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视阈下公安队伍开展忠诚教育的路径优化研究

欧阳合乐

摘 要：实施忠诚教育是新时代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体现了公安机关的鲜明职业属性和行业特色。本文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实践理论作为研究工具，结合目前公安队伍忠诚教育实施情况，针对新时期公安机关开展忠诚教育、筑牢忠诚警魂的实践路径提出相应优化策略，旨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队伍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

关键词：场域理论；政治建警；忠诚教育；忠诚教育场域

中图分类号：D63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3）09-0150-04

一、引 言

2017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上对全国公安机关和公安队伍提出“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1]，科学指明了我党在新形势下建警治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方向[2]，这是新时期党和人民对公安队伍的新期待和新要求。

公安队伍作为党的“刀把子”，是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占领的高地。因此，对公安队伍建设必须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态度，既要严厉惩处各种贪污腐败不作为的现象，还要加强对公安队伍忠诚教育的重视程度，通过理论学习、主题党课等方式，加强公安队伍的整体政治敏感性与党性修养，做到公安队伍对党绝对忠诚，拥有绝对的共产主义信仰，实现思想上从“不敢犯错误”到“不想犯错误”的转变。只有这样，公安队伍才能在保卫国家安全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二、公安队伍忠诚教育的内涵

概括来说，忠诚教育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和忠于法律教育的全称。公安队伍忠诚教育的时代内涵，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安队伍的“十六字”总要求，将忠诚教育有目的性、有针对性、有操作性地从上到下贯穿于整支公安队伍；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灌输、全方位的理论学习和学习之后的心得体会，深化公安民警对忠诚原则和内容的领悟，将忠诚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内化于心，从而培育出一支具有崇高理想信念和警察职业精神的新时代公安铁军。

三、场域理论与公安队伍忠诚教育场域

（一）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学思想体系中用以研究社会问题以及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分析范式，他提出“实践=[（惯习）×（资本）]+场域”这一公式，即实践是资本、惯习与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3]场域理论包括场域、惯习、资本三个核心概念，分别用来解释行动者行动的空间、行动的逻辑以及行动的工具。

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4]。这一概念主要描述了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内，通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所呈现的各种社会关系理论和因素的综合。這些社会关系的维持是依靠社会网络中的力量实现的。此外，不同场域之间的差异归因于场域中包含的社会性力量的性质不同。场域是一个运作空间，不能仅仅根据对象的内在性质去理解场域，任何与空间相关的对象都应该放在这个空间中去理解；场域也是一个争夺空间，其中的对象需要通过种种策略去保证和改善它们的位置，不断在场域中展开斗争。由此可见，场域是一个动态的空间。

资本在场域实践理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布迪厄的早期论述中，资本主要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式。由于本文的主题是忠诚教育，因此，笔者在此着重阐释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指的是通过教育传递或生成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态，分别是身体化形态、客体化形态以及制度化形态。身体化形态文化资本是指文化资本在人们身心中形成的性情倾向；客体化形态文化资本是指真实存在的文化物品；制度化形态文化资本是指一些特定的制度安排。

场域理论中的惯习，是指一种“贯彻于生活所有领域的、持久的、普遍化的倾向，甚至是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的倾向”[5]。惯习与场域二者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制约关系，场域形塑了惯习，以致于惯习作为一种必然属性体现在人的身上；二是相互影响关系，惯习作用于场域，对场域进行认知构建，而场域中的主体惯习有助于赋予场域意义与价值。

（二）公安队伍忠诚教育场域

从场域视角来看，忠诚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场域，具有独特的逻辑和内涵。在惯例和资本的影响下，忠诚教育场域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生态流动的特点。

场域视阈下，探索公安队伍忠诚教育的合理实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公安队伍忠诚教育场域中不同行动主体的位置及其关系状况。如图1所示，忠诚教育场域的行动者大致可以分为各级地方党委和上级公安机关、隶属于各级地方党委之下的各级公安机关、隶属于各级公安机关之下的民警个人三类，这些主体共同建构起了特定的忠诚教育场域并于之间行动。各级地方党委和上级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精神，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地方党委和上级公安机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批示进行创新，将形成的文件作为指示和任务下达给当地的各级公安机关，这些指示精神是忠诚教育场域中最小的主体，也是最重要的主体，更是民警个人的理论源泉。各级公安机关负责落实各级地方党委以及上级公安机关下达的批示并对其负责，同时，对隶属于该级公安机关中的民警个人实施教育；各级公安机关的民警在接收所属公安机关传达的各级地方党委以及上级公安机关指示、批示的同时，也接受了所属公安机关的教育，并直接将教育成果反馈至隶属公安机关。二是关于忠诚教育场域内外结构对行动者的影响。作为忠诚教育场域内占据一定空间的主体，各级公安机关中的民警既是忠诚教育场域的参与者，也是其建设者，因此，他们的个人行动既受忠诚教育场域本身影响，也受其内外部结构影响。在忠诚教育场域中，各级公安机关和民警个人都携带自身拥有的资本入场，由于资本的差异，同级别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在忠诚教育场域中所追求的目标有所不同。各级公安机关是场域中资本积累最多的行动主体，应当不断进行上下协调，从而推动公安队伍忠诚教育场域均衡动态发展。三是关注行动者如何适应性调试惯习。分析场域的动力机制，不仅要注重围绕行动者的客观因素，也要重视行动者的主观因素。惯习于忠诚教育场域而言，如同此场域的一个反馈机制：场域在型塑惯习的同时，惯习在场域的动态调整中发生的改变同样也影响着场域本身。一方面，民警个人和公安机关要不断适应场域内的固有惯习，并积极参与忠诚教育；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民警个人和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调整占据客观位置的相关惯习。

四、影响公安队伍忠诚教育场域良性互动的因素

在忠诚教育场域内，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存在多种惯习博弈中的失衡，导致忠诚教育效果不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不同场域位置的民警的忠诚教育内容不同

在场域关系、社会惯习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不同地区的民警在思想上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场域位置的民警的忠诚教育内容不同，增加了有效开展忠诚教育的难度。由于区域经济、文化的差异，处于不同地区的民警所享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导致他们对公安队伍忠诚教育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相比较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警，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遇到的经济诱惑相比之下会减少。但是受限于当地财政收入，该地区在加大公安队伍忠诚基因的客体化文化形态建设（如警察博物馆）方面，却不及经济发达地区。由此可见，尽管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民警队伍建设上享有独特优势，但是客观上该地区的公安队伍要开展好忠诚教育，并最终实现政治建警的总要求，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与阻力。

（二）公安队伍忠诚教育的运行机制亟待改善

一方面，忠诚教育的有效实施要以场域中各级地方党委和上级公安机关、各级公安机关和民警个人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为基础。但是，现阶段忠诚教育场域中三个行为主体的互动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任务机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机械僵硬的情况。任务机制是组织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合理的任务下达，可以明确各个人员的职责和工作范围，提高工作效率并协调各方工作，从而提高组织的执行能力和工作效益。但是，目前任务机制的运作在公安机关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比如，近两年来，地方党委要求公安机关在实施忠诚教育过程中必须狠抓反面典型，并对典型的数量予以指标化，一些理想信念缺失的民警一旦完成指标就及时“收手”，导致出现了一批“漏网之鱼”；还有一些公安机关的反面典型指标在数量上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但是一些民警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常常会将一些犯小错误的民警也纳入进极端反面典型，从而造成矫枉过正的结果。二是部分公安队伍在实施忠诚教育过程中对民警的考核机制流于形式。比如，每个季度民警必须参与理论学习并提交学习心得体会。从科层制角度来看，公安机关的要求是好的。对民警个人来说，上级的指示具有强制性，理论学习的完成情况会被列入民警的年终考核中，这对教育的整体实施大有裨益，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部分民警向组织提交的學习心得体会只是为了应付考核，从而导致民警忠诚教育效果不佳。

（三）场域行动主体资本数量差异明显

对于忠诚教育场域中的行动主体资本数量，应从公安机关和民警个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公安机关来看，公安机关资本质量难以满足忠诚教育新的要求是影响忠诚教育良好效果的根本原因。在经济资本方面，现阶段我国政治建警状况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些地区的经费保障不足、从优待警力度不够。在文化资本方面，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在其文化资本积累方面同样存在差异。从民警个人角度来看，由于个体财产状况、受教育水平、身份地位的区别，每个人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也会大相径庭，这既导致民警对忠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也加大了实施忠诚教育的难度。

（四）惯习对公安民警行为的影响

新时代对公安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民警要不断转变执法观念和创新执法方式。政治建警、执法规范化改革、大部制改革等，都是公安机关为了适应新时代发展对队伍所作出的调整，近几年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部分民警的思想观念仍未发生改变，服务意识较差、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甚至在贪污腐败问题上仍心存侥幸，严重影响了公安队伍忠诚教育的开展效果。

五、忠诚教育场域优化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旗帜鲜明地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6]。筑牢忠诚警魂，其核心环节在于能否开展行之有效的忠诚教育。运用场域理论研究忠诚教育路径优化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运用精准思维实施忠诚教育

精准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鲜明思维方式。精准思维是指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问题进行认真、全面、细致、具体的分析，提出精准可行的实施举措，力求精细准确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由于不同民警存在不同的差异性，因此，运用精准思维对他们进行精准施策和发力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忠诚在公安队伍不同岗位所代表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因此，要针对公安机关中不同的岗位进行不同的教育内容：刑侦警察的忠诚体现在兢兢业业，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影；经侦警察的忠诚体现在破获经济犯罪时恪守职业底线，坚决抵制诱惑；交警的忠诚体现在维持有序的交通秩序；派出所民警的忠诚体现在保障辖区居民安全满意的生活。总体来说，就是要构建以修养教育、历史国情和革命传统教育、现实国情和方针政策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警察职业意识教育等为内容，以“逐级递进式的专题教学”为特点的公安队伍忠诚教育体系。

（二）改善忠诚教育的运行机制

目前，公安机关进行政治建警后民警的思想水平得以显著提升，但是其忠诚教育场域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公安机关要把握衡量任务执行效果的尺度。比如，地方党委对公安机关下达的指示存在机械僵硬的情况。因此，对忠诚教育场域中这两个行动主体互动关系的建立，要做到精准施策，避免出现大而统的标准。二是公安机关在实施忠诚教育过程中，既要对民警的考核实行精细化管理，也要注重思想政治载体的运用。比如，公安机关在运用管理载体进行忠诚教育时，应遵循以人为本原则，通过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人的学习积极性，从而达到忠诚教育的目标。

（三）协调行动主体的资本数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为公安队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过程中，开展忠诚教育对公安队伍建设平安中国的作用不言而喻。协调忠诚教育场域中行动主体（各级公安机关与民警个人）的资本数量，有利于场域的动态正向变化。经济资本是忠诚教育场域资本中的基础：一方面，地方党委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经济情况划拨专项经费用以公安机关开展开展忠诚教育，以此协调经济资本。对忠诚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的协调和培育，各地区可以设置警察博物馆、警史馆等建筑，开展一系列文艺活动以及比赛，依托这些载体对公安民警进行隐性教育。另一方面，民警个体差异性导致的资本差异，使他们对公安机关开展的忠诚教育的吸收情况也不尽相同。针对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开展暖警工程，尽可能地解决民警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缩小民警之间的资本差距，让民警感受到组织对自己的关怀与肯定，从而使民警对组织产生认同感，进而积极接受组织开展的忠诚教育。

（四）扭转公安民警的思想观念

扭转公安民警的思想观念，将忠诚刻入基因中是忠诚教育最重要的成效之一。首先，公安机关要坚持政治教育与道德教化相结合。政治忠诚教育，泛泛而教是不行的，公安机关要运用精准思维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把忠诚教育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引导公安民警珍重人格、珍爱声誉、珍惜形象，增强道德责任感；还要常修为政之德，在思想境界上高人一档，在能力提升上胜人一筹，在作风养成上先人一步，在自我要求上严人一分，努力践行政治建警总要求。其次，公安机关要坚持忠诚教育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善于用理论契合公安工作的实践。公安民警的忠诚不仅要体现在对党、对人民的思想感情上，更要体现在专项任务的行动上，体现在居民满意度的成效上。因此，在开展忠诚教育时，要让公安民警干部在实践中锤炼自我，实现自我与组织的共同进步，扭转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检验忠诚教育的成效。

六、結 语

综上所述，运用场域实践理论，将公安队伍开展的忠诚教育看作一个场域，深入剖析忠诚教育场域中主体及其相互关系、资本、惯习，分析影响公安队伍忠诚教育场域良性互动的因素，对于提升公安队伍忠诚度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使命———习近平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时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N].经济日报，2017-05-20.

[2] 郭声琨.切实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N].人民日报，2017-06-02.

[3] 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50-258.

[4]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0-139.

[5] 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33-136.

[6]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J].旗帜，2019（2）：6-8.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