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何以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基于综合育人的视角

童宏亮

（衡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4）

作为劳动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鲜明地提出，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1]。迄今，劳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论断，在卷帙浩繁的学术研究中被视为一种公设，也不乏一些学者尝试对其进行专门的论述，但鲜有系统的、比较深入的解剖。换言之，劳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基于此，从综合育人视角出发探索劳动教育何以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期为劳动教育的展开以及劳动育人功能的发挥提供参考。

1 以劳树德：“涵养”与“引领”

劳动教育具有树德的功能，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能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劳动能引领道德。究其原因，劳动教育中的劳动有两种用途：作为“通过劳动”的教育的基本路径与作为“关于劳动”的教育的重要内容[2]。这样，前者主要通过劳动涵养学生的道德，诸如体验劳动的艰辛，淬炼学生的品格；后者主要以劳动精神引领学生的道德，诸如学习袁隆平院士的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动精神。

通过劳动，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不易，从而培养学生珍惜粮食的品质；通过劳动，能够让学生体会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真谛，从而培养学生从小事做起的习惯；通过劳动，能够让学生领悟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意义，从而培养学生切实行动的意识。对此，学者班建武将劳动教育的树德功能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劳动塑造个人的品格；其二，劳动淬炼个体的职业道德；其三，劳动促进社会的公德[3]122-123。所以，他直接宣称：“劳动是道德的前提”[3]122。这与古希腊欧里庇得斯的名言“美德在劳动中产生”[4]所诠释的意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其实，劳动与道德自古以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希腊的柏拉图直接把劳动分工视为实现正义美德的必要因素。他认为，好城邦的公民应具备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美德，进而实现至善[5]140。事实上，城邦通常是由统治者、护卫者以及生产者三种类型的人共同组成，而他们的灵魂分别对应理性、激情和欲望[5]153。依据柏拉图的思想，统治者、护卫者以及生产者都需要为了城邦的正义而付出自己的劳动，其中，统治者负责治理城邦，护卫者负责守护城邦、生产者负责生产事宜，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样，才会实现正义[6]145。衣钵相承、薪火相传，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支持劳动能够对美德有所作为。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宣称：“完满的善应该是自足的，它并不是指人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而是有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等，因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7]从中可知，亚里士多德把自给自足视为至善的基本途径。事实上，自给自足必须有赖于城邦公民的劳动，因为劳动乃是自给自足的最基本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无疑成了至善的基本实现途径。无独有偶，早在我国的奴隶制社会就有劳动与道德关系的相关论述。《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诚然，君王治理政事主要凭借的是脑力劳动，这非常契合孟子的“劳心者治人”的思想，但这也表明了当时的脑力劳动要以“徳”为圭臬。直至近代，国外代表者有苏霍姆林斯基、杜威等教育家以及国内代表者有陶行知、黄炎培等教育家，他们都或多或少阐述过劳动教育与道德的关系。例如，黄炎培认为，劳动生产能够促进职业道德教育[6]14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劳动教育和立德树人的关系如下：一是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基本方式；二是立德树人以劳动教育为载体；三是，劳动教育促进思政教育实践探索[6]152-153。

除此之外，“关于劳动”的教育中劳动的作用亦不能忽略。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劳动教育才能取得与其他各育“并举”的地位，否则，劳动教育只能作为其他各育的手段而存在。“关于劳动”的教育的内容包括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劳动精神等方面。在这些内容当中，唯有劳动精神对学生的道德具有正向的引领功能，而劳动观、劳动态度等还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因为劳动精神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活动中积淀下来的美好品质，是褒义词，而劳动观、劳动态度是中性词，既有正确的劳动观、积极的劳动态度，又有错误的劳动观、消极的劳动态度。基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狭义的劳动精神的基本意蕴至少包括“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8]四大方面。具体来说，“崇尚劳动”是指树立一种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诸如“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崇高”的劳动理念；“热爱劳动”是指培养良好的劳动情感，进而发挥主体从事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辛勤劳动”是指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汗水与心血，亦是劳动者从事劳动的一种基本的劳动态度；“诚实劳动”是指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地进行劳动，这是从高尚品德层面对劳动提出的要求。总之，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包含了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良好的劳动情感、积极的劳动态度以及高尚的劳动品德。显然，这些具化的劳动精神对学生的道德都会产生正向的引领作用。广义的劳动精神还应将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囊括其中。劳模精神是劳动精神的最高境界，工匠精神则是劳动精神的时代升级版[9]。它们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对学生道德发展有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2 以劳增智：“训练”与“积累”

此处“训练”类似于“形式训练说”中的训练，旨在通过丰富的训练促进主体各种官能的发展，但它却把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放在次要的位置。“积累”重在掌握知识与技能，强调积累重要性。劳动具有增智功能，一方面，劳动能够训练人的大脑，促进大脑的发育，从而使人变得更加聪慧；另一方面，劳动能够增长人的知识与技能，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来拓展人的认知。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人之所以比动物聪明高级，是因为劳动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恩格斯曾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这样描述劳动的功能：“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10]由此可见，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劳动对人的大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有学者曾对劳动与增长才智的关系进行了如下概括：一方面，劳动实践是促进智力发展的手段，具体细化为“后天智力发展源于劳动实践”“在劳动中学”“在劳动中创造”的论点；另一方面，智力在劳动实践中检验，具体包括“在实践中感悟知识”“知识要到实践中检验”“劳动内化个体知识促进智力发展”三方面[6]153-155。不难发现，该观点比较全面且辩证地分析了劳动与智力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解释性，但不足的地方是，观点的系统性有待增强。基于此，劳动与智力的关系应该以“演化论”为主线，分别从自然演进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劳动与智力、知识与技能的关系。其背后的依据是我国心理学家朱智贤（1981）对智育的界定，即“智育包括发展智力与掌握知识技能这两个重要方面”[11]。若借用卡特尔（Cattell，1963）关于智力的分类来理解，发展智力类似于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在青少年之前总体上呈现逐年正向增长的趋势，然后在30岁左右达到顶峰，随后便逐渐衰退，而掌握知识与技能类似于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在人的一生中都保持增长的趋势。

有学者试图解释了劳动促进人的大脑发育的内在逻辑：一是，体力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呼吸功能，提高了人体的氧利用率，进而为大脑供氧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二是，体力劳动能增强消化功能，有利于人体从摄入的淀粉中吸收更多的葡萄糖，进而转化为血糖，提高血液中血糖的比例，以便供应大脑发育所需要的养料[3]123。另外，大脑的发展亦遵循“用进废退”的规律，从专业术语层面来讲，也就是“神经可塑性”原理。那么何谓用进废退？学者赵炬明结合Knuesel I等人的研究成果，概括出大脑神经系统发展时间所蕴含的规律，认为有需要和经常性的活动，大脑都会构建出相应神经环路，并通过突触修剪和髓鞘化来提高其速度和效益；反之，既不会建构出神经回路，又不会通过突触修剪和髓鞘化来强化，如此一来，原先建立起来的神经回路便会因此而被弱化，乃至消解[12]。就此而言，劳动作为一种对象化活动，势必会建构出主体的神经回路，并且，能够通过突触修剪和髓鞘化提升大脑的速度与效益，从而推动大脑的演进。

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劳动有利于帮助个体掌握知识与技能。任何知识与技能都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实践是知识与技能产生的重要源泉。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劳动在改造物质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知识与理论以及新的技能与方法。例如，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正是顶着酷暑、冒着严寒在田间地头长期劳动，才掌握杂交水稻培育的知识与方法。劳动除了帮助个体发现、掌握新的知识与技能之外，还可以使个体把习得的知识与经验运用到具体的劳动实践中，从而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地内化、深化、完善、拓展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尤其是当个体所掌握的知识与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时，就需要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地观察、分析、比较，从而寻找到适合实际情况的解决问题的知识与理论。例如，教育家陶行知把他的老师杜威的“教育生活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却无法解决当时中国的教育难题，于是，他结合国内的教育实际，通过长期的教学劳动实践，最终把教育生活理论“翻了半个跟头”，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

3 以劳强体：“孕育”“磨砺”与“叠合”

劳动孕育了体育。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与繁衍。在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时代，人类需要通过狩猎、捕鱼、采集等劳动来获取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食物。其中，狩猎需要追击野兽并与其相搏斗的能力，捕鱼需要在水中灵活捕捉的技巧与能力，采集水果需要跳跃与攀爬的能力。此外，野外逃生也需要跑、跳跃、攀爬等方面的能力。正是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所以体育应运而生。因为人类最早有关体育活动的记载，便是通过狩猎、游戏等活动时留存的岩石画像。还有，武术的发展史也佐证了这一点。有学者指出，我国武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以及在自然条件下人们通过狩猎和部落之间的战争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种很重要的体育项目[13]。不难发现，人类的祖先为了提高劳动效率以及更好地抵御野兽侵袭，在反复的实践中终于意识到强健体魄的重要价值，同时，在谋生的过程中也自发地或自觉地锻造了体魄与习得了生存的相关技能。诚如马克思所言，由于劳动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也就像在农业中那样，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14]。难怪乎，劳动实践会成为体育生活化在萌芽阶段的核心要素[15]。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在体育起源的重要影响因素中，生产劳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6]。

劳动对体育教育也有着积极的磨砺作用。诚然，“过劳死”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反映了过度劳动给人的身体带来了无尽的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不具有“强体”的功能。从根本上讲，劳动本身就具有双重性：既能体现人的价值以及确认人的类本质，进而给人带来快乐与幸福，又会对人的身心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17]。所以，劳动的强体功能的发挥意味着个体参与的劳动实践活动应该是力所能及的且具有一定的负荷。倘若不是力所能及，劳动量、劳动强度、劳动时间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范围，那么，将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倘若没有一定的劳动负荷，那么，劳动的强体功能将会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从事科学、合理、适当的劳动实践既有助于个体肌肉力量与耐力的增强，又能促进新陈代谢与心肺功能的优化，还会对关节的灵敏程度以及肌肉的运动效率有所裨益，从而从整体上增强人的体质。有研究表明，劳动能预防感冒、使人耳聪目明、调节睡眠、降血脂、助消化，为人的长寿奠定了坚实的体质基础[18]。

另外，劳动与体育在增强体质上存在功能的叠合。这种“叠合”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它对体育不能关照的地方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功能，在某些时候，部分体育可能会被体力劳动所替代。有学者指出，劳动不仅能促进个体的身体健康，还能促进体育教育生活化[6]145。时下，体育教育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一方面，有利于增强体育教育的育人效率与质量，另一方面，纯专业化的体育教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脱离大众日常生活的危机，最终却成了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由于体力劳动与体育运动均是主体通过肢体的动作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有理性的实践活动，加之，体力劳动又是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形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体力劳动能够帮助体育教育避免走向纯专业的误区。

尽管体力劳动与体育运动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诸如目的不同，前者侧重于创造经济价值，后者旨在增强人的体质，但是，它们在客观上都具有强体的功能，并且，两者的动作基础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换言之，当下不少体育运动的基本动作都能够在体力劳动的基本动作中找到对应的原型。例如，以速度和耐力为基础的田径运动在人类始祖狩猎劳动中能找到原型（追、赶等），以技击性为基本特性的武术运动在人类与野兽搏斗的过程中也能找到原型（踢、摔、推等）。基于此，有学者认为，由于体力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锻炼身体的某个部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类似的体力劳动能代替相应的体育运动[19]。特别指出，这种替代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替代品”关系，因为两者之间亦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互补品”关系。事实上，长期久坐办公室的白领，偶尔到球馆打球与偶尔到郊外挑水、种菜对身体起到的锻炼作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4 以劳育美：“知美”“审美”与“创美”

劳动作为主体对象化的活动，本身就蕴含了深刻的美学意蕴。劳动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审美观，获得美感以及审美能力，还能使人在劳动中享受美、创造美、传递美。对此，我国著名美学研究专家蒋冰海（2000）认为，只有凭借劳动才能创造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进而丰富人的主观感觉以及肯定人的本质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是最伟大的美育”的观点[20]204。

在劳动中知美。众所周知，美是抽象的，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审美因人而异，“情人眼中出西施”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不同的人对美有不同的看法与态度，于是，就产生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审美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应该有审美的自由。问题在于，人们通常都有自己的审美观，但他们的审美观却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好坏并存。对此，蒋冰海明确指出，民众的审美观有的高尚，有的低下；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20]63。所以，形成正确的审美观之至关重要。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亦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因而能够在劳动中找见美的意蕴。就此而言，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既可以决定个体的审美体验，又可以作为判断美丑的重要标准。苏霍姆林斯基通过对比思考创造的少女和懒惰度日的少女，认为前者之美远比后者瑰丽、深刻，强调美的大敌来自游手好闲，并提出了“如果你希望美，你就得忘我地劳动”的观点[21]。我国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即“头上梳得光，脸上搽得香，只因不劳动，人人说他脏”，也表达了类似的道理。由此可知，主体对待劳动的看法、态度与对待美的看法、态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依此，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均是美的具化与外显。

在劳动中审美。劳动本身天然含有极其丰富的美的因子。古诗歌中所呈现的劳动美便是重要的佐证。例如，汉代乐府诗中《陇西行》勾勒了一幅“健妇主门户”的场景，借助于女主人在家庭劳动中迎客、待客、送客的表现来展示她的美，“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22]。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而劳动恰好为发现美提供了一扇窗口，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劳动最美丽”，若无劳动，人们将会错失许多本该享有的生活之美。这种“审美”至少有双重意涵：一是审劳动本体美。这是劳动的自身之美，是劳动派生美的基础。前文主要篇幅皆是论述于此，其中，“健妇”之美正是建立在“主门户”劳动的基础上。二是审劳动的派生美。如果说，劳动的本体美是直接的、自然的，具有赏心悦目、陶冶情操的功能，那么，劳动的派生美则是间接的、社会的，具有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的作用。由于人的劳动是一种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人在劳动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进而不断解放自我、发展自我，而“美的尺度就是人的自由的尺度和人的解放的尺度……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完满的体现”[23]，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与美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劳动的过程就是劳动者审美的过程。

在劳动中创美。学者檀传宝在《你不全知道的劳动世界》中通过研究洛阳桥与港珠澳大桥，发现了一个问题：既然桥梁的价值在于让人们跨越自然的障碍，那么为什么费心费力地在上面雕龙画凤？他认为，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时，不仅注重实用价值，同时也强调审美价值[24]。究其原因，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美为重要的价值导向。所以，马克思说：“人是按照美的尺度来生产的。”[25]这也就意味着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财富，必然蕴含着通过劳动创造了美。总体而言，这种美大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注重生活实用性的物质美，诸如建筑、公路、桥梁等；另一种是强调精神享用性的艺术美，诸如音乐、舞蹈、诗歌等。需要指出，劳动在创造美的事物的同时，有可能会给自然与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甚至是以牺牲自然与社会为前提，诸如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皮草虽然靓丽，却是以动物的生命为代价。所以，人们在劳动创造美的同时若能够恪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底线，便是劳动创造的心灵美。

5 结语

时下，我国教育界之所以能够掀起一阵关于“劳动教育热”的浪潮，且新时代的劳动教育研究可谓是方兴未艾，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因是，劳动教育本身具有综合育人的功能。具体而言，以劳树德重在发挥劳动的“涵养”与“引领”功能，以劳增智重在发挥劳动的“训练”与“积累”功能，以劳强体重在发挥劳动的“孕育”“磨砺”与“叠合”功能，以劳育美重在发挥劳动的“知美”“审美”与“创美”功能。当然，劳动教育本身也有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劳动教育概念的界定则为探索劳动教育的独特育人价值提供一个有效切入口，因为概念通常指称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在已有研究的诸多定义中，学者檀传宝有关劳动教育概念的界定具有极强的凝练性与合理性。他在《劳动教育论要》一书中，首先通过比较劳动、实践、活动的一般含义与教育意涵，并分析劳动精神、劳动价值、劳动素养的基本意蕴，然后才勾勒出劳动教育的定义：“劳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形成劳动价值观（正确的劳动观点、积极的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等）、养成良好劳动素养（形成劳动习惯、有一定劳动知识与技能等）为目的的教育活动”[26]。这也就意味着，劳动教育的独特价值是促进学生形成劳动价值观并养成良好的劳动素养。鉴于此，教育者既要在明晰劳动教育综合育人的内在逻辑基础上，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树德、增智、强体以及育美的育人价值，又要不断强化劳动教育的独特育人价值，进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劳动素养。唯有如此，劳动教育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