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与中国式现代化

李忠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延安13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13年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抗战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而且进行局部执政的尝试，孕育了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始路径和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延安13年所起的就是这样一种试验区的作用，预示和启迪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赋予了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许多智慧和力量。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中逐步孕育，在延安时期已展露出初始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系统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1945年党的七大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样一个目标，党的七大制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发展方向和政策基础。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國，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但工业化必须由城市来领衔。所以，党的七大明确提出了“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的问题。要求 “把重心转到城市去”，“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作大会的结论时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有许多工业设备，有大工厂，大城市，如果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不能解决，对于大城市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一定要灭亡的。毛泽东同志把转变问题和掌握工业问题提到如此高度，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明确使用了“工业化”的概念。1944年5月，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党的七大明确地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党的七大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

在延安时期就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也是很有预见性的，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中国式工业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必须首先抓好经济建设，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延安13年，总体上处于一种战时状态，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准备和从事武装斗争。但在这同时，党也以根据地和解放区为基点，以适合当时需要和可能的形式，努力推进经济和民生的建设。这些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思想和政策基础。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指出，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展国民经济。

1937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4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是“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状况”。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随后，整个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1940年12月，王震率八路军第120师 359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支持了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一批做经济工作的干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改善民生。特别是把减租减息作为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把发展统一战线与解决农民问题结合起来。减租减息政策获得各阶层群众的拥护，团结了人民，发展了经济，支持了敌后的抗战。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现代经济的思考。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斯坦因时指出，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成为完全民主的社会。1945年，党的七大全面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要求在解放区做好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通过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物质基础。到1947年2月，全解放区已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有力地巩固了解放区，增强了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

战时状态下的这些经济和民生建设，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和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些思路和政策，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其中，发展巩固的物质基础，着力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兼顾各方利益调动生产积极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日益扩大的工业生产，搞活商业流通，减轻人民负担，保障正当的私人财产，实行耕者有其田，学会做经济工作，等等，都与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厚植现代化物质基础、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要求相契合，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经过长期实践和丰富完善后，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要求和特点，在延安13年的根据地建设中，也初步显露了出来。

延安13年，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开辟了一系列新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新型的民主政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局部执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更加全面和稳定的局部执政，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统一起来，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努力把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区域。

各抗日根据地在执政、建设过程中，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加强了社会各方面的建设。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事业，十分注重民族工作。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通过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实验区、全国抗日民主建设的模范，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很多进步人士、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关注和好评。

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历史样本。延安13年的局部执政，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区域的局部执政，并获得了更加全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独树一帜，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国性执政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延安13年，就是这种探索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也是1949年前最长、最重要、最成功的一环。它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現代特色，涂抹了最初的底色。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提出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是延安13年连同建党以来重要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的最重要特点和要求。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积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系统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情况，形成了丰富和宝贵的建党学说。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号召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将其称为“伟大的工程”。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会议还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广大共产党员提出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要求。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指出，党自抗战以来，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在艰巨的抗战任务面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为了提高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建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从1941年初开始，中央首先组织高级干部进行学习教育，清理思想；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党的机构，加强党的建设。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大幅度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944年5月21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同志组成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

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全会的召开和《决议》的通过，为中共七大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这次大会的历史性成就。党的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延安时期，通过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组织得到空前的大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也为夺取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和宏大队伍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政治经验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的运作机制和领导方式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群众路线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地位、作用和底气从何而来？归根结底，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锤炼和发展而来，其中非常突出的，也是从延安13年而来。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前进积累了雄厚的组织、思想、作风、方式的基础。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这些思想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其中就包括延安13年的实践。主要由于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如何向世界传达中国共产党的真实信息，改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成为一个很现实的课题。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之一，是积极通过接待外国记者，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争取世界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1936年7月16日，在陕北中央红军所在地保安村，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文名为马海德），接受了斯诺的现场采访。毛泽东向两位远道而来的美国人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问题。7月至10月间，毛泽东多次会见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这期间，斯诺和马海德还去了甘肃、宁夏，采访了红军高级将领，聆听了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故事。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伦敦出版。此书出版后，反响巨大，吸引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抗战期间，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作战地区采访，写出了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通讯报道。1937年3月，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白求恩、柯棣华、汉斯·希伯等外国医护人员和记者深入中国敌后战场，到最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和中国军民并肩战斗，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加强同英、美等国的合作，反对共同敌人。1937年3月，毛泽东同志通过与斯诺和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的谈话，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世界联盟的主张传递给了外部世界。

驻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南方局促成和安排了美国记者前往延安的破冰之旅。周恩来多次向美国政府转达希望“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的建议，促成了罗斯福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意美国派出美军观察组18人于1944年七八月间前往延安，长驻延安近3年之久。

毛泽东同志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1944年6月至8月间，毛泽东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不仅使记者和美军代表直接了解了中国共產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而且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

1944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和他进行了3天会谈，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但是，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拒绝了这一协定。

抗战期间，中共军队营救的美国飞行员有120多名，有的被护送到延安，足足走了1000多公里。毛泽东说过，美军是友军、是共同抗日的战友。美军也帮助过我军。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投降后的第10天早上，美军飞机运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和萧劲光等20名中共军事高级将领去前方，占领日军投降后的地盘。赫尔利还亲自坐飞机到延安接毛泽东，并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

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1945年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外交的重要开端，也为当代中国的大国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中共代表董必武（秘书陈家康、记者章汉夫）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议并发挥了作用。这是中共代表第一次作为正式成员出席重大国际会议。董必武还在美国参加或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广交外国朋友，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1945年6月26日上午，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代表团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毛笔在宪章上签字。董必武也在宪章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中国外交史和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当今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始的对外工作，不仅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空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和平发展的思想、胸怀、视野和风格，在延安13年的对外工作中已经开始显露和体现。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原则和思想，也开始在实践中施行。延安13年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延安13年的对外工作有不可忽视的渊源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物质的建设和力量，也需要精神的建设和力量。党的二十大的主题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努力“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延安13年，中国共产党形成和展示了优良的作风和精神。

延安13年，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集中起来主要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阐明了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伟大建党精神，也需要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与其他精神一起，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