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温特森小说中的性别表演

邓文婕

内容摘要：珍妮特·温特森是当代英国文学界最出色也最具争议的女作家，《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主人公珍妮特作为五旬节派教会信徒的养女，以神话故事和圣经为参考，对原教旨主义的话语及其残酷的操纵方式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指出宗教和父权制下的传统性别二分体系限制了个体的主观性和性取向。本文从这部小说入手，以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性别表演理论为基础，通过探讨温特森构建自我身份的经历，打破常规的性别界限重构性别身份，挑战二元性别建构系统中的固定话语。

关键词：温特森 巴特勒 小说 性别表演

后现代话语中，解构主义是其重要议题。它让我们与自己保持距离，从而对有关真理、话语、权力和自我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仰保持怀疑。其中，普遍化的传统性别二分体系也被后现代理论家们纳入挑战。巴特勒和温特森作为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驱人物，在性、性别和权力的关系中进行了深刻探讨，其思想和作品也作为一种阐释或解构世界的工具，成为后现代语境下的主要议题之一。

目前，代表性讨论有从叙事策略、酷儿理论、女性主义以及伦理学视角解读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1959-）的作品，本文则认为仅从以上视角对温特森的小说进行考察，窄化了小说的丰富内涵。如何从当代理论汲取更多营养，对温特森的小说进行阐释，解读其中与当代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深层互动，是本论文的核心关切。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提出：“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并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即不是主体创造了制度、话语、实践，而是它们通过决定主体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倾向而创造了主体。因此，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是表演性的。为此，本文将从性别表演理论的角度以温特森的代表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为例进行分析，旨在帮助我们尊重并理解任何性别，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一.作者及创作背景

虽然《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于1985年首次出版，但故事的时间则发生在1950年到1970年之间，来自前殖  内容摘要：珍妮特·温特森是当代英国文学界最出色也最具争议的女作家，《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主人公珍妮特作为五旬节派教会信徒的养女，以神话故事和圣经为参考，对原教旨主义的话语及其残酷的操纵方式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指出宗教和父权制下的传统性别二分体系限制了个体的主观性和性取向。本文从这部小说入手，以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性别表演理论为基础，通过探讨温特森构建自我身份的经历，打破常规的性别界限重构性别身份，挑战二元性别建构系统中的固定话语。

关键词：温特森 巴特勒 小说 性别表演民地的大量移民人口在这一时期空前加剧，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转变，这使英国的社会结构也造成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文化的社会。然而这一不稳定的过渡时期也见证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兴起的社会和性革命运动的高涨。妇女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男女同性恋运动贡献了一种政治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广泛的社会变革，从而为整个社会结构新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全新思路。

温特森于1959年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深受性革命运动的影响。她大都将笔触集中在女同性恋这一亚文化群体的书写中，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本人也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温特森15岁左右时，在家乡爱上了一个女孩，这一想法很快遭到了养父母的坚决反对，坚持己见的她难以在这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中继续生存，只能被迫流浪。因此她对曼彻斯特和过往的生活满怀仇恨，在艰难维持生计的同时，她开始寻求不同的方式为自己，为同性恋这一边缘化的群体呐喊。

在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温特森讲述了一个与自己同名的女性故事，小说中的珍妮特十分接近作者本人的经历。对于在宗教研究过程中极有天赋的珍妮特，她的家庭一直希望她能成为一名传教士，为此她的养母非常重视珍妮特在这方面的教育，但她却忽略了女儿在恋爱过程中的异常表现。当和梅兰妮的恋情被揭发时，珍妮特受到了严厉的训斥，养母认为女儿的同性恋行为是对整个家庭的侮辱，并让教会对珍妮特实施各种仪式，以驱除她体内的“邪灵”。面对家人的训斥和教会的压制，珍妮特决定远离这个不能接受她真实感受的地方。逃亡途中，珍妮特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依靠在许多地方打零工为生，甚至包括殡仪馆，但这也使她反抗异性恋霸权的决心日益强大。从初恋的悲痛中走出来后，珍妮特遇到了另一位爱人——凯蒂，她和凯蒂的关系再次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在舆论旋涡中，珍妮特这一次选择勇敢地站出来为凯蒂辩护，独自承担起所有侮辱和蔑视。面对珍妮特的顽强抵抗和她背后支撑的爱的巨大力量，作者温特森通过养母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橘子并不是唯一的水果……”

二.性别身份的觉醒

珍妮特出生的前几年以学习圣经为标志，她被教导阅读《申命记》，并接受严格的训练，成为一名传教士。在她对童年的记忆中，我们看到了关于她母亲“神圣”生活方式的单调和日常生活的幽默：“她總是站着祷告，因为她的膝盖不好，就像波拿巴总是骑在马背上发号施令，因为她个子不高”（Winterson 5）。珍妮特在镇上遛狗的时候，又想起她遇到过一个吉普赛人，这个吉普赛人预言“你这辈子不会结婚，永远不会，而且你将终生漂泊”（Winterson 9）。接着珍妮特讲述了两个未婚女人的故事，她们对她总是很慷慨友好，她们是当地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但珍妮特的母亲不让她去，因为“她说她们沉溺于违背自然的激情”（Winterson 10）。这里似乎强调了一个讽刺的事实——尽管母亲对性持压抑的态度，却正是母亲在无意中让她的女儿第一次瞥见了同性恋关系和“无名欲望”的存在。

珍妮特机缘巧合下接触到同性恋文化，内心却并不排斥，这使她开始质疑异性恋的婚姻模式，质疑“莫非整个地球上的女人们全都嫁给了野兽，而全不自知？”（Winterson 106），这是她性别身份觉醒的启蒙。但珍妮特的家庭充斥着浓厚的基督教氛围，基督教徒认为同性恋违反了上帝的意愿和大自然的法则，是不正常的、被撒旦诅咒的行为。这种宗教制度下的异性恋霸权在巴特勒看来，其实都没有脱离性别主体论和二元的思维架构。她认为，生理性别也是被建构的，并不存在什么先于文化铭刻的自然化身体，“生理性别范畴先于所有对性差异的范畴化，它本身就是通过某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性模式所建构的。把生理性别建构为分立、二元的范畴这样的生产手段，通过假定‘生理性别是性经验、行为和欲望的‘原因，而隐藏了这个生产机制本身的策略目的”（Butler 32）。所以，并不是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构成了异性恋的自然基础，恰恰相反，正是异性恋文化的强制性表演生产和再生产形成了性别和性的两分体系。

后文珍妮特对自己的同性性体验不仅感到满足，而且觉得是自然的，几乎是一种本能的认可。她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并不是不正常的，既然是自然流露的，那它就是正确的，完成了性别身份意识的真正觉醒。

三.性别身份的迷失

在“约书亚”一章中，我们发现珍妮特被“不确定性”所困扰，这种情绪深深地困扰着她，因为她被告知：“不确定，只有异教徒才会感到不确定，可我是上帝选中的呀”（Winterson 147）。这种怀疑的感觉使她想起了亲身母亲来认领自己的尴尬场面，养母残忍地回答了关于珍妮特亲生母亲的问题，“我冲着漆了色的十字架声嘶力竭地喊，恶狠狠地砸向木桩，直到双手无力垂下”（Winterson 149）。这预示着当养母和牧师发现珍妮特和梅兰妮的性关系时，会有什么结局。虽然处于青春期的珍妮特试图向母亲解释她对梅兰妮的感情，但母亲无法容忍的态度让她退缩了。珍妮特明白，她对女友的爱是家人无法接受的，所以最好是保密。即使在珍妮特能充分享受梅兰妮陪伴的快乐时刻，她也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他们的爱不会再继续下去了：“如此亲密却又让人如此心烦意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Winterson 152）。母亲的不宽容和教堂的同性恋恐惧症让两个女孩之间的爱情被迫公开，并带到教会接受审判。为了妖魔化她们的同性恋关系，让她们背负罪恶感，牧师指责这两个年轻女人被魔鬼附体，被撒旦诅咒。珍妮特以一种自然的防御姿态，坚定地否认牧师荒诞的指控，并用《圣经》提醒他：“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Winterson 154），但无济于事。虽然梅兰妮立即悔过，珍妮特却拒绝这样做，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既爱上帝又爱梅兰妮。此刻珍妮特开始选择逃避，表明她的恐惧、羞辱以及对自己性别身份的迷失。

几乎每一个同性恋者在童年时期都有此类被污名化的经历，赛吉维克称之为“酷儿童年的巴比伦放逐”。这也就是巴特勒所说的“酷儿化”，其实是表演的关键。酷儿是作为一种传唤而出现的，它提出了表演内部的暴力性与对抗性、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关系。酷儿已经成为一种言语行为，被用来羞辱其命名的主体，更确切地说，是通过这种羞辱的传唤生成一个主体。“酷儿的力量就来源于把它与谴责、病态化和侮辱联系起来的重复的传唤”（Butler 123）。因此，羞辱的情感既可以是一种自我表达也可以是一种个人体验，可以用这个概念来拆解身体的二元对立，包括羞耻感在内的感觉可以使人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并把握住身份的表演性。在这种感觉的质询下，迷失的自我消散，真正的自我产生并具有自己的历史。因此，羞辱不仅干扰身份认同，同时也建构身份认同。

教会将珍妮特和梅兰妮判处“淫欲邪恶之罪”，对同性恋污名化的那些称呼和传唤是一种羞辱，但是这一羞辱所产生的愤慨和不满，也使得同性恋群体增强了自身的身份和群体意识，这也是珍妮特后来完全接受甚至庆祝她女同性恋身份的原因。

四.性别身份的完善

被迫离开母亲、家庭和教堂，珍妮特通过一系列的零工开始她的成年和自我的追求：先是在殡仪馆，接着卖冰激凌，直到毕业，她得到了一份在精神病院的全职工作，她接受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这份工作给她提供了至少是她自己的房间（模仿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风格）。在这里，珍妮特有时间反思她的得失，她无意回到家庭和教堂那种特定的“安全”中去。在小说的最后一章《路得记》中，交织在叙述中的互文情节帮助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珍妮特所陷入的麻烦和自我怀疑的时刻。这一章以“温妮特”的故事开始，她像珍妮特的另一个自己一样，在努力寻找自我的同时，与流浪的孤独作斗争。

温特森运用童话和民间故事来反映珍妮特的内心冲突，展现自我的心理发展，因此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她能够理解生命的意义应该是什么。这些多重叙事最终有助于解释主题的流动性，并扭转固定的性别角色。在《身体之重》中，巴特勒便否认了主体与性别之间固定的关系：“性别规范是一种生产力，它具有生产它所控制的身体的力量。性别是被强行物质化了的理想建构——它不是身体的简单事实或静态状况，而是一个过程，通过对规范的反复引用和重现，规范实现了对身体和性别的物质化”（Butler 2）。因此，性别的表演性就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不断规范和约束的过程。同时，她还指出这一引用和重复的过程，又为颠覆性别规范创造了可能。像珍妮特在最后意识到“黑暗会持续很久，路也会消失。她必须找到一条船，驾着船过去”（Winterson 233）一样，主体可以在对社会性别规范的引用中，发挥主体能动性，通过质问规范来消解它。

长期以来，人生来性别就已被社会设定，女性被限定在特定的性别角色中，许多并不属于或并不专属于女性的东西被认定为女性与生俱来的本性，而女性存在的诸多可能性也就此被终止。《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无论在主题思想、语言特点、人物性格还是叙述方式上都揭露了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质疑和消解了传统的性别二元论思想。相对于固定的男女二元对立，我们应通过解构思维方式来对待性别的可变性、不固定性，如此我们才可能走向不是由男性或女性的性别角色受到限制的新的平等。

参考文献

[1]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2]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3]Makinen， Merjia. The Novels of Jeanette Winter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4]Winterson， Jeanette. Art Objects： Essays on Ecstasy and Effrontery. London： Vintage Books， 1996.

[5]——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London： Pandora Press， 1985.

[6]——Sexing the Cherry. London： Vintage Books， 1990.

[7]——Written on the Body. London： Vintage Books， 1993.

[8]López， Gemma. Seductions in Narrative： Subjectivity and Desire in the Works of Angela Carter and Jeanette Winterson.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07.

[9]陳彦希： 《珍妮特·温特森小说中的个体生命意识研究》， 无锡：江南大学，2015年.

[10]陈洋钰： 《珍妮特·温特森小说〈正常就好，何必快乐〉中的叙事策略与女性主体性研究》，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年.

[11]丁冬： 《论〈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 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

[12]邓海荣：《珍妮特·温特森〈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的元小说叙事技巧研究》，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8年.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