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其五大特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到源头。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理念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高度契合；强国富民、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高度契合；礼乐文明、化成天下的理念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高度契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高度契合；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的理念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度契合。这种文化上的规约既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带有深厚的中国特色，彰显出新时代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也能为其他国家探寻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传统文化；文化基因；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文化传承；强国富民

Abstra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fertile soil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ll of fiv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riginate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dea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at governing is by morality，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modernization with large population. The idea to strengthen the country and enrich the people， to have fairness and justice， is compatible with modernization aimed at common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The idea of etiquette and music civilization， the realization of omnipresent civilization， is compatible with modernization wi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ist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idea of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heaven and human and to follow nature is compatible with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idea of harmony is paramount and associating with benevolent gentlemen and befriending good neighbors is compatible with the modernization which stays on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cultural convention not only determin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deep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veals our confidence i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provides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approach for other countries that explore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Gene of culture; Historic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heritage; To strengthen the country and enrich the people

現代化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呈现出的更高层级的文明形态，主要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全过程。从历史上看，它最早起源于西方，以资本主义为开端，蕴含着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的深层次变革，比如工业化、市场化、法治、国际贸易等。一方面，人类社会从此告别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大航海时代殖民活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史，也是一部赤裸裸的掠夺史、侵略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曾是受害者，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经过各种探索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相继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现代化的普遍特点，又彰显出浓郁的中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活水，内在规约了其核心特点及趋势走向，同时又决定了它能够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扬弃。

1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从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所有的文明在政治秩序的最初想象建构上，都经历过从“神本体”到“人本体”的转变。相比之下，中国早在周秦之际就完成了这一转型，其代表性表征即为民本思想得以诞生并逐步走向成熟，而西方国家直到近代通过两次思想启蒙运动，人本主义思潮才逐步深入人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在经历了短暂的蒙昧阶段后，很快就步入了理性时代。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考》中讲：“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关于殷周之际政治文化的变革特点，《礼记·表记》中有一段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2]简言之，殷人尊神而轻人，行神权政治；周人尊礼而亲人，行民本政治。这一转型的重要原因在于，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通过对“武王伐纣”这一事件的反思，深刻意识到天命不是万道永恒，也不会永远眷顾一族一姓，而是有德者居之。周公在《康诰》中把“明德慎罚”视为文王受天命的根本原因，并告诫康叔：“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3]孙星衍对此解释为：“天威之明，唯诚是辅，验之民情，大可见矣。”[4]皇天无亲，唯有德者居之，有德无德的验证标准则是民情民意，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5]、“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

在这种崭新天命观的支配下，“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民本思想逐步诞生，从此以后，以德为核心的人文观念逐步代替宗教意识而占据政治文化中心，并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政治上讲，它标志着从神治向德治、从重神事向重民事的转变；从文化上讲，它标志着从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从宗教本位向人文本位的转移。

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在周公的基础上，把民本思想予以理论化、系统化。孔子的民本思想主要包括：统治者要有高尚的道德，实施仁政；统治者既要有惠民思想，还要有惠民举措；选贤任能，实行贤人政治。在执政者的所有品格中，孔子最为关注的莫过于道德问题，“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甚至提出，应该大胆从民众中破格选贤任能：“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7]。

当然，贤人政治在孔子这里只是一种理想性的主张，到了法家那里，才逐步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刚性约束。这种政治设计不仅对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也为平民入仕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贤人政治是对神权制、世袭制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人类政治思想的空前提高。如果说孔子对民本思想的认识和阐释还带有布道者的理想主义色彩，那么孟子则从现实利害关系出发，集中阐释了他的民本思想——“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倡导“王道”、反对暴政、爱护民众。所谓“王道”，主要指的是通过保民爱民，自下而上培根固元，不断夯实执政基础。《孟子·梁惠王上》载：“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8]在“保民而王”的基础上，孟子把民心向背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二是在经济上提倡制民之产、轻徭薄赋、爱惜民力。经过孔孟极富人性的理论阐释，民本思想逐步成为儒家最根本的政治思想。

从横向上看，在先秦诸子时代，不惟儒家，其他学派对民本思想也有不少阐释，比如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道家也有不少顺民爱民、轻徭薄赋的论述。可见，民本思想既是先秦时代众多先见之士的集体智慧，也是大争之世的思想结晶，标志着中华文明很早就走出了神权政治的洪荒时代，而步入了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理性时代。

从纵向上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到了汉代逐步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而民本思想也被继承和发展，并付诸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盛世繁华，也最终难逃一代代王朝兴衰、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率”。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但凡开国之君，往往能够做到朝乾夕惕、爱民护民，在理论和实践上基本都是民本思想的信奉者、实践者；而随着太平之世的到来，后继之君承平日久，往往放松警惕，疏于自律，民本思想逐步成为一种口号式的存在，而最终导致民不聊生、王纲瓦解。“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江山即社稷，社稷即江山，由于封建社会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来保障民本思想的制衡作用，最终导致这一思想总是在君权和民权中左右摇摆，甚至有时成为士大夫的一厢情愿。这种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封建社会再多的盛世繁华也最终会成为昙花一现。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传承者，也是革命者和创新者。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更赋予这一思想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制度保障：在政治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在民生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在文化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建精神家园。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某一个阶层的，也不是少数人的，而是惠及14亿多中华儿女的现代化。这种人口超大规模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干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传承了历史基因，彰显了中国精神。

2 强国富民、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为什么中国在GDP总量尚未完全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率先提出要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使命型政党，真正做到了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在先秦时期，较早对强国富民的社会史观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孔子。“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9]对这段话的解释，有学者指出，孔子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最重要的。其实，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排序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孔子是把“足食”排在第一位的。试想，如果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信任又从何而来呢？子贡运用排除法，把“足食”和“民信”对立起来，其实没有太多意义。

除孔子以外，先秦时期的法家对强国和富民关系的论述也较为集中，只是他们把二者对立起來，比如商鞅就强调“强国弱民”。韩非比商鞅走得更远，认识更为偏激，他反对儒家的轻徭薄赋，强调以重税来强国：“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10]。

从历史上看，建立在民弱基础上的强国也曾有过，比如秦王朝，但是这种“强”往往都急功近利、不可持续。当刑施过重、民力过竭超过了极限，老百姓必然会奋不顾身、揭竿而起。反之，如果统治者能够做到藏富于民、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但国家自然会强大，甚至能做到“我无为而民自化”、垂拱而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对强国和富民关系的深入思考和阐释，无疑更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也更富于人道主义精神。

如果说强国富民更多聚焦于财富的创造，那么公平正义、抑强扶弱、共同富裕的理想，则更聚焦于财富分配，彰显出一种“均平”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均平”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概念，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无不认可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早在先秦时期，“均平”思想就已出现。在《礼记》中，对传说中的黄帝实行均平分配、财富共享就有记载：“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11]当然，这些记载更多体现了后人对上古时期因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类不得不抱团取暖的古朴的共富思想的想象。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财富分配不均会导致阶级对立、贫富差距拉大，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将会动荡不安，统治者往往也会大祸临头。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平”思想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并不断被付诸实践。

先秦时期，孔子关于“均平”思想有句比较形象的说法：“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2]这句话往往被奉为“均平”思想的来源。很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孔子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者。其实，在孔子看来，人口少并不足以忧患，真正值得忧患的是分配不均、均平失当。

在先秦诸子中，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政治主张有多大差异，但在平均或均平这个问题上，似乎都能达成某种共识。如老子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13]他认为，优秀的政治家应该顺应天道，把有余的财富拿来补给不足的人，进而实现均平分配。墨子也提出“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的“均平”主张，[14]晏子也有“权有无，均贫富”的分配意识。[15]可见，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既是时代潮流发展，也是民心所向。

知易行难。作为一种经济分配思想，“均平”思想体现了底层百姓渴望共富的情结，但由于古代封建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又因分配极度不均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有田同耕、有饭同吃”之所以能成为历代农民起义的旗帜，正在于这些主张重新点燃了贫苦人民渴望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火种，为新的改朝换代做好了理论宣传。

今天，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共同富裕，不但把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理想变为现实，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彻底根除了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的土壤——私有制。在新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造性地消除了世界上最大的绝对贫困问题，党的面貌、人民的面貌正发生前所未有的蜕变，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正在逐步实现。

3 礼乐文明、化成天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无论是作为理想社会的蓝图设计，还是作为个人的价值追求，“文”在中国文化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

从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来看，儒家之所以能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并逐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除了在客观上适应了封建社会的统治需要，从主观上讲，儒家对“文”的情有独钟，也符合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客观规律。物质追求是基础，精神富裕则是保障，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从地理学来看，中华文明诞生于大江大河，很快形成了以平原为主导的农耕文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气候的独特优势，人口繁衍之速度较之世界其他民族远为快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整套软性的文化教化和道德规约，资源和人口的矛盾将无限凸显，势必陷入无休止的战争和杀戮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得以大盛，往往不是盛世的果实，反倒常源于乱世的倒逼。无论是汉代经学，还是宋明理学，都首先出于重整伦理纲常的社会需要。

从个人价值来看，儒学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度成为士大夫的人生信条。如果说军功的实现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那么把德行和文名作为毕生追求，则往往不受太多外在条件的限制，“操之在我”。古代中国的盛世王朝，往往都不惟物质之繁华、疆域之辽阔、军功之强盛，还要有与之匹配的道德教化、精神文明。空有武力之盛而不尚文治，往往都是昙花一现。比如元朝和清朝，同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同以武功之盛、疆域之广而著称，但二者的文治却不可同日而语。具体到个人，但凡被后人膜拜者，往往都不惟拥有富足的财富、强壮的体魄，更重要的在于其道德精神令人敬仰。这种以“文”为尚的文化精神，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

从理论上看，儒家对“文”的论述最多也最全面。《论语》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6]在孔子看來，文明教化在国家治理中，既是最难做到的，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社会文明习得的养成，不但需要一整套制度设计予以保证，更需要无数的个体为之终生努力。所以，在现代教育诞生以前，中国古代已有小学、大学之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既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的过程。“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探求文质之间的合理平衡，往往成为古代士人的终生追求，于是李贺才有“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感叹，陆游才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理想。

从实践上看，随着历史的发展，历代封建王朝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文明教化的经验和制度规范，主要表现有：一是学校教育，如国子监、书院等方式。二是圣谕宣讲。三是旌表制度。比如《明史·周琬传》中记载：“洪武时，父为滁州牧，坐罪论死。（周）琬年十六，叩阍请代……帝复怒，命缚赴市曹，琬色甚喜。帝察其诚，即赦之，亲题御屏曰‘孝子周琬。寻授兵科给事中。”[17]四是乡约乡规。比如王阳明编的《南赣乡约》：“自今凡尔同乡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18]五是家庭教化。我们所熟悉的《朱子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其中的许多名言警句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与中华文明强调文明教化相比，西方文明从诞生起就呈现出信奉武力、崇尚征服的特点。西方文明尚力的基因，从罗马的历史演变可见一斑。罗马在西方文化中的伟大，不在于其文治，而在于其武功。关于这一点，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中早有记载，在该史诗第六卷中，埃涅阿斯的父亲安奇塞斯在地府中这样对儿子说道：“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19]

罗马崩溃之后，尽管西方世界沉寂了若干年，但古罗马的尚武精神却通过各种方式传承下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稍后的麦哲伦环球航行，终于使得这种精神重新焕发出生机。从此，西方国家开始了殖民时代，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当古代中国日趋没落之际，西方世界恰好进入了争霸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

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英国、美国等，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你方唱罢我登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没有强大精神力量作为支撑的现代化，物质力量的现代化最终也会因无所依托而沦为泡影。这个逻辑在古代中国也曾经出现过，比如秦王朝。秦王朝从商鞅变法时开始奉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而法家在诸子百家中向来以弃礼义、尚暴力著称，因此，秦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能把整个国家动员为一台战争机器，所向披靡，但是统一六国后，它依然采用法家战时军管的方式治国理政，结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忽喇喇大厦倾”，成了短命王朝，令人唏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时，从来没有放松精神文明建设。新中国刚刚成立，新政权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一举荡涤旧社会留下的陋习。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确立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更是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不断弘扬中国精神，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可以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是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使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优势。

4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如何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所有哲学流派在诞生之初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哲学家经过多次交锋融合，最终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人类思维大致主要历经了法术思维、神话思维和理性思维三个阶段。其中，法术思维存在时间最为漫长，其最典型的特征是图腾崇拜。在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关系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人按照自身的想象和类比，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由传统狩猎转变为农耕定居阶段，经济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带来了思维观念的变化，人类也逐步意识到自身与自然存在的差异。

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中华文明是较早步入农耕文明阶段的，“看天看地看庄稼”，由于农业生产和自然关系密不可分，中华儿女在这个过程中，自发并逐步产生了对天地自然的依赖、敬畏和崇拜，并自觉地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

自然崇拜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即便进入21世纪，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广大区域还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自然崇拜的对象，首先是与农业相关的天、地、水、火、风、雨、沙、石等，它们既有人格，又有神性。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源于勤劳淳朴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农耕劳作中，深刻意识到自然现象对农业的重要性，并逐步对其产生了感恩戴德。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有一整套或繁或简的方式来祭祀自然神。如《礼记》中记载：“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20]在祭祀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相亲相爱的特有观念。同时，由于祭祀活动的完成需要有一些沟通天人关系的中介，即所谓的神职人员的参与，“儒”便由此诞生，也奠定了儒家“参天地，赞化育”的原始天人观。

在先秦诸子中，在对宇宙观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认识上并无差异，但在具体主张和表现形式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孔子把天人关系的和谐上升到“仁”的高度，人对自然的仁爱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情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于是，节用便成了一种美德：“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1]“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22]“礼，与其奢也，宁俭”[23]。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的主张。

如果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更多是从价值判断出发，那么道家则把天人合一上升为一种本体论的存在，即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庄子看来，任何事物都是平等的，而没有大小贵贱之别，“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24]、“以道观之，物无贵贱”[25]。墨家提出“節用”，和儒家相比，墨家的“节用”更为具体。墨子认为，饮食只要“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26]，衣服只要“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凊，则止”[27]。法家有类似的主张，韩非子甚至认为过度消费会导致死亡：“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夭死；动弃理，则无成功。”[28]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除有着丰富的理论表述外，在实践上，中国人在世界上也最早开始以立法方式保护环境，比如商鞅不仅颁布了《垦令》《算地》，还做出了“壹山林”和“刑弃灰于道路”的规定，前者指的是国家对山林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后者指的是不允许把灰中余火弃于道路，以防止复燃殃及周围林木。

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西方文明是以海洋文明为其主导品格。海洋文明最大的特点在于，生活方式漂泊不定，生产工具以舟船为主，故而把自然视为人统治和征服的对象，人才是世间最高主宰。如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29]后来的基督教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其教义中用世界缔造者——上帝的口吻指示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基督教由于反对偶像崇拜，禁止将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从而消除了人对自然无限剥削的禁令，结果把人与自然逐步对立起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地规约着中国式现代化注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当代世界，有着格外的警示意义。短短几百年，人类社会尽管飞速发展，但在环境保护上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全世界只有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有可能实现永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人合一”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生态伦理观。

5 以和为贵、亲仁善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外交观可以视为人际观的延伸。宇宙观的“天人合一”、人际观的“以和为贵”，投射到外交层面，自然便是亲仁善邻、求同存异的国家观，三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在于中国文化中对“和”的崇尚。

关于“和”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从发生学的意义讲，“和”理念的产生同样源于中华民族较早步入农耕文明时代。作为一个系统工作，农业的丰收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只有各方都达到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才能保证硕果累累并连绵不绝。以此为开端，“和”的理念逐步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成为华夏儿女最重要的价值共识。

中国是世界农耕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农民在人口上就占据优势。

就个人生存而言，“三十亩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等。从这些耳熟能详的谚语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平民百姓对安居乐业、和平安定的渴望。《韩诗外传》对这一愿景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述：“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踰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30]

在理论表述上，关于“和”的论述更是见诸各个流派。在儒家看来，士大夫通过修身最终能为国家太平做出贡献，便是最高人生理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北宋的张载甚至认为，士大夫的责任应该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1]道家也表达了对战争深深的厌恶。老子讲：“以道作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32]庄子也讲：“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33]在墨家看来，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即使是兵家，对战争也是慎之又慎。《孙子》开篇便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4]其要义是慎战、不战，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是杀人盈野，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華民族对“和”的崇尚逐步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反映在治国理政上，便是执政者把和平、太平作为外交的最高目标。这种对和平的期许，在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那里，有许多表现方式：一是以“和平”“太平”为年号，如东汉桓帝第二个年号为“和平”（150年），北魏文成帝最后一个年号是“和平”。二是以“和”作为宫殿的名字，直至清代，朝廷主体建筑紫禁城三大殿还分别以“和”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是以祭祀祈祷太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四是建立一整套以“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制度，比如儒家的“四维”“六礼”“七教”“八德”等。五是建立和维护“大一统”思想。历史上统治者，无数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把“大一统”作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如果是半壁江山，即使再为富庶，也难称英主。

几千年以来，热爱和平、亲仁善邻的外交理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中。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张骞通西域、鉴真东渡到郑和下西洋，当时中国所属的时代——汉、唐、明都处于国力蒸蒸日上之际，完全有能力像近代西方列强一样，进行侵略活动，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这样干，反倒是张骞开拓了一条“丝绸之路”，鉴真至今被日本人奉为“文化之父”，郑和下西洋成为“文明之旅”“和平之旅”的典范。今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是中国作为有担当的大国的责任，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天性使然，更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最大骄傲和底气。

*本文系2021年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基于数字人文的黄河文化遗产档案传承与利用研究”（编号：212102310500）和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人文社科类）“面向文化大数据的河南省红色文化遗产档案知识图谱应用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1-CX-3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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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 周海涛，博士后，副教授 来稿日期：202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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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 钟楚依，博士研究生；邓君，博士，教授，博导；常严予，博士研究生 来稿日期：2022-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