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面向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政策研究

孙嘉怡 刘淑华

摘   要：日本与东盟开展高等教育合作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与学术动因。具体包括：“印太构想”框架下谋求与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亟需开发外国人力资本，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全球影响力。在合作路径方面，互派留学生、建设双边高校合作网络、制定教育援助“草根计划”、推广日语教育与日本文化是主要方式。日本与东盟开展高等教育合作的过程中注重知日友日人才培养，力图通过软实力建设增强政治影响力与辐射力；合作对象聚焦双方核心大学，以实现高等教育强强联合与优势互补；合作领域关注高等工程教育，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合作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搭建产学官科教创新链；充分考虑东盟各国现实诉求，制定差别化双边教育合作战略。

关键词：东盟；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3.07.06

在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具有战略性与全局性。日本曾在“二战”期间以侵略者姿态席卷东南亚地区，但在战后通过战争赔款与贸易投资的方式与东南亚国家化干戈为玉帛，于1973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为独立于政府官方外交活动的“二轨外交”，高等教育合作一直是日本政府拓展教育辐射力、发展国际关系的有力工具。文部科学省曾公开表示，国际合作是新时代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存在方式。[1]几十年来，日本政府以互派留学生、搭建学术网络、开展教育援助、推广日语教育与日本文化等形式与东盟国家进行高等教育合作。近年来伴随东南亚国家一体化进程加速与地缘政治价值显露，东盟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我国也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化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在此背景下，以与我国文化传统类似、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接近的日本为研究对象，探析其与东盟开展高等教育合作的动因、路径与特点，对加强我国与东盟双边教育交流、建设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启发。

一、合作动因

（一）政治动因：“印太构想”框架下谋求与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从政治动因上讲，日本选择与东盟开展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是为了扭转“二战”后一落千丈的国际形象，在国际舞台谋求更多政治话语权。

“二战”期间，日本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打着“构建东亚新秩序”的旗号，将侵略的铁蹄遍布整个东南亚地区，并对东南亚各国实行日本化殖民统治。战后，日本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受侵略者与战败国形象掣肘，在政治方面一直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接纳。为解除敌对关系，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与东南亚国家签订战争赔偿协定，并以劳务和产品赔偿方式进入东南亚市场。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与福田主义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日本与东盟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日东关系也由隐形压制向平等互惠方向发展。

岛国天然的忧患意识与勃勃野心使日本不安于现状，梦想成为主导国际事务的“政治大国”。2006年前，日本外相麻生太郎首次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概念，开启日本“价值观外交”时代。2016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此基础上发布“自由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正式将“印太”概念提升至战略高度。作为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枢纽，东盟国家成为日本合作的重点对象。

但是，伴随日本经济发展停滞，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份额下降，加之日本自身的多面性导致对东盟许多政治诉求与地区主义战略采取保守消极态度，消耗了东盟国家对日本的信任[2]。不仅如此，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的区域合作，并于2021年宣布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大洋彼岸的拜登政府也出台执政以来首份印太战略，企图将东盟作为制衡中国崛起的据点。在印太地区博弈日渐白热化的背景下，日本不甘落后，首相岸田文雄宣称要将日东关系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一直被日本政府寄予政治期望。教育外交常能以柔性灵活的方式对政府间官方外交进行有效补充。日本文部科学省多次在政策文本中强调要通过日语教育推广、大学联盟建设、学术网络构建等方式向世界输送日本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量培养“知日派”人才，以实现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目标。

（二）经济动因：老龄化社會背景下亟需开发外国人力资本

从经济动因上讲，日本选择与东盟国家开展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是为了填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口，促进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为经济复兴注入活力。

日本出生人口数自20世纪70年代起长年呈下降趋势，80年代末综合生育率降至1.57[4]，尽管半世纪来日本政府试图通过生育奖励等措施提升全国生育率，但由于经济持续下行、保育设施欠缺、女性意识觉醒等各种因素，政策落地效果不佳。2021年日本出生人口总数仅为84万人，与2020年相比下降3.4%，65岁以上人口接近总人口数量的30%[5]，是名副其实的“超级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严重阻碍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劳动力缺口不断扩大。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2040年全国适龄劳动力人数将跌至6000万。[6]另一方面，消费市场持续萎缩。老龄化社会养老负担沉重，近年来日本老年人“孤独死”现象屡见不鲜。为能让自己在晚年老有所养，日本年轻人储蓄意识较强，购买力不足的“低欲望社会”使日本消费市场暮气沉沉，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刺激。

东盟国家坐拥丰富资源与廉价劳动力市场，被日本政府看作是缓解经济危机的一剂良药。首先，东盟国家是在日外籍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国。厚生劳动省调查发现，截至2022年10月，在日外籍劳动者超过182万人，其中越南籍劳动者高达46万，占总人数的1/4。[7]其次，东盟各国还是日本企业创建海外分公司的重点地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3年公布的“日本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企业海外分公司数量排名前十五的国家和地区中，东盟国家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泰国排名第二，越南居于第四。[8]为培养熟练掌握技术、了解日本工作制度的外籍员工，日本在东盟各国开办大批技术学院与技能培训中心，设立“外国人技术实习生”制度提供赴日学习机会，大力开发当地人力资源。

（三）学术动因：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全球影响力

从学术动因上讲，日本与东盟开展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是为了宣传日本教育制度优越性，增强高等教育吸引力与影响力，向世界推广日本高等教育办学模式。

日本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发展停滞与中国、新加坡等国家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日本“亚洲高等教育第一大国”的位置岌岌可危。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分列第11与第12位，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携手共进二十强，而日本排名最高的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仅位于第23与第33位。[9]不仅如此，2022年日本共有8所高校入围QS前200名，与2015年相比减少了2所，大学排名整体呈下降趋势。诚然，学界对世界大学排名质疑不断，建议各高校勿将其奉为圭臬，但在留学生教育与跨国校际合作方面，世界排名依然具有一定参考性与指引性。日本大学在世界排名现状不可避免地在招收外国留学生、发表国际合著论文与参与国际智力合作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为培养大学国际观，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2009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公布首批“全球30计划”大学名单，承诺将连续五年为13所入围大学提供2亿～ 4亿日元的专项经费，用于高校开设英语授课学位课程、招聘外籍教师、开办留学生博览会、设置海外大学办公室等。[10]2014年“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Japan）正式启动，参与计划的13所“顶级型”大学与24所“全球牵引型”大学以跻身世界百强名校为方向，提出“打造世界一流课程体系”与“提高教务管理国际化水平”的子目标。[11]在推动高校国际化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尤为重视提升高等教育辐射力，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曾明确表示，要在与东盟国家的教育合作中发挥日本教育制度的突出优势，促进日本教育观念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推广。[12]

二、合作路径

在合作路径方面，日本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涉及政府、高校、企业、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范围广且内容针对性强，具体包括接收与派遣留学生、搭建双边高校合作网络、提供教育援助、增强语言文化传播等。

（一）招收东盟国家留学生

招收东盟国家留学生是日东高等教育合作战略的关键一环。2013年文部科学省首次公布留学生招生九大重点地区，其中东南亚地区位居榜首。[13]“接收30万留学生计划”通过加强宣传力度、简化入境程序、完善留学环境、建立就业机制等措施吸引大批东盟国家学生赴日留学。2021年东盟在日留学生人数达到5.4万人，占在日外国留学生总数的26.6%。[14]

近年来日本留学生市场呈现出由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通过比较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发布的统计数据可知，自2008年“接收30万留学生计划”推行以来，中国在日留学生比率由58.8%下降至44.9%，而越南留学生比率由2.3%上涨至16.2%。2022年越南向日本输送留学生共计3.8万人[15]，超过韩国一举成为在日外国留学生第二大生源国。除越南外，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留学生人数也呈增长态势。

在奖学金方面，与其他国家留学生相比，东盟国家获得文部科学省奖学金的学生比重较大。文部科学省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赴日本的公费留学生分别占四国赴日留学生总数的20.3%、14.3%、11.7%、8.9%，而中韩两国赴日本的公费留学生仅占两国赴日留学生总数的0.7%和3.6%。[16]

（二）派遣留学生赴东盟国家交流

受双方经济实力与高等教育水平差距的影响，与接收东盟国家留学生相比，日本赴东盟的留学生数量较少，学生流动呈现极不对称的特点，且这种不对称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进一步扩大。从总体上看，2018年日本赴东盟国家留学生总数为2.1万人，而2020年仅为84人，降幅高达99.6%。[17]从单一国别上看，2018年日本学生出国留学十大目的地排名中，泰国与菲律宾分列第8名和第9名，两国招收日本学生人数占日本留学生总数的4.8%和3.9%[18]；然而，2021年日本学生出国留学十大目的国排行榜中，东盟国家无一入围。

名古屋大学学者指出，当前日本学生赴东盟留学的类型可分为“访问体验型”“升级型”“折中型”三种。“访问体验型”以从未有过海外学习经历的学生为主，通过在东盟国家的短期留学提升语言水平，感受文化氛围。“升级型”留学生本就有赴欧美长期留学的计划，选择东盟只是为了积累更多海外学习经验用于学校申请。“折衷型”的主体是有留学意愿但受制于经济困难与语言障碍的学生，赴东盟留学是他们在无法实现理想留学计划后的妥协让步。[19]在留学类型方面，以非学历生为主，不满一个月的短期留学成为超过80%日本赴东盟国家留学生的首选。[20]于日本学生而言，比起攻读学位的最终留学地，英语普及、成本低廉的东盟国家更像是赴欧美留学的“跳板”。

（三）搭建双边高校合作网络

搭建双边高校合作网络是日本对外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日本政府强调要大力推进同世界高校的双边网络建设，以提升本土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培养国际通用型人才。“大学的世界展开力强化事业”是由文部科学省发起、日本学术振兴会执行的大学跨境合作计划，以高校申请、政府审批的方式开展校际合作交流项目。在合作国家与地区方面，2016年以前以亞洲国家为主，2017年将版图拓展至俄罗斯，2018年以后着力关注欧美国家高等院校。项目在事前、中期、事后均接受严格审查，并在最终评价中依据项目完成情况由高到低分为S、A、B、C、D五个等级，其中B级评分以上代表按计划完成目标。[21]

2016年是“大学的世界展开力强化事业”与东盟合作的巅峰之年。共有10所日本大学成功申请8个合作项目，涉及东盟8国20余所高校。从结果上看，8个项目均在事后评价中取得B级以上的评分，其中S级项目1个，A级项目5个（见表1）。

日东“大学的世界展开力强化事业”项目选题颇具创新意识，符合东盟国家的共同关切。内容涵盖和平、气候、经济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议题与知日派人才、理工科人才、全球化人才培养等双边教育热点问题。取得S评级的“气候变化下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集合日本京都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等亚洲顶尖研究型高校，通过留学生派遣、海外企业体验、冬校交流等方式，共同探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问题。该项目共互派留学生176名[22]，为解决区域气候问题拓宽国际视野。

（四）制定教育援助“草根計划”

日本常年通过制定教育开发计划为东盟国家提供教育援助，“草根计划”便是其中代表。“草根计划”是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主持，日本大学、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共同参与的国际教育援助计划，旨在发动民间力量针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开展无偿援助。日本面向东盟国家的“草根计划”惠及职业教育、留学生教育等领域，二十年来不断为东盟国家教育发展作出贡献。

“草根计划”结合时代发展潮流与东盟国家实际情况精准设计援助内容。2016年越南政府与“草根计划”合作发布“河内信息技术（IT）人才培养环境建设事业”，提出培养10名互联网教育指导者与80名IT技术能力者的目标。[23]该项目共投资6000万日元，于2017年完成，共开发数十门课程与教材，培养超过百余名IT行业技术者，建立起完整IT教育体系。2022年“草根计划”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合作推出“农业技能实习生归国就业与创业促进项目”，以赴日留学归来的印度尼西亚农业实习生为对象，帮助其利用在日获取的资金与经验进行创业，从而实现人才回流，推动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参与项目的技能实习生将进入农业训练中心接受专业人员培训，所学内容包括创业计划制定、农业环境分析、运营管理学等。该计划预计投入8000万日元[24]，国际协力机构将对项目进行全程评估，在促进产学合作的同时为日本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五）推广日语教育与日本文化

语言与文化推广是日本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与东盟开展高等教育合作的隐性目标。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法》（国際交流基金法）第一条强调，日语与日本文化推广有助于增进各国对日本的了解，能够有效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从而实现国际理解与国际友好。[25]

为在东盟国家广泛传播日语与日本文化，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培养并派遣青年日语教师与专家型日语教师，开发与制作日语教材和教学用具，设立海外日语教师与当地日语教师补助金制度，在东盟伙伴高校中开设日语教学课程与日本文化课程，依托东盟各国日本领事馆开展日语讲座，利用流媒体技术提供在线日语学习课程，定期进行海外日语教育情况调查，联合亚洲国际文化交流协会（AICEA）举办日东文化交流活动，开办“日东友好合作50周年知识分子会议”等。

通过以上政策的实施，日本在东盟国家的语言与文化推广取得显著成效。东盟国家日语学习者人数大幅提升，成为全球日语学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交流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东盟国家日语学习者人数共计44万，仅占日语学习者总数的14.8%[26]；2021年这一数据增长至118万，占日语学习者总数的31.2%[27]，东南亚成为全球日语学习者第二大地区。从具体国别来看，马来西亚是东盟日语教育第一大国，全国共有71万日语学习者、6600余名日语教师和近3000所日语教育机构。[28]此外，东盟国家的日语教育呈现年轻化、官方化的特点。2021年东盟国家日语学习者中72.1%为中等教育阶段学习者，84%的学习者在校内进行日语学习。[29]

三、合作特点

日本与东盟开展高等教育合作有效提升了东盟各国对日本的信任度与好感度，切实增强了日本高等教育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与辐射力。总结日本面向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政策特点，有助于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战略决策与路径选择提供借鉴。

（一）注重东盟国家知日友日人才培养

在合作目标方面，日本高等教育合作计划的制定一直与“知日派”人才培养战略息息相关。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将亲日派、知日派的养成作为提升日本全球传播力的三大支柱之一。[30]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战略中，日本政府明确提出要强化对有志成为未来领导者与优秀行政官的东南亚留学生的知日教育，在东盟各国实现知日、亲日人员的世代交替。[31]

作为国家精英阶层的预备力量，东盟高校学生是“知日派”人才培养的首要选择。在留学生教育过程中，日本政府尤为注重留学生的日语学习与文化体验。文部科学省规定外国留学生须持有日语能力考试N2等级及以上的语言成绩，经过法务省审核后方可进入大学。[32]东京外国语大学在与缅甸、老挝、柬埔寨高校合作举办的短期留学项目中，开展了丰田车间实习、小学志愿者服务、国际交流协会参观等一系列活动。[33]此外，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以培养民主政治领导人与政策专家为目的，针对东盟国家留学生开发“日本理解”课程。授课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开发与科学技术领域[34]，帮助留学生了解日本发展经验，培养日本社会认同感。

日本政府还通过组织高级干部研修活动在东盟培养知日亲日人才。2015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共同开展“国家领导人候选者研修”项目，22名参与人员中不乏高级官员，包括6名副部级干部和若干名正厅级干部。研修为期10日，越方代表表示将在归国后进一步思考如何将日本经验应用于国内制度建设。[35]

日本在东盟实施的知日友日人才培养战略成效显著。2022年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对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93%的东盟国家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国家同日本关系友好[36]，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一。

（二）依托核心大学实现高等教育优势互补

在合作对象方面，无论是搭建双边高校合作网络还是开设跨境高等教育机构，日东双方都专注于本土核心大学，以期实现双边高等教育强强联合与优势互补。

从日本高校的角度出发，此举有助于一流高校的国际化与特色化建设。《面向2040年高等教育发展蓝图》曾指出，日本顶尖国立大学要提升特色意识与优势意识，增强海外影响力与辐射力。[37]将入围“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的高校作为开展高等教育合作的主力军有助于向世界展示日本大学的科研优势与技术优势，从而推广其办学模式与培养模式，扭转日本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颓势。

从东盟高校的角度出发，与日本顶尖高校的合作能够汲取办学经验，增加学术研究成果，从而带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纵观当前世界大学排名，东盟高校中尽管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马来亚大学等佼佼者，但整体排名不具优势，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且东盟国家学术资源高度集中，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不均衡的特点。在此背景下，推选核心大学参与国际教育合作可谓改善高等教育不利处境的明智之举。通过与日本顶级学府的合作，东盟核心高校在提升办学水平与研究能力的同时，有机会向发达国家彰显本土高等教育特色与优势，在全球化与国际化时代谋求更多发展空间和共赢机会。

（三）聚焦高等教育科技创新领域合作

在合作领域方面，科技创新领域是日东高等教育合作的重心，也是两国政府最为关切的部分。自“东盟工程学高等教育合作网络”项目启动以来，日本政府累计投资81亿日元，14所日本大学参与其中。[38]该项目共发表学术论文114篇，培养工程技术专业的硕博研究生750余名。[39]日本政府还依托该项目与泰国、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家签署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计划，力图打造日本—东盟科技创新高地。

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对日东双方而言无疑是双赢选择。对东盟各国而言，近年来以能源出口和产品加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东南亚经济日益萎缩，亟需通过产业转型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目前东盟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难以支撑高端产业人才的培养，需要通过与日本合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开拓劳动力就业市场。以泰国为例，“日泰产业人才培养合作倡议”发布三年内，共培养出4万余位工程技术人才[40]，极大填补了泰国应用工程师与创新工程师的缺口。

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与东盟的科技合作能够为国内“超智能社会”建设提供机遇。日本政府于2016年正式提出“超智能社会——Society5.0”概念，《人工智能（AI）战略2019》制定了每年培养2000位高级AI人才与25万应用型AI人才的发展计划。[41]但是，由于其国内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有限，人工智能战略实施缺少实验田。高等工程教育合作将东盟的地缘优势、人口优势与日本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有机结合，让东盟国家成为日本培养应用型人才、实验最新技术的“AI后花园”。

（四）鼓励产学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在合作机制方面，日本在与东盟国家开展高等教育合作过程中鼓励各界主体共同参与，切实提升合作成果转化效率。

产学官模式在日东高等教育合作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建立了政府主导、高校企业深度融合的科教创新链。以日本与东盟大学网络合作为例，首先，该项目是日本政府“为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高质量增长的经济外交与地方创生作贡献”方针的重要一环，作为政府开发计划受到官方资金与技术支持。其次，该项目关注到东盟国家大学对高校排名的追求，将培养高级学位者（包括硕博研究生）、发表国际合著论文、开设国际会议与接收留学生作为战略目标，协同日本高校共同推进项目落实。最后，该项目制定“产业界共同研究”子计划，与东盟企业开展47个合作课题，并将合作企业与社区数量、参与教师与学生数量作为评价指标，为研究成果商品化、地区适用化与产值提升服务。此外，国际协力机构作为串联三大主体的纽带，通过发布评估报告的形式监督各主体有序参与合作，实现兼顾各方利益的最優决策。

（五）制定差异化双边教育合作战略

在战略制定方面，日本在与东盟各成员国的高等教育合作中，依据不同国家社会经济实际情况与高等教育发展诉求制定差异化合作战略，以实现双边利益最大化。

针对高等教育基础较好的东盟国家，日本政府选择以搭建学术网络、开办跨境高等教育机构等方式发展双边高校伙伴关系，共同进行创新研发。例如，日本大阪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研发高速芯片，日本九州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研制纳米卫星；日本筑波大学在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开设首个海外分校，日本丰桥工业大学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签署研究与合作协议；日本名古屋大学与越南国立大学缔结学分互认协定，互相派遣留学生等。

针对高等教育基础薄弱的东盟国家，日本政府主要采取教育援助的方式为其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援助计划的侧重点也因国而异，充分考量东盟各国的产业结构与教育需求。例如，与柬埔寨政府合作开发教师教育大学建设项目；与泰国政府合作开发国家数据中心能力强化与活用项目；与缅甸政府合作开发工程学教育产学官合作强化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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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olicy Towards ASEAN

SUN Jiayi   LIU Shuhua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Japans of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with ASEAN is promoted by deep political， economic， and academic motivations. These include the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ASEA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o-Pacific Vision， the need to develop foreign human capital in the context of an aging society， and to further expand the global reach of higher education. Approaches to education include the exchange of foreign stud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bilateral university cooperation networks，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ammes for educational assista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ASEAN，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cultivating talents who know Japan and are friendly to Japan， with the aim of enhancing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radiation through the building of soft power; the main cooperators are the core universities of both sides， as a way of realizing the strong alliance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area of cooperation focuses on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to create a highla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encourages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o build an innovation chain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and full consideration are given to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ASEAN countries and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bilater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ASEAN; Japa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編辑 王亭亭   校对 朱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