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融合视角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与创新策略研究

摘要：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共同汇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思南土家族花灯戏起源于唐宋时期的“元宵灯会”活动，后在明清时期得到较快发展，至今仍活跃于各类艺术舞台与百姓日常生活。思南土家花灯作为贵州东路花灯的代表，其基于土家族戏曲文化，融合傩唐戏、湘剧、辰河戏等多种表演形式，汲取中原文化、巴楚文化的精髓，具备深厚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在2005年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当前许多优秀民族“非遗”难以契合时代需求，面临失传险境与发展困境。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文化振兴被列为乡村“五大振兴”内容之一，在国家层面受到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切实推进优秀民族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加大文物、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在政策的推动下，许多“沉睡已久”的“非遗”重获新生，地方政府纷纷打造“非遗”品牌，为地方经济开辟新的增长极与动力源。基于此，文章以思南土家花灯为例，分析其具备的文化艺术价值，聚焦其面临的发展困境，并从文旅融合的视角出发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策略，以期为“非遗”发展传承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文旅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6-00-0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大众娱乐生活的多元化，包括思南花灯戏在内的诸多“非遗”受到巨大冲击，难以契合时代需求，面临发展困境。近年来，以文旅融合发展为基础、以新媒体传播为手段的“非遗”创新发展思路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有效路径。

1 思南土家花灯戏的艺术特征与社会功能

1.1 思南土家花灯戏的艺术特征

1.1.1 歌词特征

思南花灯戏的歌词多为七句词，句式丰富、韵律灵活，重视情感抒发，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在内容广度上，花灯戏词涵盖天文、地理、历史、生产、婚丧嫁娶等展现人与自然的内容，堪称土家人的生活“百科全书”。例如，有关爱情题材，著名的《思南姑娘大脚板》中“花花轿子四角尖，我的妹妹坐里面”的唱词就运用通俗生动的方言描绘了一幅土家嫁娶场景。除了题材广泛之外，思南土家花灯戏还具有趣味性。乡土化与口语化的聊白被大量运用在戏词创作中，产生了幽默诙谐的效果。例如，戏词“推开轿帘喂喂，吓一跳来闪喂喂噻，思南姑娘大脚板”充分体现了土家人幽默风趣与直爽的性格。

1.1.2 调式与曲式特征

在调式方面，思南土家花灯音乐主要是三音阶、四音阶，完整五声音阶运用较少。具体而言，以宫、商、徵调式为主，呈现“羽宫商”“徵羽宫”“徵宫商”“羽宫角”等组合，也有地域差异。在思南主城区，“羽宫角徵”四音阶运用较广，而周边沿河等地的花灯戏中则包含“羽宫商角”的四音阶和“宫商羽”的三音阶［1］。总的来说，土家花灯音乐通过独特的调式、欢快的旋律与强烈的律动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特征与地方特色。

在曲式方面，思南土家花灯可以划分为歌谣体与歌舞体。歌谣体以传统土家山歌为基础演变而来，以五字、七字、长短句为主要句式结构，主要采用“一上一下”和“两上两下”的曲体，也有一些变化曲体。例如，《进花园》和《小踩花》就是“一上一下”的二句体，而《妆梳调》则是“一上二下”的变化曲体。歌舞体是一种结合舞蹈的形式，曲式上灵活多变，通常采用加花、移调变奏的方法，并依据舞蹈需要而调整。《打金钗》《开财门》是歌舞体的代表作品。

1.2 思南花灯的社会功能

1.2.1 教化功能

任何艺术作品都会潜移默化地向受众传播一定的价值倾向。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思南处于大山深处，交通极为不便，信息闭塞，教育落后，群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具有群众基础、通俗易懂的花灯戏就成为当地群众了解历史、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在这个过程中，花灯戏也发挥了重要的教化功能。例如，《王大娘补缸》《巧英晒鞋》《南园采桑》等剧目向观众讲述了明清时期思南土家族特色农耕文化，《白号军》《劝清军》展现了清咸丰同治时期思南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农民起义中穷困大众敢于反抗、追求解放的无畏精神。

1.2.2 娱乐功能

除了教化作用以外，娱乐功能也是思南土家花灯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农村地区，大众传媒工具还未普及，花灯成为乡民在农耕闲暇之余重要的娱乐方式，为劳动一天后的他们扫去疲惫。在春节期间，花灯队会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为村民表演“拜年灯”，每到一处必会放爆竹迎接，在院坝、堂屋为主人家表演三个曲目后才赶往下一家。在城市地区，借助广场舞的风潮，各个街道社区兴起了花灯健身操，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健身娱乐方式。

2 思南土家花灯发展现状

2.1 传承窘境：年龄结构断层

当下，土家花灯戏传承人尚未建立合理的年龄梯次结构，老年化现象严重。据研究人员对思南7个乡镇的田野调查数据，当前花灯队队长（即传承人）的平均年龄为73岁，最大的87岁，最小的也有70岁。

花灯队老年化现象严重可能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原因。其一，传统传承方式不利于人才培养。包括思南花灯在内的许多“非遗”都坚持以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为主的口传心授传承模式，未形成固定的教学体系，缺少权威系统的学习教材，这种方式难以实现人才的规模化培养和花灯艺术的社会传播。其二，农村空心化导致后继人才匮乏。在部分贵州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留守在本地的大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年群体，由此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空心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思南土家花灯传承缺乏人口基础，极少有年轻人愿意拒绝大城市的高薪与各种诱惑而留在本地学习花灯、从事花灯表演行业。

2.2 市场困境：大众需求萎缩

当前，思南花灯面临黏性受众流失、受众群体窄化、市场占有率萎缩的市场困境。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西方艺术形式的冲击与娱乐方式的多元化造成思南花灯等“非遗”式微。网络时代，各种艺术形式与娱乐资源汇聚在“云端”，受众进行艺术享受与娱乐消遣的渠道方式呈现出高度可选择性，大量年轻受众被流行音乐、电影等西方艺术形式吸引，热衷于嘻哈、摇滚等新兴艺术，这就导致思南花灯戏等“非遗”的受众市场愈加萎缩窄化，仅局限在老年群体中。同时，演出机会减少，花灯演员的收入下降，不能依靠花灯表演维持生计，难以吸引年轻人投入花灯表演行业。例如，当下热播的《中国有嘻哈》音乐综艺节目受到大量年轻观众的追捧，而央视打造的《非遗里的中国》则市场反响平淡。

其二，随着电脑、手机等各种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人们拥有更多获得精神满足的途径。例如，春节期间，在电视、手机还未普及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请花灯队表演一两首曲目，俗称“拜年灯”。然而，当前看春节晚会、抢红包等活动替代了看“花灯表演”，成为过年期间主要的娱乐方式。

2.3 创新逆境：形式内容老旧

新媒体时代，各种流行元素充斥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中，古老厚重的“非遗”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对于思南花灯，其内容形式、传播载体等未能与时俱进与自我革新，故难以契合时代要求与受众需求。内容上，花灯剧目还是以传统经典剧目为主，缺乏代表性的新剧目，没有结合时代背景、社会形势进行内容创新，难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容易让受众产生审美疲劳。在表现形式上，思南花灯还是遵循传统的动作章法，遵照坐堂灯和跑堂灯的表演形式，采用锣鼓丝弦乐器配乐，选用扇帕作为表演道具。

首先，老龄化传承队伍缺乏创新活力。受传统观念与思维惯性的影响，年龄较大的传承人更重守正而忽略了创新。其次，在受众流失窄化的困境下，花灯艺人难以依靠表演收入维持生计，大多数人以其他行业为主业，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力进行艺术的钻研与革新。最后，当地政府在“非遗”保护工作上往往遵循保护为主的工作思路，更多强调“非遗”的厚重历史价值，而忽略了“非遗”在新时期的内容创新。

3 文旅融合视角下思南土家花灯的保护性发展策略

3.1 文旅融合赋能“非遗”发展

“非遗”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新业态下“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路径。在过去，“非遗”传承往往局限于内部的静态保护，未与其他产业融合，呈现出动力不足的疲态。如今，以“非遗”资源赋能文化旅游产业，以文旅收入助推“非遗”融合发展已经成为“非遗”传承的新思路，将“非遗”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提升文旅产品的质量与经济附加值，有利于将文化变现为“真金白银”，助力当地经济发展［2］。

具体来说，思南土家花灯的文旅融合可以从宏观、微观层面着手。在宏观层面，要以土家花灯等“非遗”为基础培育特色旅游品牌。目前，旅游业态从过去的“观光式旅游”转变为“体验式旅游”，游客更注重精神享受与文化体验。因此，思南县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充分挖掘土家花灯戏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打造独具思南特色的花灯文旅项目，发展地方特色旅游产业。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首先可以举办“花灯艺术节”“花灯健美操比赛”等大型文旅活动，将其打造为代表性品牌活动，营造全民跳花灯的社会氛围，以地方民俗吸引外来游客。其次，借助景区平台推广花灯戏。2022年，铜仁市4A级景区中南门古城在经过保护性维修后正式向社会开放，应当借助古城人气，在古城定期举办花灯艺术表演，一方面通过可通过花灯表演展现民俗文化，为古城吸引更多游客；另一方面古城也能为花灯表演提供更多舞台、机会。

3.2 全媒体矩阵助推“非遗”全方位传播

思南县政府部门应当借助当下新媒体平台，搭建传播矩阵，运用各种媒体形式，实现花灯艺术的全方位“线上+线下”传播。

第一，当地政府部门应当入驻微信视频号、抖音等当下拥有海量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积极运营相关账号，借助平台流量实现花灯艺术的最大化传播。例如，思南县政府的微信公众号“明珠思南”、花灯之乡许家坝镇的公众号都有花灯艺术专题介绍，并有大量花灯活动的报道。此外，公众号还融合了“非遗”传播与文旅服务功能，推出“文化咨询”“活动线上直播”等功能。

第二，媒体技术的变革赋予了用户更多的传播权利，开辟了UGC传播时代。当地政府应当借助UGC生产效能，激发用户活力，实现“非遗”的个性化、多节点、平民化传播。当地政府可以举办相关的有奖创作活动，激励当地群众在抖音等媒体平台创作、转发思南花灯艺术相关视频，并对传播效果较好的创作者给予一定的奖励，从而借助平民化传播力量，展开多节点传播。

第三，可以运用当下流行的媒体技术与媒体形式，实现“非遗”多样化、沉浸式传播。例如，可以利用VR、AR等全息技术对思南花灯表演进行360度全景式再现，构建“非遗”VR体验空间，实现“非遗”艺术从“修复式还原”到“创造式还原”的革新，为网络用户提供临场化、沉浸式、视觉、听觉多感官体验，实现“非遗”的良好传播［3］。

3.3 政策法规绘就文化振興与“非遗”传承融合发展

当前，国家正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除了要实现经济振兴之外，更需要促进文化振兴。部门相关部门应该抓住文化振兴潮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发挥集中效能，用“非遗”给乡村发展注入活力，让乡村发展反哺“非遗”传承［4］。

首先，应积极出台地方法规与规章，为“非遗”传承提供法律支撑与政策指引。目前，许多“非遗”条例弹性较大、内容空泛，缺乏具体的措施要求与实际的资金支持，使得“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难以落到实处。因此，地方部门应通过细化相关规定，同时调配各方资源，将“非遗”融合在文旅产业发展中，既要针对单个“非遗”项目量身定制产品，又要对区划范围内的各种“非遗”项目进行全盘谋划、协调发展。

其次，在东西部协作发展的背景下，思南县政府可以利用与东莞结成对口帮扶城市的政策契机，将本土“非遗”推广至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例如，思南县与东莞茶山镇协作，在“非遗”展示活动暨茶园游会上展示了包括土家花灯在内的思南县的多项“非遗”，为当地市民带去了精彩的“非遗”盛宴。

4 结语

进入新时期，要想突破“非遗”在市场、传承、内容方面的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就应当切实承担主体责任，以文旅产业融合为基础，从传播渠道创新及政策细化落地着手，为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和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发展动能。

参考文献：

［1］ 邬小中.黔东北土家族花灯戏旋律、灯词、表演艺术特点初探［J］.四川戏剧，2008（1）：110-111.

［2］ 杨耀源.文旅融合背景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J］.社会科学家，2021（4）：64-69.

［3］ 张洋.文旅融合时代非遗文化传播的创新策略：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为例［J］.东南传播，2021（6）：84-86.

［4］ 左倩.文旅融合赋能非遗传承［J］.人民论坛，2020（19）：138-139.

作者简介：杨未名（1999—），男，贵州思南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