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叙事研究*

2023-08-08 09:32梁江川邹飞祥刘少和李加军
图书馆论坛 2023年7期
关键词:广州红色资源

梁江川,邹飞祥,刘少和,李加军

0 引言

广州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岭南文化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1],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厚重红色文化历史的英雄城市[2-3]。广州市红色文化品牌建设历来备受重视,如中共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提出广州要“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擦亮英雄城市品牌”[4],广州市政府将“打响红色文化品牌”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5]。近年来,政府主导的红色资源保护修缮成效卓著,但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程度不高,红色文化品牌影响力有待增强,具体表现在红色文化内容缺乏现代活力和吸引力、革命人物形象塑造乏陈、红色场馆展陈方式老旧、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程度低等方面[6-7]。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偏重史迹“点”的保护利用,缺少主题性的深度挖掘和系统性的谋划布局,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特别是在知识碎片化、场景虚拟化、书写交互式的数字时代,各种散落在不同网络平台的叙事文本缺乏整体性、时代性的表达逻辑,未能从“大历史观”视野去看待红色文化中蕴含的普遍意义[8-9]。例如,一些革命遗址、纪念场馆虽然在网站上都有文史介绍,但大多是按照历史时间轴线的史实罗列,缺乏讲故事的策略,忽略了红色资源与受众之间的情感联系。实际上,将整个产品体系整合成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并与受众产生共鸣至关重要[10]。对于地方红色文化品牌而言,品牌叙事是成功打造强势品牌、实现品牌差异化的关键。讲好红色故事,要透过典型人物和故事展现历史发展规律、运用科学思维把握历史大势[11]。

网络是当今人们获取红色文化信息、构建一个地方红色文化知识图谱的重要途径[12]。彰显红色文化品牌的竞争优势不仅要保护修缮红色史迹,更需要考虑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大众展示其品牌价值。一个地方的品牌故事可以增进受众的地方认同感、说服受众购买产品[13-14]。很多先行研究已说明了品牌叙事的重要性,但如何在各种红色资源场景中讲好革命历史故事,并与导游解说、文创产品开发、资源数字化、文艺创作等结合起来,为受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品牌体验,目前相关学术研究仍滞后于实际业务开展需求。为此,本研究旨在运用网络大数据等技术,分析提炼340处广州红色资源在主流网络媒体所呈现的关键信息,确定引人注目的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叙事的关键元素,从概念上构建广州红色文化品牌的宏观叙事框架,提出红色文化品牌塑造与传播的对策,为品牌叙事理论的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红色文化概念辨析

红色文化的概念学界表述不一,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对象、目的和理论而对“红色文化”概念的定义各有不同,由此出现“红色资源”“革命遗址”“红色旅游资源”等类似概念。红色文化的概念差异主要体现在实践主体和起止时间的界定上。

从实践主体看,有学者认为要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15]。有学者认为应包括近代以来自强不息、救国拯民、反对内外强权压迫的仁人志士[16]。还有学者则认为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17],这样可使红色文化的适用范围更国际化。

从时间范围来看,有学者认为仅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共28年时间[18]。有学者认为应涵盖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19]。还有学者指出红色文化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20]。旅游管理部门亦曾倾向于将红色文化的时间上限扩大到1840年鸦片战争[2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并做出系列重要论述:“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彰显时代特色”[22]。据此,冯雅等进一步将红色资源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文化和物质载体,以及为展示这些精神文化和物质载体所建立的纪念碑、纪念馆等纪念设施或空间[23]。这一论述明确了红色资源的概念内涵,获得各界广泛认可。

综上,本文认为,“资源”强调实物及其可开发利用的价值,“文化”则侧重于物质载体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意义。红色文化的操作性定义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和形成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涵。红色文化具有地域性、层次性、符号性、正面性等特征。(1)地域性:红色文化是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当地奋斗留下的珍贵遗存,不同地方的红色资源具有不同的禀赋和特质,并融入地方特色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2)层次性:红色文化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构成,而精神文化层又可再细分为内核和外延两个层次[16],由此得出精神内核、精神外延及相关物质载体的三层次结构。(3)符号性:红色文化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标识[17],其最本质的核心价值是人们为之持续奋斗的理想信念和精神[24]。(4)正面性:红色文化应突出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重大成就和崇高精神,而不是其他组织团体战斗、帝国主义侵略罪证等历史遗存。

1.2 红色文化品牌叙事研究述评

叙事即“讲故事”,是人类最古老、最有力量的沟通方式之一[25]。学科意义上的“叙事学”始于1969 年法国符号学家托多洛夫所著《〈十日谈〉语法》,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而产生的研究叙事的理论[26]。叙事学研究颇具理论活力,其跨学科、跨媒体趋势日益明显[27]。品牌叙事(Brand Storytelling)是叙事理论在营销学领域的应用,即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向消费者传递品牌利益诉求、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的过程[28]。近年品牌叙事的研究从企业品牌拓展到地方品牌领域,尤其是旅游目的地营销[13-14,29-30]。讲故事不仅有助于将目的地品牌和游客联系起来,而且在转变游客体验和开展宣传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

红色文化具有较强的符号性,通过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英雄人物及其光辉事迹的各类遗址遗存、文献档案、纪念场馆等物质资源,不断内化并最终指向一系列思想、观念、价值、精神构成的意识形态[31]。因此,与一般商品品牌只注重宣传功能价值不同,地方红色文化品牌侧重于传达精神或情感价值。地方品牌是一个各种资源互动发展的动态系统,管理者的作用在于构建利益相关者之间持久和稳定的互动关系[14]。综合旅游目的地品牌叙事的先行研究[13-14],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地方红色文化品牌传播,有以下3 点必要性:(1)讲故事作为阐释和传播地方价值的核心方式,更有利于传递红色文化品牌的精神和符号意义,从而增加地方竞争力;(2)科学构建地方红色文化品牌叙事架构,将众多分散运维的革命遗址整合成一个由共同价值观统领的目的地,更有利于相关部门开展系统而连贯的品牌营销;(3)故事能给受众带来极具感染力的内容,在情感上吸引现实或潜在的受众,从而增加受众的地域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红色文化富有各种矛盾冲突斗争,非常适合运用叙事策略进行品牌塑造和推广。尤其在媒介技术和生态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如何讲好红色品牌故事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目前关于地方红色文化品牌叙事的研究较少。一般来说,品牌叙事可通过结构视角和情境视角两种方式来实现[7]。结构视角着眼于品牌故事的构成要素。许多研究者已对不同行业或领域的品牌叙事要素构成进行过总结。汪涛等提出企业故事必须具备真实、情感、共识和承诺四大要素[28]。Moin等认为目的地品牌广告包括故事结构、叙事原型、原型展演、故事类型4种基本构成元素[30]。于静等关注数字技术背景下的红色文化叙事范式变革,从器物、叙事、主题、精神4个方面构建大数据可视化的红色文化基因图谱[32]。情境视角聚焦于品牌基本价值、历史联系、角色斗争等特定的情境成分。成功的品牌叙事一般包括人、物、事等要素[33]。亚里士多德提出过具有说服力的3种经典修辞方式,即人品、情感、理性[34]。Fryer论述好故事要展示期望和现实、善与恶斗争中的人性,而不是呈现一幅美好而乏味的画面[35]。赵红颖等提出红色档案资源叙事要重点关注“人、地、时、事、物”5个情境维度[36]。而对于红色文化品牌宣传而言,为了让更多受众能在红色故事中获得认同和满足,既需要一个整体的品牌叙事模型来将品牌价值注入到故事中,又需要各种引人入胜的故事情境的多维度呈现。

红色文化品牌叙事的本质是价值观传播,形成价值认同需要从下至上经历经验认知、理性认知、情感认同3个层面[37-38],最终形成红色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行为转化。这与一般文化认同包括由表及里的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3 个垂直结构层次的观点相似[39]。经验认知是从实际场景体验中获取对事物的直接感受。理性认知是将大量感性材料诉诸逻辑,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方式认识事物的本质、内部联系及自身规律,并说服受众接受这些意义。情感认同是受众因事物满足其自身需要而产生的心理共鸣,由此对一个地方在精神、价值观层面上建立起相对稳定和长久的关系,情感认同一般以审美活动为载体。符号自我理论认为,品牌本体结构具有层次递进性,以自我为中心,从下至上的还原顺序依次有3 个层面:物理生物层、心理互动层、社会文化层[40]。法国品牌管理学教授卡普费雷尔认为强大的品牌力量源自更多人对品牌价值的认同,提出“品牌识别金字塔模型”,即品牌结构从下至上包括品牌产品、品牌风格、品牌内核3 个层次[41]。品牌产品位于金字塔底端,是消费者识别品牌显著特性的物质基础;品牌内核位于金字塔顶端,是品牌文化的基因;品牌风格是产品与内核的交流方式,包括品牌的个性、文化以及自我映射[41]。由此,综合思政教育、符号学、品牌识别3 个维度,提出“三位一体”的地方红色文化品牌叙事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地方红色文化品牌叙事理论框架

2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42],本文对网络文本内容采用扎根理论编码技术进行分析,主要经过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选择式编码3个步骤,是一个“搜集资料-形成概念-整合重组-理论构建”不断迭代的过程,见图2。

图2 数据编码与分析过程

第一步,开放式编码。根据党史部门编制的革命遗址普查报告、文旅部门编制的红色旅游资源普查报告、宣传部门评选的英雄模范人物和感动中国人物名录,确定有址可寻、有史可讲的广州红色资源单体340处。开展网络文本普查,通过百度搜索引擎,以广州红色资源单体名称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主要收集广州数字图书馆、广州市政府红色记忆专栏、广州日报数字报、南方日报数字报、百度百科、人民网、搜狐网等权威网络媒体平台的解说文本,汇编成广州红色资源信息数据库,约11万字。从时间、空间、人物、事件、情感5个叙事要素,对庞杂的文本内容进行初步概念化,提取“出现频次≥3”的关键词,然后依据主题相似性对关键词进行聚类,获得更高层次的概念范畴。5个叙事要素的具体操作性定义如下:时间指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或时期;空间指事件发生的环境或具有特殊意义的场地;人物指籍贯为广府地区或在广州建功立业的英雄或名人;事件指矛盾冲突集中爆发的过程;情感指一系列由思想、观念、精神等构成的心理共鸣状态。

第二步,关联式编码。分析和探讨第一步开放性编码所获取的各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将分散的范畴再次整合成连贯的整体。为此,综合运用以下分析方法;(1)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Python抓取网络信息,提取高频关键词,并生成的词频共现矩阵,导入UCINET 6及其内嵌的网络可视化软件NetDraw 2.084绘制关键词网络图谱;(2)空间核密度分析:使用ArcGis中的核密度分析法,根据资源单体的经纬度坐标,分析红色资源的空间集聚情况;(3)多指标综合评价:确定由数量和等级等自变量构成的计算公式,测量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资源丰度值。

第三步,选择式编码。根据上述文本内容分析,运用符号学理论,选取频数、密度、丰度值较高的概念范畴进行合并与重组,进一步归纳和提炼出与大众情感和价值观相通的核心范畴。通过反映文本内容的“故事线”,联结核心范畴,根据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系统的理论框架,探讨广州红色文化品牌构建和传播的叙事战略。

3 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叙事要素分析

3.1 按事件时序划分的红色资源丰度分析

广州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现存红色资源涵盖了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1915-1923)、大革命(1924-1927)、反抗国民党右派统治斗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解放战争(1946-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49-197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2012)等7个重大历史时期。

综合考虑资源单体数量和文物保护等级两个因素,确立重大历史时期红色资源丰度综合评分计算公式:其中,A为资源丰度,X为资源数量,W为文物保护等级权重;i表示文物保护等级,用1-4 分依次表示区、市、省、国家级,j表示历史时期,数值越大,表示资源的可开发利用价值越高。由此计算得出7个重大历史时期相关红色资源丰度值(见图3),从大到小依次为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抗国民党右派统治斗争、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中,大革命时期的红色资源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开发价值最大,反映了广州作为中国革命策源地与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历史过程,是广州塑造红色文化品牌主要依托的空间叙事资源。这一时期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黄埔军校的创建,形成了全国革命力量以广州为中心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革命的新局面,经过东征、南征、平定杨刘叛乱,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奠定稳固的后方基地。值得一提的是,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反抗国民党右派统治斗争时期,广州在中共党史上留下多个“第一”和“最早”的珍贵遗产,包括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创造党史上多个“第一”的中共“三大”会议、中共创建和领导的最早武装力量“铁甲车队”和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广东区委军委”、第一个城市红色政权“广州公社”等,在中共城市武装斗争实践中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

图3 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州红色资源丰度比较

3.2 红色资源的场地类型与空间分布分析

广州红色资源的场地类型可分为重要历史事件和活动发生地、人物归葬地、重要机构和会议旧址、人物故居旧居、历史文化纪念场地、军事设施及战斗遗址、重大建筑工程7类。除了人物归葬地和历史文化纪念场地是出于纪念意义而专门建造的之外,其余资源具有某种特定的非纪念功能属性。例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原为番禺学宫,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旧址“春园”原为华侨民居,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原为惠州会馆,杨匏安以杨氏宗祠为据点宣传马克思主义,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活动阵地从化广裕祠原为当地陆氏家族宗祠。值得注意的是,约40%红色资源原为祠堂家庙、地方会馆、书院学校、民居等民间场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革命者依靠血缘、地缘、学缘关系拓宽人脉网络的特征,也说明当时的革命思想与传统儒教人伦道德紧密连接。

广州红色资源的空间分布核密度见图4。广州红色资源总体上呈现“一核多点”空间格局,即以老城区为核心、周边零散分布。越秀、荔湾、海珠等老城区集中了中共“三大”会址、中共广东区委旧址、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孙中山纪念堂、广州公社旧址等众多国家级文物,形成全市面积最大、密度最高的红色资源热点区域。其他各区遗址分散,且历史主题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例如,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遗址集中在越秀区,大革命时期遗址主要在越秀区和黄埔区,抗日战争时期遗址较多在增城区、番禺区和从化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资源较多在天河区和番禺区。

图4 广州红色资源空间分布核密度图

广州的地理环境与中国革命史关系密切,是造就广州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策源地和根据地的不可或缺条件之一。广州位于珠江出海口,背靠五岭,面朝南海,水路交通发达,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和中外交往的窗口,且远离中原王朝正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在广州首当其冲。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深受外来文化浸润,对西方思想的包容度较高。广州吸纳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并向内地辐射,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爱国统一战线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20世纪初,广州凭借便利的交通区位、宜居的城市环境和宽松的政治氛围,吸引了很多社会活动人物和进步人士云集于此,开展各种思想交流和组织活动。尤其是原东山区一带人口密度低,环境舒适,交通方便,租赁简易,曾是当时社会名流的聚居地。1923年中共“三大”会议在新河浦召开,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春园”;1924年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设立于文明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陈延年、林伯渠、恽代英、邓颖超、彭湃、张太雷、邓中夏等都曾在此为中国革命而忘我奋斗。

以广州红色资源介绍文本中涉及的地名为关键词,选取其中“词频≥3”者,共计22个,构建共现矩阵词表,绘制广州近代革命历史地域关系图(见图5)。节点大小表示中心度,节点越大说明相比其他节点拥有更多连接;连线的粗细代表两个节点的关联强度,连线越粗说明节点之间的关联越强。广州革命历史与其他地域的关系呈现以广州为中心、辐射至全国及海外的格局,尤其是“广州-广东-中国”构成广州革命历史的核心三角形关系,图5 印证了广州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在省内,广州与惠州、东莞、肇庆及粤北联动较多,而在省外区域,不仅与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西等国内省市关系密切,还与日本、苏联、东南亚、法国、美国、越南等境外国家和地区有一定关联。

图5 广州红色资源涉及地域关系

3.3 广州红色资源涉及人物关系分析

广州红色资源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数以百计,不一而足。以人名为关键词,选取其中词频数不小于3、连接数不小于3 的人物,共计37位,根据共现矩阵绘制广州红色资源涉及重要人物关系图(见图6)。图6 不是完全历史意义上的人物关系,而是资源单体所涉及主要人物之间的关联。整体而言,广州红色资源涵盖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大部分重要人物,按中心度依次有周恩来、毛泽东、杨殷、叶剑英、彭湃、谭平山、叶挺、陈延年、苏兆征、阮啸仙、张太雷、刘尔崧等红色名人,反映历史人物在现有红色资源中的影响力,即红色资源所呈现出来的人物认知谱系。图6 中还涉及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李济深等国民党人,霍英东、马应彪等爱国实业家,还有鲁迅、冼星海、潘鹤等文学家及术家,说明中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已形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代表多元价值的派系人物共存的图谱能完整再现广州近现代革命史的人脉网络,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复杂多变、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

图6 广州红色资源涉及重要历史人物关系

3.4 广州红色文化的情感特质分析

选取与广州红色资源相关的态度、思想、观念、价值、精神的高频词汇,经语义合并后构建共现矩阵词表,绘制语义关系谱系(见图7)。广州红色文化呈现以人民、斗争、文化、起义、英勇、联合、进步、社会主义、共同、牺牲等40个词为中心的多维度语义结构。经语义合并整理,进一步提炼出“亲民”“忠诚”“卓越”“执着”4种情感特质。

图7 广州红色文化情感语义关系

所谓“亲民”,即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爱情怀。从爱国爱民之心衍生出反抗外来侵略、专制统治、压迫剥削和追求美好生活之内生动力。我国传统思想认为,天下为公,人人相亲相爱,就能实现社会大同的幸福生活。这种朴素的仁爱思想不仅体现在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还体现在英雄人物日常生活中对待身边人的亲情爱意。例如,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新婚居所“文德楼”,铭记着残酷复杂斗争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

所谓“忠诚”,即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担当精神。深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大义,相信道德意义、文化意义、精神意义的生命存在高于自然意义上的生命存在[43],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甘愿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甘愿舍“小家”以护“大家”。杨殷、陈延年、陈复、邓中夏等众多共产党人被捕后,饱受酷刑,宁死不屈,临刑前仍高呼革命口号,从容就义,充分彰显了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所谓“卓越”,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凡英雄者,具备过人的学识和眼界,能揭示事情的真谛,并引领他人去实现时代精神所要求完成的历史使命。广州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社会氛围,开新式教育风气之先,孕育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艺术家等,并在各个领域绽放耀眼光芒。例如,杨匏安等最早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点亮明灯;冼星海创作优秀的人民音乐作品,极大地振奋了民族抗日救亡的精神和士气。

所谓“执着”,即敢于斗争、百折不挠的坚韧作风。广州红色文化特质既有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气概,也有顽强奋斗、卓绝努力的拼搏精神,而后者更为突出。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与敌人浴血奋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坚持抗击日军,表现出血战到底之“勇”。马应彪、霍英东等爱国实业家在国内贫穷落后的环境下,致力发展民族工商业,表现出敢闯敢干之“勇”。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容国团,以“人生能有几回搏”之精神,表现出新中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之“勇”。

总之,“亲民”代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是一切英雄行动价值判断的出发点和归依;“忠诚”是践行亲民理念的具体行动方略;“卓越”是点亮苦难众生明灯、揭示时代真谛的智慧与能力;“执着”是为了崇高理想信念的勇敢抗争和务实坚守。四者兼备,构成新时代网络语境下关于广州红色文化品牌的重要指征。

4 广州红色文化品牌整体叙事框架

综上分析,素有“英雄城市”之称的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可视为一个由经验、理性、情感三要素相互关联组成的叙事系统,如图8所示。纵轴是本体维度,表示品牌自身由物理性到象征性的等级演进,从下至上不断内化并最终指向一系列精神符号。横轴是逻辑维度,反映广州红色文化品牌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个具有递进性的主题阶段,体现了广州红色历史与中国革命进程同频共振的重要影响力。各个主题都有相关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作为支撑。选定30个具有全国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杰出人物或群体及其光辉事迹作为故事情节,从中提炼出“亲民”“忠诚”“卓越”“执着”4种红色文化的情感特质。故事情节位于整个品牌叙事要素体系的中间位置,代表受众对品牌感知的主要心理触动点,各种故事情节是品牌与受众建立情感联系的重要媒介。在情节之上,是由文化特质、象征符号等抽象意义组成的情感价值;而在情节之下,则是提供经验认识的各种实体场景。

图8 广州红色文化品牌整体叙事框架

5 结语

本文认为,在数字时代弘扬地方红色文化要引入品牌叙事的方法,整合资源、讲好故事是成功打造地方红色文化品牌、提升地方品牌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红色文化品牌塑造要深刻洞悉历史发展规律,将历史时序、事件因果、人际脉络等要素进行相互联系,才能把故事讲清讲透讲感人。通过收集340处广州红色资源的解说文本数据,本文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分析了广州红色文化品牌的叙事要素,总结了30个典型故事情节,构建了一个红色文化品牌的整体叙事框架,为叙事学理论应用于地方品牌化实践提供了一些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广州红色文化资源载体众多、内容丰富,已形成内容关联性较强的叙事格局。广州红色文化品牌的独特价值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中国革命历程全景式呈现的历史价值。广州历经中国近百年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专制斗争,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是国内极少能全面再现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的主要城市。通过打造“英雄城市”品牌,活化利用红色资源,无数的光辉事迹和斗争精神得以再现,反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实践真理和历史规律,也成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最佳注脚和开展党史教育的最佳实景课堂。

二是富有个性色彩和贴近生活的人文价值。广州红色文化非常贴近民生人情,与岭南传统民俗生活相融相通,使广州红色基因延续和传承更具活力。广州既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先驱城市,也是中国统一战线的发祥地、民主革命的试验田,众多保存完好的实体遗址如实还原历史场景,反映了诸多历史人物的复杂变化,引发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观照和反思,更容易理解守正创新的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涌现的众多英雄人物及其事迹,使得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具备生动多元的人格特质。

三是永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时代价值。广州是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的鲜活样板区。广州红色文化厚植儒家思想积淀,紧密结合国内外现实境况,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思想,并继承和超越本土传统文化。广州红色文化精神,浸染着珠江儿女自力更生、逐梦而行的精神指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披荆斩棘、圆梦有恒的历史征程,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具有极其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和实践指向意义。

管理者应将叙事战略和方法应用到地方整体品牌建设中。首先,地方叙事不仅仅是按时间顺序罗列事实,而是构建各组成要素相互关联的意义系统。管理者可通过跨时空、跨部门的交流合作,开发一个整体的品牌故事模型来传递其品牌价值主张,并吸引受众体验故事的多维度呈现。管理者可利用重要历史年份、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英雄人物故事来提高红色文化品牌的吸引力,将核心叙事要素融入专题展览策划、资源数字化展现、导游解说系统、新媒体运营、文旅产品开发、文化创意设计、红色书目阅读推广等各种城市品牌宣传推介活动中,结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影视动画、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成一系列引人注目并能激发情感共鸣的品牌故事。其次,红色文化品牌构建不是简单的基于历史和现状的资源叠加,更重要的是营造全社会认同的红色文化生态和面向未来的再创造过程。围绕广州“英雄城市”的情感特质及时代价值,深挖红色文献中的感人故事,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创作和传播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创商品、艺术佳作和自媒体内容精品,为红色文化品牌提供更多的物质和精神维系。

本文侧重于地方红色文化品牌的整体叙事框架构建,今后的研究可采用微观视角,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革命遗址叙事文本,深入分析其叙事要素和构成,及其对受众心理互动的影响,探索品牌叙事对文化认同的作用机制和路径,进一步丰富叙事理论在地方文化品牌建构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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