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的“另类”现代性

全琳

内容摘要：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汲取了传统民间文艺资源的丰富养料，在叙事、语言、人物主体塑造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蕴藉着深刻的“现代性”内涵。在复杂多元的文学现代性观念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体现了现代性的本土转化，呈现了“另类”的文学现代性书写尝试。

关键词：赵树理 小说 现代性

赵树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存在是独特而又复杂的，他是一位难以定位的作家，各个时期学界对赵树理文学的评价体现出不稳定性与多元性。1940年代，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他以“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的面貌出现在文坛，周扬宣称赵树理的出现“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赵树理的小说由于恰好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被树为“赵树理方向”。不过，在某些评论家看来，赵树理“土”得掉渣，他的创作不过是40—60年代政治文学运作的产物。随着80年代中期的话语转换，在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下，赵树理被视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而被予以否弃。在标举“纯文学”的话语逻辑下，趙树理的作品更是被认为缺少“现代性”而被冷落。9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的脉络上，陈思和提出了“民间”这一理论范畴，赵树理文学因而被视为“民间”文化的典范。从“现代性”视角重新解读赵树理的意义，是近来赵树理研究的重要成果，贺桂梅在《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一书中使用“反现代的现代性”评价赵树理。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上，赵树理文学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一环。

一.文学“现代性”的复杂含义

有关文学“现代性”的定义是复杂多元的，从40年代以来文学界对赵树理小说的不同评价便可以体现出来。最初在“五四”启蒙的西化文学观下，赵树理的小说基本以缺乏现代意识而被否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去政治化”的研究风向下，有关赵树理文学的评价和研究更是一落千丈。当研究界执着于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内涵的论争之时，贺桂梅提醒批评者注意，评判赵树理文学的价值标准本身——“现代性”与关于现代的想象方式，应该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反思。因此，摆脱40年代的现代革命话语体系以及80年代的启蒙话语体系，对赵树理小说进行新的解读是探寻赵树理小说另类现代性价值，构造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性的重要方式。

在文学史上，“五四”新文学运动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的开端。中国思想界以“民主、科学”为口号，以西方启蒙运动确立的价值观为导向，倡导新青年们要信奉进化论的进步观，接纳现代意义的进化论，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反传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启蒙现代性的主旋律，传统文化则被视为落后的、缺少“现代性”的历史遗物。这种在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念下对传统文学进行剔除，创造新的文学的方式，是一种以“欧化”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现代性发生路径。与“欧化”相对的，还有一条强调本土文学的路径。

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从“欧化”到对“本土化”现代性思路的调整，经历了一系列文艺论争。从20年代民间歌谣的运动的兴起到30年代以后持续展开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化”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文学现代性的本土转化。不同时期评论家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产生分歧的原因，实际上是以“欧化”为主导还是以“民族性”、“本土化”为主导的现代性转化路向的选择问题。赵树理小说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表现出的另类，说明了“现代性”含义的复杂性。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我们可以将“现代性”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对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研究可以回到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源头展开。

在“现代性”的概念提出之后，晚清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五四时期的中国小说“现代性”萌芽于晚清，它在与古代文学传统割裂的过程中，又汲取了古代文学的大量养料。李欧梵与季进在《现代性的中国面孔》一文中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欧梵提出了“中国的现代性”的说法，他关注到了晚清翻译文学在现代性进入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首先起源于一种“新的时间观念”的确立，中国的时间观念的变迁不是取代，而是新旧并存，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存互生的存在。王德威教授在其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更是对晚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了专门的探讨。王德威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线性的现代性论述，从晚清的“不现代”中发掘出“现代”的多种可能性。李杨也认为王德威的观点解构了“晚清”与“五四”的二元对立，即“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纵观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赵树理的创作体现了一种连续性，一种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性转化，体现了本土化的现代性转变路向。

二.各时期的小说“现代性”叙事

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转变是始于晚清的，王德威认为，晚清的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四类小说“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2]但是，晚清小说的“现代性”萌芽，主要体现在小说内容中投射出的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倾慕，然而在小说的叙事方面，晚清小说仍旧是传统的模式，讲究的还是“章法”、“部法”这一套。在翻译外来小说的过程中，也注重的是小说的故事梗概，并常常套用中国文学的模式，对场景、人物性格、心理分析方面缺乏关注。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人的观念”的觉醒，作家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看待人性的眼光发生了变化。小说的叙事重点开始游移，呈现出由外向内转的趋势，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在“反传统”的口号下，“五四”小说与古典传统割断了联系，与中国大众和民间传统拉开了距离。五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文学作为参考和学习的榜样，在文体、语言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欧化”色彩，如叶圣陶很早就开始使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他在1921年至192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苦菜》《低能儿》等，表现出了语言上的欧化倾向。

30年代以后，文艺“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成为重点讨论的对象，相关的讨论前后共进行了四次，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五四”新小说追求富有启蒙性的高雅文学，对题材、语言、技巧上不断进行探索，与此同时“五四”时期的严肃文学出现了日益脱离广大中下层读者的问题。因此，左联成立以后，开始对“五四”文学进行反省，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瞿秋白较早注意到了“五四”文学现代化进程中脱离大众的问题，他指出，“五四式的所谓白话文，其实是一种新文言，读出来并不像活人嘴里说的话，而是一种死的言语。所以问题还不仅在于难不难，而且还在于所用的文字是不是中国话——中国活人的话，中国大众的话？”[3]“欧化”下的新文学在求新求变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不满的声音也不断地催促着文学现代性路向的调整。

1939—1942年间，延安文艺界发起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这场讨论提出要在“五四”新文学的基础上将文艺资源进一步整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民族形式”。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便提供了这样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现代文艺新形式的参照样本，同时也契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意图。不过，在《讲话》之前，赵树理便自觉地站在民间本位的立场上进行创作，他的小说便已呈现出与主流文学相左的创作旨趣与“本土化”的现代性创作思路。

三.赵树理小说的叙事、语言

在叙事样式的选择上，赵树理借鉴了大量的传统民间文艺手法，他的小说经常采用评书、曲艺、民间故事等方式进行创作，如《小二黑结婚》、《登记》采用评书形式，《李有才板话》采用快板形式，契合了农民的阅读趣味。此外，他还创作了不少快板、评书、鼓词等。通俗性是赵树理小说的显著特点，赵树理的小说从创作之初就预设了隐含读者，他在《也算经验》中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4]因此，赵树理在写法上更注重对传统文艺的借鉴和吸收。

在叙事结构上，赵树理的小说比较注重故事的完整和情节的描写，而对景物的铺叙、人物外貌的刻画和人物心理的描写则较为简略。赵树理小说采用这样的创作手法显然受到了传统评书艺术的影响，他对戏曲更是喜爱有加，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戏剧家，而不是一名小说家”。[5]赵树理的小说除了服务于农村中识字的人，更期望读者能够说给不识字的人听，这种重视听众的创作意图，让赵树理的小说呈现出了戏剧化的倾向，这也解释了赵树理小说不注重场面描绘和景物描写的原因。赵树理小说借鉴了戏剧的手法，不对人物的心理、环境景物进行过多的描写，而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将人物的个性、心理呈现出来，这样的戏剧化的创作手法照顾了农民读者的阅读趣味，也减少了他们阅读理解的负担。

在小说的语言上，赵树理对传统文艺与民间语言资源进行了充分的挖掘与创造性转化。周扬曾指出，在《讲话》以后，不少作家采用民间的语言与形式时并没有做到灵活运用，大多仅限于摘取地方方言、土语和歇后语，或者只是对文艺形式进行模仿，而赵树理则却没有对民间语言资源进行生搬硬套和刻意模仿。周扬这样评价赵树理的语言——他几乎很少使用方言和土语，而是采用“普通的、平常的语言”“要求每句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6]此外，郭沫若称赞赵树理“最成功的是语言……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7]可见，赵树理在语言上进行的创造是新颖而进步的，他创作的这种更为通俗、口语化的书面语形式，在“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探索上迈出了更大一步。

四.赵树理小说的人物主体塑造

现代长篇小说在塑造典型人物时，注重人物的塑造与心理活动的描写，表现强烈的内心冲突。此外，人物与环境背景之间的对立表现得极为明显。而赵树理的长篇小说在人物主体塑造上体现出了与现代小说典型化写法不同的特征，如《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小常和铁锁，就不同于现代长篇小说中塑造的典型英雄人物。小常和铁锁是带着英雄光环的人物，但他们并不具有独特鲜明的个性，他们能够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是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体的代表。

赵树理所采用的这样一种人物塑造方式，受到了日本学者洲之内彻的质疑，他在《赵树理文学的特色》一文中引证了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观点，从贝尔登对赵树理的评价与“失望情绪”中进一步质疑了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洲之内彻认为，心理分析“既是现代小说的创作的基本方法，同时又是削弱现代小說的致命伤”，这种表现手法“对于确立现代化自我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命运的归宿”[8]，而赵树理小说正是缺乏了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此外，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中多次流露出对农民的喜爱与赞美，这种赞美于洲之内彻而言，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赵树理小说人物的政治功能。心理分析作为现代小说塑造典型人物的重要要素，要素的缺失必然影响人物形象的立体与饱满，这样“不完整”、要素不齐全的小说自然会被洲之内彻归入不具有现代性的小说行列。

与洲之内彻不同，另一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赵树理表现手法的“新颖”正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9]这就决定了赵树理小说所想要表现的中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人物或事件，小说中的社会成为被表现的中心，这个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它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消弭了个人与环境的紧张对立，人物与背景环境之间的对立不再明显。竹内好的评价将普泛化、西方中心式的现代文学想象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从而在洲之内彻所秉持单一维度的现代性观念之外，使得赵树理文学作为一种另类的现代文学的讨论成为可能。

在此基础上，贺桂梅以《三里湾》为例，探讨了赵树理小说的“另类”现代性。贺桂梅认为赵树理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阐释，并试图找到打通社会主义构想与中国农村现实的方式，诠释了在主流意识下展现另一种社会主义愿景的可能性。《三里湾》以三里湾为主体，“将‘中国与‘社会主义内在地统一于其中，书写了一种独特的现代社会主体形态”。此外，这部小说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如何可以协调于‘传统与‘现代共生关系之中等方面，《三里湾》都做了溢出甚至迥异于现代文学体制的书写尝试。”[10]赵树理在小说主体上的另类选择，不仅是一次新的书写尝试，更是本土路径下的现代性想象的大胆突破。

总之，“现代性”的概念出现以来，各路学者已进行了丰富多样的阐释。赵树理小说沿着现代性本土化的路向，披荆斩棘，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索和尝试，在多元的文学现代性话语场域中独树一帜。赵树理的小说在汲取新旧文学营养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现代性创新实践。他的小说创作有着与主流文学的精神意图相契合的旨意，又有着自觉摆脱束缚，寻求多种现代性想象方式的追求。赵树理自觉地站在农民大众的创作立场上，发挥传统艺术资源的优势，进行着现代化转向的尝试，拓宽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路向，展现了20世纪小说现代性发展进程中“另类”现代性的存在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56-166.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16.

[3]瞿秋白.“我们”是谁，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M].上海文艺出版，1987：101.

[4]赵树理著;董大中主编.赵树理全集4[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277.

[5]王中青著.赵树理作品论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251.

[6]-[9]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63- 432.

[10]贺桂梅.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J].文学评论，2016（01）：36-48.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