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短视频成瘾的关系

姜雪凤

(大连民族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中心,辽宁 大连 116600)

近几年,短视频平台用户呈井喷式发展[1],截至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达9.62亿,占网民整体的91.5%[2]。短视频平台的娱乐性、沉浸感以及内容推送的精准性对大学生极具吸引力,致使很多大学生沉迷其中[3]。短视频成瘾问题已经成为高校教育中不可忽视和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问题提出与假设

短视频成瘾是指失去控制地甚至强迫地使用短视频,在短视频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属于网络成瘾的一个分类[4]。短视频成瘾会导致大学生注意力分散、时间管理不善和学习时间缩短等问题[5],是大学生网络成瘾的一种新表现[6]。目前,学界从人格特点、环境因素、平台特点等角度探讨了网络过度使用的问题[7-8],但关于短视频成瘾的研究相对较少。短视频成瘾会影响大学生的学业和生活,因此,深入探讨短视频成瘾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对完善相关理论,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在生活中给人们带来压力和紧张等不愉快体验的刺激事件[9]。病理性网络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认为,生活事件或者压力源是网络过度使用与成瘾的远端因素和必要条件,通过作用于近端的非适应性认知,导致个体出现病态行为症状[10]。已有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受惩罚、学习压力等负性生活事件均可预测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11-12]。同时,作为远端的负性生活事件会引发孤独、无助、抑郁等消极情绪[13-14],诱使个体产生排解这些消极情绪的心理需求。而短视频平台的便捷性、互动性和娱乐性可以使人们在观看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归属感和愉悦感[15],进而产生关于短视频可以逃避消极情绪的非适应性认知。这些非适应性认知又会进一步强化短视频的使用行为[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预测短视频成瘾。

相对剥夺感是个体与参照对象相比较,是感知到不利和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愤怒和不满的情绪体验[17]。相对剥夺感的三维结构模型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态度,包括关于所处境遇不公平的认知、愤怒和不满的情绪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消极的行为反应[18]。一方面,负性生活事件会引发不公平的认知和愤怒的情绪。经历负性生活事件会让个体在比较中认为自己比他人遭受了更多的创伤,产生不公平感[19]。同时,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如遭受他人排斥或拒绝的个体,会因感到地位的下降和基本权利被剥夺,产生愤怒的情绪[20]。相关研究表明,来自家庭、人际关系和学习压力等负性生活事件均能正向预测不公平认知和愤怒情绪[21]。另一方面,不公平认知和愤怒情绪会引发网络成瘾、赌博等消极逃避行为。相关研究表明,不公平、不正义的信念会使个体放弃对长远目标的追求,而沉迷于即刻的心理满足[22]。同时,愤怒的情绪会引发个体产生应对和排解的心理需求[23],而短视频的短、平、快特点可以使人们很快沉浸其中,使愤怒的情绪得到缓解。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相对剥夺感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短视频成瘾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未来自我连续性是个体对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感知[24]。Curr的价值预期与价值能力理论认为,相对剥夺感同人们对价值预期与价值能力不一致的感知有关,未来自我连续性较高的个体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会扩大感知到的价值预期与价值能力的差距,从而增强个体的相对剥夺感[25]。相关研究也表明,未来自我连续性较高个体的成就需要和主观价值预期越高,而实际的价值能力越低时,个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越强[26]。具体来看,未来自我的连接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价值预期,连接感越强,越希望现在的行为和处境对自己的未来有利,对现在处境的主观价值预期越高[27],如通过存款保证未来获得更高的利益[28]。而负性生活事件会引发个体的挫败感,导致对自身的价值能力产生怀疑并给予低评价,从而加强个体的相对剥夺感[29]。可见,自我连续性越高的个体,主观价值预期越高,在遇到无法控制的负性生活事件后,会感知预期价值与实际价值能力的巨大反差,越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未来自我连续性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相对剥夺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影响机制以及相对剥夺感起到的中介作用和未来自我连续性起到的调节作用,理论假设模型,见图1,以期为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指导。

图1 理论假设模型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以辽宁4所高校的在校生为被试,使用网络调查的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剔除无效问卷,筛选出有效问卷757份,问卷有效率94.6%。其中,男生442人(占58.4%),女生315人(占41.6%);大一学生327人(占43.2%),大二学生231人(占30.5%),大三学生199人(占26.3%);年龄为17—24岁;文科学生67人(占8.9%),理科学生402人(占53.1%),工科学生241人(占31.8%),其他专业学生47人(占6.2%)。

(二)工具

1.短视频成瘾问卷(Short-form Video Application Addiction Questionnaire,SVAAQ)[4],共6个条目,采用7级(1—7)计分,分数越高代表短视频成瘾的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7。

2.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9],共27个条目,包括健康适应、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及其他6个维度,采用5级(1—5)进行评分,各维度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在此项的应激反应越大。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

3.相对剥夺感问卷(Relative Deprivation Questionnaire,RDQ)[30],共4个条目,采用6级(1—6)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7。

4.未来自我连续性问卷(Future Self-continuity Questionnaire,FSCQ)[31],共10个条目,包含相似性、生动性、积极性3个维度,采用7点(1—7)计分,分数越高代表未来自我连续性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5。

(三)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7.0对研究变量进行整理和相关分析,运用Hayes编写的PROCESS 3.3宏程序对有调节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调查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4个变量的47个条目中共析出10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首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为21.57%,小于40%的判断标准[32],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见表1)。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相对剥夺感和短视频成瘾三个变量两两呈正相关,负性生活事件与未来自我连续性呈负相关,相对剥夺感和短视频成瘾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不相关。

表1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757)

(三)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按照Hayes的观点,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使用PROCESS 3.3宏程序中的模型7对研究假设进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首先,对4个研究变量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以负性生活事件为自变量,短视频成瘾为因变量,剥夺感为中介变量,未来自我连续性为调节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短视频成瘾(β=0.11,P<0.001),假设1成立;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相对剥夺感(β=0.28,P<0.001),相对剥夺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短视频成瘾(β=0.37,P<0.001),假设2成立;负性生活事件与未来自我连续性性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剥夺感(β=0.06,P<0.001),假设3成立。综上,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成立。

表2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进一步探索未来自我连续性如何调节负性生活事件,相对剥夺感、负性生活事件与短视频成瘾的关系,按照未来自我连续性的M±1SD分出高、低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当未来自我连续性较低时(M-1SD),负性生活事件对相对剥夺感的正向预测显著(βsimple=0.22,t=8.93,P<0.001);当未来自我连续性较高时(M+1SD),负性生活事件对剥夺感的正向预测也显著(βsimple=0.35,t=11.22,P<0.001),对比发现,未来自我连续性的调节效应增强。这一结果表明,未来自我连续性越高,负性生活事件对相对剥夺感的正向预测就越强(见图2)。因此,未来自我连续性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相对剥夺感的关系中起到较强的调节作用。

图2 未来自我连续性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相对剥夺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四、讨论

本研究重点分析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和未来自我连续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预测短视频成瘾,验证了本研究假设1,这与已有的关于负性生活事件对网络过度使用的研究结果一致[34],进一步支持了病理性网络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10]。负性生活事件作为远端刺激源会引发大学生的消极情绪及通过观看短视频可以缓解消极情绪的非适应性认知。一方面,短视频的便捷性、娱乐感会让人们认为沉浸在其中可以快速排解焦虑、抑郁、愤怒、恐惧等消极情绪;另一方面,短视频强大的社交功能会让人们感到在短视频中能获得情感的安慰。同时,短视频推送的精准性进一步强化人们的这些非适应性认知,并产生从下一个视频获得同等程度满足感的渴望,导致人们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难以自拔地强迫性刷看短视频,从而延长使用时间,出现过度使用的情况[35]。因此,高校要加强学生的挫折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负性生活事件,形成关于短视频的合理认知,避免沉迷短视频。

本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短视频成瘾间起中介作用,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36]。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个体通过与他人比较来确定自己遭遇和处境的合理性。当人们在比较中感觉自己的遭遇是不公平的,处境是不合理的,就会产生强烈的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会引发个体产生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37]。而短视频的触手可及性、易用性、内容推送的精准性很容易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的首选途径。同时,较高的相对剥夺感会使人们认为现实世界是不公平的,努力是无意义的,人们会放弃努力,沉浸在短视频中获得暂时的安慰和心理满足。因此,高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引导遭遇负性生活事件的学生合理归因,重构关于自己和世界的信念和信心,降低相对剥夺感,进而投身学习生活,避免过度沉迷短视频。

本研究还发现,未来自我连续性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相对剥夺感之间起调节作用,未来自我连续性在较高和较低水平都可以正向调节负性生活事件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未来自我连续性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不一致[38]。已有研究将未来自我连续性作为独立或中介变量进行探索,发现其对个体心理行为有积极促进作用。未来自我连续性越高的个体自控力越强[28]、拖延行为越少[38]、亲社会行为越多[39]、生活方式越健康[40]。但是,本研究发现个体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后,作为调节变量的未来自我连续性会对其心理行为产生消极作用。这是因为现在的自我和未来的自我连接感越强的个体,责任心越强,控制感越强,主观价值预期越高,越希望现在的行为和处境对未来的有利。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人们更愿意遵守防疫政策,做更全面的自我保护[41]。当遭遇不可控的、无法改变的负性生活事件后,未来自我连续性越高的个体,会感受到的主观价值预期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越大,进而产生强烈的愤怒感和剥夺感。因此,在针对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学生进行教育引导的过程中,高校要重点关注自我连续性高的个体,帮助其调整合理的价值预期,形成正确的归因,避免产生强烈的剥夺感。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病理性网络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认为非适应性认知是导致网络成瘾的近端因素[10]。本研究只探讨了相对剥夺感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短视频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非适应认知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本研究只探讨了未来自我连续性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相对剥夺感之间起调节作用,在后续研究中或许可以将人格、自尊、社会支持等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讨这些变量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短视频成瘾之间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