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源辩体》论“汉魏五言”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和发展

2023-09-28 03:16余璐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合肥230601
名作欣赏 2023年11期
关键词:五言许氏国风

⊙余璐 [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合肥 230601]

由于明代社会环境压抑,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不问仕途,埋头进行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许学夷就是其中之一,他历经十几次增删的《诗源辩体》是明代复古派诗论的集大成之作。在《诗源辩体》中,许氏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各种诗体的历史发展进程,并论述了诗歌的风格流变。许氏治诗学达四十年之久,对历代诗学理解深透,能够客观公允地看待前代诗论。对于六朝人论诗,他认为“多浮泛迂远”,但是对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持认可态度,总论《文心雕龙》曰:“序述大略,得其要领”,说明他基本赞同刘勰的论诗主张,在论诗时多处征引。除此之外,在接受刘勰论诗主张的基础之上,许氏进一步提出了个人的批评和想法,从而使自己的诗学体系更加丰富完善。如《诗源辩体》在论“汉魏五言”时,就吸收借鉴了刘勰的诗学观,同时阐明了个人创见,使关于“汉魏五言”的诗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对刘勰论《古诗十九首》的接受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专门阐释诗歌的性质并且结合作家作品叙述诗歌的历史发展,在论述汉魏至南朝诗时,他将重点放在对五言诗的评价上,其中,对《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十九首》)推崇备至,评价道:“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刘勰认为《十九首》风格质直而不粗野,能够婉转含蓄、形象贴切地比附事物,抒发感情悲伤怅惘、深切动人,“实五言之冠冕也”。许氏对刘勰的评价表示肯定,亦称《十九首》“于五言则实为祖先”。

在此基础之上,许氏进一步将《十九首》与《国风》进行对比:“《十九首》性情不如《国风》,而委婉近之,是千古五言之祖。盖《十九首》本出于《国风》,但性情未必皆正。”许氏认为《十九首》在“性情”上较《国风》为次,表现在《十九首》中有些诗句或诗性情不正。为什么他会说《十九首》有性情不正的地方呢?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先看许氏对于国风性情之正的看法。在论《三百篇》时,许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周南》《召南》,文王之化行,而诗人美之,故为正风。自《邶》而下,国之治乱不同,而诗人刺之,故为变风。”对于“正风”和“变风”,他指出了一些范例:“正风如《关雎》《葛覃》《卷耳》《汝坟》《草虫》《殷其雷》《小星》《何彼襛矣》等篇,自不必言。变风如《柏舟》《绿衣》《燕燕》《击鼓》《凯风》《谷风》《式微》《旄丘》《泉水》《氓》《竹竿》《伯兮》《君子于役》《葛生》《蒹葭》《九罭》等篇,亦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然而,不论是正风还是变风,许氏认为:“《风》虽有正变,而性情则无不正也。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言皆出乎性情之正耳。”由此看来,许氏的态度是《国风》虽有正风、变风之别,但是其性情皆正。而他所谓性情之正,本于孔子对《诗三百》的看法,即“思无邪”。所以《国风》性情之正大体概括为思想纯正无邪,感情深沉敦厚,优柔不迫。如此看来,《十九首》中的有些诗句,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等等,多写离愁别恨和羁旅之思,情调低沉,感情直露,实与《国风》性情之正有违,正所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也”。

另外,许氏认为《十九首》还具有“兴象玲珑,无端倪可执”的特点。“兴象”一词在《诗源辩体》中屡次使用。除了用来评价《十九首》,许氏还用“兴象”来评说唐人律诗,称其“以兴象为主,风神为宗”,许氏尤其欣赏孟浩然的诗作,认为具有唐人律诗的典型风格:“浩然五言律兴象玲珑,风神超迈。”结合明代杨慎对唐代律诗的称赞,说它们“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等等,我们可以大致体会到“兴象玲珑”与“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思相似,形容难以琢磨、似近似远的一种言外之意,表现在诗歌的语言层面上,他说盛唐诗人“体多浑圆,语多活泼”,即不刻意雕琢文字,不流于工巧,注重诗歌的浑然天成,不可句摘。因而,从许氏的具体阐释中,我们得出“兴象玲珑”是说“兴”的表现难以捉摸,意味深长,耐人品味。在《十九首》中具体表现为诗人在创作时不是先立下题目再去琢磨推敲,而是本乎情兴出于天成,触物兴怀,有感而发,所以无踪迹可寻。如《行行重行行》一首,用家常自然的语言,表现出东汉末年动荡的岁月里思妇对游子真挚深沉的相思之情,从临别之情,到路途之远、见面遥遥无期,到相思之苦,最后以宽慰作结。情感层层深入,而又不露不迫,毫无雕琢的痕迹,因而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二、对刘勰论李陵、班婕妤五言的辩驳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汉成帝时品评叙录,命刘向等人校经传、诸子、诗赋,共列了三百多篇诗歌,已经称得上是周详齐备了,但是从遗留下来的作品来看,却没有五言诗,于是刘勰对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产生时代表示怀疑,认为他们的五言诗可能不是成于汉代。许氏对此持反对意见,对于李陵和苏武的五言诗,他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辩驳:

一是许氏认为“当时书籍未尽出”。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许氏举了《左传》的例子。按照《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左传》在汉初的时候出于张苍家,到汉文帝时贾谊对《左传》进行训诂,并将他所作的训诂授予了赵人贯公,当时并没有在世上流传。后来刘歆典校经籍的时候,想要把《左传》立为学科,一直到建武中期这一诉求都没有得到实现。当时鼎鼎有名的学者陈元致力于研究《左传》,且十分精通,又上书请求立左氏学,于是光武帝才立了左氏博士,《左传》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后贾逵、服虔一起为《左传》作训解,到魏代《左传》才传于世。所以司马迁未能得见《左传》,因而《史记》中的有些记载没有《汉书》详备,正是因为当时书籍没有尽数展露于世。同样,汉成帝在品录的时候没有收录苏武等人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

二是从诗歌创作的层面来看,许氏认为苏李五言诗非是后人所能。苏武、李陵七首诗,在许氏看来,虽然稍微逊色于《十九首》,但“结撰天成,了无作用之迹,决非后人所能”。许氏从诗体的角度,判断出苏武、李陵的诗歌有着不同于后代的诗体风格。李陵的三首诗,抒发了羁旅在外的臣子心中慷慨悲壮的情怀,如“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踯蹰”“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等;苏武的四首诗则给人抑扬顿挫之感,如“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等。而《古文苑》中所记载的几首《录别》,许氏认为实是后人根据苏李的七首诗扩充而来。

至于班婕妤的乐府五言《怨歌行》,许氏称其“托物兴寄,而文采自彰”,其他人也对班婕妤的作品多有称赞,如冯元成谓“怨而不怒,风人之遗”,王元美谓“可与《十九首》、苏李并驱”。班婕妤的作品艺术价值如此之高,为什么成帝不予收录呢?在许氏看来,成帝品录词人,不应遂及后宫。班婕妤先为成帝宠妃,后来赵飞燕姐妹入宫,班婕妤失宠,为明哲保身,班婕妤自请入长信宫侍奉王太后,这样就可以避免后宫的纷纷扰扰。《怨歌行》即是班婕妤居住在长信宫时期写的宫怨诗,诗人以团扇自比,哀叹自己失去恩宠终遭抛弃的不幸命运。这样一首出自后宫的宫怨诗,当时汉成帝时期负责“品录”的人自然不会收录。

三、对刘勰“感物吟志”说的继承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阐明了诗歌创作与情感的关系:“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即认为诗歌创作并不是生搬硬凑、凭空捏造,而是被外物所触动,是自然感情流露和宣发的产物。“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这句话准确概括了诗歌创作的过程。人天生有各种各样的感情,在看到“物”时会受到触发,这里的“物”既可以是自然之物,也可以是社会之物,情感受到触动之后,人们有感而发,于是出现了“吟”,在“吟”的过程中,所吟之物已经不同于之前的物,“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经过抒情主体情感的观照,现实世界中的“物”转化成了诗人心中之“物”,诗人运用心中之“物”来表达自己的情志或志向,诗歌就此产生。虽然刘勰论述了禀赋的情感到艺术情感的“志”,应有“感物兴思”和“吟”这两个中间环节,但却没有明确提出“诗”的审美形式问题。许氏以“情兴”作为诗歌生成论,继承发展了刘勰的“感物吟志”说。许氏认为“情兴”是诗之本源:“汉魏人诗,本乎情兴”。那么,“情兴”论的理论内涵是什么呢?

首先,“情兴”源于“情”。许氏在论述汉魏五言时称:“汉魏五言,源于《国风》,而本乎情,故多托物兴寄,体制玲珑,为千古五言正宗。”汉魏五言源于国风,而“风则专发乎性情”,“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由此可见,汉魏五言自然“本乎情”。许氏又将“情”与“兴寄”联系起来,“兴寄”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怀,可以由“情”所激发,这样,汉魏诗歌之情即本由现实世界而触发的感情。另外,不同于风诗的“性情之正”,汉魏五言“本乎情之真”,它的情感真率自然,存在于创作主题的内心,所以许氏称其“为情而造文”,一旦此“情”有所“兴寄”,那么它就成为“情兴”。

第二,“性情之真”是“情兴”论的基础。汉末到魏晋时期,战争频仍,狼烟四起,大批文人或死于战乱,或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士人由此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从伦理道德的禁锢中释放出来,不受礼教约束,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和自然而然、至真至淳的精神境界,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传达个性化的内容。许氏称“汉魏同者,情兴所至,以情为诗,故于古为近”,又称“汉魏五言,虽本乎情之真,未必本乎情之正。故性情不复论耳”。汉魏时期的诗人“以情为诗”,诗用于讽喻教化的实际功用减弱,而用于表情达意、发挥个性的作用得到加强。诗人们刺穿礼教的虚伪,反抗残暴的统治,向外崇尚自然,向内发现自己的深情,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开拓。

第三,“情兴”强调创作的无目的性,自然而不造作。从“情兴”的产生特性来看,它是一种自然感发的体验,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刻意创作出来的。如果有意创造“情兴”,那么就成了刘勰所批评的“为文而造情”,“情兴”的感发性即决定了它是无目的的,自然而无造作。汉魏五言中的诗作因为“本乎情兴”,所以“其体委婉而语悠圆,有天成之妙”,这种浑然天成和自然而然不是依赖学习模仿就能得到的。所以许氏评拟古诗时称“拟古皆逐句模仿,则情兴窘缚,神韵未扬,故陆士衡拟《行行重行行》等,皆不得其妙,如今人摹古帖是也”。这就是在诗歌创作中刻意模仿,情兴不足而导致“不得其妙”的例子。

总的来说,许氏以“情兴”论汉魏五言,指出汉魏五言的本质即是“情兴”,汉魏诗歌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诗歌特征是“体委婉而语悠圆,有天成之妙”“兴象不同,体裁亦异,故天机妙运无方耳”。学诗的人若想领会其中妙处,就需要“专习凝领,而神与境会”,这样才能抓住汉魏五言的本质所在。

四、结语

统而言之,许氏《诗源辩体》在论“汉魏五言”时体现出了对《文心雕龙》的接受与发展,如接受刘勰对《十九首》的评价并进一步指出《十九首》兴象玲珑、浑然天成的特点;对刘勰关于苏李、班婕妤五言诗产生年代的看法提出质疑,并予以辩驳;继承刘勰的“感悟吟志”说,并发展创造出了以“情兴”论诗的主张等。大体而言,《诗源辩体》论“汉魏五言”承袭了《文心雕龙》的论诗观念,并抒发了个人的评价和创见,丰富并扩展了“汉魏五言”的诗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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