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赋类作品的农耕观念研究

何兆强

内容摘要：在《昭明文选》收录的两汉六朝赋类作品中，蕴含着丰富农耕文化的信息。首先，是鲜明的农本观念，将农业视为发展之本、教化之本、民生之本，并相应地排斥工商业的作用影响。其次，详细记述了天子亲耕的“藉田礼”，体现了农耕社会中“致孝固本”的政治文化。第三，包含着与农耕经济模式相适应的重要思想理念，如顺时、尚俭等。

关键词：农本 藉田 顺时 尚儉

在中国漫长灿烂的历史文化中，传统的农耕文化始终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正是因为精耕细作的农户劳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形成的农耕经济模式作为基础，才形成中华延续千年、繁荣不衰的历史文明。萧统主持编篡的《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一部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章总集，它收入了自先秦到南朝梁代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文献价值突出，深刻反映了从先秦到六朝思想文化以及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在《昭明文选》所收的两汉六朝的赋类作品中，不少内容涉及到了古代的农耕思想和衍生的伦理文化，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本、藉田、节用等文化现象或者思想观点，对当时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于今天而言，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农本思想与重农意识

在中国古代，由于农业经济的基础性位置，历代统治者无不认为农业为天下之本，将伦理教化、统治治理植根于有序的农业秩序上。从商鞅变法的奖励耕战，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魏晋时期有关重农政策的继承与发展，都是重农经济政策的体现。“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农本观念和重农思想，实际上当时的经济结构状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古代的农本思想是深刻而富有哲理的，它包括古人在长期治国和生产实践中对农业重要地位的认识，农业和商业的关系，农业作为基础性因素与伦理教化的关联，统治者劝课农桑、重视农业的政策举动等方面。

农本观念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如《国语·周语上》记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是故稷为大官。”由此可见农事在古代国家活动的重要性。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明确强调鼓励耕战，将其作为国家强盛的基础。秦汉以来，农本观念受到统治者的一再强调，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

在《文选》所收的赋类作品中，农本观念主要集中在大赋类作品尤其是汉代大赋，这和赋类作品的政治功能是密切相关的。汉代大赋产生西汉王朝强盛时期，服务于歌颂王朝气象的政治需要。同时，在儒家诗教观念影响下，大赋的思想内容贯穿着“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讽喻教化功能，成为儒家伦理和正统观念的载体。因此在《文选》收录的大赋类作品中，农本观念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在《文选》所收的篇目尤其是赋类作品中，农本观念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体现了由西汉到魏晋六朝农本观念始终在王朝意识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及文人对农业经济秩序井然的王朝治世的歌颂。

首先，将农业视为国家发展之本、教化之本、民生之本，这些观点在大赋类作品得到充分展现。班固的《东都赋》完整描绘了固本政策下小农社会的理想形态：“于是圣上亲万方之欢娱，又沐浴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间，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弗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渊。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营，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饪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

由班固上述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农本观念在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中并不是孤立的一个概念，而是儒家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明天子”善政下的治世，一定是将尚俭、节用、固本、抑末几项措施结合起来运用。在儒家思想看来，农本观念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经济上的强本抑末，更在于风气和人心上的重归淳朴，引领教育、祭祀等活动有序进行。

张衡在《东京赋》中说：“所宝惟谷。民去末而反本，咸怀忠而抱悫于斯之时，海内同悦，曰：‘吁！汉帝之德，侯其褘而！。”在这里，张衡将粮食作为国家的真正宝贵的事物，显示了他的农本观念。同时他也将农本与教化相联系，认为民众只有舍弃工商，专注务本，才能保持淳朴的本性。他在《南都赋》中极力铺写汉光武帝龙兴之地南阳的风物美好，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物产富饶，烘托其农业生产的繁荣。张衡详尽铺叙了南阳农业粮食作物水产品的丰富种类和农田水利的便利状况，不仅展现了东汉前期南阳的繁荣状况，而且为具体研究东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从张衡开始，京都大赋形成了先极力铺叙风物美好，再叙述人物的写作模式，在铺叙风物的部分，农耕经济繁荣发达的内容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左思的《三都赋》就继承了这一写作思路，这是农本观念在京都赋创作中的一个体现。

秦汉时期的重农观念在魏晋时期进一步得到了继承发展。这一时期的大赋创作继续了颂扬农本观念下太平治世的写作思路，显示了魏晋统治者对重农政策的延续。如何晏在《景福殿赋》中歌颂魏明帝东巡时写道：“望祠山川，考时度方。存问高年，率民耕桑。”明确指出劝课农桑是皇帝出巡的重要内容。在粉饰明帝修建高台时，何晏写道：“遥目九野，远览长图。頫眺三市，孰有谁无？睹农人之耘耔，亮稼穑之艰难。惟飨年之丰寡，思无逸之所叹。感物众而思深，因居高而虑危。惟天德之不易，惧世俗之难知。观器械之良窳，察俗化之诚伪。瞻贵贱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亦所以省风助教，岂惟盘乐而崇侈靡？”虽为粉饰之辞，但也可以看出农事活动因关乎民生而受到统治者的特殊的关注，从民众生计角度提出农事活动的重要性，这体现了农本观念和重农政策进步的一面。

其次，由于农业在古代中国经济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在处理农业和其他行业的关系时，农本观念往往强调对工商业的歧视和抑制，这一点在《文选》所收的大赋创作中也有体现。上文提到，班固、张衡明确提出良治善政要使民众“去末而返本”。除此以外，张衡在《西京赋》中描绘了都市商业繁荣的局面：“尔乃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瓌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在张衡的叙述中，京都市场物产丰富，珍奇百货从四方而至。但他更关注的是商人贱买贵卖、掺杂假货，以不义手段致富，不仅欺骗了淳朴的民众，而且容易造成不劳而获、靠欺诈获利的不良风气。张衡对工商业的批判是具有代表性的，在持农本观念的古人看来，工商业的发展助长了逐利的风气，与儒家教化民众的思想相悖，而在经济上也冲击了农业。这一点在左思的《吴都赋》中也有体现，他在描写市区繁华时刻意描写了贸易中的频繁逐利和农民经商获利后兼并土地的行为，批判之意不言自明。

《文选》收录的大赋所体现的农本观念和重农意识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自战国以来，李悝、商鞅的耕战思想及其取得的成效以及秦朝灭亡的教训推动了西汉以来农本观念的形成和取得主导地位。而大赋“润色鸿业”的创作使命决定了大赋作者必须歌颂王朝强盛气象，宣扬朝廷政教，因而农本观念成为了大赋中思想内容一个重要部分，体现了古代正统话语中农本观念的具体内涵。

二.藉田文化和伦理观念

“藉田礼”也称“籍礼”。藉，或作“籍”，意即借民力耕田。藉田礼是古代帝王亲耕仪式，通过皇帝的象征性的劳作，以达到“致孝固本”的政治、经济领域的双重目的。即一方面通过盛大庄严的藉田仪式和藉田成果供给宗庙祭祀的形式，宣扬了帝王权威和统治集团内部的伦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天子的象征性的劳动行为，表示国家以农耕为本，寓含劝农之意。

在《文选》所选的十五类赋中，藉田位列第三，而且只单列了潘岳一人的《藉田赋》，其受作为皇太子身份的萧统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文选》所收篇目体现的农本观念中，藉田文化因具有稳固国本、巩固皇权的根本意义而具有特殊的地位。

藉田仪式在周代就已经出现。《周礼》记载：“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盖其义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违也。”《诗经·周颂·载芟》序：“《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从一开始，藉田仪式就兼具宗庙祭祀仪式的准备功能和以天子率先垂范倡导农本观念两种功能，这实际上暗含了稳固的传统农业经济是保持上层统治和宗法伦理秩序的重要基础性因素。汉代以后，藉田礼虽然时存时废，但在稳定时期总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一再倡导和强调。如《汉书·文帝纪第四》记载汉文帝的诏书将藉田礼仪式作为推行农本政策的示范行为：“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在《文选》收录的赋类作品中，张衡的《东京赋》曾具体描述过藉田礼仪式的过程：“及至农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銮辂而驾苍龙，介驭间以剡耜。躬三推于天田，修帝籍之千亩。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劝于疆埸，感懋力以耘耔。”

这一段虽然篇幅不长，但将藉田仪式叙述得很完整。首先是选择吉日，然后是天子庄重的出场仪式。天子乘坐青马拉的銮车。在卫兵的保护下到场。亲耕仪式开始后，天子亲自推犁往回三度，这是依据了《礼记·月令》中“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的相关记载。最后张衡归纳了藉田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用藉田谷物祭祀天地，以示不忘劳苦勤俭；二是劝化万民勤于农事。由此我们可知，藉田仪式是上层统治者推行重农政策的一个重要示范行为。

颇受萧统重视的潘岳的《藉田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耕藉类赋作的代表。根据《晋书·潘岳传》记载，《藉田赋》是年轻初入仕途的潘岳针对晋武帝躬耕藉田一事而作的赞美之作。在赋中，潘岳借士庶百姓的观感表达了晋武帝率先垂范的赞美，讴歌了西晋“以孝治天下”的教化理念和治下的盛世。行文过程中，作者为求仕途显达，多用夸张赞美之语，虽不乏阿谀之词，但也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古代藉田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首先，潘岳以儒家观点看待晋武帝的亲耕行为，他借“邑老田父”之口赞颂说：“今圣上昧旦丕显，夕惕若栗。图匮于丰，防俭于逸。钦哉钦哉，惟谷之恤。展三时之弘务，致仓廪于盈溢。固尧汤之用心，而存救之要术也。”明确颂扬了皇帝率先垂范，因忧心民生而关注农事的政治作为。具体描绘了皇帝和官员亲耕时民众欢欣鼓舞、纷纷效仿的场面：“靡谁督而常勤兮，莫之课而自厉。躬先劳以说使兮，岂严刑而猛制之哉！”以夸张溢美之辞赞美了晋武帝务农固本的政治方略。

其次，潘岳陈述了“藉田礼”的重要意义。第一，开展藉田仪式作为一种示范行为，是重农政策下一次重要的仪式，“钦哉钦哉，惟谷之恤”，“展三时之弘务，致仓廪于盈溢”，从潘岳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农本观念、重农政策从秦汉到魏晋之际的延续。其次，“若乃庙祧有事，祝宗诹日。簠簋普淖，则此之自实。缩鬯萧茅，又于是乎出。”藉田充实了宗庙仪式的祭品，对来年风调雨顺、百姓安乐起到了保佑的作用。第三，潘岳由此藉田充实宗庙祭品入手，联系西晋“以孝治天下”的意识形态，对藉田兼顾“能本而孝”进行了歌颂：“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劝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此外，潘岳也指出：“民以食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后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务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从民生和国家稳定的角度提出阐述了农本思想，可见这篇作品并不全是颂扬之辞，也是对农本观念的丰富内涵的一次很好的阐述。

虽然藉田礼仪各朝皆有兴废，但赋作中仍不乏以藉田为题材者。《文选》特立“耕藉”类选潘岳《藉田赋》，而唐、宋以科举取士，《文选》乃必读书籍，因此唐、宋赋家书写藉田，必然以潘岳《藉田赋》为范本。尤其潘岳铺陈天子藉田之盛大场面，及“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意涵，不仅影响及藉田诗作，且对后世赋作尤多影响。

三.顺时、尚俭和节用的观念

传统农业的收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受自然气候条件影响，且需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劳动方可取得有限的成果，“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与农耕社会的经济模式相适应，必然会形成并有利于巩固这一模式的伦理观念，如顺时、尚俭和节用等观点。这些在《文选》收录的大赋作品中都有体现。

顺时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实际上体现农耕经济下顺应自然以谋求生产生活进步的发展思想。在《夏小正》、《管子》等先秦文献中均提出按照岁时规律，按照阴阳之气的消长来安排政务和农业生产。例如帝王可以通过大射之礼来调节阴阳之气的运行，又如《吕氏春秋》、《礼记》等都提到按照时节来进行资源开采和狩猎活动。

总之，农耕经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根基，农耕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传统观念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昭明文选》收录的赋类作品中，蕴含着农本、顺时、尚俭等重要思想观念，体现了农耕社会形态下古人对治乱兴衰和国家繁荣长久之道的思考；详细描绘了藉田、大射等仪式，为后人研究古代“致孝固本”、顺时而治的政治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这些曾经推动古代中国高度繁荣的农耕思想对今天的发展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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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大学第21批学生科研课题立项：《文选》中的农耕文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1C482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