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水牛墓汉代画像石祠堂及墓垣调查报告

2023-09-08 00:50淮北市文物局
东南文化 2023年4期
关键词:仪仗胡人前室

淮北市文物局

内容提要:2018 年,淮北市文物部门对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相山公园内的水牛墓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发现了水牛墓大型墓上建筑——汉代画像石祠堂基址以及墓垣基址。经整理研究,发现水牛墓祠堂是迄今发现最大、建造最考究的抱鼓石形画像石祠堂,同时发现的墓垣是抱鼓石形画像石祠堂附近首次发现的墓葬附属建筑。祠堂画像“胡人鼓吹出行仪仗图”蕴含了汉代出行礼仪音乐、胡汉文化融合等重要信息,是较为罕见的汉画像石题材。

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水牛墓在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相山公园内,南距相山公园大门约300米(图一)。位于相城北部古墓葬分布带上,南临春秋至魏晋时期的相县故城城址,北靠相山,东依龙山,西傍虎山。水牛墓在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发现并定名,1988 年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 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水牛墓封土堆为人工夯筑,隆起较为明显,直径约20、残高约6 米;其南部与西部因为早期取土导致边缘稍直,坡度较陡,形成封土断面,为一层碎石层一层夯土层组成;其东部和北部基本保存原貌,其上散落较多加工规整的祠堂及墓垣残石构件,部分残石构件上雕刻有汉代菱形纹、穿璧纹、水波纹图案,少数石构件上仿刻筒瓦和连檐瓦当。2018 年,为组织申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北市文物部门对水牛墓进行了一次较为细致的调查,对封土堆东部区域分布较多的祠堂及墓垣残石构件进行了清理,进而发现了水牛墓大型墓上建筑——汉代画像石祠堂基址以及墓垣基址(图二、图三)。

图一// 水牛墓画像石祠堂及墓垣位置示意图

图二// 水牛墓周边祠堂石构件、墓垣遗迹分布图

图三// 水牛墓画像石祠堂及墓垣平、剖面图

一、汉代画像石祠堂基址

祠堂基址位于水牛墓本体东部,祠堂早期曾遭到严重破坏,破坏者采取沿祠堂北侧挖深坑的办法,使其地基向北倾斜,导致祠堂向北坍塌,然后再采选搬运大部分祠堂构件。清理区域共发现6 块石构件,包括3 块祠堂基石、1 块祠堂前室盖顶石(残)、1 块祠堂前室左侧壁石(残)、1 块祠堂后龛左侧壁石(残)。墓垣早期被严重破坏,根据现存的部分墓垣遗迹,尚且可以看出墓垣基石与祠堂相接;受清理面积所限,祠堂的南侧尚未发现墓垣遗迹。祠堂基址保存尚好,由3 块巨大的加工平整的青石板摆放而成,整体似梯形状;摆放于前侧2 块基石大致成长方形,南北向并列,朝向祠堂外的立面皆刻画十字穿璧纹饰;放于后侧的基石呈不规则梯形状,与前面2 块基石相接。经测量,祠堂基石南北宽3.73、东西长3.3 米,基址占地面积约12.31 平方米。根据基石的摆放位置,可以确定祠堂朝向东南,敞开式祠门。根据祠堂基石上凿刻浅槽的布局,可以辨析出这座祠堂的形制为“凸”字形布局,即为长方形前室、正方形后龛室的抱鼓石形汉代祠堂,与已发现的洪山画像石祠堂[1]、邓山画像石祠堂[2]、相山画像石祠堂[3]的建造形制相同,但是建筑体量明显超越后三者,是迄今所发现建筑体量最大的一座抱鼓石形画像石祠堂。祠堂石构件介绍如下。

前室盖顶石,C1∶1。已残断,残长187、宽80、厚61厘米。盖顶石朝向外一侧仿刻连檐瓦当、瓦垄,瓦当饰有柿蒂纹。盖顶石正立面刻一组瑞兽图(图像已漫漶),边框饰水波纹、三角纹(图四∶1);内立面中间位置刻画一作奔走状的苍龙(图四∶2),靠近边缘中间位置凿一方槽,长9、宽6.5、深4 厘米,应为榫眼,而与之相接的抱鼓石构件上应有榫头,上下相接,以发挥固定祠堂的功用。盖顶石上端凿刻有浅槽,残长152、宽55、槽深2 厘米,推测其上端应摆放第二块仿刻连檐瓦当、瓦垄石构件,作为重檐屋顶,类似两层的阙楼,用于彰显祠堂主人的显赫地位。

后龛左侧壁石,C1∶2。已残,残高105、宽115、残厚27 厘米。正立面画像因雨水侵蚀以及人为破坏已不清晰,应为一躬身而立、戴冠、虬髯的门吏,边框饰菱形“回”字纹(图五);内侧面画像已被人为整体剔除毁坏。

图五// 后龛左侧壁石

前室左侧壁抱鼓石,C1∶3。已残,长142、残高158、厚30 厘米。已断裂为多块,中间部分有缺失。其中残石1 为抱鼓石上端矩形柱头部分,其正立面刻一神怪,环眼圆睁,口含长镞,脚踏强弩,边框饰水波纹(图六∶1)。内侧面画像分上下格,上格画像为建筑、人物,中间位置似刻画一门阙,门阙上饰十字穿璧纹,两侧分别刻画两座亭子,亭上两只鸟相向而立,亭内外各刻两人,双手作揖、注视门阙,该组画像边框饰有水波纹。下格自上而下分别刻画3 位骑士,似向上格的门阙持弓射箭,其下再有4位骑士持弓策马奔向门阙,其中两人向门阙持弓射箭(图六∶2)。残石2 为抱鼓石下端,正立面大部分缺损,现存画像为两匹飞奔的骏马,一个羽人骑坐于马上驰骋(图六∶3)。残石2 内侧面画像内容为鼓吹、出行场景(图六∶4),由前向后刻画14 位策马飞奔的骑士,其中执幢麾者2 人作前后引导,执弓者6 人应是护卫,击鼓者1人、吹排箫者1 人、吹笳者1人应是仪仗;中间的人物显然是重点突出的对象,其形体高大,着华服,跨骏马,配绶带,腰系环首刀,被周围骑士前簇后拥,其身份应非比寻常;骑行队伍飞奔处,惊起狐兔奔走、鸟儿高飞,场景刻画细致入微。

前室基石(右侧),C1∶4-1。已残,为一整块青石加工而成,长155、宽245、厚49 厘米,局部缺损。该石摆放于前室的右侧,青石表面经打磨平整光滑,朝向外侧的一面刻画十字穿璧纹。该石右端凿刻“L”形楔窝和浅槽,其中浅槽长154、宽55 厘米,用于摆放和加固右侧壁抱鼓石,“L”形楔窝用途尚不明确。基石中间靠后位置凿刻一长32、宽27 厘米的浅槽,疑此处原置放立柱,以支撑前室盖顶石。

前室基石(左侧),C1∶4-2。为一整块青石加工而成,长155、宽128、厚47 厘米,小于前室右侧基石。青石表面经打磨平整光滑,朝向外侧的一面刻画十字穿璧纹。该石右端凿刻“L”形楔窝和浅槽,用于摆放和加固左侧壁抱鼓石,浅槽长140、宽51 厘米,与前室基石(右侧)浅槽尺寸基本相同。

后龛地基石,C1∶5。用一块呈矩形状青石加工而成,青石表面经打磨平整光滑,因遭破坏已断裂为3 块,长175、宽373、厚50 厘米。后龛地基石左侧、右侧、后端边缘处皆凿刻浅槽,用于摆放后龛的左右侧壁石及后壁石。左侧浅槽长90、宽45 厘米,右侧浅槽残长75、宽45 厘米,后端浅槽宽36厘米。这座祠堂的地基石加工平整,其上没有凿刻耳杯,故可推测在祠堂里原陈设有石质或其他材质的祭案。

二、墓垣基址

前期因遭到破坏,清理出的祠堂北侧仅剩局部墙体存在,残长约426 厘米,由基石、墙体、檐顶石以及垣墙外铺地基石组成;墓垣基石外侧菱形穿环图案,墙体外侧凿竖线纹,墙顶檐石则仿刻瓦垄、连檐,刻云纹圆瓦当,非常规整精致。结合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墓垣建筑形制[4],我们判断墓垣应为长方形布局,祠堂则建于东墓垣的中间处。墓垣构件介绍如下。

墓垣基石(1 层),Y1∶1。为一整块青石加工而成,长226、宽80、厚33 厘米,上端凿刻长226、宽74 厘米的浅槽,浅槽深1.2 厘米,用于承接固定上端的墓垣基石。该石朝外的一侧满刻十字穿璧纹。

墓垣基石(2 层),Y1∶2。为一整块青石加工而成,已残,残长98、宽74、厚27 厘米,摆放在1 层墓垣基石上端。该石上端凿刻长98、宽74 厘米的浅槽,浅槽深1.2 厘米,用于承接固定上端的墓垣墙体石。该石朝外的一侧满刻十字穿璧纹。

墓垣墙体石,Y1∶3。为一整块青石加工而成,长119、宽55、厚43 厘米,摆放在2 层墓垣基石上端,该石朝外的一侧凿刻竖线纹。

墓垣檐石,Y1∶4。为一整块青石加工而成,已残,现长57、宽56、厚34厘米,朝外一侧仿刻连檐瓦当和筒瓦,瓦当刻柿蒂花纹(已漫漶),其下刻十字穿璧纹(图七)。

墓垣铺地基石,Y1∶5。现保存3块,紧挨在墓垣墙基石边依次摆放,长296、宽55 厘米,石块经打磨较为平整。

三、结语

水牛墓所发现的汉代画像石祠堂,是迄今发现最大、建造最考究的抱鼓石形画像石祠堂,同时集墓葬、祠堂、墓垣为一体,是非常珍贵的研究画像石祠堂建筑的素材。根据水牛墓画像石祠堂现存基石及构件石,我们大致测算这座祠堂的面宽3.73、东西长3.3 米。祠堂前室长方形,中部凿刻的方形凹槽应是放置支撑立柱的位置,把祠堂分为双开间;两侧壁石为抱鼓石形,盖顶石为双层重檐式,高约266 厘米(没有算上缺失的重檐屋顶石尺寸);室内面宽为2.79 米,室内长为1.42米,室内面积为3.8 平方米。后龛室为正方形,高约1.05 米(没有算上已缺失的后龛式盖顶石尺寸),室内面宽为1.75 米,室内长为1.15 米,室内面积为2.0 平方米。水牛墓画像石祠堂依然是“凸”字形布局,但是体量、面积较大,建造较为复杂、考究、精致,极具华美,为以往发现的抱鼓石形祠堂所不具。根据现有资料,长青孝堂山石祠是原址保存、建筑体量最大的一座画像石祠堂,面宽4.14、进深2.5、高约2.64 米[5],与之相比较,水牛墓画像石祠堂虽略有逊色,但也属已发现原址尚存的第二处体量较大的画像石祠堂。水牛墓汉代画像石祠堂双开间、前室后龛的建筑布局与复原后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有类似之处,武氏祠前石室属双开间悬山顶房屋式祠堂,这类石祠有的后壁有龛,祠堂大小、形制与长青孝堂山石祠相近,只是后壁正中向外增设一个小龛,小龛由基石、两侧石与后壁石、顶盖石组成[6]。祠堂后壁设龛室的做法,被认为取法于宗庙或陵庙太室的形制[7]。这种建筑形制并不常见,根据已公布的汉代画像石祠堂资料,只有在武氏祠中的前石室和左石室出现这种做法[8]。而存在皖北区域的抱鼓石形画像石祠堂,无论祠堂规模大小或建造复杂程度,其基本的形制皆是前室后龛布局,已是一种成熟统一的建筑形制,且被广泛使用。山东和苏北是保存画像石祠堂的主要地区,然而该区域内这种前室后龛布局的画像石祠堂却极为少见,因此皖北区域的抱鼓石形画像石祠堂应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被研究者所重视。水牛墓所发现墓垣建筑遗迹虽残存4.26 米,但是结合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墓垣建筑形制研究[9],可以分辨出墓垣基石、墓垣墙石及墓垣盖顶石,经初步测算这处墓垣高约1.98 米,其高度低于祠堂,墓垣墙与祠堂的前室壁石相接,建造考究、精致,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处墓垣和抱鼓石形画像石祠堂共存的墓葬附属建筑遗迹。

祠堂C1∶3 抱鼓石侧立面画像“射箭图、鼓吹出行仪仗图”题材非常罕见,所有人物皆为胡人形象,蕴含着较多的汉代文化信息。

(1)射箭图。汉画像石研究学者武利华认为:“穿璧纹的十字,是为金釭,同玉璧一样,同是财富的象征。”[10]汉画像石研究学者徐畅指出,常见的“射雀”“马上逢猴”是许多汉代画像石中常见的题材,隐喻出汉代人对仕途的渴望[11]。这幅“射箭图”有着同样的隐喻,只不过由“射雀”转换为“射璧”,对象由求取官爵变成了金钱财富。

(2)鼓吹出行仪仗图。这幅刻画内容为出行仪仗的场景。位于画面中间的位置是一位被众多骑士簇拥、身形高大的胡人贵胄,其腰部系有长长的绶带,反映出身份较为高贵。佩绶是汉代服饰里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是官员权力的象征[12]。其骑行仪仗队伍中的鼓、箫、笳三种乐器组合鼓吹和幢麾应是汉代高等级官员的“鼓吹幢麾”出行场景的再现:“使用鼓、箫、笳三种乐器合奏的新的鼓吹曲,大约形成于和帝永元年间;这种融合中西音乐文化以‘鸣笳以和箫声’为特征的鼓吹曲,广泛运用于军中、朝会、道路和给赐等多种场合。”[13]因此,这幅鼓吹出行仪仗图不但真实再现了汉代贵胄出行仪仗场面,而且为研究汉代鼓吹乐提供了重要资料。

(3)祠堂画像上的胡人元素。认真审视左侧壁抱鼓石C1∶3 的“射箭图、鼓吹出行仪仗图”,所刻人物画像皆头戴有飘带的尖顶帽、窄袖束腰、脚蹬尖头靴、高鼻深目、络腮胡须,是汉代画像石画面上典型的胡人形象。以往汉代画像中的胡人皆为配属对象,但是这幅胡人鼓吹出行仪仗图则是围绕一位胡人贵胄展开,整幅画面里没有汉人的形象,为以往汉画中所罕见。据统计,东汉中期,汉画胡人图像数量激增,胡人身份除门吏、侍者、战俘之外,更增补了乐舞胡伎、胡将、饲马胡人、讲经胡者等角色,虽然仍以卑下之辈为主,但仍有些许胡人身份荣升,甚至与一般汉吏无异[14]。这幅胡人鼓吹出行仪仗图真实记录了东汉中期胡人、胡风已经走入汉代社会各个阶层,一定程度反映了西域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密切交流交融。

总之,水牛墓所发现的汉代画像石祠堂及墓垣建筑遗迹,集墓葬、祠堂、墓垣为一体,可以供研究者深入地对这种类型画像石祠堂进行研究,明晰其建造特点和画像题材,是非常难得的研究画像石祠堂建筑的实物资料,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尤其是鼓吹出行仪仗图,蕴含了汉代出行制度、礼仪音乐、胡汉文化融合等重要信息,是不可多得的汉画像石研究题材。

(附记:参与清理人员朱永德、解华顶、李玲、马广锋、顾芳;拍摄朱永德、解华顶;绘图解华顶、李岩、顾芳;拓片马广锋、顾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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