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经》中的现代经验与返古倾向

⊙黄晓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心经》（1943）不是张爱玲研究热的靶心，却正中笔者之心。比起《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封锁》里的男女情爱，张爱玲写乱伦故事倒是少见。自古希腊以来，乱伦故事成为多少文本的原型和脱不下的底衣。张爱玲把熟悉的心理战线拉进有血缘关系的人物之中，这条线立马沾染得“不见血色，但闻血腥”，没有大开大合的史诗叙事，却恰巧书写了普通人生活的传奇调性。

一、厄勒克特拉情结或返古倾向

张爱玲在《心经》中为这对父女设置了特殊的时间节点。文章一开头就是众好友给许小寒庆生，二十岁的花季少女，摩登上海的富裕人家，公寓顶层的绝佳视野，人生赢家的角色定位。然而，张爱玲是这样描述许小寒的形象的：“她的脸，是神话里小孩的脸……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唐文标、王德威等人曾敏锐地指出张爱玲小说中的阴森鬼魅，无论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花凋》），还是“白色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醒过来的尸首”（《鸿銮禧》），抑或是葛薇龙回头看像“一座大坟山”的姑妈家时的诡异气氛（《沉香屑·第一炉香》），字里行间都浸润着“憧憧鬼气”。

值得注意的是，《心经》中鲜有鬼声鬼气，这或许是其遭受冷遇的原因之一。从神话故事中跑出的小寒，以降格化、人格化的方式贴入日常生活的边径，在道德和人欲的准绳之上游走。但是，她的位置也同她的身份一样，格格不入，进退两难。到底是在上海，“小市民”张爱玲心中的常驻城市，这里没有别的，只有天、小寒与上海，在台阶上坐着的小寒“是介于天与上海之间”。看似居间性的动态平衡，实则危机四伏，作者用令人不安的美暗示读者，失衡与平衡同在，结域与解域并存。

少女许小寒的生日宴会，牵扯出两位重要人物，一是其父许峰仪，二是好友段绫卿。父女之间的不伦之恋已让人物关系异质混生，多角恋爱更让情节错综复杂，连带着许母和同学龚海立都搅入这紊乱的情感旋涡之中。读到此，我们不禁要问，这只是乱伦兼多角恋爱故事这么简单吗？那张爱玲与“鸳蝴”文人有何差异？海派文学一路走来，不断翻新出奇，类型化创作基调在张爱玲这里断了须根，张侃自成一派“鬼”门，甚至有“祖师奶奶”（刘绍铭、王德威语）一说。可见总也不老的张爱玲有其独门秘方。她把情爱关系抽离、复现，滑向含混、复义的现代性语境之中，将人生中素朴的底子和飞扬的面子缀连缝合，“情场如战场”的交锋斡旋，让传奇基调和普通人的生活交相辉映，投射出参差对照之美。

以时间为轴，牵连出父女之间的别样情愫，又拉拽出亦友亦敌、亦母亦敌的多元叠合的动态辖域。就此，不少学者以弗洛伊德学说的恋父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Elektra Complex）解读这一情爱故事，学者殷红指出：《心经》“‘恋父’的故事架构下重证了张氏‘弑父’的母题，并通过父女冲突探索了女性主体成长的空间”①。学者杨泽则认为张氏笔下的“父亲与旧中国、与死亡因此是画上了等号”②，进而爬梳出从鲁迅到张爱玲的社会现实批判的经脉。笔者以为，张爱玲的乱伦小说是其叙事“返古”化的流露，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评述就是“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③。这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思潮涌动的重要标志，受波德莱尔启发，福柯、本雅明和阿甘本等人对纯粹的“现时性”接续进行思考。本雅明更是摒弃时间的线性串联关系，强调“一个结构性的时间和历史概念……一种空间上的并置关系，进而形成一个结构化的历史星座”④，这意味着，现在与过去并置，历史不属于过去，而置身于当下之中，当下和此刻始终处于饱和状态，它既不空泛，更非同质化。

在某种程度上，张爱玲小说中的时间母题的调配与本雅明不谋而合。她在回顾家庭旧相片和祖上陈年历史的时候，曾这样说道：“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心经》中亦是如此，阳台边上的竹篱笆爬满了青藤，“开着淡白的小花。夏季的黄昏，充满了回忆”，而这回忆却是以定格的方式一再重现为父不父、母不母、女不女的乱序现状，许小寒二十岁的现在是对所有过去时间的回眸。

二、都市文化空间重塑

福柯认为：“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临近的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⑤同时性的并置结构进一步表明，我们生活的空间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它通过位置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人类就生活在诸种关系集合的内部。基于另类空间的视野，我们再回到本雅明的时间论述，他认为过去和当下的结合会不断填充空洞的时间，从而带来强烈的、丰满的空间感。在福柯和本雅明处，时间都是多重性的并置，时间是空间化的。

周蕾从女性主义批评立场出发，对《封锁》中的美学时空做详细分析，指出“张爱玲的现代性，正因为她取材于都市文化特有的时间和空间，去塑造故事片段的组合”⑥。张爱玲从小说叙述手法的摆弄开始，把“封锁”的“切断”和“停顿”效果作为一种跨感官性和跨媒介性的叙事方式，让时间和空间自动断裂、拼贴与黏合，电车封锁中人工时空的形塑与再造恰巧成为缝合主体意识的接口。无论是火车、电车，还是公寓、阳台，它们都是都市文化的特有要素，在张爱玲的笔下来回穿梭，架构起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线索，捕捉出特有的现代感知场域，把动荡不安的情爱关系凝固、特写和放大，从封闭的临时场所到半开放的固定空间，张爱玲的人物总是游弋的、变动的、猜忌的和不确定的。

同小说中返古化的时间倾向一样，张爱玲也把另类空间加诸人物的生活场域。张爱玲更直语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而公寓中少不了的便是电梯，《心经》中尤以电梯为重。它不似阳台那般的半开放性，只得从上或往下打量捕捉一番。电梯作为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矛盾性地呈现出封闭式的开放，它定格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位移、情感漂移和关系挪移的临时状态。人物关系发酵的可能性在移动抽离的电梯空间中不断增殖与延异，游戏人间的喧哗与骚动也被戏谑性地扩展开来。然而，静置那一层浮泛的飞扬的泡沫，才更能映现出“浮华之中有素朴”的人生底子。都市文化被颠倒成遁世文明的反光镜，从“心经”之名便可窥见一斑。

得知同窗好友段绫卿和父亲恋爱后，小寒有了和父亲单独谈话的机会，张爱玲将二人设置在电梯这一偶遇的最佳场所，单独谈话的绝妙空间。由人物关系的波动延伸至空间方位的变化，许父纵有千百种躲开小寒的方法，却难逃偶然性的联结，这既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果，也是用偶然策反必然的较量，线性的、进步的历史时间观再一次被电梯异托邦（heterotopias）颠覆了。时空诡异般合纵连横，碎裂又弥合，复生又毁灭，无怪乎张爱玲本人都说《心经》是“晦涩的”⑦。但恰恰也因为复义、含混、交叠的众语喧哗场面，才成全了《心经》中众生相的素描，浮世绘的多元增添。

早在父女的电梯“上升”偶遇之前，另一位重要人物段绫卿也曾和许小寒共享一节楼梯“下坠”时空。两位好友从穿堂走过准备去坐电梯，不巧开电梯的人盹着，又逢电灯坏掉，两人只能摸黑依偎着从“独白的楼梯”一步一步走下去。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所有现代的声光化电元素全部自行消解，现代性经验的归零，正是返古的时间化身为“现在”的隐性旁白；二是两位互相搀扶着摸黑走下楼梯去的女孩子，逐步演变成《金锁记》里“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的七巧式人物，笔触愈发深沉、晦暗；三是鲜有笔墨的穿堂空间也在张氏之后的写作中占据重要位置，《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就有“这穿堂在黯黄的灯罩里很像一截火车，从异乡开到异乡”，正因为穿堂火车这一会，振保和娇蕊的精神和肉身距离都无限贴近了，《封锁》里哐啷哐啷的电车也有此神奇妙效。可见现代化要素既是架构人物情感关系的重要桥梁，又是四处张看窥探的合法化标签，都市文化的空间魅力在张爱玲的笔下鬼魅般扩散。

三、参差的对照美学

傅雷先生（笔名迅雨）在其著名的批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道：“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⑧阴沉的篇章和沉寂的死气不为迅雨所爱，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巧妙侧应：“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迅雨写作这篇批评文章时，《心经》只读了一半，因为不是评传，挂漏也无妨。但若批评家能够更全面地读完作家的文章，评述话语可能另有回转。

小寒知晓自己和父亲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关系鸿沟后，满含轻亵和侮辱地喊着“爸爸”，并用“以实写虚”（许子东语）的物化手法来形容父亲的情感逃逸线，“篱上的藤努力往上爬，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那边还有一个新的宽敞的世界”。看似光明、宽敞的新世界，但话锋一转，我们便知道“过了篱笆，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空得令人眩晕”。张爱玲用擅长的笔法将两种看似对立的空间或方向杂糅并置，没有大红大绿的摆荡，只是在桃红和翠绿之间来回旋跃，用参差的对照撕裂现实的黑洞。从切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张爱玲的心魂游荡在《心经》中顶层的阳台空间中，又凝结成溅在油布上的火炽的雨水，一反常态的兼容方式映照社会的失范现状。“屋子里黑洞洞的”，“油布外面是一片滔滔的白，油布里面是黑沉沉的”，怪异的对照正是同心圆式的诡谲叠合，异质要素同构并存，于统一中瓦解同一。张爱玲天生就被时代的晦暗所吸引，她主动在时代之光中搜寻阴影、断裂与破碎的痕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爱玲正是阿甘本所说的“当代人”。她凝视自己的时代，以便从中感知时代的黑暗，并以其来寻找光芒，挣脱铁屋子的桎梏。“五四”以来，批判现实的笔触不断深化。通过解放了一切被排斥的、被压抑的、边缘的界外状态，张爱玲把时代的异质性要素剥离出来，在众声喧哗中让其既被保存又被排除，用参差的对照和奇异的联合重塑新型感性机制，用阿城的话来说就是，“写尽了人性之恶，再回首，一步一光明”⑨。

四、结语

通过人物关系多元交杂的情感并置，《心经》时间母题在重复衍生中力图突破同质化倾向，以填补空洞的串珠式时间，从而推翻传统线性历史时间观的主导地位，唤醒被压抑的异质性要素，它是含混的、多元的、交叠的。这既是一种参差对照之美的独特姿态，也是一种新型感性机制的自我确证。正是张爱玲，让读者体悟到边缘叙述的可能性，聆听到与中心对话的喧哗声，咂摸出返古式重复的异质因子。阅读“心经”故事，始知互文中自有衍义，对照中独成一体，也可谓小小团圆。

① 殷红：《爱恨纠缠的“心之经”——〈心经〉中的“父”与“女”》，《语文教学通讯》2016年第1期，第57页。

②⑥ 杨泽编：《阅读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第97页。

③ 刘绍铭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④ 汪民安：《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第13页。

⑤ M.福柯著，王喆译：《另类空间》，《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第52页。

⑦ “张爱玲本人曾表示《心经》一文是‘晦涩的’，相关语句收入《〈传奇〉集评茶会记》补记中，时间是 1944 年8月30日，后由唐文标编入《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台北（中国）：时报文化 1984 年初版，第 251 页。”转引自王迪：《从“晦涩”中另外“读出一行”——张爱玲〈心经〉一文的戏剧性》，《华文文学》2019年第1期，第94页。

⑧ 于青、金宏达编：《张爱玲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

⑨ 北京大学出版社：《张爱玲诞辰百年｜专访许子东：现代文学中最深刻的审母情结》，见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9238459931907694&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