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钱 龙, 饶清玲, 余 可

(1.南京财经大学 粮食和物资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2.上海财经大学 财经研究所,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升,这使得老年人口数量及其比重逐年攀升,人口老龄化态势日益严峻。199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5.6%,2020年65周岁以上人口则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至13.5%,远超目前国际通行判定老龄化社会的标准[1]。据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率将于2050年达到36.5%,届时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重[2],而且相对城市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在我国农村地区表现更加突出[3]。人口结构老化会影响居民对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微量元素等营养素的需求[4],进而影响其食物消费需求及行为选择。由于食物生产需要消耗一定的耕地资源,从而对生态环境承载力有一定要求。当居民食物消费(包括数量和结构)发生变化时,会引发对食物生产所耗费各类资源要求的变化。因此,厘清人口老龄化与食物消费及其生态足迹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谋划食物供需匹配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研究指出,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中国居民食物消费发生着深刻改变[5]。主流观点认为,从社会总量角度来看,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降低居民食物消费量,尤其是减少高生态足迹类食物的消费[6]。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笼统地认为老龄化必然会减少食物消费的观念需要修正,细分后各类食物消费量未必会一致表现出随年龄增加而显著下降的趋势。一些研究发现,虽然老龄化会带来谷物、蔬菜和畜禽肉类食物消费的下降,但蛋、奶类及其制品消费则呈现大幅上升态势[7]。可见,老龄化会引起居民食物消费量及其消费结构的变化,但具体影响有一定争议。

然而,这种转变的背后蕴含着更值得深思的问题:生产各类食物所消耗的耕地资源数量不一,当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由传统数量型向现代质量型转变时,不仅对食物生产和供给量及结构造成冲击,而且会给食物生产所需耕地资源及生态环境承载力带来新挑战[8]。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食物生态承载情况持续恶化,人均生态承载力与人均生态足迹相比虽稍有盈余,但生态赤字形势日益凸显[9]。在自然资源日趋紧张的时代背景下,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必将会深刻地影响着农业生产资源配置[10],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更是直接与农业生产布局相关联[11]。

当前,中国居民食物消费面临着较大的生态承载力约束困境。在满足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结构不断提升和转型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解决的难题。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利用生态足迹理论方法进行讨论分析[12]。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测算生态足迹总量及其生态承载力[13-14],仅有少部分学者从居民食物消费视角对生态足迹含量进行估算[15-16],且鲜有研究深入考察影响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变化的经济社会因素。从老龄化视角展开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17],且鲜有文献严谨地验证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

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绝对消费水平相对较低,且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和城镇居民有一定差异。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绝对数量仍然庞大,且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有其独特性,因此有必要探索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基于此,本文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足迹理论方法来测算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演变趋势,深入探讨食物消费结构转变所隐含的生态环境负荷问题,并进一步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由于居民食物消费量及其结构与生态足迹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实际上也能间接提供老龄化影响食物消费转型的证据,而目前关于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定论。

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拓展了本领域研究的对象范围。第二,已有文献多基于线性思维考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则引入人口老龄化的平方项,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呈“U”型。证实人口老龄化低于一定水平时,能够减轻食物供给的压力;但是越过拐点后,深度老龄化对食物供给和生态需求的压力会变大,未来不可忽视老龄化因素带来的非线性影响。第三,已有研究鲜有考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则应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获得了相对稳健的结论。

二、数据说明及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1-201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此次调查只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因数据缺失,不含西藏自治区、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等指标,其中,食物消费结构划分为粮食(谷物、薯类与豆类)、蔬菜(蔬菜与食用菌)、食用油、肉类(猪肉、牛肉、羊肉与禽肉)、蛋类、水产品六大类。需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关于农村居民各类食物人均消费量有个别缺失数值,对此本文采用均值插补法予以补齐。2013年前后,国家统计局对该数据的计算方式和统计口径稍有调整,导致统计指标有一定波动,但整体而言,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变化趋势没有受到此次口径调整的影响。

2.生态足迹核算方法

对于生态足迹概念的界定,国内外众多学者将其定义为给定人口和经济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吸收废弃物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18]。生物生产性土地主要包括农田、牧场、森林、建成土地、渔业和化石能源土地,这些土地类别构成了给定系统的总生态足迹[19]。生态足迹量化了资源消耗和生产所需的土地面积[20],以此延伸的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则测度了居民食物消费所需占用的生态空间,该指标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区域食物消费状况所引致的生态压力和生态承载力变化。对于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测算,其核心思想为利用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转换系数和全球平均生产力数据,将各类食物消费项折算成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然而由于各类食物生产环节不一致,初级农产品仅需考虑生产直接占用的草地、渔业用地,以及饲料和能源等物质流投入所携带的耕地足迹等[17];加工类食品还需附加考虑原材料与制成品的转换率,并计算食物加工运输中隐含的能源足迹[16]。因此,基于上述方法的食物消费生态足迹计算参数应包括全球平均生产力信息、制成品与初级产品转换因子、生态用地均衡因子和化石能源均衡因子等数据。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本文借鉴张少春等[16]的提法,将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总量认定为人均消费各类食物所包含的生态足迹总和,其中某项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含量可以表达为该食物单位消费生态足迹与食物消费数量的乘积。具体估算公式可表达为:假定中国农村居民第t年对第f类食物的消费量为Qtf(单位:kg),第f类食物的单位消费生态足迹为EFf(单位:gm2/kg),则第t年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含量计算公式为:

(1)

各类食物单位消费生态足迹选自“食品-环境金字塔模型”(DFEP)数据库[21],食用油的单位消费生态足迹以食用植物油相应数据近似替代,具体见表1所列。

表1 单位食物消费的生态足迹 单位:gm2/kg

3.模型选择和变量设定

已有文献关于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食物消费量和相应结构有所争议,一些研究认为老龄化会带来消费降级[6],消费量也会减少,此时老龄化会负向影响食物消费生态足迹。但也有相反的主张,认为老龄化不必然会带来消费结构降低,老年人反而因身体健康考虑会对食物消费有更高要求[7],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会带来更高食物消费生态足迹。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对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为此,本文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2)

其中:被解释变量EFit表示第t年第i省份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的生态足迹;核心解释变量agingit表示第t年第i省份农村人口老龄化,采用农村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当地农村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22];(ln agingit)2为人口老龄化的二次项,以捕捉人口老龄化对人均食物消费足迹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Zit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引入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城乡收入比、城镇化率、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GDP、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农村地区性别比和农村居民平均家庭户规模等作为控制变量;α、β、γ、δ为待估参数;μ为随机误差项。为平滑数据波动和减缓数据异方差,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此外,为尽可能地缓解遗漏变量问题,模型采用时间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变量定义及相应描述性分析见表2所列。

表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分析

三、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及其生态足迹变化

1.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

从中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见表3所列)不难看出,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种类逐渐多样化,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均衡转变。就消费结构而言,近年来农村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等植物性食物消费量逐年降低,其中粮食消费占食物消费比重由2000年的64.17%下降到2018年的50.30%,粮食人均消费量由250.2 kg下降到148.5 kg,下降幅度高达40.65%。相对而言,蔬菜人均消费量降幅较小,样本期间下降17.99%。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对食用油、肉类、蛋类和水产品等动物性食物消费量呈上涨趋势,2000-2018年期间增幅分别达39.44%、92.44%、75%和100%;其中肉类人均消费量增长最多,消费量从人均17.2 kg增长到人均33.1 kg。

表3 2000-201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 单位:kg/人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纵向层面来看,农村居民的食用油、肉类、蛋类和水产品消费增长较快,但与城市居民相比,绝对水平仍然较低。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其对肉类和水产品等高生态足迹含量食物的需求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2.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变化

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足迹差异是由其食物消费量及食物消费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相同消费结构下食物消费量越大对应的足迹总量越高;另一方面,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也会引发足迹的结构性变化[23]。根据式(1),进一步估算了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总量(EF)。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虽然在2000-2012年间曾趋于下降,但整体呈增长态势。从2012年最低点3 892.13 gm2/人持续上涨至2018年的4 783.28 gm2/人。伴随着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可以预见这种增长趋势仍会持续下去。横向对比来看,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始终低于城市居民的同一指标,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增长快于城市居民。2008-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年均增长率达到1.73%,而城市居民的同一指标年均增长率仅为1.43%。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缩减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提升,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会加快向城市居民看齐。

为分析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结构性差异,引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各类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含量及其演变。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各类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演变趋势与人均各类食物消费量的波动方向保持一致(1)因篇幅所限,未列出农村居民人均各类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具体数据,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其中,粮食和蔬菜的生态足迹含量呈下降趋势,而食用油、肉类、蛋类与水产品的生态足迹趋于上升,尤其是肉类、水产品等食物消费足迹的涨幅较大。具体而言,2000-2014年期间粮食消费生态足迹量持续下降,但相较其他食物消费足迹而言仍居于高位;2014年之后肉类消费生态足迹开始超过粮食消费生态足迹量,并逐年递增;到2018年肉类消费生态足迹量高达1 967.13 m2,占生态足迹总量的41.13%。除此之外,食用油、蛋类与水产品消费的生态足迹量呈上升趋势。这说明2000-2018年期间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发生了结构性转换,且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总量变化是消费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变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基准回归

为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根据式(2),首先采用面板模型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进行回归估计。根据Hausman检验,证实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更为有效,具体结果见表4所列。拟合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首先会趋于下降,这与已有文献保持一致[23]。然而,已有研究较少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本文通过引入人口老龄化的平方,发现老龄化的二次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但影响系数为正。也就是说当老龄化程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老龄化反而会显著提升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即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总量的影响呈“U”型。

表4 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基准回归

这与已有文献的发现不一致,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短期,由于家庭资源有限性和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自然老化,农村老年人会刻意减少对肉蛋奶等高生态足迹食品的需求[7],从而呈现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增加的结果。但从长远来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社会、家庭均有条件支撑其较高的食物消费足迹。那时候,由于短期的影响途径不再成立,同时老年人因得到更好的照顾,反而表现为人口老龄化提升了人均食物消费足迹,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得到扭转。

一些研究也证实,老龄化并不必然降低食物消费足迹,虽然减少了肉类消费,但老年人对蛋奶类及其制品消费则呈现大幅上升态势[4]。而且,中国相对发达的地区已经迈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但这些地区的老年人仍然保持着较高的食物生态足迹,其绝对水平还高于欠发达地区。这也说明,老龄化尚不构成农村居民食物结构从传统数量型消费模式转型升级为现代质量型消费模式的障碍。但必须立足长远,随着中国深度老龄化的加快来临,需要提前谋划和做好保障工作,以应对后续更大的食物供给和生态足迹压力。

2.更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居民食物浪费生态足迹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初步分析,这里参照许菲等[23]的研究,引入每千克食物生态足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再次进行检验,以考察上述结论是否稳健,结果见表5所列。

表5 稳健性检验I:替代被解释变量

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负向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其二次项也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每千克食物消费生态足迹会伴随农村人口老龄化率的提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这意味着在短期,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降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进而缓解生态承载力压力;但从长期来看,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转换仍然会持续下去,相应的生态足迹会继续攀升,即基准回归的发现是稳健的。

3.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以往研究鲜有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与食物消费足迹含量之间可能呈现非线性关系[24],本文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发现,本文拟采用替代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选用农村地区老年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平方作为人口老龄化的衡量指标,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所列。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依然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这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一致,说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是稳健的。

表6 稳健性检验II:替代核心解释变量

4.分样本检验

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区域不平衡特点,老龄化程度由东向西逐渐递减,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区域分布较为一致[25],另外,东部和中西部的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也有较大差异。东部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普遍集中在4 000～5 000 gm2及5 000～6 000 gm2,而中西部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大多不足4 000 gm2。因此,各区域人口老龄化水平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将30个样本省区市划分为东部相对发达地区、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两大经济区域,并进行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见表7所列。

表7 分样本回归

具体来看,在东部和中西部,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均呈先降后升的“U”型态势,这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因而,再次说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U”型影响是可信的。然而,就边际效应而言,无论是人口老龄化还是人口老龄化的平方,均对东部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更强,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更强烈地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社会福利更好、人均寿命更高的东部,即人口老龄化对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呈现情境异质性。也意味着就长远而言,随着落后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日渐提升,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当地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压力会逐渐加大。

5.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因为经济、人口流动及资源要素等存在溢出效应,省际间生态环境在空间上呈现出互联关系[26],以往研究多忽略这一点,所以本文拟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来验证,考虑到空间溢出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是否依然成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第一步是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Moran指数(Moran’s I)来验证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性。本文通过计算该指数后发现,2000-201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和人口老龄化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空间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各省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在空间上存在一定关联性,需要考虑空间因素。经Hausman检验及各类模型的比较,本文选择基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面板的双固定效应模型,以探索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影响的空间效应。被解释变量空间自相关系数(rho)为0.17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引入空间计量模型是合理的。从空间效应分解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仍然呈现出“U”型,这与前文的发现一致,意味着短期内人口老龄化程度越严重,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越低。但长期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还会进一步提升。

表8 稳健性检验:空间杜宾模型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估算了中国农村居民各类人均食物消费量,在此基础上采用生态足迹理论方法来综合分析中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演变趋势,进一步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模式持续转型升级,逐渐由传统数量型消费结构转变为现代质量型消费结构,表现为农村居民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大幅下降,而对肉类、水产品等食物需求不断增加。农村居民食物消费量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其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含量总体呈上涨趋势,这也意味着供养农村地区食物消费会带来日趋严重的资源与环境压力。第二,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影响效应呈“U”型。即短期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其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有正向促进效应。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证实上述发现。第三,分样本回归证实,无论是经济发达的东部,还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均呈“U”型,但是老龄化对东部的影响更强烈。第四,考虑到省际间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空间相关性,本文基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空间溢出效应,仍然证实基准回归成立。

基于上述发现,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一是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持续转型升级,因此应注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农业结构调整和政策扶持的重点转向优质、高效的特色现代农业,尤其是肉蛋奶等高层次农产品,以满足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食物消费日渐升级和多样化的需求。二是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总体呈上涨趋势,且增速快于城市居民。鉴于农村地区给国内食物生产带来愈发严重的资源与环境负荷,建议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国内供给能力、增加高生态足迹食物进口量等多重措施减缓国内耕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协调、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三是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起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根据农村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口)的食物消费结构特点制定相关产业政策,进而指导农业生产,尤其是对东部发达地区而言更是如此。换言之,决策部门在调整农业结构、规划资源配置时应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趋势可能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农产品供给市场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协调性,还应着重于耕地资源与生态承载力的匹配度。四是鉴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且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来临,深度老龄化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因此,政府亟须从政策层面有针对性、偏向性地加大对老年人口尤其是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的扶持力度,为其提供更精准化、高品质的饮食服务。强化其膳食平衡理念,通过多样化的宣传,在整个社会倡导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相均衡的消费模式,以有效缓解生态压力。

本文还存在一定不足。首先,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本文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无法从理论层面论述人口老龄化为何对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呈现“U”型,只能猜测背后可能的原因,包括食物消费量和消费结构的转变。但本文的初步探索或许能够对后续理论完善提供一些有益思考。其次,本文从宏观层面探索了人口老龄化对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的影响,尚缺乏微观层面的证据来相互佐证,后续有待开展此类调查,以推进本领域的经验研究。最后,为深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后续有待比较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识别老龄化进程带来的影响是否有城乡差异,以及背后可能的原因,从而深化本领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