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家风建设研究

朱奕霖

摘 要：乡村振兴，文化先行。本文以浙江省绍兴地区优秀家风家训文化为例，从修身、齐家、处世三个维度挖掘绍兴特色传统家风文化，说明良好家风文化对乡村振兴的意义，分析现代家风建设出现困境的原因，并从新时期如何发挥家庭教育的培育作用、再造传承载体等方面阐述家风建设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家风建设；乡村振兴；绍兴地区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大战略要求，其“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针，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因此，乡村振兴不仅需要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物质文明建设，同样也要文明乡风、良好家风等精神文明建设。[1]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道：“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2]农村家庭作为乡村社会群体网络扩展的起点，借由优良家风文化载体，由个体带动集体，实现乡村文化内涵式发展，进而促进乡村有效治理。

一、追本溯源：挖掘绍兴特色家风传统

浙江绍兴家风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血脉。魏晋南北朝时，会稽城乡的士族家学已经开始兴盛。这种深厚的家学渊源，形成了世代相传的人才培养链，诞生了陆游、王阳明、王羲之、刘宗周等名家。他们家族世代传承的家风家训，在修身、齐家、处世等方面丰富了绍兴的家风文化内涵，为现代绍兴乡村振兴提供了精神支持。

（一）立志修身

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提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3]他将立志看作是人生命和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人只有在追求志向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还指出“勤学：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勉励子弟要立志勤学，用书本中的知识来启发自我，达到“致良知”，产生修身正心的效果。又如有着“五世业儒书有种”读书传统的陆氏家族，鼓励家族子弟读经史，教诲“学贵身行道”，不仅要读书，更要学以致用，运用书中的知识躬身践行，从而提升自身道德修养。

（二）和谐齐家

“家和万事兴”是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绍兴家风家训中也蕴含着家庭和睦的元素，遵循着“敬宗睦族，积善余庆”的原则。一是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关系。张岱家族的家训“孝敬父母、雍和兄弟”阐释了家庭中和睦的父子、兄弟关系。二是显示勤俭节约的治家之道。陆游在《放翁家训》中说：“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4]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训诫子女勤俭持家。三是严苛的齐家之规。绍兴俞氏族人制定族规13条、祖训12条，借助家法族规协调家庭关系、规约俞氏子孙的日常行为。俞氏子孙世代在俞氏家训的耳濡目染下勤劳节俭、尊礼重教，家族呈现崇德向善的精神气象。

（三）处世之道

一个家庭、家族要想立足于社会并取得发展，不仅需要创造和谐的家庭内部环境，也要构建外部融洽的人际关系。因而在绍兴传统家风家训中，父祖辈训诫子弟时，多传授处世之道，其中既包括与人交往的原则，也包括为官从政的态度。在人际交往方面，主张与人友善、助困济贫。《吴氏家训》说：“凡我同宗，与人相处，务以诚信相献，毋习诈伪，始终如一，乃为善交，不可不勉。”吴氏子弟吴禹道为抚军时，所领俸禄除日常开支，其余都捐给贫困百姓。在为官做人方面，提倡精忠报国、清廉公正。陆游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激励他的子孙为国尽忠，同时他也教导次子陆子龙“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为官应当以清廉自守，履职尽责。

二、功能定位：良好家风对乡村振兴的意义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家庭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各个家庭经由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联结组成社会群体，形成相互亲近的人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共同的价值准则——家风。这种自然形成的民间价值准则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居于固定的伦理位置，维护着人们需要的道德秩序。因而，依靠家风构建的乡土伦理秩序，能够促进乡村治理、维持乡村社会的有序稳定，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

（一）家风“立德修身”之維桥接“德治”

家风作为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良好的家风通过发挥道德教化功能，塑造着乡村治理主体的精神品质。一是“体制精英”的勤政廉洁品质。体制精英主要指乡村党员干部。绍兴传统家风文化本身蕴含了为官清廉、履职尽责等思想，这种思想根植于党员干部的骨子里，有助于他们纪严于法，同时管理、监督配偶、子女，从源头上防止腐败。[5]二是“非体制精英”慈乌反哺的品质。非体制精英主要指乡贤，包括村落中德才兼备的典型人物。受到“衣锦还乡”“德泽乡里”传统家风思想影响的乡贤，能够主动成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教化乡民、反哺桑梓。三是“普通村民”的主人翁精神。村民是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弘扬优秀家风文化，能够提升他们的道德认知，增强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感，从而唤醒自我道德主体意愿，稳定乡村秩序。总之，传统家风文化塑造了“才德兼备”的治理主体，为乡村社会划定出特有的道德边界。

（二）家风“规则意识”之维桥接“法治”

家风本质上是文化属性，但由道德资源生成的家风文化秩序却给予人“软法”的约束力，规范民众的日常行为，这与法治的功能相一致，都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围内促进人民群众生活空间的和谐与进步。农耕时代，维护乡村秩序主要依靠家法族规。这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原则，沿着家庭、家族、村落的空间次序，弥散在村民的日常行为规范中，指导和规制村民的言行举止，让他们在道德品质、为人处世方面形成自我约束能力。时至今日，尽管家法族规只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非制度性的规范，但是它以“规则意识”为指向的“秩序观”依旧能从村民的内心深处引导他们做出良善的行为，从根源上实现了乡村善治。柯桥区漓渚镇六峰村为了探寻家风文化与乡村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关联，弥补法律难以触及的村民道德领域，将家风融入村规民约中，使之成为可以被直观感知并且遵从的文化实体，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村民违规犯罪，维护乡村秩序。

（三）家风“公共精神”之维桥接“自治”

公共精神虽然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但溯源传统家风文化，仍能找到与其的内在关联，共同作用于村民自治。在传统社会中，为了抵御天灾和维系家庭生活，家庭间产生的熟人利他行为，使家庭成员表现出超越个人指向集体的行为逻辑，这种“利他”“互助”理念进而演变成公共精神，有助于村民跳脱出私人领域，促使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并参与乡村治理。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以家风建设“公共精神”为载体，对村民自治展开实践探索，组建百姓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引导村民参与决策咨询、民情反馈等乡村事务，为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化解邻里纠纷提供现实路径。

三、由表及里：乡村家风建设的困境成因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在乡村社会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家风建设的现实问题日益突出。只有深刻地认识到乡村家风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才能破除现实困境，有效发挥优良家风文化在助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一）乡村家风传承意识淡薄

现代乡村社会中，乡村家风传承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家风文化社会心理认同淡薄。乡村处于社会深入发展期间，资本和利益主体注入其中。过去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关系被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关系所取代，相比较家风道德，村民们更倾向于将直接利益的金钱作为行为导向。良好的家风家训得不到宣扬，致使个体呈现出“无公德个人”的特征，从而突破了公德伦理秩序。其二是乡村家庭教育中心变化。不少乡村家庭鼓励孩子考入名牌大学，获得更高的学历水平以实现知识变现，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由此出现了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7]其三是现代多元文化冲击。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植入与二次解构，加重了家风文化的传承危机。各种西化论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主体地位，在进行批判与否定时沉重打击了家风家训文化，导致家风家训在传承中遭遇冷落。

（二）乡村家风传承载体衰竭

家文化是在乡村的土地关系中生成的，作为家庭组织的诞生地，村落不仅孕育了家风文化，也为其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空间。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村落空间逐渐萎缩，快速湮没的还有家文化的传承载体，祠堂被现代化厂房所取代，乡约中断、家谱失传，加速了家风文化衰落。与此同时，乡村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乡村由“熟人社会”演变成“无主体的熟人社会”，导致乡土结构空心化的现象，损伤了家文化的地缘基础和群众基础。传统家风文化主要依靠口口相传、代际传递等，而在“空城”的乡土社会中这种传统的传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可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的传承载体受到了剧烈冲击。这既表现为家谱、祠堂等有形载体被毁坏，也表现为空间载体的无声解构。而家风文化作为家庭思想文化的结晶，在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家文化应与时代精神和文化氛围相结合，开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四、深化发展：家风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多元路径

推动家风文化兴盛，破解优秀家风文化嵌入乡村振兴中的困境，需要从内发挥家庭教育的培育作用，转变村民对家风文化的认识；向外再造传承载体，为乡村家风文化重建提供支撑，助推优秀家风文化立足于乡村发展和村民的现实需要，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一）发挥家庭教育的培育作用

一是充实传统家风的时代内容，实现家文化古为今用。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逻辑起点，它的内涵应要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与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接。因此，在家庭教育中，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家风文化的引领作用，去除传统家风文化中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分，确保家风文化的先进方向，运用其内含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现代思想意识，培育孩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取向。二是重视家庭教育，发挥“以身立教”的作用。孩子在没有接触社会群体前，会以父母的行为举止为准则。这就需要父母在这一过程中给孩子做好榜样示范，将自己优良的生活习惯、处世原则传递给孩子。反之，如果一个家庭不注重家庭教育，不具备良好的家风，家族内部可能会形成“群氓主义”的氛围，不良的社会风气会在家庭成员内部蔓延，从而产生“懒汉”贫困户集群的现象。[8]

（二）再造传承载体

1．创新村规民约，发挥行为规制作用

传统社会的村规民约对村民行为的规范主要依赖儒家伦理和礼俗形成的“内生性”而自发进行约束。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村规民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需要实现创新性发展，与法律相结合，主动依托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形成“内生+外源”性自觉约束。一方面，现代化的村规民约内容需要兼顾地域性与特殊性的原则，继承乡村世代沿袭的伦理规则，以生活性的语言进行表述。比如，在上虞区道墟街道联浦村，《村民守则十条》内容以当地特色的莲花落形式传唱，使村民自觉地将守则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现代村规民约需注入“懂法、守法、用法”等现代法治观念，利用法治的规范性引导村民建立起是非善恶的评价准则，弘扬社会正能量。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针对村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送礼攀比等陋习，由村民自发提议，达成一致后，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并制定出台《孙端镇“推进移风易俗、樹立文明新风”实施方案》，让村民在实践中自觉按照准则衡量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从而推进移风易俗、构建文明乡风。

2．充分发挥媒体宣传作用，营造良好家风传承氛围

新闻媒体成为宣传良好家风的有效载体。它通过多种方式诠释家风的深刻内涵，使家风文化的精华融入乡村民众的日常习惯中，唤起村民对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和行为遵守，从而推动以优良家风文化为滋养的乡村振兴实践。在发挥宣传作用上可从以下两点进行。一是应搭建家风建设“物化”平台。家风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其强调的是内在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乡村文化礼堂、家风文化长廊、乡贤馆、家风主题景观以及农家书屋等能够为村民提供家庭道德的学习引导，摆脱精神生活匮乏的困境。新昌县镜岭镇岩泉村的“天姥清风”家训馆，集合了县域内40多个姓氏的家训家规，为学习优秀家风文化提供了平台。二是应开展家风主题活动。各基层、乡镇应该立足基层，围绕家风文化开展活动，让文明好家风吹向千家万户。绍兴通过开展晒“家风家训”、评“家风典型人物”等活动，向村民征集优秀家风故事进行展示宣传，拉近与村民群体的心理距离，以此鼓励、吸引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

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家风建设研究——以绍兴地区为例》（项目编号：20221030 4008Z）。

参考文献

[1] 牛绍娜．家文化为乡村振兴铸魂刍议[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9-38.

[2]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 陆游．陆游全集校注[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5] 胡占光，郭淑新．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互进研究[J]．长白学刊，2021（1）：135-141.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黎瑛，张琪．历史观照下乡村家风建设路径探析：以赣鄱家风家训文化为例[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1）：127-134.

[8] 刘建．乡村振兴视野下家风文化治理的演变逻辑及体系重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4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