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十年我国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2023-08-08 09:32张皓珏
图书馆论坛 2023年7期
关键词:交流图书馆文化

张皓珏,李 斯

0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新格局,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平等交流、和合共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要求[1],对我国国际文化传播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公共文化是与民众接触最为广泛、最为贴近民心的文化类型,因而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可以在推动文化认同、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领域注重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在促进民心相通上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以往的国际文化传播研究较少聚焦在公共文化样态上,而公共文化研究也较少涉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层面。面向新的文化传播战略,本文从理论的视角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实践进行分析,总结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对于促进民心相通的贡献,以期形成对实践的理论认识,为未来增强以民众为载体的国际文化传播提供启示。

论及“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出处,最权威的莫过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12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2]本文中将“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界定为:以满足民众国际性文化需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文化认同为目的,在我国政府主导下,与国外公共文化相关机构、组织和个人围绕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和活动及其他相关服务开展的各类协作、往来活动。

1 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理论分析框架

1.1 文化传播中的“他性”问题

不同地域、社区的意识和文化的交流,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不同文化与社会的“他性”感或“他者”性。任何一个拥有自身明显特征和文化疆域的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包容力”,都更倾向于产生一种排斥外部的概念。但是,全球化的特性决定了其必须压缩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空间关系,因此,文化的“他性”问题被全球化的通讯、交通和移民体系放大[3]。这种现象促使了一对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矛盾产生,即具有混杂性、连通性、依存性的全球化与具有外部排斥意识——“他者”性的文化主体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4]。

1.2 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在解决“他性”问题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从传播学角度看,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属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范畴。20 世纪50 年代,Edward Hall首次提出“跨文化传播”概念,并以文化传播来定义文化传承,提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文化中最重要的心理要素是认同作用”[5]。但从2016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以“泛在传播”为特征的新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概念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产生了文化的转型和变异,于是出现“转文化传播”理论,强调“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杂糅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的文化转型/变异[6]。

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时,首先出现的是“认同”问题。认同是“对某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认可,这包括在其自身统一性中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7]。文化认同是国民性的,见于相同的文化特征之中,诸如语言、服饰风格、实际物品和特有的行为方式[8]。因而文化认同与具有基本性、包容性、普惠性、共享性等特征的公共文化密不可分。公共文化是文化认同最直接、最具潜移默化影响的源头。公共文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实际上是通过宣传公共文化与外国公众进行交流,并使其理解这个国家的理想、政策、制度、文化等[9]。

“他性”问题之所以与认同息息相关,原因在于认同不只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也在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同时,存在“同一性”“独一性”的陷阱。也就是说,认同也制造了“他化”。要解决“他性”问题,就必须反思认同、超越认同,回到主体间、文化间平等交流的意义上来[10]。在我国曾被称作“群众文化”的“公共文化”,相比其他文化类型,更能够在转文化传播中体现“平等”意义,可以以更柔性的表达方式发挥软实力资源应有的润滑油作用[11]。因而要解决跨文化传播中的“他性”问题,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作用不可忽视。

1.3 “5W”传播模式在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领域的应用

Lasswell 提出“5W”传播模式,即:谁(Who)→说什么内容(Says What)→通过什么方式(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有何效果(With what effects)。“5W”模式简明而清晰地描述了传播的核心要素,是传播过程模式中的经典[12]。从“5W”模式可以看出,“他性”问题关乎“效果”要素,而影响“效果”的要素有“内容”“方式”,也有参与传播的两个主体。本文应用“5W”模式,结合我国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实践,构建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理论分析框架。文化接近、文化多样与文化间性是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在解决文化他性问题,促进“自我”与“他者”更好融合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分别代表“5W”模式中的“方式”“内容”和参与传播的两个主体,而通过实地调研与非结构性访谈①,笔者发现,海外文化中心、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以及公共文化机构国际合作与交流分别代表着这3个关键要素的典型实践,具体见图1。

图1 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理论分析框架

2 文化接近——文化他者在地化传播

2.1 在地化传播与海外文化中心

全球化带来了物理空间的压缩,使得文化的他性感被放大,而“文化接近”正是从“空间”这个层面弱化他性问题。Joseph Straubhaar首次提出“文化接近”概念,强调贴近或符合当地既有的文化是外来文化在本地生根发芽的先决条件[13]。因此,“文化他者”的“在地化”传播对提升“文化他者”的传播效果就变得尤为重要。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文化他者在地化传播”方式,通常由一国政府向世界其他国家派驻文化机构,宣传推广本国文化,受众对象是驻在国民众。海外文化中心从空间上直接拉近了与驻在国民众间的社会心理距离,以当地民众容易接受的风格、价值、信仰、行为模式等提升吸引力,从而降低“文化他者”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文化折扣”,这是其他实践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海外文化中心的设立可以说是“文化他者在地化传播”理论的成功实践,而且无论对于设立海外文化中心的国家还是驻在国本身来说,这种“自我”与“他者”文化之间的碰撞、借鉴与接纳,其实都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发展空间的一种生存模式。

2.2 海外文化中心建设中的公共文化贡献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首批建成于1988年,近10年来中心建设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到2021年底全球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数量达到45家[14]。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由国家支持、政府主导,主要从事文艺表演、文化推广、提供信息咨询、海外语言教育等活动,宗旨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其设立与运营可以看作是国家和政府借助公开的文化平台以公众为对象甚至以公众为使者进行的传播活动[15]。可以说,参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是一种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实践形式,更是一种解决转文化传播中文化“他性”问题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2.2.1 建立海外文化中心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向驻在国公众提供文献服务,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和当代社会生活,联合各地开展旅游推介、文创产品推介,举办展览、讲座、读书月等活动,是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的重要职责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实体藏书总和近百万册(件)[16]。然而,海外文化中心的实体图书馆长期以来存在图书更新周期较长问题,个别图书馆甚至从首次配书后就再无更新,降低了图书的时效性[17]。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滞缓难以充分保障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有效开展信息服务,不能及时使驻在国民众感知、认识中国的最新发展和变化。为实现对公共文化海外传播的资源保障与方式创新,在国家图书馆支持下,2016年12月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立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首批提供的资源包括200 种古籍、1,220种现当代图书、20 种最新期刊、300 幅图片、1,000余种音视频、62个网络资源、10个精品展览等,总量超过2,200种,数据量超过2TB[18]。

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的建成对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内设的实体图书馆形成了有效补充:一是借助国家图书馆的支持提高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的专业化水平;二是拓展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信息服务渠道,更加方便驻在国民众检索数据信息、阅读电子图书、欣赏电子音乐、观看在线讲座,使其能够借助现代化、信息化的手段了解中国、感受中国。

2.2.2 推动海外中华文化传播阵地布局立体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助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高水平、专业化、符合驻在国受众欣赏习惯的各类文化活动。据不完全统计,2015-2019年,全球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共举办重要活动1.3 万多场次,培训汉语、武术、舞蹈等各类学员10.5万人次,参加活动的人数达172 万[19]。不少地方公共文化机构积极参与到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建设中,如湖北省图书馆和山西省图书馆分别参与首尔中国文化中心和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的建设,浙江省文化馆与巴黎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古堰画乡——浙江特色小镇海外推广展”及丽水地区特有的民间表演,恭王府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联合与巴黎文化中心共同举办“品味幸福——博物馆文创精品巴黎展暨恭王府福文创体验展”等。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的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在普及一国民众共享的传统习惯、信仰、风俗、行为准则、价值观并认同、接纳具有差异的他文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缩小文化差异。地方公共文化机构的积极参与也提高了地域特色文化国际传播的效率与频率,拓展、丰富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传播内容与形式,有利于驻在国民众了解中国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和当代精神风貌。因此,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迅速铺开、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积极贡献有利于加快海外中国文化传播阵地的布局,形成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推广中华文化的主干系统[20],被视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基础性工程”[21]。

3 文化多样——降低单一他者文化冲突

3.1 文化多样性与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

在一段时间内,接触到的“他者”文化越单一,与自身熟悉的符号系统越不同,其带来的文化冲突就会越显著。因而,丰富在一段时间内接触到的文化“他者”,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冲突感。文化多样即是从“内容”层面来解决文化的“他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博弈,全球化对传统文化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可以视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即认为全球化为多种艺术观念并存提供了动力,创造出了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22]。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是经济全球化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催生文化艺术繁荣的有效方式,它使世界各国的受众在短时间内,通过一系列不同于惯常范围选择的活动项目,集中接触到不同的“他者”文化,从而降低了单一“他者”文化的“冲突性”,为促进各国文化艺术交流、推动文明互鉴、提升文化交流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3.2 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中的公共文化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的举办理念和发展轨迹由之前的服务外交为主的理念转变为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新理念;由之前的只有国家最高水平院团、国外政要和少数民众才能够接触到的“高门槛”活动,转变为了广大国内外民众触手可及、广泛艺术门类共同绽放、广阔国家和地区齐参与的“亲民”节事。可以说,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是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一种重要实践。已成为海外文化传播品牌的欢乐春节,作为国家层面文化“走出去”战略活动的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周,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的“感知中国”“走读中国”“视听中国”活动,地方标志性节事上海国际艺术节等,都是涉及范围较广、影响面较大、与人民群众接触密切的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此类节事在不断提升国际影响的同时,注重文化惠民,有效服务于公共文化建设,成为当地民众参与共享的文化盛会。

3.2.1 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与吸引力

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在党和国家政策文本中多次出现。根植于公共文化的国际交流具有相对持久的感召力与吸引力,这种力量可以推动主导文化的传播和扩散[23],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使公共文化焕发出了强烈的力量,使“自我”与“他者”更好地融合。融合的关键要素在“化”字上[24],“化”的过程“不仅是理解与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种子,而且是要按现代的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文化历史……就是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新语境里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25]。例如,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中的城市花车巡游活动就是“化”这一过程的典型。2022年,美国旧金山在唐人街举行中国春节庆祝活动,广场舞、福禄寿星、中国功夫、舞龙舞狮、有着中国年元素点缀的花车等,吸引了中外民众的目光。城市花车巡游活动结合西方节日狂欢的游行习俗,以传统民族艺术展演编排的方式,创新发展了具备公共文化属性的巡游形式,营造烘托出热烈的节庆氛围,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西方现代生活,体现了不同国度文化背景下公共文化的兼容性和宽容度。

3.2.2 增强民众参与可及性

虽然“国际性”决定了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不是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但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渗透,使得近年我国举办的一系列国际性文化交流节事在举办过程中注重以惠民的价格、便民的方式提供大量平时大众难以接触到的国内外精品艺术资源,从而使国际文化合作交流的可及性大幅提升。例如,2018年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19个社区点启动发售超过1.4万张优惠票,票价最低20元起,涵盖艺术节参演剧目的所有剧场演出项目,基本覆盖上海各大主要剧院;近1个月的“艺术天空”演出活动覆盖上海16 个区,包括4个户外场地、近20个室内场馆,共有63个国家以及我国各省份万余名艺术工作者相聚在一起,举办各类活动350项,惠及500多万人次[26-27]。

除物理层面上的可及,精神层面的可及也同样重要。公共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贴近民众的生活,比起有一定欣赏“门槛”的戏剧、讲座等交流活动,展示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更直观也更容易被感同身受。在“感知中国·蒙古行”活动中,由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举办的“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在乌兰巴托国家美术馆展出,当地民众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体验了内蒙古牧民享受全天候24小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生活[28]。该展览既展现了立体、现代、生动的中国,也有利于夯实丝路建设的民心基础。

4 文化间性——促进他者与自我和谐共生

4.1 文化间性与公共文化机构国际合作交流

从方式到内容,无论是接近“他者”还是丰富“他者”,目的终究是使“他者”与“自我”更好地融合,也就是展开两个主体间的互动。文化间性强调的就是“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任何文化样态都不是一直处于封闭状态,而是需要积极地在与他者文化的对话之中进行交互反射,进而对自身的文化意义进行确立,为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提供动力。不同文化之间要秉承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态度来保持一种和谐、稳定、持续的对话关系,对话的双方是平等的,要在差异中相互学习和借鉴,在“他者”视域中反观自己,探寻文化间的关联地带,进行文化意义的重组与革新。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来解释,即首先要承认不同,没有不同,就不会发展;但“不同”并非互不相关,各种不同因素之间必须有“和”[29]。这里的“和”,不是“合而为一”,而是“和谐共生”。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传播文化的重要平台,是不同文化互动、畅联民心的载体。从文化发展角度来说,需要公共文化机构积极地寻求与世界的平等对话,传递声音,表达理念;从公共文化机构本身的发展来说,也需要在与不同国家的公共文化机构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反观自己,寻找差异,实现“他者”与“自我”的和谐共生。

4.2 公共文化机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积极影响

文化间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文化看向他者时所带有的特定视界具有强烈的时间性,每一种文化的既成态势、走向等在与其他文化相遇时都会铸成其看这种文化的特定视界,因而也会产生不同的互动[30]。我国公共文化机构与西方的互动正体现了文化间性的灵活多样,也正是在文化间性的不断调试中,实现了“他者”与“自我”的更好融合。十八大以来,对发展内涵的探索成为公共文化机构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主要目的。国际上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关于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管理运营的理论和方法逐渐较为系统地为中国所了解和接受,进而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

4.2.1 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中国特色服务体系

以公共图书馆为例,新世纪初期,《公共图书馆宣言》秉持的现代图书馆精神和理念通过制定《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神”研究,“图书馆志愿者行动”等重大事件在业界和全社会得到传播和普及[31],也开启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通过建设总分馆制构建服务体系的探索之路。中美图书馆员专业交流项目等活动[32]以及国内掀起的对国外图书馆总分馆制进行学习研究的热潮[33-34],引起了行业对总分馆制建设的高度认可。伴随从行业自发推动到政府积极推动的转变,总分馆制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全覆盖,形成了东莞集群图书馆、嘉兴市城乡一体化总分馆体系、苏州总分馆模式、佛山禅城区联合图书馆、深圳福田区总分馆等模式[35];总分馆制也由图书馆辐射到文化馆,实现扩展和升华。截至2022年6月,已有2,642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占全国县级区划总数(2,844个)92.90%;有2,674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总分馆制,占全国县级区划总数94.02%②。

4.2.2 具有国际引领意义的创新实践不断涌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开展,使得具有国际引领意义的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4月,近10年来我国图书馆累计获得或被提名国际奖项36 次(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其中获得IFLA国际营销奖3次一等奖、4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17次入围IFLA国际营销奖前十名;获得IFLA 年度最佳图书馆奖提名1 次;获得4 次ALA国际创新奖;获得1次IFLA绿色图书馆奖第一名,3次并列第二名;获得1次ALA/IIDA图书馆室内设计大奖[36]。获得2018年ALA国际创新奖的内蒙古图书馆“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为生活在边远农村牧区、无法获取网络数字信息服务的基层农牧民提供数字服务;同年获奖的还有苏州图书馆的“小候鸟”项目,该项目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阅读服务,成为中国公共图书馆扩大服务覆盖面的一个典范。可以看到,我国公共文化机构在本土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中为全球公共文化实践所面临的共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5 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要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精神,也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三对关系”,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中国的世界观”构建国际叙事体系[37]。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精神的必要载体,同时也通过不断推进不同文化间的认同,进而切实促进了在政治、安全、经济、生态等方面全方位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连接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有效桥梁。因此,在“中国的世界观”国际叙事体系中,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应协同发挥政府、社会、公众等各类主体的作用,力求创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及当代文化的内在魅力与价值,提高文化交流平台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以现代媒介和数字技术打通交流末梢、挖掘公众需求,加强对合作与交流效果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估,让全球共享中国文化的优质基因,为在全球治理中留下中国文化印记做出公共文化贡献。

注释

①笔者于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间在原文化部外联局实习,长期跟进我国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实地调研各类实践并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主要负责领导和工作人员等开展访谈共计30余次。

②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报告《我国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发展建议》。

猜你喜欢
交流图书馆文化
如此交流,太暖!
以文化人 自然生成
年味里的“虎文化”
加强交流沟通 相互学习借鉴
周樱 两岸交流需要更多“对画”
谁远谁近?
图书馆
去图书馆
“交流”等5幅
文化之间的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