三观也按捺不住，闯进屋子，掀翻了法场，将一乐带回了家。父子间那道似有若无的屏障在许三观闯入后化为乌有，父子亲情达到一个小高潮。

原著中许一乐是因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患肝炎入院，电影改编为遗传何小勇而患脑炎入院，许三观一路卖血北上首尔，导演极尽功力渲染父子之情，将影片推向最后的高潮。阴冷的大雨、发紫的手臂、倒立涨红的脸、拼命护住的医药费等众多细节无不彰显着许三观透支生命的无私的父爱。电影还增加了许三观在医院找一乐未果，两人最终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拥抱的片段，这也是典型的韩式煽情风格。

（三）文化元素

最后，小说和电影在各自民族文化的表现上也各有不同。原著中许三观卖血后要点“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导演将其转换为“一盘血肠，一瓶浊酒”。原著中许三观被众人嘲为“做乌龟的”，电影中则改为“做云雀的”，都是替别人养儿子的意思。原著中许三观带许玉兰约会时请她吃了小笼包、馄饨、话梅等等，在电影里二人约会时许三观给许玉兰买了香水和猪肉，还一起吃了棉花糖、包子、冷面和烤肉，这些情节更符合韩国当时的国情与特色。诸如此类改动还有不少，如人物服饰的不同、一乐喊魂的场面不同等等，因文章篇幅略去不表。

四、人物形象比较

基于上文分析可知，电影和小说的创作背景、主旨以及定位的不同，必然会导致人物在设定、性格和行为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将选取主要人物许三观和许玉兰两人的人物设定和性格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

（一）許三观

原著中许三观是城里丝厂的送茧工，在电影里是工地搬运工，结婚后继承岳父的手艺改卖爆米花，许三观在原著中的性格复杂多义，是典型的中国底层小人物形象。许三观第一次拜见岳父时曾提到自己的身世：“我妈就是金花……就是那个城西的美人……我爹死了以后她嫁给了一个国民党连长，后来跟着那个连长跑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那个连长的儿子。这种身世的谜团始终伴随着他，他困惑自己，也困惑于他最爱的儿子一乐，因此就不难理解许三观对血缘的执着。这一点也体现在许三观对卖血钱的分配上，他认为自己拿命换来的钱如果给了一乐用，那就是“便宜那个王八蛋何小勇”。许三观从小跟着爷爷长大，和四叔情感很深，这也形成了他重感情、懂感恩的性格，所以当一乐迟迟不归时，他又无法割舍心中对一乐的担心与疼爱，带着一乐去吃了一碗面条。

此外，许三观虽然本性善良，但他的性格中仍有中国农民的劣根性。许三观得知许玉兰在婚前曾和何小勇发生过性关系后对许玉兰大打出手，呼来喝去，后来为了寻求心理平衡和林芬芳有了不正当的行为，甚至教唆两个儿子长大后强奸何小勇的两个女儿，这直接体现了许三观性格的粗暴恶俗，以及典型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

电影里的许三观也是一个精于算计，充满市侩气息的人，但与原著相比，河正宇饰演的许三观眉目舒展帅气，在外形上就和中国农民的形象相差甚远，再加上基于电影主题，导演“剔除了大部分的‘泥土和‘污垢气息，侧重于将许三观塑造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完美父亲和丈夫形象”[7]。虽然电影保留了一些表现许三观愚昧无知的情节，例如卖血前喝水憋尿，卖血后必须吃猪肝喝黄酒等，但也删了去许三观家暴许玉兰以及和林芬芳发生关系的情节，更有许三观心疼许玉兰用卖血的钱为她购置新鞋的镜头。但总的来说，人物负面色彩的淡化使得韩国版的许三观形象稍显扁平单调，缺少了原著人物的张力和立体感。

（二）许玉兰

原著里的许玉兰被称为“油条西施”，性格十分豪放，作者经常描写她吐瓜子的动作，带着一身市井气，甚至有些泼妇，是中国文学作品中农村妇女的典型代表。当出现“家丑”时，她就径直坐在家门前向来来往往的看客诉说自己的不幸；她买菜时气势如虹，先声夺人；她和何小勇夫妇对峙时语言粗俗，泼辣刚强。许玉兰又是一个精打细算，很会过日子的人。她会将线织的白手套累积起来为丈夫和三个孩子织衣服，但她也总是最后才想到自己——积攒了7年的棉手套，才为自己织了一件精纺的线衣；她在饥荒年代为家里省下一袋袋口粮，而自己吃得最少。原作中的许玉兰虽不完美，但也活灵活现。

荧幕上的许玉兰是“爆米花西施”，一个典型的韩国传统妇女的形象，导演刻意淡化了小说里许玉兰泼辣、霸道、世俗的性格特征。她身段苗条，笑声玲珑，为人大方，受到工地里众多异性的追捧。结婚后的许玉兰褪去了华丽的服饰，穿着简朴，相比于小说更加隐忍娴淑：与许三观发生争执时她让许三观“进屋说话”，而非大肆宣扬；和何小勇夫妇对峙前许玉兰盛装打扮，走在街上频频引人回顾，仿佛还是结婚前那个人见人爱的姑娘。小说里一乐患病后许玉兰在其中并未起到特殊作用，但电影中的许玉兰为了让一乐及时得到治疗，同意了肾脏移植手术来换取治疗费，母亲的力量在电影里得到了重视，这是一大亮点。

韩国版的许三观和许玉兰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正向”的改编，这一点和导演重视亲情叙事的创作思路有关，同时也符合韩国观众的期待视野。但失去了复杂性的许三观和许玉兰使得电影主题温度有余而深度不足。

五、总结

相对于小说更私人化的创作来说，电影的媒介形式决定了它的大众化特征，正如乔治，布鲁斯所说：“在电影中，社会力量在最终的成品中留下的痕迹，比其他任何艺术中更为明显。”[8]尤其是在影视作品高度商业化的今天，各种社会力量合力决定了电影的存在形态。对于原著改编的电影来说，如何使原著、创作者、受众（包括观众和读者）、投资方等各方达到平衡，是一部电影成功的关键。电影《许三观》选择亲情展开主题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毕竟“家庭亲情比社会批判稳妥得多”[9]。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许三观》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和韩国电影艺术结合的一次成果，其经验与不足给日后中韩两国电影改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总的来说，电影的改编不是简单的文本影像转换，面对不同的文化差异时，如何恰当地处理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差异，提高读者和观众的接受度，都是跨文化跨媒介传播时需要重视的问题。只有正确处理了这些问题，才能让中国文化在被国人接受的同时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金惠林.韩国儒家文化的保护及弘扬[J].党政论坛（下半月刊），2007，（7）：36-36

[2]张雨晨.余华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中心[D].中央民族大学，2018.

[3]范小青.河正宇同学，这不是我们想要的许三观[DB/OL].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130/c1003-26478908.html.2015-1-30.

[4]张引.许三观的银幕“回归”——韩版《许三观》改编的突破与局限[J].江苏开放大学学报，2015，（5）：87-90

[5]张倩.基于原著的本土化改编——论接受美学视域下的韩国电影《许三观》[J].艺海，2021，（12）：75-77

[6]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7]蔡颂，郭添瑶.本土化重构：《许三觀卖血记》的跨文化电影改编策略[J].云梦学刊，2019，（5）：91-96.

[8]（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M].高峻千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9]薛颖.中国小说的跨媒介域外传播——从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到韩国电影《许三观》[J].雨花，2016，（2）： 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