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了吗?
——基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经验证据

郑贵华,朱兆阳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引 言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继续推动贫困地区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脱贫攻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可以有效发挥人才、产业、技术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新模式[1]。因此,深入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驱动因素,对挖掘资本市场响应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字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适应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式和战略选择。企业数字化转型利用新型数字手段提高数据的精确性,改善生产要素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现有研究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融资约束、投资水平、财务绩效等经济价值的影响。在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非经济绩效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那么,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呢?

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价值,对社会表现等非经济价值的影响探索比较匮乏。虽然有文献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环境治理、慈善捐助等传统社会责任形式之间的关系[2],但是并未确切探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精准扶贫问题。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同时也是脱贫攻坚时期下政府与企业进行精准扶贫合作的重要战略支撑与技术保障[2]。因此,数字化转型会不可避免地对企业扶贫产生影响。目前,仅有部分文献从宏观层面探讨了数字技术在减贫中发挥的作用,在微观层面上仅仅以案例形式展开。因此,亟须在微观层面考察数字化转型与精准扶贫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新模式——精准扶贫视角出发,考察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产生的影响并探索内在机理。

本文与以往研究的区别:(1)已有文献主要关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较少讨论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效应。本文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新的探索:一是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社会责任表现相结合,研究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二是替换了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从中国实施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出发,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代理指标,为企业扶贫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路。(2)丰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拓展了影响企业精准扶贫决策的分析框架。已有研究主要从产权性质、外部关注等方面分析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和影响因素。企业进行精准扶贫需要将企业的资源投入扶贫领域中,而数字化转型可以发挥资源最大效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创新能动性等,因此数字化转型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企业扶贫。基于此,本文深入挖掘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丰富了精准扶贫影响动因的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精准扶贫的内涵

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各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和期望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政府、环境等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这一社会责任的内涵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慈善事业、社会公益等。Carroll等(1991)[3]通过理论分析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法律、经济、道德、慈善四个层面,慈善责任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高层次。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形式,本质上属于慈善责任的范畴[4]。近年来许多研究都认为企业承担精准扶贫是公益性的,属于慈善捐赠。但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企业扶贫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仅把精准扶贫等同于慈善捐赠则有失偏颇。一方面,以转移就业脱贫、教育扶贫、生态环保扶贫等为主要扶贫实现形式,主要以公益为目的,但也有部分扶贫形式为企业带来收益[5];另一方面,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可以改善声誉形象,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改善资本市场表现[6]。因此,不能将精准扶贫定义为捐赠。从完整意义上来说,企业扶贫包括造血式扶贫和输血式扶贫,二者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双向形态[7]。企业在扶贫过程中应当发挥专长,根据贫困地区发展的特点和企业自身的产业优势,调动企业导入核心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并把扶贫和企业核心优势相结合,形成可持续的产业链“黏性”,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 企业精准扶贫实施效果与影响因素

围绕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现有研究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展开。从企业精准扶贫实施效果来看,企业通过精准扶贫可以获取经济利益、提升财务绩效。具体来说,企业通过扶贫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和地区资源,降低其生产成本,使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销售中,提高企业的收益并改善企业经营状况[2,8]。另外企业声誉理论认为,企业在参与扶贫、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过程中可以获得道德资本和声誉资本,这类资本可以赢得媒体和消费者的关注,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以获取广告效用、提升竞争优势[9]。并且企业实施精准扶贫所带来的声誉资本通过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可以吸引投资者的关注,有利于获得投资者的资金支持,缓解融资约束[10]。最后,企业积极响应政府扶贫号召,还可以在资本市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政府对企业的认同感,获取政府补贴、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11-12]。总的来说,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通过获取关键资源 (道德声誉、政府支持、生产成本等)促进企业发展。

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外部层面主要有外部监督、消费者反应、行业特征、产权性质、政府合作等。媒体关注、消费者口碑敏感度越高,企业越愿意履行精准扶贫行为[13]。重污染行业以及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扶贫动机,这类企业希望通过精准扶贫获取良好市场表现,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和忠诚度,收获更多消费者的认可[14-15]。在政府合作方面,政府可以通过采购企业产品、与企业建立关系、给予企业一定的政策优惠,从而提高企业参与扶贫的意愿和力度[5]。在企业内部层面,内部治理、企业发展水平、高管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扶贫。内部控制水平对企业精准扶贫具有促进作用,可以有效防范扶贫过程中不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16]。党组织嵌入企业治理,有效地发挥重大决策与监督职能,并且党组织还能够将党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企业的日常经营中,提高了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的意愿和水平[17]。从企业发展水平来看,财务绩效越高、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参与精准扶贫的力度和意愿也就越高[18]。从高管层面研究企业精准扶贫动机发现,兼任董事长且具有贫困经历的CEO会推动企业积极从事扶贫活动,目的在于提升自身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以谋取更好的职业发展[19]。

(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方面社会责任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以数据作为驱动要素,借助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和数学算法,深入企业运营管理和业务流程,加强业务与技术、市场与产品的联系,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水平[20-21]。数字化转型在提升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在重塑企业的战略观念。数字化转型使企业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频繁,价值共创观念深入企业运营体系中,社会责任表现也由过去的被动式服务转变为主动创造。数字化转型能够快速捕捉社会问题,强化企业集体主义倾向,提升社会责任表现。如肖红军等(2021)[22]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改善企业治理状况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来看,数字技术高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使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密切,降低了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政府和投资者获取信息的能力[23]。企业为了争夺潜在的优质资源,会通过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建立良好的商业形象。同时,通过向外界传递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信号,可以体现出企业文化和社会参与感,赢得社会尊重。在公司治理层面上,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增加内部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并抑制代理行为,促进企业管理层开展基于长远目标的决策而非短视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开展扶贫等社会责任动机。

从参与精准扶贫的效率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参与扶贫的效率,使企业更有动力履行扶贫责任。具体来说,数字技术为企业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和数据支撑,帮助企业快速掌握帮扶地区的情况,动态优化帮扶方案,提高帮扶效果。并且通过对贫困地区所处的空间特征进行量化分析,找出致贫原因和最优脱贫路径,从而针对性、个性化地提供帮扶,提高企业精准扶贫的质量和效率[24]。数字化转型还有助于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生产和管理的智能化升级,实现减人增效、降低成本,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和物力支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扶贫的动机和效率,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

(四)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机制研究

1.数字化转型、创新能力与企业精准扶贫社会责任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而赋能企业社会表现,能够通过内外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创新。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下的数字技术通过优化流程管理、提高其运营效率、促进生产过程优化,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2]。同时,数字化转型还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吸引更多媒体、分析师等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关注,缓解其融资困境,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25]。创新能力的提升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并且随着社会表现带来的口碑效应,企业也更有动机去履行社会责任。具体到扶贫领域上,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缓解了企业扶贫的压力和困境,为应对复杂的环境提供了帮助。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推出适合扶贫当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时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经济效益。在开发生产过程中,工艺流程的改进和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帮扶的成本。在销售服务中,销售模式及平台的创新可以实现扶贫产品和服务的在线销售和交流,拓展销售渠道,提高销售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增加产品收入。因此,在数字化转型中,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重要驱动力。

2.数字化转型、媒体关注与精准扶贫社会责任

从外部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会促进媒体关注。《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让数字化转型成为驱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数字化转型可以看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和时代发展要求,企业在年报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可以向外界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并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引发媒体关注和报道[26]。数字化转型还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信息可利用程度的增强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情况,使媒体能更高效地挖掘有价值的信息,提高对企业的关注和报道。同时,媒体关注度的提高也将通过舆论监督和信息传递等方式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压力理论认为企业的行为受公众制约,企业进行社会活动是受公众施加的压力所致[27]。媒体通过将信息加工传递给社会大众,以舆论方式向企业施加压力。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并缓解舆论压力,倾向于参加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媒体作为信息加工者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信息传递给资本市场,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关注并降低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期,提高其投资意愿,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营造氛围,促使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战略之一,相对于传统的慈善捐助、环境治理等行为更具有时代意义。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使媒体更倾向于报道企业履行精准扶贫事迹。因此,媒体关注有利于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

3.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精准扶贫

内部控制是企业的一种管理制度和控制措施,旨在保障企业运作的合法性、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信息披露的公正性和内部运营效率的提高。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内控各个环节的效率与敏捷性,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预防和识别潜在的控制风险,减少不良社会责任发生的可能性,最终创造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价值,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28]。精准扶贫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新模式,内部控制的分析逻辑同样适用于精准扶贫层面。首先,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水平可以确保扶贫资金的使用规范、透明、公正,防止资金流失、浪费、冲销等风险,确保资金流向合理、财务报告真实可信。其次,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能对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监控,预防或减少扶贫过程中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内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和提升,对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创新能力、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进而赋能企业积极参与精准扶贫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和年报财务数据结合的方法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16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扶贫的数据,故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16—2021年披露精准扶贫信息的公司为样本,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样本;(2)剔除ST、*ST、PT类样本;(3)剔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经上述处理,最终得到4 03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避免极端值对检验结果产生偏误和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水平上的Winsorize处理。数字化转型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和Wind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精准扶贫社会责任(Tpa)。企业在年报中披露的参与乡村振兴的投入包括资金和物资折款两部分。因此,本文参考韩旭等(2021)[5]的研究,将资金和物资折款求和并取自然对数。

2.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igital)。目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缺乏统一的定义,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两种办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一是年报披露的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二是利用文本分析法,从年报中提取有关数字化转型的词频数据,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由于财务数据的滞后性,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比重无法准确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因此词频统计法被广泛应用于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借鉴吴非等[21]的思路,先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数字化关键词词典(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技术应用五个维度),在借助Python功能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提取涉及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最后将加总后的词频数据加1取自然对数,最终得到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

3.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度,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参考修宗峰等(2022)[17]、韩旭等(2021)[5]的研究,选取可能影响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的几个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比率(Cashflow)、固定资产比率(Fixed)、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Top5)、两职合一(Dual)、总资产周转率(ATO)、是否四大审计(Big4)、机构投资者持股(INST)、审计意见(Opinion)。同时本文还设置了年度哑变量和行业哑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假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Tpait=α0+α1Digitalit+∑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Tpait表示某企业在t年精准扶贫投入,核心解释变量Digitalit为某企业在t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sit为某企业在t年的一系列控制变量。此外,本文模型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εit为模型的随机干扰项。本文重点关注α1的系数,如果系数为正则验证了本文假设。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包括变量名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样本数。企业精准扶贫责任(Tpa1)平均值为13.821,最小值为8.85,最大值为20.09,说明我国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相对规模在不同企业之间波动较大。数字化转型(Digital)均值为1.505,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82,表明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还处于探索阶段,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较大。此外,分行业的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服务行业企业数字化发展速度快,而传统行业企业速度较慢。其他控制变量在不同企业中表现出不同差异,体现出良好的分布情况。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未添加控制变量,列(2)未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列(3)添加控制变量并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列(3)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764。说明无论在统计意义还是经济意义上,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1。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证实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但以上回归未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接下来本文将详细探讨和处理基准结果的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1.主要变量滞后法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另一方面,精准扶贫投入金额越高、扶贫力度越大的企业也更有实力进行数字化转型,并且扶贫带来的效益有可能使企业获取部分资源,为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为尽可能缓解反向因果关系对结论带来的内生影响,对数字化转型(Digital)采用滞后一期来解决双向因果问题。同时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Tpa)滞前一期进行检验。表4列(1)(2)分别报告了该结果,相关系数均显著,证实本文结论。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2.工具变量法

滞后期虽然可以解决反向内生性问题,但也损失掉部分样本,为此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借鉴张欣(2023)[25]、肖红军(2021)[22]的研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并选取地区—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均值(IV)作为工具变量。地区—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会影响样本期内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满足相关性条件;同时该工具变量并不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精准扶贫表现,满足外生性条件。表4列(3)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工具变量IV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F值为77.8295,说明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要求。列(4)第二阶段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Digital)变量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影响系数相对于基准回归有所提升,说明在剔除内生性之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效应或被低估。工具变量法的结果证实了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3.倾向得分匹配

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样本和较低的样本可能本身存在差异。因此,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样本偏误问题,提高控制样本和研究样本的可比性,本文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选择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程度按照年度—行业取均值,若样本大于均值则取1,否则为0;参考吴非等(2021)[21]的研究,并考虑到某些因素对数字化转型和扶贫同时存在影响,选择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比率(Cashflow)、固定资产比率(Fixed)总资产周转率(ATO)等变量作为协变量计算倾向得分,随后采用1:1(半径0.05)近邻匹配。结果显示,匹配前两组样本的协变量存在显著差异,而匹配后则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衡性假设条件,说明利用PSM方法进行样本匹配是有效的。表4列(5)采用匹配后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结果证明了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

4.替换企业精准扶贫表现的度量指标

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精准扶贫的结论可能受到某些变量计算误差的影响。为此,本文将精准扶贫指标用总金额*100/总资产(Tpa2)来度量企业精准扶贫水平。表5列(1)报告了检验结果,更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结果与预期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5.控制地区固定效应

本文进一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以缓解由于地区层面的因素带来的干扰。回归结果如表5列(2)所示,结论未发生变化。

6.改变样本选取时间

考虑到2016年证监会发布《关于披露精准扶贫信息意见》要求沪深上市企业在年报披露扶贫信息,当年实际参与并发布精准扶贫的企业数量较低,之后随着证监会制度的完善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参与扶贫的企业才逐年增加。因此,本文剔除2016年样本后进行重新回归。

2020年我国宣布所有贫困地区脱贫,因此2021年企业精准扶贫投入力度有所放缓,本文剔除2021年样本后进行重新回归。表5列(3)(4)分别报告了检验结果,剔除样本后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系数显著为正,结果与预期一致。

四、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进而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鉴于此,本文参考温忠麟(2014)[29]的做法,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中介回归模型:

Medit=β0+β1Digitalit+∑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2)

Tpait=λ0+λ1Digitalit+λ2Medit+∑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3)

模型(2)为数字化转型对三个机制变量回归的表达式,其中Med为机制变量,包括创新能力(Patent)、媒体关注(Sumnow)以及内部控制(Ic)。如果模型(2)中数字化转型系数显著为正,且模型(3)数字化转型与机制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则中介效应成立。

1.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本文用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数量加1并取自然对数的方法来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首先,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从列(1)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Digital)系数为0.087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其次,检验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列(2)加入了创新能力(Patent)指标,可以看到创新能力的系数为0.0531,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创新能力的提升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成立。

表6 机制检验结果

2.媒体关注的作用机制

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21]的做法,将媒体对企业每年的网络和报刊原创报道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的方法来量化媒体关注,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首先,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媒体关注的影响,从列(3)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Digital)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媒体关注。其次,检验媒体关注的中介作用,列(4)加入了媒体关注指标(Sumnow),可以看到媒体关注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媒体关注促进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媒体关注进而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媒体关注的作用机制成立。

3.内部控制的作用机制

本文基于迪博数据库获取内部控制信息指数,客观评价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内部控制信息指数取对数化处理,最终得到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首先,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从列(5)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Digital)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强化内部控制水平。其次,检验内部控制的中介作用,列(6)加入了内部控制指标(Ic),可以看到内部控制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进而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作用机制成立。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

由于本文采用的机制检验属于逐步回归系数法,为了克服传统逐步检验法的缺陷和不足,确保机制检验结果的稳健,本文利用Bootstrap和Sobel方法对机制检验进行验证。结果如表7所示。Bootstrap方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且Sobel方法的Z值显著水平均小于0.05,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三个变量的机制效应是存在的,与前文假设H2一致。

表7 Bootstrap和Sobel效应检验

(二)横截面分析

1.产权性质的影响

按照企业产权属性,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对扶贫的参与意愿力度不同,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其行为必须与国家政策导向相一致。因此,国有企业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响应能力更强,利用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精准扶贫表现就更为主动。具体而言,若企业属于国有企业,则产权性质变量(SOE)取1,反之(民营企业)则为0。表8列(1)报告了不同产权性质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与产权性质(Digital_SOE)的交互项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意愿更强。这一结论与前面研究类似,如王海军等(2022)[2]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等社会责任的表现更强烈。

表8 横截面分析:基于产权性质和市场化水平

2.地区层面的影响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水平发展程度不同,因此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社会责任实施环境存在较大差异。马留赟等(2022)通过划分省份GDP数据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经济缓解贫困的效应较为明显[30]。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精准扶贫的影响程度是否也因为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呢?本文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内,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的影响作用更大。该区域因为地理位置、地形等因素制约导致经济发展受阻,贫困程度较高,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地区。地区内企业为了响应国家政策、获取政治资源,会积极进行扶贫,因此该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边际效应更大。具体而言,参考胡李鹏等(2020)[31]的做法,利用企业所属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度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若该指数高于样本中位数,则虚拟变量市场化指数(Market)取1,否则为0。表8列(2)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市场化指数(Digital_Market)的交互项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所处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作用越强。结论也为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提供思路,政府可通过引导企业进行数字技术扶贫而缓解地区贫困。

(三)进一步分析

前文论述已经证明了本文的核心结论,那么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否发挥社会责任的声誉效应和价值效应而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呢?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参考前人研究,选取财务绩效和融资约束两个指标进行检验。

本文用净利润与总资产比值(ROA)衡量企业财务绩效水平,表9列(1)报告了检验结果,精准扶贫社会责任(Tap)的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企业积极参与扶贫,能够获取政府部门的资源,打造良好的政治氛围,为企业带来政治优势。企业在年报披露参与精准扶贫情况可以向市场传递出自身社会责任意识高、财务实力强的信号,这些信号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心,提高其声誉效应,最终演化成一种无形资产,间接促进企业发展。

表9 经济效益检验

企业在参与精准扶贫时能够改善政企关系,国有银行会响应政府给予企业一些资金,进而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市场角度来看,企业在提升其声誉效应的同时增加了投资者的兴趣和信心,并且社会责任感强大的企业家会因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给予一定支持,进而有效缓解了融资难问题。基于此,本文选取SA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指数越高代表融资约束程度越低。表9列(2)回归结果显示了精准扶贫(Tpa)的回归系数,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能够通过多方支持来缓解融资问题,发挥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价值互惠效应。

五、结论及启示

基于精准扶贫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并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本文以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即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具有驱动效应和促进效应。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促进媒体关注以及提高内部控制为中介机制。同时,在国有企业、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最后本文还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可以改善财务绩效水平、缓解融资约束。

本文的结论具有以下启示:(1)在企业层面,企业应当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问题。企业需要将数字技术、数据资源等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资金、人力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实现有机融合,不断优化生产体系以提升企业经营的整体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企业要将数字技术嵌入到扶贫机制中,打造面向多方利益的数据信息平台,扩大企业扶贫实践的网络效应。最后,企业应结合数字技术带来的优势,加大投资匹配力度,确保在履行精准扶贫方面能够兼顾“造血式扶贫”和“输血式扶贫”双重要求。(2)在政府层面,政府应当提供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精准扶贫实施的保障措施。发挥政府的引导监督作用,制定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制定数字信息技术、财税补贴政策等配套制度,推动企业加快数字信息建设。同时,政府也要注意引导外部社会关注导向,推动媒体积极报道,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外部环境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