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符号的蓝印花布工艺的继承与传播策略探究

摘要：蓝印花布作为中国传统的镂空版白浆防染印花，伴随工艺的革新（技术补充）及图像范式的演化（符号的提炼演化），经历了由秦汉之起源到明清之兴盛，以便捷高效的印制方法和耐久透气的特质而著称，无论是相应的技巧还是图案都反映了中国民间智慧与深厚的文化积淀。“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沿着图案色彩和工艺技术这两条线索纵观蓝印花布的历史传播特质，可以窥见技术和材料的革新以及江南别具一格的审美特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工艺兴衰的成因。关于蓝印花布的沿革和具体技法，文章不作过多诠释，详细情况可以参考吴元新、吴灵姝前辈的著作。

文章主要以“非遗”南通蓝印花布工艺的继承与传播现状为基础，讨论这一传统工艺在当代的焕新和再传播，并基于案例提出两种关于其传播的假设：一种是对隐藏在形式下的中国性的、地域性的传统的挖掘，即可以融入和契合大众生活，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习惯，而不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种则需要蜕掉更多技术的补充，提炼更加平面化的符号语言，以此作为直观且鲜明的民族文化宣传工具（夸大其作为民族形象视觉锤的作用）。以上两类假设将在“考斯滕（Costume）与周庄古镇”这一章节被着重论述，并在“结语”中一并进行说明。

关键词：蓝印花布；传统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符号；继承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TS1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6-00-03

1 工艺的现状

当前，蓝印花布工艺主要集中在特定的环境和语境中进行研究、展示和传播。创办于1996年，以收集、保护、展示为主要功能的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为传统工艺和当代观者搭建了交互空间，曾整理明清以来与蓝印花布有关的实物遗存及图片资料，并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等著作；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南通大学等高校合作建成教学实践基地；举办“心手相承——中国蓝印花布巡展”等主题展览；参与央视的“非遗”技艺短片录制；开设印染工艺体验活动等［1］。对应由Tomislav Sala提出的博物馆的功能结构，其主要的传播活动包括：收集、归纳和展示蓝印花布这一文化遗产的信息——作为收藏的集合；对相关资料进行抽象信息的提炼、符号意义的阐释，为共有意义提供学术语境——作为蓝印花布相关内容的功能的集合；应用蓝印花布的相关成果与高校、科研机构、社交媒体、商业组织合作——作为文化的机构载体；为蓝印花布的文化感受、制作研究实践提供场所和公众活动——作为对社会公众有持续影响力的交互场所［2］。

在这一基于博物馆的传播结构中，其研究和著录环节成为从诸多信息中提取蓝印花布作为文化符号所指代的文化内容的环节，为蓝印花布工艺这一“非遗”技艺的符号化提供理论依据。而在机构合作环节，其符号化和象征化的内容得以消费和使用，如在2021年的深圳文博会上，“元新蓝”蓝印花布作为南通市的“地域文化符号”参展，并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蓝印花布凭借固色、耐潮、耐久、图案丰富的特点，曾多被用于门帘和头巾的制作，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在与当地小学的“美育合作”及与企业合作的“主题印染体验活动”中，就多以方巾制作为主题进行活动设计，保持并沿用了蓝印花布的重要传统功能，通过公众交互活动深化产品的文化内涵。综上可知，在博物馆的多维语境中，作为文化符号的当代蓝印花布工艺能够彰显其传播价值。目前，类似机构还有无锡蓝印花布馆、浙江桐乡丰同裕蓝印花布馆、上海长乐路的中国蓝印花布馆等［3］。

关于蓝印花布工艺近代的技术补充，刘月蕊、鲍小龙于2011年调查研究发现蓝印花布工艺的技术完善方向包含以下五个。一是参照中国传统剪纸或年画来创新纹样，将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图案进行再设计，更新为更符合当下审美的图案；二是色彩的创新，在不破坏传统植物还原染料蓝底白花的基础上借鉴套色染工艺，呈现新的色彩层次；三是创新纹饰构图，参照当代剪纸工艺，将传统的连续式、对称式的布匹纹样转化为更具多样性、故事性的复杂场景纹样；四是创新制作工艺，尝试用丝网版画制作工艺代替传统的刮浆工艺；五是利用电脑和多媒体进行纹样的再设计［4］。这五类革新方式中，最关键的是材料的创新及图样的再设计，为蓝印花布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提供了诸多机会，但并没有将蓝印花布这一产品置于消费及产业结构中进行创新，进而有效提升其传播力和影响力。所以，本文暂时避开对技术补充方面的讨论，重点讨论创新文化产业传播背景的方式。

2 工艺的传播使命与传播结构

根据Ann Swidler于1986年出版的著作《行动中的文化——符号及其优势》中对文化在公众行为方面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为公众提供一个最终的价值觀（ultimate values），而是为其提供一套包含习惯、技能和审美风格的文化“工具包”，使公众从中获得和该文化相关的行动策略。Ann Swidler在文中将这一文化影响力模型分为两种类型，即置于两种社会权利背景下进行讨论——稳定的文化时期与不稳定的文化时期，充满差异和竞争的文化社会需要明确支配行动的意识，而在稳定的时期文化则可以独立影响行动，为公众提供更加多样的行动选择。基于此，增强蓝印花布工艺的影响力的第一种模式即构造其独特的文化体系［5］。根据Clifford（1973）对文化的定义，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表达习惯，将构成社会的一切事物归纳为对应的符号加以使用［6］。而蓝印花布作为某个时空劳动人民生活经验和艺术表达的产物，可以解构和还原其内涵，为其营造特定的使用机会。

Anna D' Alleva关于艺术史的理论表述中，观念史被认为是由人类的群体意识形态的思维风暴构成的，达成了一种文化共识，这一共识一方面受到当下的物质形态和政治运动、流行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反作用于各个学科语境，而“符号”作为一种语言从共识中产生，并且依托语境而存在，成为一种群体精神的表征，也是一种“唤起记忆”工具，语境中的象征物可以通过视觉等途径引起特定群体的共情与回忆，从而实现其作为视觉艺术的移情效果。同样，将蓝印花布这一元素作为唤起江南民间文化记忆的符号，并为其打造相应的产品，形成一个有产出和反馈的公众与产品之间的有机体系，从而达到继承和传播效果［7］。

根据学者Gladys于2019年发表的关于非洲伊格博人（Igbo）的文化行为实验（伊格博人的文化被普遍认为是偏爱外来体系却忽视民族传统的），运用充满意义的文化符号重新定义和规范居民的现代生活，可以有效增强该民族的集体意识，提高其民族文化的传播影响力［8］。关于文化符号的使用案例，本文将作为民族文化重要展示窗口的花滑运动员考斯滕设计以及作为江南文化生态载体的庄周古镇作为切入点，分析作为符号的文化遗产的应用模式及其利弊。

3 提炼与镶嵌——考斯滕与周庄古镇

提炼——将文化符号抽象为具有象征意味的图案进行宣传，镶嵌——将文化符号作为场景的表征，为特定的文化环境提供有意味的装饰［9］。文化傳播的效果导向主要有符号宣传和技术补充这两种主流的发展模式，可见对某一方向提高重视度能够明显强化其传播效果，进而更高效地达到传播目的。笔者在此暂不深入探究技术补充的相关要素，仅以这两个短语作为关键，分析目前普遍应用文化符号的典型案例，旨在发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通蓝印花布工艺在当代实现广泛传播的有效方式［10］。

考斯滕不仅是花滑运动员参加体育竞赛时穿的服装，还是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民族文化魅力的一种重要方式，设计考斯滕不仅需要考虑运动员的使用习惯，还要兼顾考斯滕与音乐及主体的契合度，以及其所涵盖的文化要素，能够提升文化符号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考斯滕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配合项目服装应运而生的文化展示效果，二是诸多运动员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偶像）带来的传播效果。自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来，中国滑雪竞技选手谷爱凌斩获三枚金牌，收获了极高的国民度，先后为京东、美的、瑞幸咖啡等近30个品牌代言；日本花滑运动员羽生结弦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身穿融入了民族元素的考斯滕演绎作品《阴阳师》，因其精彩的舞台表现、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与中国彼时流行的手游（流行文化）的高度契合而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其百度搜索指数一度超过190 000。尽管中国的花滑市场在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但“非遗”符号在服装设计方面的应用充满了无限可能，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材料的蓝印花布应用前景广泛［11］。

周庄古镇位于江苏苏州，是世界文化遗产预选地，也是中国民间艺术（水乡民俗）的典型展示、传播载体。作为水乡文化风貌特色景区和当地民俗产业的重要生态集群，周庄古镇有机结合文化创意、场景生态以及媒体传播这三个要素，一方面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活化古建筑遗存，改造传统的建筑群并植入适合当下生活的新业态，如将沈体兰故居重新设计成“建筑可阅读，厅堂可叙事，展品可品赏”的文化沙龙“麦伦书院”，并将当地特色文创如“昆山有礼”穿插其间，为其特有的文化产品提供具有传统意味的与当代文化相结合的体验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兼容当地依水而居的民俗生活及慕名而来的游人体验，蓝印花布作为当地民间传统特色材料，被泛舟的居民广泛镶嵌在衣着、船身的装饰以及船篷的设计上，与特色古建及当地生活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为蓝印花布的传播提供了充沛且丰富的文化场景及联想空间，深化了其作为符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为其提供了更宽泛直接、可解读的符号语境［12］。

要扩大蓝印花布的受众基础和影响力，凭借明星的力量及旅游场景打造等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将其融入更广泛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中，考斯滕和周庄古镇的案例为其提供了基于媒体传播及语境传播的可行的发展方向，为其探索当代语境的发展动向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照。

4 结语

本文以蓝印花布工艺为例，通过文化符号理论及对比分析，讨论了以南通蓝印花布工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及创新策略，并讨论了文化遗产作为“符号”及作为“场景”两种传播模式的可行性。在传统文化产品宣传方面，文化价值的注入对“非遗”产品的继承和传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化场景的营造形成内容、产品、场景到受众的良性传播模式，可以规避一些紧迫的技术需求，更直观地提供蓝印花布作为文化产品的感知与消费语境，但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无法高效传播。尽管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得到了广泛关注与支持，但蓝印花布工艺的继承一方面仍需传承人不断革新设计和工艺，另一方面则需要与更多的领域和产业合作，为蓝印花布提供富有文化意蕴的发展环境。本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的讨论，旨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明可行的、有前瞻性的传播方向。在未来的研究中，希望可以通过跨学科探索及深入研究文化遗产的价值，使这些丰富精妙的民族瑰宝在新的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参考文献：

［1］ 毛雨晨.“蓝”忘花布，“印”象南通［J］.早期教育，2021（16）：53-57.

［2］ 托米斯拉夫·萨拉.博物馆的概念与性质［J］.国际博物馆，2009（4）：45-49.

［3］ 袁霞.浅谈蓝印花布的传承与创新［J］.科技资讯，2018，16（20）：85-86.

［4］ 刘月蕊，鲍小龙.蓝印花布发展现状分析及其创新设计研究［J］.丝绸，2012（1）：49.

［5］ 安·斯维德勒.行动中的文化：符号与策略［J］.美国社会学评论，1986（4）：273-286.

［6］ 理查德森.在市场上与在广场上：西班牙美洲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建构［J］.美国民族学家，1982，9（2）：421-436.

［7］ 安·达勒瓦.艺术史的方法与理论［M］.伦敦：劳伦斯·金出版社，2005：34-40.

［8］ 乌德丘柯午.文化符号在当代非洲社会中的意义和使用：伊博符号作为范式［J］.非洲研究杂志，2019：110-116.

［9］ 康澄.文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J］.当代外国文学，2005（4）：45-53.

［10］ 罗方雅.技术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J］.四川戏剧，2015（2）：125-128.

［11］ 张蕊，王瑾.北京2022年冬奥会文化符号设计与传播价值研究［J］.包装工程，2022（10）：43.

［12］ 郭文，王丽，黄震方.旅游空间生产及社区居民体验研究：江南水乡周庄古镇案例［J］.旅游学刊，2012（4）：11.

作者简介：刘泳祺（1999—），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