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行旅
——20世纪前半叶西藏拉萨的尼瓦尔商人研究

马生福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062）

中国西藏地方与南亚地区交往历史悠久、关系密切，其中与尼泊尔①汉文史料中对不同时期的今尼泊尔境内区域曾有白木萨、尼波罗、尼八剌、泥婆罗、白布、㕩、廓尔喀、巴勒布等不同称谓。的友好交往尤为典型，可以溯源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中尼跨过喜马拉雅山脉发展了深厚的友谊，到清初时两国民间以物易物的通商往来已较为频繁。18 世纪后期，尼泊尔境内的廓尔喀部统一了尼泊尔，建立了沙阿王朝。强势崛起的廓尔喀人在统一尼泊尔的过程中，一度将扩张目标指向了毗邻的西藏。1788 年，沙阿王朝统治者以西藏地方征收的商税过重，出口的食盐掺土为借口向西藏发动了战争。1791 年，又以西藏地方拒不支付赔款为由再次入侵西藏。1792 年清朝中央政府派福康安率军驱敌，彻底击败廓尔喀入侵者，西藏自此得以保持了五十余年的和平。由于两次廓尔喀侵藏战争都与商贸相关，战后，清朝中央政府决定订立章程，制定法规，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尼泊尔商人进行限制管理，规定尼泊尔商人每年可以进藏3次[1]，使西藏地方和尼泊尔的交往得以规范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强盛一时的大清帝国日趋保守，对外采取限制和禁止交通与贸易的闭关锁国政策，而远在欧洲的大英帝国则借助工业革命的力量，开始向南亚次大陆扩张和渗透，以期寻求原材料基地和产品倾销市场。1757 年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妄图向印度周边国家和地区扩张渗透。1814 年英国以印度和尼泊尔的边界存在纠纷为由入侵尼泊尔。自1846 年起，拉纳家族在尼泊尔国内开始实施军事独裁统治，拉纳家族对内实行愚民政策、对外忠实听命于英国，导致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当英国发现尼泊尔同中国西藏之间的贸易有利可图后，便唆使尼泊尔侵犯西藏，妄图从中渔翁得利。1855 年尼泊尔受英国蓄意挑拨第三次出兵入侵西藏，此时清朝中央政府正忙于绞杀太平天国运动，无暇顾及西藏。于是尼泊尔在1856 年强迫西藏地方政府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西藏廓尔喀条约》。该条约规定：“西藏年付廓尔喀赎金一万卢比；廓尔喀商民西藏不抽商税、路税及其他项税捐；廓尔喀派高级官员一员，驻在拉萨；廓尔喀准在拉萨开设店铺，任便售卖珠宝、衣着、粮食及其他各种物品；拉萨辖区内廓尔喀商民如有争执，不容西藏官员审讯”[2]等等。该条约在中国西藏执行了近百年（1856-1956 年），根据该条约，尼泊尔在西藏派驻官员，尼泊尔商民在西藏开设店铺，不纳税收，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等，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此多重背景下，深受在藏特殊利益诱惑的尼泊尔商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西藏地区从事跨境贸易和商业活动，这些尼泊尔商人中又以擅长经商的尼瓦尔人为主。

尼瓦尔人是尼泊尔一个有着古老文化和悠久历史的世居民族，是尼泊尔灿烂文化和古代文明的创造者，目前约有130多万人口。尼瓦尔人多信佛教，也有人信仰印度教。受印度教的影响，尼瓦尔人接受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尼瓦尔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其经商和艺术才能闻名于世。尼瓦尔人的民族性很强，喜欢从事商业活动。本文利用相关资料，从历史时期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关系角度考察了20世纪前半叶从事西藏拉萨和尼泊尔跨境贸易的尼瓦尔商人群体，以及尼瓦尔商人对中尼文化经贸方面交流交往的影响。

一、尼瓦尔商人从尼泊尔、印度到中国西藏的跨境贸易路线

中尼自古就是友好邻邦，公元七世纪中叶，在中外交通史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即蕃尼古道，是联通长安（今西安）、拉萨、加德满都到印度的路线，这条路线的开辟可以追溯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同尼波罗国（古代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之间的联姻。这条路线一经贯通，便为中尼两国之间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关于历史上从尼泊尔到中国西藏的路线，国内已有相关学者进行了著述。霍巍分析了蕃尼古道上的考古发现[3]，熊文彬从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入手分析了蕃尼古道的历史作用[4]，张永攀根据清代史籍、19 世纪英文文献对清代西藏中部地区与域外交通路线及重要地名进行了考订，其中包括了“西藏-廓尔喀通道”[5]，张云著《吐蕃丝绸之路》、杨铭和李锋著《丝绸之路与吐蕃文明》均将中国西藏与尼泊尔的路线列入沟通古代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吐蕃丝绸之路。历史上，善于经商和手工业加工的尼瓦尔人作为尼泊尔社会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便沿着从尼泊尔和印度到西藏的跨境贸易路线往返于喜马拉雅山两侧，进行跨文化、跨族际的互动，使南亚地区同中国西藏乃至青海、四川、云南等地产生了经贸和文化诸方面的交流往来。

（一）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到中国西藏吉隆和聂拉木的传统贸易路线

唐宋时期，尼泊尔是吐蕃与南亚诸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元明以后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到清朝时，两者之间的通商往来已非常频繁。据民国时期学者陈观浔在《西藏志》中的记载，从尼泊尔到中国西藏的道路有四条：一是由加德满都至吉隆，一是由加德满都经郎卡格密至聂拉木，一是由叶楞城至绒辖，一是由鄂博出喀达至东南。[6]

这四条路线中，最重要也是尼瓦尔商人前期使用最频繁的是经聂拉木、吉隆路线。自清同治年间起，西藏地方政府开始在这两个地方设卡收税。20世纪前半叶，曾在拉萨经营名为哥惹夏（Ghorasyar）①哥惹夏Ghorasyar，藏语为གོཡོ་རི་ཤོརི，意为“东方的庭院”，原店址位于拉萨市八廓北街。商店的尼瓦尔商人卡鲁纳·拉特纳·图拉达哈（Karuna Ratna Tuladhar，1920-2008）列举了两条20世纪初他们曾经走过的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到吉隆和聂拉木的传统贸易路线：

1.加德满都（Kathmandu）-达马斯塔利村（Dharmasthali）-尼亚加马尼（Nyagamani）-拉尼帕瓦（Ranipauwa）-过塔迪河（the Tadi River）-努瓦科特（Nuwakot）-穿特里舒里河峡谷（Trishuli River gorge）-通泽（Dhunche）-拉苏瓦卡里（Rasuwa Gadhi）-吉隆（Kyirong）；[7]

2.加德满都（Kathmandu）-查巴希尔（Chabahil）-桑库（Sankhu）-拉加乔（Lagacho）-迈拉目齐镇（Melamchi）-纳瓦尔普尔（Nawalpur）-乔塔拉镇（Chautara）-塔托帕尼（Tatopani）-扬拉科特（Yanglakot）-坦甘姆村（Thagam）-吉尔普村（Jhirpu）-过波特科西河（the Bhote Koshi River）-科达里镇（Kodari）-樟木（Khasa）-聂拉木（Kuti）。[8]

尼瓦尔商人的货物由搬运工经上述路线从加德满都向北搬运到西藏吉隆或聂拉木，入境西藏后就换由驮畜运输至拉萨、日喀则、江孜、山南泽当等地，尤以拉萨为主。

（二）19 世纪末由英国开辟地从印度噶伦堡到西藏的新贸易路线

历史上，英国对中国的陶瓷、丝绸和茶叶的进口贸易十分依赖，中英两国之间形成了贸易逆差。英国占领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后，就开始觊觎中国西藏，妄图绕开清朝中央政府的海禁政策，经西藏地方推销英国工业品至中国内地，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为了获取暴利，彻底扳回在对华贸易中的颓势地位，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1840年英国主动挑起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由纯粹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英国意识到西藏不仅具有商业意义，而且还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西藏资源丰富，控制西藏就能够获得诸如硼砂等各种珍贵的工业原材料，西藏的优质羊毛也可以为英国的纺织业提供重要的原材料；西藏是中国西部边疆天然的地理屏障，控制西藏能够有效地遏制沙俄的南下侵略。于是英国悍然于1888年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尼泊尔一直垄断着与西藏的传统贸易路线，为了抵制尼泊尔对跨吉隆和聂拉木贸易路线的垄断，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后，软硬兼施逼迫清朝中央政府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 年）和《中英藏印续约》（1893 年）不平等条约，根据条约，中国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西藏攫取了在亚东自由通商等各种特权，开辟了从印度北部噶伦堡到西藏新的贸易路线。1903 年欲壑难填的英国人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又逼迫清朝中央政府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根据该条约，西藏增开江孜和噶大克商埠。经两次英国侵藏战争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印度噶伦堡-锡金-亚东-春丕-帕里-江孜的贸易路线，取代了传统的经加德满都到吉隆和聂拉木的贸易路线，加德满都作为西藏至印度贸易路线转口港的作用逐渐消退，尼泊尔失去了跨喜马拉雅贸易的垄断地位，从事跨境贸易的尼瓦尔商人也只好顺应时势，将转口港转移到了噶伦堡。根据尼瓦尔商人卡鲁纳·拉特纳·图拉达哈于1934 年赴藏经商时的记录，当时从加德满都到噶伦堡的贸易路线如下：

加德满都（Kathmandu）-桑科特村（Thankot)-昌德拉奇丽山口（Chandragiri Pass）-尼亚达村（Nyadha）-奇特朗村（Chitlang）-马库村（Markhu）-库勒哈尼村（Kulekhani）-奇萨帕尼村（Chisapani）-宾菲迪镇（Bhimphedi）-黑道达镇（Hetauda）-阿姆莱赫甘杰镇（Amlekhgunj）-比尔甘杰镇（Birgunj）-进入印度拉克绍尔镇（Raxaul）-苏高利镇（Sugauli）-莫卡玛河坛村（Mukamaghat）-加尔各答（Kolkata）-大吉岭（Darjeeling）-盖尔科拉（Geil Khola）-噶伦堡（Kalimpong）。[9]

因为尼瓦尔商人们所需的大部分货物都是在印度加尔各答购买的，对他们来说与传统贸易路线将货物运送到加德满都后再入藏相比，从加尔各答运到噶伦堡经过锡金到达西藏新贸易路线的开通更加便利与优惠。此外，在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及加尔各答后，许多尼瓦尔商人将他们的商业办事处从加尔各答转移到了噶伦堡，因为噶伦堡既靠近西藏，又在二战中远离日本的控制范围。从噶伦堡进入西藏有乃堆拉（Nathula）和则里拉（Jelepla）两个山口可供选择。1934年，尼瓦尔商人卡鲁纳·拉特纳·图拉达哈记录地从噶伦堡出发通过乃堆拉山口进入西藏的路线如下：噶伦堡（Kalimpong）-甘托克（Gangtok）-樟谷湖（Tsomgo Lake）-乃堆拉山口（the Nathula Pass）-亚东（Yatung）[10]；从噶伦堡出发通过则里拉山口进入西藏的路线如下：噶伦堡（Kalimpong）-阿尔加拉镇（Algarah）-从佩东镇（Pedong）进入锡金-瑞诺克镇（Rhenok）-荣利镇（Rangli）-纳塘镇（Nathang）-则里拉山口（the Jelepla Pass）-亚东（Yatung）。[11]

亚东于1894年5月1日正式开关，亚东关的开放为中国西藏同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商品流通、贸易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据尼瓦尔商人卡鲁纳·拉特纳·图拉达哈于1934年赴藏经商时的记录，当时尼瓦尔商人群体从亚东开始前往拉萨的路线大致如下：亚东（Yatung）-帕里（Phari）-堆纳（Dhuina）-嘎拉（Kala）-热龙村（Ralung）-康马县江日曲峡谷（Jhara Gully）-浪卡子（Nangatse）-羊卓雍错湖（Yamdrok Tso Lake）-甘巴拉山口（Ghampala Pass）-横渡雅鲁藏布江（Yarlung Tsangpo）-曲水（Chusul）-聂当（Nethang）-东嘎（Dhunkar）-拉萨（Lhasa）[12]。20 世纪前半叶，尼瓦尔商人携带英印货物从印度噶伦堡出发，翻越乃堆拉山口或则里拉山口进入西藏，抵达亚东，英印商品通过亚东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西藏及邻近的川青等地。

（三）尼瓦尔商人充满艰辛的跨境贸易之旅

20 世纪前半叶，尼瓦尔商人经加德满都和噶伦堡，途经吉隆、聂拉木或亚东等地最终抵达拉萨的路途艰辛，那是一段伴随着沙尘暴、风雪和孤独的漫长旅程，路上危机四伏，气候恶劣，旅途中存在生病的危险及被游荡的土匪和强盗袭击的危险。对于在尼泊尔家中等待他们的家人来说，更是一种痛苦，家人们不知道他们何时归来或者说能否从旅途中平安归来。在尼泊尔诗人德夫科塔所著，讲述一位名叫马丹的尼瓦尔男子为了生存和发家致富前往西藏“淘金”，与其妻子穆娜生离死别爱情故事的叙事诗《穆娜与马丹》中将这种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13]

尼瓦尔商人们长期在加德满都、拉萨和加尔各答之间轮转，学会了适应迥然不同的环境。尼瓦尔商人在赴藏的旅途中遭遇高原反应时会吃大蒜、葱或槟榔以缓解痛苦。旅途中也有一些尼瓦商人会生所谓的“水病”，这种病症伴随着呼吸困难和面部肿胀，严重时会危及生命。尼瓦尔商人在旅途中经过堆纳、嘎拉、江日曲峡谷一带时常有盗匪出没，因遭受强盗袭击而损失货物或者丧命的事时有发生。

尼瓦尔商人久居拉萨，无需每次往返经商都亲自出入西藏，有时只需派遣商队的成员往来即可。20世纪前半叶，由于西藏高原上没有跨境公路，尼瓦尔商人们骑着骡马，组成长长的商队来运输货物。一个商队通常由几名尼瓦尔人、数名被称为“哒巴”（རྟེ་པོ）的藏人骡夫、数头驮畜、几头藏獒组成。商队的驮畜一般是骡子和小马，每只骡子背负大概38 公斤重的货物[14]，也有牦牛和毛驴可供使用，但是它们行进速度过缓，所以尼瓦尔商人们只在运送低成本的货物时使用。每九匹驮畜组成一个运输单位“拉”（ལགོ），由一名骡夫管理，一个商队的规模可以从“拉”的数量上判断出来。[15]货物的运输主要是经由骡夫们负责的，但是骡夫们大多不识字，精明的尼瓦尔商人便使用标记来区分各自商店的货物，所有尼瓦尔商人的商店都有隶属于自己商店的标记，货运代理和收货人通过检查这些标记来识别商队携带的邮件和货物。比如，哥惹夏商店的标记是一个圆圈内的十字。[16]

商队行至雅鲁藏布江畔时，将乘船横渡雅鲁藏布江。在每年藏历五月至九月雅鲁藏布江的涨水季节期间，商队用牛皮船摆渡。[17]藏历十月至次年四月，商队用马头木船摆渡。在夏季，尼瓦尔商人乘坐牦牛皮做的小船横渡雅鲁藏布江，在其他季节，江面上的浮冰使这些牛皮船无法使用，因为它们可能会被浮冰锋利的边缘割破，所以使用马头木船（གྲུ་ཤོན་རྟེ་མོགོཡོ）由四名划桨手摆渡到对岸。马头木船的一端刻有一个马头做装饰，船尾刻有一个尾巴，完成一次横渡需耗费两个小时。尼瓦尔商人认为，该木船船头上雕刻的马头，代表着观音菩萨从罗刹女手中救出尼瓦尔商人鼻祖僧诃罗萨陀波怙（Singha Sartha Bahu）时所化身的那匹飞跃雅鲁藏布江的神马。①有一则尼瓦尔人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西藏尼瓦尔商人的传奇祖先僧诃罗萨陀波怙带着一群人到拉萨经商。到达拉萨后不久，他们遇到了一群美女，并被她们迷住了。他们把生意忘得一干二净，整日沉迷于声色犬马。最后只有僧诃罗萨陀波怙被化身为飞马的观音菩萨从伪装成漂亮女人的罗刹女手中解救了出来。参见Todd T.Lewis-Newar-Tibetan Trade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Siṃhalasārthabāhu Avadāna-History ofReligion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Vol.33,No.2(Nov.,1993),pp.135-160.因此，为了表达感恩之情，尼瓦尔商人登上马头木船后会习惯性地向马头雕像献上一条哈达。②对马头木船上所雕刻的木质马头，西藏人则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认为“过去西藏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全靠骑马，马对雪域众生的恩情最大。船头安一个马头，也有希望木船在江河里像神马一样快速安全的意思”，详见廖东凡：《藏地风俗》，第182页。仓央嘉措道歌中也曾出现马头木船，于道泉先生称“在西藏的船普通有两种，一种叫做ko-ba（ཀཡོ་གྲུ），只顺流下行时使用。因为船身很轻，到了下游以后撑船的可以走上岸去，将船背在背上，走到上游再载着客或货往下游航行。另一种叫做gru-shan（གྲུ་ཤོན）是木头做的，专作摆渡用。这样的摆渡船通常都在船头上安一个木刻的马头，马头都是安作向后看的样子。”于道泉先生将该首道歌译为“渡船虽没有心，马头却向后看我，没有信义的爱人，已不回头看我。”详见中国藏学出版社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诗三百年[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10.

二、尼瓦尔商人在拉萨的经商状况

20 世纪前半叶，来自尼泊尔的尼瓦尔商人，在拉萨经营商行，他们被称为“索达啦”（ཟོཡོགོ་བོདོགོ་ལགོསེ），意为货物的主人。他们用商队运输货物，在中国西藏、尼泊尔、印度之间开展跨境贸易。

（一）由尼瓦尔商人带入西藏的商品

20 世纪前半叶，尼瓦尔商人从尼泊尔、印度运往西藏销售的货物有各种布料（包括棉、毛两类）、金银首饰、珍珠、绿松石（货源伊朗）、珊瑚（货源意大利）、印度皮鞋、辣椒、红糖、面粉、大米（最后这四种食品有一部分是从锡金、不丹进口的），晚近还有从印度进口而来的瑞士手表和钢笔。其中布料又分细呢（又称藏片）、细绒（又称藏绒）、灯草绒、喜绒（即法兰绒）、斜纹布、府绸（原产山东）、地氈（原产天津）等。[18]

大部分尼瓦尔商人们开在拉萨八廓街上的商店里货物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但也有少数尼瓦尔商人有特殊的经营范围。例如，达摩·曼·图拉达哈（Dharma Man Tuladhar）的商店曲森夏（Chhusingsyar）专营麝香和珊瑚，布达·拉特纳·图拉达哈（Buddha Ratna Tuladhar）的商店莫底充康（Moti Tsongkhang）主营茶叶，吉安·拉特纳·图拉达哈（Gyan Ratna Tuladhar）的商店塔润夏（Tarunsyar）主营纺织品，希兰雅·达尔·图拉达哈（Hiranya Dhar Tuladhar）名为初地康（Chhutigan）的商店主营麝香。[19]尼瓦尔商人经营有道，满足于零售贸易和薄利多销，在藏出售商品比同时期在藏经商的其他外国商人更便宜。拉萨至今仍在营业的尼瓦尔人的商店夏木嘎布（Syamukapu）③夏木嘎布Syamukapu，藏语为ཞྭ་མོཡོ་དོཀརི་པོཡོ，意为“白色的帽子”，店址位于拉萨市八廓北街。的创始人于巴苏然纳·堪萨卡（Bhajuratna Kansakar）就曾向他前往拉萨负责生意的儿子吉安·乔蒂（Gyan Jyoti）传授经验“如果一个人能以两倍的价格出售他的货物，那么他只能从他能出售的那一件货物中获利。然而，如果他以薄利出售，他从中获得的收入将达百倍，因为他将不仅能成功地销售这一件商品，之后还能成功地销售百件商品。”[20]纵观20世纪前半叶的西藏历史，尼瓦尔商人长期在西藏，尤其是在拉萨的贸易盛极一时，实际上贸易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是英属印度的商品，可以说尼瓦尔商人更多的是英印商品在西藏的运输和销售的中间人。

（二）从西藏经尼瓦尔商人返销境外的商品

尼瓦尔商人“将自己定位于处理货物的双向流动”[21]，他们从西藏主要收购羊毛、砂金、麝香、虫草、毛皮、牦牛尾巴、藏式地毯，唐卡、玉石、中国内地的丝绸等等各类商品。这些收购来的货物被打包成捆，用皮革包裹，然后经商队运往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国家市场。牦牛尾巴上的长毛被拧成绳子供在船上使用，毛皮被制成手套，麝香被用来制作香水。

（三）盛名在外的强巴林寺市场交易会

20 世纪前半叶，在藏经商的尼瓦尔商人普遍提及的一项商业活动是在“距离拉萨3天路程”[22]的山南扎囊境内强巴林寺（Champling）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市场交易会。①民国时期先后两次入藏求法，并曾游历过尼泊尔的欧阳无畏亦曾记述过强巴林寺的市场交易会，参见欧阳无畏著.达旺调查记（二）[J].韩敬山,校注.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8（2）.扎囊县强巴林寺始建于公元1472 年，因其主供佛为藏传佛教三世佛中的未来佛“强巴佛”而得名，其建筑宏伟，殿塔林立，“坐北朝南，建筑面积庞大，总占地面积13.71 万平方米”，[23]其主殿内部供奉的除了强巴佛外，“一楼和二楼分别有胜乐金刚和八臂观音的宏伟塑像。在三楼，还有一尊释迦牟尼佛的金像。”[24]

除了建筑风格外，强巴林寺还因一年一度的市场交易会而闻名，藏语称为强巴林冲堆（བྱམོསེ་པོ་གླསྐྱིང་ཚོཚོང་འདུསེ）。尼瓦尔人认为这个交易会最早是由僧诃罗萨陀波怙发起的，因此为了纪念他②国内学界认为强巴林寺交易会与藏族传说中的大商人罗布桑布有关。《扎囊县文物志》认为“在教义戒规森严的寺庙内从事经商，这本身是违犯常规习俗的，但由于大商人罗桑的参与，开始强巴林独特的寺规庙戒，这也是宗教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详见索朗旺堆,何周德主编.扎囊县文物志[M].拉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1986:126；罗绒战堆认为“大商人罗布桑布第一次在强巴林寺庙进行交换，并吸引了四方的人来此交换逐渐形成了这个集市贸易地”，参见罗绒战堆.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的交换与市场[J].中国藏学,1993（3）；廖东凡亦认为是由“商人之神—村本·罗布桑波”发起了强巴林寺交易会，详见廖东凡.雪域众神[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105.，在强巴林寺里矗立着“一座真正以尼瓦尔艺术风格装饰”[25]的神殿来供奉他。交易会为期八天，“在藏历的六月，也就是尼泊尔历的四月举行，从上弦月的第一天开始，到第八天结束。”[26]交易会还因其开幕式上的尼瓦尔佛教仪式而令人难忘，按照古老的习俗，交易要等到仪式完成后才能开始。仪式开始时，所有的尼瓦尔商人都聚集在一起，并献上一卷长达约165米，被称为“帕塔”（pata）的布料，该布料被绑在强巴林寺听闻解脱塔顶部，从塔顶展开直到布条落地，“当它落地时，每个人都欢呼起来，因为这是交易会开始营业的标志。摊主们随后掀开他们的物品，顾客们蜂拥上前查看。”[27]仪式结束后，“帕塔”布料最终被撕成碎片，做成灯芯，放在寺院的酥油灯中做引燃的灯芯使用。

在交易会进行的八天时间里，除了尼瓦尔商人与西藏各地的牧民和商人外，包括西宁人、四川人、康巴人、安多人等外地商人也会前来，商人们挤满了强巴林寺，并在那里进行货物交易。“在西藏可能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宝石和最昂贵的金银和丝绸布料都在出售。”[28]

交易会期间，尼瓦尔商人会携带砂金、锦缎、丝绸和金属器皿出售，同时购进茶叶、囊布③卫藏方言中，将藏族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氆氇称为“囊布”（སྣེམོ་བུ）。、染料和其他物品。扎囊附近村落生产的几乎所有囊布都被尼瓦尔商人买走，经染成栗色后再卖给藏人，用来制作经久耐用的衣服。尼瓦尔商人参与的强巴林寺市场交易会既增进了扎囊乃至山南当地民众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交往，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开阔了眼界。

（四）尼瓦尔商人从事的金融业务

除了商品交易外，拉萨尼瓦尔商人也有从事一种被称为“宏迪”（Hundi）的银行金融业务的，比如哥惹夏商店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宏迪。[29]宏迪，起源于古代印度，是一种非正规的货币兑换与境外汇款业务。20世纪20年代长期在拉萨生活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他的《西藏志》中写道：“侨居西藏的尼泊尔人是集族而居，为数颇众。除拉萨外，孜塘、日喀则、江孜、拉孜以及工布各地，也有尼泊尔人之足迹。移居西藏的尼泊尔人多为尼瓦尔人。尼瓦尔人主要从事五金制造行业，并为各大寺院塑造佛像。此外，他们还兼营银行，并善于经营各种商务。”[30]这种称为宏迪的金融业务的优点是便捷、手续费低。一位尼瓦尔商人在拉萨卖掉货物后，只需把收到的藏币和藏钞存在拉萨的哥惹夏商店，他将得到一张宏迪汇票，之后他可以在加尔各答或噶伦堡，在同属哥惹夏商店老板经营的商店或者办事处交付这张宏迪汇票，就能收到印度卢比的付款。从事宏迪业务的尼瓦尔商人通过收取汇款手续费或者压低货币兑换汇率来获利。经此操作，尼瓦尔商人们就不用再担心跨国商旅中货款被洗劫的风险。宏迪金融业务的开展，也让尼瓦尔商人们对20 世纪前半叶中国西藏、尼泊尔和印度货币以及浮动汇率谙熟于心。这种非正规金融手段虽然在历史上一度对尼瓦尔商人从事跨境贸易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却是对当时西藏正规金融秩序的破坏。

三、尼瓦尔商人在拉萨的公共空间与社会活动

20 世纪前半叶，在拉萨的尼瓦尔商人具有较强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喜欢与本族人聚居在一起，举行各种集体活动，扩大个人在异国他乡的社会网络。经商之余，生活在拉萨的尼瓦尔商人们通过组建“巴拉”、庆祝节日、编排戏剧、过林卡等活动过着丰富的业余生活，以此消解他们因生活在跨国文化环境中而存在的族群和文化孤独感。

（一）组建巴拉

为了减轻长期离乡背井的痛苦，在拉萨的尼瓦尔商人们仿照尼泊尔的“古蒂”（Guthi）①尼泊尔国内的尼瓦尔人在民间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社团组织，称作“古蒂”（Guthi），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宗教目的而成立的“古蒂”；第二类是为某种公益事业或实行集体互助而建立的“古蒂”；第三类是为娱乐目的而建立的“古蒂”。详见王宏伟.尼泊尔—人民和文化[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298.社团组织，在拉萨组建了叫做“巴拉”（Palas）的社团组织，通过传统的再造来保持强大的群体凝聚力。拉萨最早有13 个尼瓦尔人巴拉，通常是用较有影响力的同名商店命名的，后来一些较小的巴拉合并了，有7个巴拉一直活跃到20世纪前半叶，它们是恰唐雅（Chyatangya）、曲森夏、哥惹夏、贾瓦拉（Jhwala）、拉康（Lhakam）、昆（Kun）和塔润夏（Tarunsyar）巴拉。[31]在拉萨经商的尼瓦尔人根据种姓加入了不同的巴拉，在20 世纪30 年代，哥惹夏巴拉大约由50 名成员组成，在巴拉内部形成互惠性的交往关系，在西藏其他地区的尼瓦尔人也组建了各自的巴拉。对于远离家乡和家庭的尼瓦尔商人而言，这些巴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感支持，延续了他们的传统和文化。每个巴拉都有自己独立的公共空间，供远离家乡的尼瓦尔商人们聚集在一起洽谈生意、交流信息、讨论时事、培养感情、庆祝节日、组织聚会等。可以说，巴拉对内能够加强族群联系，协调族群内部事务，对外也可以处理与藏人的冲突，维护在藏尼商的利益；巴拉的成立不仅基于共同的利益，也旨在重申尼瓦尔商人的群体身份。

（二）庆祝节日和过林卡

长期生活在拉萨的尼瓦尔商人聚集在巴拉里，严格按照尼泊尔的传统习俗定期庆祝他们从尼泊尔移植来的节日，以此来强化族群认同。比较重要的节日有摩哈尼节、提哈尔灯节和佛诞庆典等，其间会进行仪式、祭司巴拉守护神、组织宴会等。提哈尔灯节最为重要，因为它标志着尼瓦尔新年，届时所有尼瓦尔商人的商店都会结清旧账，以新的记账簿开启新的一年。[32]每年夏季，拉萨的尼瓦尔商人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去尼秀林卡过林卡，打麻将、野餐。其余时间，尼瓦尔商人会举行赛马、踢足球②20世纪前半叶，足球曾是拉萨一项流行的运动，但在1940年左右被禁止了。有一次，在一场比赛期间突然下了一场可怕的冰雹，导致球场附近农作物受损，这被视为是一种不祥之兆，因此足球比赛被禁止了。详见David G.Atwill.Islamic Shangri-La:Inter-Asian Relations and Lhasa’s Muslim Communities,1600 to 1960[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8,p.2.，有时也会去位于拉萨西郊东嘎村名为协嘎帕克（Sikay Pako）[33]的神圣洞穴[34]朝拜。

（三）编排表演戏剧

在拉萨经商的部分尼瓦尔商人具有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他们曾在拉萨尼秀林卡根据佛陀的生平故事编排了尼泊尔语戏剧。1938 年，为了纪念时任尼泊尔首相朱达·沙姆谢尔·拉纳（Juddha Shumsher Rana）的生日，拉萨的尼瓦尔商人们编排了一部名为《萨维特里和萨达万》（Savitri Satyavan）的印度教神话故事剧，讲述了一位妻子从死神处为丈夫争取到长寿恩惠的故事，该剧对话是用印地语进行的，但在每一幕之前，主持人都会用藏语解释即将展开的故事。该剧在热振拉章上演，摄政第五世热振活佛作为首席嘉宾出席了首映式，该剧共演出了15场[35]。戏剧表演，既是尼瓦尔商人凝聚熟悉人的工具，也是联络拉萨陌生人的平台。通过编排表演戏剧，使尼瓦尔商人巩固了感情、维持了交往，也使尼瓦尔商人与拉萨各阶层产生了实际互动，积累了广泛的人脉。

（四）宗教实践与互动

在藏经商的尼瓦尔商人多信仰佛教，自然会与以佛教信仰为主的西藏社会各阶层产生宗教方面的互动，例如尼瓦尔商人曾担任拉萨传昭大法会的施主。20 世纪初，拉萨哥惹夏商店的尼瓦尔商人普什帕·桑达尔（Pushpa Sundar，卡鲁纳·拉特纳·图拉达哈之父）和他的堂兄弟然姆·桑达尔（Ram Sundar）与哈卡·桑达尔（Harkha Sundar）设立了一个基金，每年向在传昭大法会期间聚集在拉萨的2万余名僧人每人布施一枚章卡铜币[36]；1923 年（藏历水猪年），拉萨的尼瓦尔商人尼玛、宗日商店的主人曲吉等十人担任了当年拉萨传昭大法会的施主，十三世达赖喇嘛为表彰其功绩，曾向他们布施，并为其赐护身结和喜茶。[37]

在拉萨经商的尼瓦尔人也很重视在故乡尼泊尔进行宗教功修和奉献。比如，1918-1921 年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最古老的佛教圣迹斯瓦扬布佛塔进行修缮时，尼瓦尔商人普什帕·桑达尔及其岳父达摩·曼·图拉达哈（Dharma Man Tuladhar，又名达曼·萨胡），堂兄弟然姆·桑达尔和哈卡·桑达尔共同出资承担了斯瓦扬布佛塔修缮工程的主要部分。[38]同时，此次斯瓦扬布佛塔修缮事宜也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据《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记载，1917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接到尼瓦尔商人协助修缮斯瓦扬布大佛塔的请求后，不仅提供了资金和物品，还派出了负责修缮的官员前往尼泊尔，“尼泊尔佛祖木质灵塔由于木料腐烂等缘故，需要修缮。多丹释迦夏日赛和曲森夏的尼泊尔撒乌二人向达赖喇嘛提出重行修缮的请求。西藏（地方）政府承担了修缮的任务，同时，达赖喇嘛派强孜曲杰·强巴曲扎、下密院持明者十七名，主管修缮的孜恰堪穹洛桑克却和列恰、孜恰才旺平措等人前去。拨给所需经费及酥油、糌粑、氆氇等许多物品，并就修缮方式等做了指示。修缮人员于同年十月二十九日离开拉萨。”[39]年谱所记曲森夏的“尼泊尔撒乌”即尼瓦尔商人达摩·曼·图拉达哈（达曼·萨胡），其店铺曲森夏主营麝香和珊瑚，“他是一位杰出的商人和慈善家，拥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公司，在加尔各答和拉萨都设有办事处。在西藏的主要集镇和遥远的拉达克都有一系列商店。同时，他也是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家，绘制了斯瓦扬布佛塔修缮工程项目中的许多设计图。”[40]

从上述尼瓦尔商人担任拉萨传昭大法会的施主和出资承担斯瓦扬布佛塔修缮工程，可以看出在拉萨经商的尼瓦尔商人通过商业行为积累了财富，积极参与西藏的公共事务，而且他们还主动参与尼泊尔的宗教实践，以维持各自原籍地的宗教网络、社会关系和社区声誉；同时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应尼瓦尔商人请求拨款并派人参与尼泊尔斯瓦扬布佛塔修缮事宜的史实，也可以看出虽然清朝时期中尼两国之间有过短暂摩擦，但在历史长河中中尼两国关系始终以友好为主线，西藏地方政府对尼藏关系是较为重视的。

（五）个别尼瓦尔商人涉足西藏地方政府政治事务

1947 年，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以考察商务的名义组建了一个旨在寻求英美等国支持和帮助其实现“西藏独立”活动的政治组织，称为“西藏商务代表团”，戈尔斯坦曾称其为“西藏现代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历史插曲之一”。[41]“西藏商务代表团”筹建之时，曾计划邀请当时第二次来西藏，正在拉萨负责夏木嘎布商店业务的尼瓦尔商人吉安·乔蒂作随团翻译，后被吉安·乔蒂以不擅长英语为由拒绝。[42]之后，在吉安·乔蒂的建议下，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选择了1943 年来拉萨经商，拥有英语硕士学位，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尼瓦尔商人库尔达玛·拉特纳·图拉达哈（Kuldharma Ratna Tuladhar，1917-2014）[43]作为随团翻译，于1948年陪同由孜本夏格巴、堪穷强钦·土旦次白、代本索康·拉旺多杰、时任亚东总管邦达养璧组成的“西藏商务代表团”①关于“西藏商务代表团”人员组成，参见周谷.“西藏贸易团”美英之行始末[A].张晓明编.见证百年西藏——西藏历史见证人访谈录（上）[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62.另参见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436.前往美国。

四、结语

西藏和平解放前，受历史和殖民侵略原因，尼泊尔和英国曾在中国西藏享有诸多特权。尼泊尔境内的尼瓦尔商人在这些特权的保护下，曾于20世纪前半叶，先后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取道中国西藏吉隆和聂拉木，从印度噶伦堡经锡金取道中国西藏亚东前往拉萨等西藏的主要城市经商。在拉萨经商的尼瓦尔商人主要从事双向跨境贸易和“宏迪”等非正规金融业务，从中获利颇丰。他们一方面为西藏提供了重要的生活物资，另一方面又将西藏的各类物产辗转贩运到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市场。在藏经商期间，这些尼瓦尔商人以群体的力量来复制尼泊尔的习俗，以便在西藏陌生的环境中创建熟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网络，坚守其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

1951 年尼泊尔拉纳家族长达105 年的独裁统治结束，尼泊尔国内社会和经济形势发生好转。1955年，中尼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6年，两国经谈判废除了不平等的《西藏廓尔喀条约》，尼泊尔在中国西藏的特权被全部废除，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后，中尼关系迎来了新的篇章。这一时期，受拉纳家族在尼泊尔国内世袭统治结束、尼泊尔在藏特权被废除、西藏民主改革及中印战争导致边境贸易停止等诸多因素影响，曾在拉萨经商的尼瓦尔商人绝大部分返回了尼泊尔，开始在尼泊尔本国寻找商机，从事商贸活动。

总之，通过对20 世纪前半叶在西藏拉萨从事跨境贸易的尼瓦尔商人的研究，笔者认为商贸交往与中尼文明之间的互动交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尼两国商贸活动历史悠久，两国具有深厚的经贸、文化合作基础。中国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是发展边贸的重要区域，随着中尼两国间“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们要系统收集整理有关汉、藏、外文资料等多语种史料，继续深入挖掘中国西藏与尼瓦尔人在内的尼泊尔人民之间长期交往、互市往来等方面紧密联系的历史经验和智慧，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中尼文化和经贸交流，赓续传统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