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技术进步路径∗
——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引进?

卿 陶 黄先海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但这种经济增长奇迹更多依赖于粗放式的规模扩张。根据2020 年耶鲁大学等单位联合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国环境绩效排在第120 名，由此可见高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环境绩效的显著提升，反而使得环境负荷不断加大。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二十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企业提高环境绩效是践行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政府先后发布多个涉及企业环境治理的文件，不断规范企业生产的污染排放，提升企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强有力的环保规制压力之下，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动力越来越强。现有研究中，多数文献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增强可能会增加企业成本，抑制企业自主创新(Gray 和Shadbegian，2003；Wagner，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自主创新(Porter 和Linde，1995；徐佳和崔静波，2020)。

当企业受到环境规制时，原有的规模扩张模式将不可持续，若要使生产经营活动较少受到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必须力求技术进步，提升环境绩效。由此可见，环境规制下的企业进步选择重要的不是创新本身，而是实现技术进步，提升环境绩效。企业在追求技术进步时存在多种路径，既可以选择自主创新，也可以选择技术引进，还可以选择两种路径相组合。企业选择何种技术进步路径既与自身技术水平有关，也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有关，同时还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正是由于企业存在多种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因此仅仅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很可能是有偏的。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本文重点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不同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影响及其主要原因，以期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相较于现有研究中较多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引进的影响，本文在统一框架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两种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影响，重点分析环境规制下企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是否存在偏向问题，从而丰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研究。第二，本文研究视角更微观化，现有研究中不论是对于环境规制的识别还是对于技术引进的研究都偏于宏观，本文则从微观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层面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在环境规制识别上，本文通过识别企业是否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 来确定企业是否受到强制性环境规制，更有利于考察环境规制的微观措施对企业的影响；在技术引进识别上，本文采用“全国企业创新调查数据” 中企业“技术引进费用支出” 数据，更加精确地识别企业是否存在技术引进行为。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进一步厘清企业不同技术进步方式对企业不同经营绩效的影响，从而解释为什么企业在环境规制下会出现技术进步偏向。本文通过分析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对企业多个市场绩效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下企业技术引进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规模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企业生产率进步并没有显著优势；这种出于短期应急考虑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偏向存在长期路径依赖，即使企业退出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环境规制放松后，企业仍然偏向技术引进，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技术引进路径依赖现象。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1)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环境规制是否存在创新促进效应一直存在争议，Porter 和Linde(1995)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能够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和市场竞争力，这便是“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Jaffe 和Palmer(1997)也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创新来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额外成本，驱动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Ambec 等，2013)。实证方面，Calel 和Dechezlepretre(2012)采用欧盟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增强会促进企业创新；Bu 等(2020)表明环境规制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此外，Acemoglu 等(2016)、齐绍洲等 (2018)、徐佳和崔静波 (2020)、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等都证实波特假说确实存在，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存在促进效应。但也有大量研究表明波特假说并不存在。Gray 和Shadbegian(2003)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治污成本，而自主创新又不能完全抵消环境规制的成本，使得企业环境绩效和竞争力双双下降，因此环境规制和企业创新之间会存在负向的关系。Antweiler 等(2001)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增加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Lanoie 等(2011)、Becker(2011)则认为环境规制是对企业生产决策施加的新约束，会阻碍企业技术进步；Brunnermeier 和Cohen(2003)基于美国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创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2)企业技术引进的相关研究。技术引进也是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路径，技术引进能够显著提升生产率，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唐未兵等，2014)，特别是对于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的企业，其必须在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之间进行权衡取舍，选择技术引进可能是一种更加理性的选择。当前关于技术引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引进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多数文献表明企业技术引进会促进企业自主创新(Chang 和Robin，2006；肖利平和谢丹阳，2016；张杰等，2020)。二是技术引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现有文献多支持技术引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Molinari 等，2013)。三是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引进影响的研究。Gutierrez 和Teshima(2018)发现企业会更多采用技术引进来应对环境法规；伍格致和游达明(2018)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各省技术引进总体效应并不明显。

综观看来，现有研究关于环境规制是否会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结论是不确定的，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现有研究都倾向于单独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而忽视了环境规制下企业存在多种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

(二)研究假说

当受到强制性环境规制约束时，企业必须降低污染排放来满足环境监管要求。企业要降低污染排放，通常会有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规模来实现污染减排，二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显然，降低生产规模对于企业发展来讲是不好的选择，因为这会直接降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和经济利润，因此采用技术进步方式来应对环境规制显然是企业更倾向的选择。企业要实现技术进步也存在两种选择: 一是自主创新路径，即通过自主创新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二是通过技术引进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1)两种技术进步路径的比较。这两种技术进步策略存在一些差异: 从企业现有基础看，自主创新对企业当前的技术水平要求更加严格，只有那些创新基础好的企业才有动力和能力从事创新活动，基础差的企业即使从事创新活动，其创新产出也相对较低。技术引进对企业现有基础的要求相对宽松，企业一旦引进先进技术，可以很快实现技术跨越和赶超。从投入规模看，自主创新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并不可控，特别是当企业要实现节能环保的技术进步时，其投资规模将更加巨大。技术引进费用的投资规模相对可控，企业可以掌握所有的技术设备引进费用，并根据自身的资金情况引进价格适宜和性价比较高的技术。从不确定性看，自主创新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创新活动本身就面临失败的风险，重大创新会面临更高的失败风险，因此企业创新投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技术引进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较低，企业能够基于技术试验数据合理估计引进技术的实施效果，从而进行详尽的成本收益分析，其投资产出具有更高的确定性。从时效性看，自主创新活动一般耗时较长，即使创新活动每一步都很顺利，企业从开始集聚创新资源进行创新探索，到实验试错、效果评估，再到创新成果的运用推广将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相对而言，技术引进能够在成套技术设备到位之后，很快用于大规模生产，从投入到产出的时滞较短。从自主掌控核心技术看，自主创新更便于企业自主掌控核心技术，并且长期的创新活动能够不断积累创新经验，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创新，实现企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长期发展。相反，技术引进对于企业自主掌控核心技术会形成巨大阻碍，一方面企业未来的技术路径很可能受制于技术引进，形成技术引进依赖，长期发展会受制于技术提供企业；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长期将大量资金用于技术引进，可能会由于缺乏自主创新活动而丧失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办法掌控自身核心技术。

(2)企业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当受到环境规制时，企业原有的规模扩张生产方式不能满足环境规制要求，因此必须要通过技术进步改变原有生产方式。要使企业日常生产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较小，新技术使用要相对迅速，特别是当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时，企业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承担环保责任。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采用新技术，企业的生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对日常生产造成重大负面影响，进一步降低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因此，结合企业不同技术进步方式的特点可以看出，当企业受到强制性环境规制时，为了迅速应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企业会倾向于更加确定的技术引进；从技术进步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看，环境规制下企业技术引进主要是为了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因此技术引进在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稳定企业生产规模上的作用可能要优于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说。

假说1: 当受到强制性环境规制时，企业技术进步方式会偏向技术引进。

假说2: 技术引进对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稳定企业生产规模的作用要优于自主创新；但是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显著优势。

三、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1)数据库信息。为了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及其主要机理，本文主要使用三套微观企业数据: 一是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数据(1998—2013)得到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二是通过全国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2008—2014)得到企业不同技术进步方面的信息。该数据库收录了企业主要创新投入及产出数据，具体包括各类科技活动支出、科技活动人员、专利申请数、专利所有权转让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技术引进费用支出等详细信息。三是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1998—2013)得到企业环境绩效。该数据库包含各地污染排放量占各地区排放总量85%以上的工业企业的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各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以该数据库为基础，可以较为准确地衡量企业环境绩效。

(2)数据库匹配。由于三个数据库都包含有企业法人代码信息，因此本文主要按照企业法人代码对三个数据库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通过企业名称匹配三个数据库进行补充，最终得到2008—2013 年的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环境规制识别

目前文献对环境规制识别主要有三种做法: 采用地区或城市层面的减排压力指数衡量当地企业受到的环境规制水平(韩超等，2021)；通过构建行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来衡量该行业企业受到的环境规制水平(王勇等，2019)；寻找涉及环境规制的政策冲击来识别当地企业是否受到环境规制影响(徐佳和崔静波，2020)。这三种确定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影响的方法都偏宏观，假设同地区或者同行业企业受到的环境规制压力是一样的。但是，事实上，不同技术和排放水平企业受到的环境规制压力是不同的。因此，为了进一步识别企业实际受到的环境规制压力，有必要将环境规制的识别进一步微观化，落实到企业层面。为此，本文通过文本整理方法，将企业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视为受到强制性环境规制。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制度从2007 年开始实施，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加强和改进环境统计工作的意见»(环发〔2005〕100 号)对重点污染企业筛选实行季报制度，为了及时采集污染物排放信息、加强执法监督、促进污染治理、有效削减污染物排放量，采取确定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方法。从2007 年开始，中央和各省份环保部门开始定期公布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该名单根据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确定，将企业按照各类污染物排放量从大到小依次分类排列，筛选出排放量之和占全部工业污染排放量总和65%范围内的部分企业作为国家重点监控对象。

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的企业要率先强制履行减排责任，受到更加严格的日常巡视和监督。这些企业要根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计划，率先落实减排责任，依法实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没有履行减排责任的企业要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罚。由此可见，通过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来识别企业受到的环境规制情况有以下优势:第一，识别更加精确。基于行业或者城市层面的环境规制指标或者政策冲击，并没有考虑到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影响的异质性。同一地区或者行业中的一些优质企业其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顶尖水平，并不会受到环境规制政策的较大影响；而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主要根据企业排放量确定，企业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是实实在在受到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的，并且企业能够明确了解自身与环保要求的差距，因此其自身受到的环境规制压力异质性得以体现。第二，落实到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识别具有强制性和非时滞性，若采用宏观指标衡量企业受到的政策冲击，政策倾向主要以鼓励政策为主，政策推行并不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同时非强制性的政策冲击也会导致时滞性问题，很多企业只会按照政策指引进行初步尝试，因此企业反应相对较慢，产生较为明显的时滞性问题。

(三)特征性事实

(1)企业技术进步的总体特征。第一，自主创新行为的确定。本文对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的识别主要依据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情况，将企业当年有专利申请的企业认定为有创新，反之则认为没有创新。在涉及以企业创新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中，采用“企业专利申请数量＋1” 的对数值衡量企业创新程度。第二，技术引进行为的确定。本文将有技术引进支出的企业认定为有技术引进行为。根据全国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的分类，企业技术引进分为国内技术引进和国外技术引进，本文主要关注企业总体的技术引进行为，并不区分企业的不同技术引进行为，只要企业存在至少一种技术引进支出则认为企业存在技术引进行为。在涉及以企业技术引进程度作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本文都使用“企业技术引进总支出＋1” 的对数值衡量。

图1 是2008—2013 年间本文的样本数据中有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企业的数量和占比情况，从图中可以得出两点特征性事实: 第一，有自主创新企业占比要明显高于有技术引进企业占比，这表明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技术进步还是依赖自主创新。第二，从时间趋势看，企业自主创新有明显的上升趋势，2008—2013 年创新企业占比从6.91%上升到2013 年的15.97%，说明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创新，创新企业占比越来越高。技术引进企业占比的变化并不明显，仅从2008 年的2.70%下降到2013 年的2.49%，说明中国企业的技术引进并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

图1 2008—2013 年有自主创新(技术引进)企业数量及其占比

(2)企业技术进步策略组合。根据本文分析框架，企业技术进步方式有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企业可以通过不同技术进步策略组合形成自己的技术进步策略。表1 是不同技术进步策略组合的企业数量和占比情况。从企业技术进步策略组合看，选择无创新无技术引进的企业占比最高，超过88.35%的企业既没有自主创新也没有技术引进行为；选择自主创新而没有技术引进的企业占比约为11.65%，是有技术进步行为企业的大多数；选择有技术引进没有自主创新的企业约为1.46%；同时选择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企业占比约为1.34%。由表1 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事实: 第一，企业的技术进步策略主要是自主创新，大多数有技术进步行为的企业均采用自主创新而不进行技术引进。第二，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行为之间存在明显互补关系。在有创新的企业中，技术引进的企业占比为10.34%，超过整体样本技术引进的企业占比2.80%，这说明企业更多的创新行为可能引致更高的技术引进行为，表明两种技术进步方式之间存在一定互补关系。

表1 全样本企业技术进步策略的特征性事实

(3)环境规制下企业技术进步策略的变化特征。本文重点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策略的影响，下面分析受到环境规制的企业采取的技术进步策略。表2 展示环境规制下企业技术进步策略组合的占比情况，可以看出: 第一，环境规制下企业的技术引进行为明显增加。从数据上看，有技术引进有创新企业占比从全样本的1.46%上升到3.16%，是原来的2.16 倍；有技术引进无创新企业占比从1.34%上升到2.79%，是原来的2.08 倍，总体上有技术引进企业占比由全样本的2.80%上升到5.95%，增长十分明显。第二，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增加缓慢。与全样本创新企业占比情况相比，有创新无技术引进企业占比从11.65%上升到11.95%，总的有自主创新企业占比从12.99%上升到14.74%，上升幅度明显低于技术引进企业占比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如此小幅度的增长，受到环境规制企业的平均创新占比增加可能并不能准确反映受到环境规制企业自主创新的增加。主要原因是，根据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时间越往后，每年受到监控的企业越多，从匹配上的数据看，越往后的年份，每年匹配上的受到环境规制的企业数目越多，因此后面年份匹配上的企业数量增加会导致数据结构向后面年份倾斜，后面年份的权重大于前面年份。从图1 中国企业总体的创新趋势可以看出，时间趋势十分明显，后面年份的权重增加会推高有创新企业的平均占比，因此这也可能是一个结构效应，而不是一个平均创新增加的增长效应。相反，有技术引进企业占比的增加能够更好地反映环境规制下企业平均技术引进行为增加的增长效应。从图1 技术引进的变动特征看，并不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其占比上升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技术引进的平均增高。

表2 受到环境规制企业技术进步策略的特征性事实

通过比较表1 和表2 可以发现，受到环境规制后，企业的技术引进行为增长十分明显，而自主创新增加相对缓慢，初步验证了假说1。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后，企业的技术进步方式会有偏于技术引进。本文将进一步通过不同角度的计量分析验证这一结论。

(四)实证策略

依据本文研究框架，企业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后，受强制性环境规制影响，不能继续采用原有的生产模式实现规模扩张，必须依靠技术革新来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环境绩效。对企业而言，实现技术进步策略主要是采取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不同策略组合，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一是企业在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之间会存在不同的组合选择，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能够很好地识别企业不同技术进步策略的选择倾向；二是由前文特征性事实分析可知，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如果单独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自主创新或者技术引进的影响，会由于没有考察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之间的互补性而产生有偏的估计结果，而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能够较好地解决两种技术进步策略之间互补性导致的结果偏误。

多项式选择模型常被用于多个离散被解释变量的分析。由于多项式选择模型中无法估计环境规制对企业自主创新程度和技术引进程度的边际影响，本文在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时，将企业是否有自主创新行为和技术引进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确定标准。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行为之间，企业面临四种选择方案，分别为无自主创新—无技术引进、有自主创新—无技术引进、无自主创新—有技术引进、有自主创新—有技术引进，并且四种方案是相互排斥的，选择各方案的概率之和为1。在实证中，当企业没有自主创新也没有技术引进行为时，用S00＝1 表示；当企业有自主创新没有技术引进时，用S10＝2 表示；当企业没有自主创新有技术引进时，用S01＝3 表示；当企业既有自主创新又有技术引进时，用S11＝4 表示。在多值选择模型中，由于无法同时识别所有系数β，因此需要将某种方案作为参考方案(base category)，个体选择j方案的概率为:

在本文实证中，选取k＝1(即企业无自主创新无技术引进)作为参考方案，P(Sij＝k)表示企业选择策略k相对于参考方案的概率变动，为影响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treat)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企业生产率对数值(lntfp)，以企业劳均产出衡量(Feenstra 等，2014)；企业规模(lnk)，以企业固定资产合计对数值衡量；企业出口情况(exp)，如果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0，该值为1，反之为0；企业性质(soe)，国有企业为1，其他企业为0；市场竞争程度(hhi)，采用基于4位码销售额计算得到的赫希曼-霍芬达尔指数衡量；以及企业年龄(age)。

四、实证结论与解释

(一)基准结果分析

表3 是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的基准检验结果，其中第(1)—(3)列是采用企业没有自主创新没有技术引进(S00)作为参考方案的检验结果。从第(1)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当企业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而受到环境规制时，企业选择有自主创新没有技术引进(S10)策略相对于参考方案显著下降，其相对风险系数为－0.185，说明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后，企业选择有自主创新没有技术引进的概率下降18.5%。从第(2)列的结果可以看出，企业选择没有自主创新有技术引进(S01)相对于参考方案显著上升，相对风险系数为0.288，说明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后，企业选择没有自主创新有技术引进的概率上升28.8%；从第(3)列的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企业同时选择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S11)策略并没有显著影响。从企业三种策略选择相对于参考方案的变动结果及其相对风险系数看，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时，其技术进步策略整体是偏向技术引进的，原来没有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企业会更加倾向于技术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第(4)—(5)列是采用企业有创新没有技术引进作为参考方案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当以企业有自主创新没有技术引进(S10)作为基准参考方案时①由于S10 ｜S00 和S00 ｜S10 互为参考方案，其系数也是镜像对称的，即S10 ｜S00 的系数为－0.099，则S00 ｜S10 系数为0.089，因此不再汇报。，企业受到环境规制时，选择不自主创新而技术引进策略(S01)相对于参考方案显著为正，选择同时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策略(S11)相对于参考方案也显著为正，表明原来有自主创新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时会显著增加技术引进行为。最后，第(6)列是以企业没有自主创新有技术引进(S01)作为参考方案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企业选择有自主创新有技术引进策略(S11)相对于参考方案有显著下降，表明企业受到环境规制时，有技术引进企业不会显著增加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这说明环境规制增大了企业技术进步资源稀缺性，使得企业会降低自主创新行为，而转向技术引进行为。综合表1 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当企业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受到强制性环境规制时，企业的技术进步策略整体会偏向技术引进，企业会更多通过技术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而不是自主创新。

表3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进步方式(基准检验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1)更换企业是否有自主创新行为衡量标准的检验。在基准检验中，本文使用企业是否有专利申请来确定企业是否有创新行为，下面本文以企业是否有专利授权来确定企业是否有自主创新行为，相关检验结果汇报于表4。可以看出，采用企业专利授权信息确定企业是否有自主创新行为之后，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仍然支持受到环境规制后企业的技术进步策略整体会偏向技术引进的结论。

表4 采用企业专利授权信息的检验结果

(2)Heckman 模型的检验结果。由于多项式选择模型是以是否有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建立策略选择方案，只能检验企业是否选择某种技术进步策略，没有办法进一步考察其对两种策略的选择强度。此外，由于很多企业没有自主创新或者技术引进，因此直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会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因此本文继续采用Heckman 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策略程度的影响。从表5 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受到环境规制时，企业技术引进概率(Tech＿imp)(第(1)列)和技术引进程度(lntech＿imp)(第(2)列)均显著提升，选择自主创新概率(Inno)和创新程度(lnpatent)均显著下降(第(3)—(4)列)。Heckman 模型的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基准回归结论，表明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时，其技术进步策略会偏向技术引进。

表5 Heckman 模型的检验结果

(3)内生性问题及其处理。第一，以倾向得分匹配修正基准回归结果。本文采用企业是否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来识别是否受到环境规制，虽然有利于从微观视角识别企业受到的环境规制情况，但是纳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的企业并非是随机进入监控名单的，而是由于历史排污量大而被纳入重点监控的，因此自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是本文内生性问题的重要来源。为了解决自选择问题，本文首先通过倾向得分匹配修正基准回归模型，以企业生产率(lntfp)、企业规模(lnk)、市场竞争程度(hhi)、企业年龄(age)、企业性质(soe)和企业出口信息(exp)为特征变量，采用1 ∶1 的邻近匹配方式为所有处理组企业寻找对照组。表6 报告了对照组与处理组匹配前后主要变量均值差异。在匹配前，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等特征变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说明确实存在较强的自选择效应；在匹配后，对照组和处理组的主要变量均值差异均不显著，说明能够较好克服自选择问题。表7 是只对匹配上的企业进行多项式选择模型基准回归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修正基准回归之后，主要回归结果与表3 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时，其技术进步路径会偏向技术引进。

表6 对照组与处理组匹配前后主要变量均值差异

表7 倾向得分匹配(PSM)之后的检验结果

第二，以工具变量法修正基准回归结果。为了进一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借鉴董直庆和王辉(2019)、戴魁早和骆莙函(2022)思路，本文选取企业所在城市自然降水量作为工具变量。选取依据是，当地大气污染与环境规制执行状况紧密相关，而降水量与大气污染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戴魁早和骆莙函，2022)，因此城市的降水量会影响地区环境规制执行情况。此外，降水属于自然现象，外生于环境规制政策，并不会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选择城市自然降水量能够较好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由于多项式选择模型没有现成的工具变量实现命令，本文分步实现工具变量法，先将企业是否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企业所在城市自然降水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企业是否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的拟合值，再将第一阶段得到的拟合值作为解释变量代入多项式选择模型，回归结果见表8。可以看出，在使用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仍然表明企业受到环境规制时会显著增加技术引进，没有证据表明企业会增加自主创新。因此，受到环境规制时，企业技术进步策略依旧会偏向技术引进。

第三，单独检验结果。由于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之间具有互补性，因此在基准检验中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本文将分别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影响，结果如表9 所示。从第(1)—(4)列回归结果看，不论采用Probit 模型还是Logit 模型，结论都显示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时会降低自主创新参与行为，增加技术引进行为，与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的检验结果一致，企业技术进步策略总体上是偏向技术引进的。第(5)—(6)列是采用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第(7)—(8)列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与采用概率模型的检验结果一致，受到环境规制对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但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引进，因此仍然表明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时，其技术进步策略整体是偏向技术引进的。第(9)—(10)列是采用企业所在城市自然降水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仍然表明企业在强制性环境规制之下，技术进步路径会偏向技术引进。通过单独检验结果能够得到以下两点信息: 一是所采用的检验模型结果表明，企业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并受到环境规制后，自主创新参与行为没有增加。这里揭示出本文在特征性事实部分的分析，即虽然受到环境规制企业的平均创新率要高于全样本，但是随着样本时间推移受环境规制企业数量在增加，而中国企业总体创新情况具有强烈的时间趋势，因此这种平均创新率高更多反映的是受环境规制企业数量随时间增加带来的权重增加的一个结构效应；当本文所有回归模型中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并没有结果支持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参与。二是单独检验结果支持了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之间的互补关系。本文所采用的所有模型中，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对企业技术引进行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企业技术引进行为对自主创新行为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之间确实存在很强的互补关系，也说明本文基准回归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是合理的。

表9 企业创新和技术引进的单独检验结果

最后，本文通过PSM＋DID 检验企业进入污染排放重点国家监控名单前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路径影响，结果如表10 所示。可以发现，采用PSM＋DID 后，企业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不会增加自主创新的概率(第(1)列)，但会在10%的显著水平下轻微增加企业创新程度(第(2)列)。企业的技术引进概率和技术引进程度均有显著增加(第(3)—(4)列)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即使考虑了自主选择因素，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技术引进偏向仍然是存在的。此外，第(5)列汇报了企业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前后对以工业总产值衡量的企业生产规模(lnscale)的影响。可以看出，企业进入前后，生产规模明显减小，说明环境规制确实会对企业生产规模形成负向冲击。

表10 企业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前后PSM＋DID 检验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通过基准检验和稳健性分析，本文证实了在环境规制下，企业的技术进步策略是有偏于技术引进的，那么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策略的偏向性影响是否存在企业异质性? 本文将进一步从不同方面检验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企业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

(1)分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检验。要素密集度是企业重要的异质性之一，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的技术水平、创新水平和环保水平差异较大。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技术更新速度快，对于自主掌控核心技术的需求较高，行业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也较高，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较小；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比较成熟，整体的创新较少，依靠自身技术创新的技术进步较小，较容易受到环境规制影响。表11 是基于企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的检验结果。从回归结果看，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后，技术进步策略选择存在一些差异。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选择有自主创新没有技术引进策略的下降程度要明显大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三类企业选择有技术引进没有自主创新策略的增加程度差异较小，说明劳动密集型企业虽然技术引进概率增加程度较大，但是对于自主创新活动的减少程度较低，这主要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本身自主创新活动较少有关。因此，整体而言，在受到环境规制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进步方式偏向更加明显。

表11 基于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检验

(2)分地区的异质性检验。由于东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交通便利性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方面都有显著差异，地区差异同样是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策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表12 是基于地区差异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企业的影响同样存在差异: 对于东部地区企业，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企业会降低自主创新行为并增加技术引进行为；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影响时，企业不但没有增加自主创新或者技术引进行为，反而进一步降低自主创新行为，表明中西部地区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影响时会采用更加消极的方式应对环保监督，比如通过缩小生产规模来降低污染排放，没有通过积极的技术进步来应对环保要求。

表12 基于地区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五、机制分析与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企业技术进步策略缘何偏向技术引进?

在研究假说部分，本文提出企业之所以在环境规制时技术进步路径会偏向技术引进主要是由于技术引进具有更好的环境绩效功能，因此技术引进对企业生产规模的稳定作用大于自主创新，但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没有显著优势。本文将进一步检验这个作用机制和理论分析是否成立。

(1)不同技术进步方式的环境绩效功能差异。由于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管名单主要针对企业的废水废气排放，本文以企业污水排放强度和大气污染排放强度(苏丹妮和盛斌，2021)衡量企业环境绩效，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中的“工业废水排放量” 除以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对数值(lnEMW)和“二氧化硫排放量” 除以工业总产值的对数值(lnSO2)衡量企业平均排放强度。这两个值越大，表明企业单位产出的废水废气排放越多，环境绩效越差；反之，数值越小，表明企业的环境绩效越好。表13 第(1)—(4)列是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和技术引进行为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就企业污水减排而言，自主创新对企业降低污水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第(1)列)，而技术引进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单位产出的污水排放强度(第(2)列)；就企业的二氧化硫减排而言，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能够显著降低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第(3)—(4)列)，并且技术引进的影响系数要大于自主创新。第(1)—(4)列检验结果印证了研究假说2，技术引进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要明显优于自主创新，这也是企业在面临强制性环境规制时选择的技术进步路径偏向技术引进的主要原因。

表13 不同技术进步方式对企业主要绩效指标的影响

(2)不同技术进步方式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根据研究假说2，技术引进的环境绩效提升作用更好，因此技术引进有利于稳定企业当前的生产规模，但是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是由自主创新导致的。本文采用企业工业总产值对数值(lnscale)衡量企业生产规模，表13 第(5)—(6)列是企业不同技术进步方式对生产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都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销售规模，但是两种方式在系数值上存在明显差异。技术引进对销售规模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自主创新对销售规模的影响，由此可见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时更多地寻求技术进步主要是因为企业技术引进能够更加显著地稳定企业生产规模，降低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规模的限制。

(3)不同技术进步方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从表13 第(7)—(8)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自主创新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技术引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技术引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优于自主创新。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对企业环境绩效、生产规模和生产率的影响看，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时更加倾向于技术引进的原因更多的是技术引进能够在短期内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规模的负面影响。

(二)进一步分析: 环境规制放松与企业技术进步路径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约束时，其技术进步策略偏向技术引进并不是因为技术引进对企业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明显，而是因为技术引进能够在短期内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规模的负面影响、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更多是一种短期影响。由此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企业退出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即企业受到的环境规制约束减轻时，企业技术进步策略是否会出现反弹? 是回到原有的技术路径上，还是出现永久性偏向，对技术引进产生路径依赖? 为此，本文识别出企业退出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的企业样本，即曾经出现在该监控名单，但后来退出并再也没有重返名单的企业。表14 是企业退出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管名单对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影响。从第(2)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企业退出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企业的技术引进行为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说明随着退出名单，企业会维持之前的技术引进强度，并不会明显增多或者减少；从第(1)列和第(3)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选择有自主创新行为两种策略的概率都明显下降，说明企业退出名单后，并没有增加反而进一步降低了自主创新行为。综合来看，环境规制下，企业的技术进步路径偏向较强的路径依赖性，企业在退出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后，并没有回到原有的技术进步路径上，仍然是维持技术引进，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自主创新行为。

表14 环境规制放松与企业技术进步路径

六、结论与启示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在环境规制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企业追求自身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本文在统一框架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影响及其原因。通过企业是否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本文精准识别了企业是否受到强制性环境规制，并基于企业层面的技术引进费用支出和专利申请信息，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总体上，当企业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受到强制环境规制，企业的技术进步路径会偏向技术引进，其技术引进行为会明显增加；没有证据表明环境规制会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行为，不同方式的稳健性检验都验证了这一结论。第二，分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选择有自主创新没有技术引进策略的下降程度要明显大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三类企业选择有技术引进没有自主创新策略的增加程度差异较小。总体而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技术进步方式偏向更加明显。第三，分地区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会降低自主创新行为、增加技术引进行为，技术进步方式整体偏向技术引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影响时并没有明显增加技术引进，反而会进一步降低自主创新，表明中西部地区企业会采用更加消极的方式应对环境规制。第四，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对企业不同绩效的影响看，企业之所以在环境规制时技术进步路径会偏向技术引进，主要是由于技术引进能够更好地提升环境绩效，对企业生产规模的稳定作用大于自主创新，但对于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提升；而自主创新对于企业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明显。第五，进一步分析企业退出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发现，企业受到的环境规制放松以后，企业偏向于技术引进的技术进步方式并不会出现改变，还会维持一种高概率技术引进行为，同时进一步降低自主创新行为。这表明，环境规制下企业形成的技术引进偏向具有长远影响，会形成技术引进的路径依赖。

基于本文的研究事实，政策启示有: 第一，适度的环境规制能够增强企业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层面通过政策引领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和环保绩效是现阶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企业在面临强制性的环境规制时，技术进步内生动力明显增强，技术引进行为显著增加。引进先进技术能够有效地改善企业传统生产模式、提升企业环保绩效，这说明在当前发展阶段，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具有督促作用，能够通过政策压力增加企业内在技术进步动力，提高生产技术提升和环保绩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二，环境规制政策制定要更多地结合地区发展和企业实际，充分发挥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本文研究发现，不同地区企业面临强制性环境规制时，技术进步动力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企业不但没有增加企业技术引进，反而还弱化了企业原有的自主创新行为，这说明一刀切的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并不利于传统产业相对较多的落后地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企业可能会以更加消极的方式应对环境规制。因此，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制定更加适合当地企业发展的环境规制政策，在规制环境的同时为企业技术进步提供更多的可能选择，提供适当的政策缓冲时间，采用循序渐进方式引导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三，在以环境规制督促企业技术进步同时要更加注重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增强企业持续技术进步的内在能力。环境规制无疑会增强企业技术进步动力，但是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在环境规制下的技术进步主要偏向技术引进，没有证据表明环境规制增强了企业的自主创新。从技术引进效果看，技术引进可以稳定企业当前的生产规模，但对于生产率提升并没有明显优势；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放松环境规制后，企业会在进一步降低自主创新的同时维持高技术引进行为，这表明环境规制带来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方式具有路径依赖。因此，从促进企业高质量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应采取更多措施引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从而既能维持企业长期技术进步，也有利于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提升企业生产率。

本文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全国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基于微观企业是否进入污染排放国家重点监控名单衡量企业受到的强制性环境规制，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并从两种不同技术进步方式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差异解释造成企业技术进步方式偏向技术引进的原因。本文研究结论能够为强制性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技术进步提供新的见地，但是仍然有一些遗憾: 一方面，主要围绕环境规制下的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行为，然而目前数据库信息并不能与环境技术进步直接挂钩，尤其是无法识别企业环境技术引进行为，因此无法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下企业的环境方面技术进步方式与非环境方面技术进步方式的差异。未来基于更加细分的数据库信息，进一步考察其中差异将是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如何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环境规制情境中企业环境技术进步和非环境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