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白内障》的灰色幽默

最近，我读到晓苏新作《白内障》（载《黄河》2023年第1期，《小说月报》2023年第3期转），掩卷后心有余戚，是泪是笑，虽感慨万分却难以落笔。这大抵是因为我也曾在高校生活过几十年，与“冯教授”们交往不少。

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哲学系教授冯纪人，在七十华诞庆典的第二天决心去做白内障摘除术。起因是庆典过程中，冯教授独自在湖畔徜徉，买了一袋新鲜的莲子米。进厕所前往墙上挂袋子时，钉子却变成一只苍蝇倏然飞去。第二天，在同样的地方，冯教授又遇见了那只苍蝇。愤愤中举手拍过去，却刺伤了手掌，这次是钉子不是苍蝇。于是冯教授选择了得意门生何叶为他联系的那家医院，左眼的手术也十分顺利。可是做右眼手术前，他打了退堂鼓，右眼的白内障也就此被保留下来了。

这篇小说，含蓄蕴藉，微言大义。仿佛处处都有深意，却给人以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感，也是晓苏小说写作的一贯风格。至于怎样的微言大义，则只能由读者见仁见智了。有读者从现实生存的角度，欣赏小说所展现的朦胧美。以为凡事未必皆需看透，水中望月、隔雾看花也未必不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只有不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残酷现实，才能获得心理的平衡，所谓物极必反，取道中庸。也有论者直接从哲学禅悟的角度，认为冯教授终止治疗的行为也算得上是一种人生智慧。“他用未摘除白内障的右眼看世界，不是自欺欺人，而是潜意识里想要保留那份难得的美感。”美即是丑，有即是空，缺憾即完美。（史发竹《文学教育》2023年第2期）

此类观点不能说错，也应该有不少读者表示赞同，本质上是对这种生存境界的欣赏，是肯定，充其量有一点儿小小的无奈；作品本身也似乎提供了充足的佐证。可是往细里琢磨琢磨，就有些不是滋味了，苦涩、黯然。所以我认为，说《白内障》是出于审美（单指美好）而作，是肯定冯教授们的生活方式，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

小说整个都是围绕着“白内障”而成的，它是物象，是意象，是疾病也有其象征意，只是它最基本的身份是冯纪人教授的白内障。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作者的着眼点也是读者解读作品的基本依据。假如它长在农民工的眼里可能要另当别论的，而长在冯教授的眼里就有了另外一番景象。我们不妨看一看冯教授摘除白内障的整个过程。

冯教授摘除白内障的过程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下决心手术，因为他接连两次受到苍蝇和钉子的戏弄，且都有损失：一为损失了一袋莲子米，一为损伤了一只手掌；更主要的是影响到了他享受生活的美好心情，这一点，他无法接受，手术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两次事故都是由白内障引发的，都是出于误判，或以真为假，或以假当真，总之是在真假虚实中转换。这一阶段的冯教授是渴望看到真实世界的，想看得更清楚，更明白。

第二个阶段，是左眼手术如期进行，效果也十分理想。尽管只做过一只眼，真实的世界也终于展现在他眼前。他看见了夫人额头上满布的皱纹和愈发下垂的眼袋；看见了护理员小窦的脸原来并没有那么白，牙齿也没有那么整齐，“尤其是眉眼，差不多都经人工装饰过的”；也看见了原本英俊的麻醉师皮啸长的竟是三角眼和朝天鼻；而他心目中的女神何叶呢？原来也不完美，脸上竟然生着不少雀斑。他后悔了，犹疑了，悔不该摘除了左眼的白内障。真实世界使他的内心产生出恐惧和慌乱，恐惧由真实而生的那种幻灭感。

第三个阶段，是冯教授擅自拒绝了右眼的手术，离开了医院——他宁肯在虚假的完美中度过余生也不愿真实的世界在眼前展现。虚假的完美令他兴奋，不完美的真实他承受不了。小说也就结束在他眼中虚假的影像里，结束在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中，结束于“白内障”所带来的惬意。

小说一开始就交待了冯纪人的身份：哲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种种专业光环皆具，可谓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这种特殊的身份赋予了此人以特殊的人格意味。一所高校，学科众多，晓苏没将此人设置成文学家、史学家，亦可谓用心良苦，其原因当与哲学的本质有关。哲学是什么？是传道，是智慧，是思考，是追问，是对生命本质的质疑和对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的求索；而哲学家便是从事此类活动的人。身为哲学家的冯教授本应是这一高贵领域中的佼佼者，然而其所作所为却始终游离于哲学的本质之外，使哲学家这一名称从思想的金字塔的顶端自觉地落入世俗的尘埃。

摘除白内障的起因里就蕴藏着几分荒唐甚至也有几分荒诞，这是由“蒼蝇”和“钉子”这两个物象决定的。对于墙来讲，“苍蝇”是虚的，时有时无，变幻不居；“钉子”则是实的，是固定性存在，假如没有外力作用就不可能动。一虚一实、虚实互动既是作者对苍蝇和钉子的情态的描写，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性的比照。苍蝇与钉子都不是哲学，其转化却有着哲学意味。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物体在白内障的作用下获得了巧妙的关联，不仅说明晓苏小说艺术上的炉火纯青，也暗喻着人物内心的混茫荒诞。

然而不管怎么说，摘除白内障的想法是科学的，是人的理性思维的显现。有谁能搂着病不放呢？那是疯子，是胆小鬼，疯子和胆小鬼都是丧失了理智的人；可是左眼手术后的情节却出人意料。冯教授既没有为重见真实而惊喜，也没有为摘除太晚而悔恨，而是有些怅惘，有些遗憾，于是便开始乜着左眼看人。这是何其反常的心理和举动，乃至令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更精彩的情形出现了。冯教授不愧是哲学家，竟然从哲学—美学的高度为自己找到了理论根据。病房里，冯教授问何叶：你还记得我的那场题为《禅语与哲思》的讲座吗？何叶说记得；冯教授又问，我在讲座中提到过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的一段话，你还记得吗？何叶说当然记得。于是冯教授解释说：“这段话不仅涉及哲学，而且涉及美学，尤其是日常审美。从审美经验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是只停留在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个阶段，那我们获得的美感显然非常单调。如果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个阶段，我们获得的美感肯定会丰富得多。然而，倘若我们更进一步，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个阶段，虽然看得更明白、更准确、更深刻了，但美感却所剩无几了，因为我们把一切都看透了。我的意思是，为了让生活多一些美感，我宁可一直待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个阶段。”至此，冯教授的内心思想已经表露得很充分了。这既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的审美观，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理想生活境界。现实真实和形而上的真实都被他过滤掉了，他不想看得更明白、更准确、更深刻，唯有第二阶段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才更符合他的审美需要。作者真是睿智，这桩禅门公案，对表现冯教授此时的心理简直再恰当不过了，没有之一。

我们知道，这条禅师语录可以从几个角度进行阐释，它既代表着人生的三重境界，也是禅修的三个阶段，也是认识的三个层面。不管从哪个角度，都有由低到高，由具体到抽象，由形而下到形而上之意。尤其从认识上来讲，只有第三层面，才称得上是理性思维的至高无上，也才具有一种终极色彩，进入了世界的本原，也是以理性思维著称的哲学家们耗尽毕生精力梦寐以求的。可是冯教授却主动放弃了第三层。这种选择消解了他的哲学家身份，是对理性思维的扼杀，对自己的哲学生命的终止。假如前边所说的荒唐还是客观的，隐蔽的，那么此时已经上升到主观的显在的层面，荒唐又被推进了一步。

事情的结局至此已经水到渠成了，同时完成的还有冯教授的人格塑造。冯教授不可能再摘除右眼的白内障，而是擅自离开了医院，一场准备周全的白内障手术就这样结束了。他喜欢似是而非，不想在求真的路上再往前走，甚至主动倒退，“白内障”至此也获得了象征性意义。它不仅是生理方面的，也是心理方面的、精神方面的，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在认识和现实之间为自己设置的一道屏障，是反智，荒唐也就此达到了极点。结尾那段文字是多么精彩呀，每个词都含义悠远，意味深长：“何叶打电话的时候，冯教授一直用保留着白内障的右眼看着她的脸，默默地赞叹道，看上去真美！”于是小说的结论也就此出现：“白内障也是好东西。”

仅凭这一句，这篇小说就可以称之为经典。

冯教授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很多读者理解成爱美，这未必全对，确切说应该是爱美女，否则便不符合小说的描叙。他喜欢看住院期间各院系前去探视的美女们，喜欢“天生丽质”的护理员小窦，更喜欢心目中的女神何叶，因此看这两个女孩子时总是刻意乜着左眼。而对于麻醉师皮啸，则并非如此，皮啸也是他术后唯一用左眼打量的人。为什么？因为皮啸是位男性，对何叶很有好感，正处心积虑地追求；而冯教授潜意识中对何叶也未必没有僭越的成份。白内障的确成就了冯教授的审美人生，使他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日庆典，尽情地为门生的前途煞费苦心，尽情地欣赏着湖光水色，尽情地享受首长病房的高级待遇，也尽情地享受着秀色可餐的美女们。在冯教授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只能看到美女，看到琐碎，看到平庸，看到“苍蝇”和“钉子”，唯独看不到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

小说未止于冯教授对自己的审美人生做“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禅悟式表述，而是进一步做了专业性理解，“美学和哲学本来就是一家嘛，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他们的研究无不涉及到哲学和美学两个方面。只不过，哲学偏于理性思维，美学偏于感性思维。我所提倡的生活哲学和生活美学，就是要把理性和感性融为一体，进而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意思。”冯教授这段话，终于为自己披上了思想的外衣。哲学家就是哲学家，长于理性思辨，非做而不思的凡夫俗子们可及，假如没有理论的支撑和包裹心里也会觉得空虚而卑下吧。可是这是怎样的思想和理论呢？没有系统，表层取义，思维能力枯萎，一切皆从我之日常所需出发，形而上完全委身于形而下，我思即真理。诚然，它不乏现实社会基础，日常普遍性毋庸置疑，可是作为一种被“活用”了的理论且出自一位哲学家之口，总令人感觉有几分滑稽。

这种审美取向不仅体现在冯教授一个人身上，也有其群体性，何叶考博面试时的表述比较典型。何叶抽到的试题题目是“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是典型的哲学问题，充满了思辨性，何叶举出的例子是渔家夫妇在船上过性生活，男动—女动—船动—水动—钓竿动。冯教授对此极为欣赏，乃至几年后仍记忆犹新，赞其“太精彩了”；而当年在场的老师们也不约而同地给了高分。这一情节，寓意深远，运思极妙，大体上有着三层含义。一是此论据不仅再次将形而上的哲学问题赤裸裸地引进了形而下，而且是极具生理意义的“性”的层面，冯教授的审美观也就再一次被凸显出来；二是符合所有在场老师的口味，队伍阵容强大，个体扩展到了群体；最后这一层可以说是内容和结构双重的。冯教授为何对这位考生鼎力相助？因为他喜欢何叶貌美；何叶为何对恩师曲意逢迎、关怀备至？因为没有恩师便没有她今日的一切；皮啸为何全心帮助冯教授？因为是何叶向其所求；何叶为何与皮啸保持距离？因为她不想得罪冯教授……凡此种种，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们的所思所想，就是所谓的任何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也是小说的两条主线。

什么是知识分子？概念有分歧，然而最基本的标准是有知识。我们不能说冯教授不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说很出色，仅从那次讲座的情形便可见一斑。可是思想呢？人格呢？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社会良知和对真理的探索精神呢？又不能说不令人有些遗憾。冯教授不是那种时下常见的禽兽不如的导师，不是“下三滥”，而是温文尔雅、举止亲和、彬彬有礼。他对美女们的爱往往是停留在视觉上、口头上，顶多是拍拍肩膀而已，以他自己的话说是“乐而不淫”。这是晓苏的宽厚。晓苏不写那种极端人物，或者说不把人物往极端方向写，“我乐意揣摩的，还是生活中那些真正让我不安过、疼痛过、酸楚过，从内心深处触动过我的东西。”底色便是仁慈；然而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好恶。冯教授是什么人？是高级知识分子；白内障是什么？是一种病。仅从冯教授对白内障所持的態度就已经见出作者的价值取向了，也是我不认同小说是在表现某种生存智慧的主要根据。我们知道，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白内障手术是科学的表征。身为哲学家却弃科学于不顾，自觉地走向了智慧的反面，这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也是作品的批判性所在，真正的怜悯总是和否定连在一起的。也许晓苏本没想去塑造精英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衰落已经使世俗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当然说世俗知识分子也是不对的，应该说凡俗知识分子，世俗知识分子是相比于宗教知识分子而言的。即使“上帝死了”，人的精神还在，也不是当下知识分子堕落的理由。对凡俗知识分子的怜悯和审视，蕴含着小说的思想高度。

当下知识分子的堕落成就了《白内障》这篇小说，《白内障》也使读者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会了面。对写作者来讲，事情本身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主体切入它的方法和角度，晓苏选择了幽默。一篇洋洋万字的小说，无论是决心摘除白内障的始，还是决定保留白内障的终，还是其间的种种、种种，皆贴紧人物的身份，分寸感把持精妙。一路读下来，忍不住发笑，又分明品尝到隐隐的苦涩，使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幽默在结尾处“白内障也是好东西”中达到了顶峰，而伤感也沉到了最底层。比起赞美和讽刺，幽默或许更能见出一个作者的才情和秉性。老舍在《论幽默》中曾这样说过：“幽默的人既不呼号叫骂，也不顾影自怜。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地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这段话用于晓苏小说的幽默是再合适不过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晓苏早就把握住了知识分子本身，看穿了他们的可悲可笑、可怜可鄙、可爱可叹。“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老舍）小说也由此成为一篇经典。读晓苏这篇小说，有人看出了美，看出了中庸、智慧，我却发现了丑，发现了堕落和愚昧，而这正是晓苏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良知的表现。沃波尔说：“幽默者‘看事，悲剧家‘觉之。”晓苏兼有幽默者和悲剧家的双重身份，只是把后者隐藏起来了而已。读《白内障》的过程中，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说聊斋》中的那几句歌词：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哀……里边包含的，是人生的至真、至情，也是小说的至美。《白内障》没有“黑色幽默”的冷峻绝望，也没有“白色幽默”的通俗搞笑，而是处于中间地带——一种更高明更难表现的幽默，是悲而不怒，哀而不伤，我称之为“灰色幽默”。

石杰，评论家，渤海大学学报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