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宇澄《繁花》的器物书写与文化建构

刘静怡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410000)

金宇澄创作的《繁花》是一部关于上海记忆的小说,它以器物勾连了上海的历史与文化,挖掘出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小说将饮食、服饰、日常用品、交通工具、建筑等器物细致刻画,以器物来摩画上海的市井生活,为读者书写了一个关于上海的“博物志”。作者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各种属于物质话语系统器物层的器物,包括“工具体系(锄、犁、耙、刀斧、锅碗瓢盆等)、住房体系(建筑材料、样式、布局、空间设计等)和着装体系(颜色、式样、体制等)”[1]等。作者把目光聚焦于各种器物有其深刻用意。因为器物是历史的载体,更是文化的符号,因而关注器物实则是在探寻源远流长的文化。小说中的器物不仅是实体存在,还是文化的载体,它们的存在让上海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保存并流传。由于器物是文化的代表,所以作者书写器物,由器物探求人物和生活,把器物中的文化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展开。在作者的笔下,器物充满了文化的活力,展示出上海文化的另一侧面。

作者极尽笔触书写器物,表现了作者对于器物的热爱以及对于器物所承载的文化的怀念,但是纵观小说中的器物书写,可以深刻体会到作者更为复杂的文化姿态,即在对上海文化怀旧的背后,是作家对上海文化深切的焦虑。基于此,作者试图通过器物书写寻找重构上海文化的可能,使上海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器物选择与文化认同

器物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物质存在,也是文化的承载者。器物将无形的文化积淀于其内,为文化提供了直观的物象,使文化能够具象化呈现。因此,器物因有文化的融入,具有了超越实体的意义,获得了文化意义。不过,因为种类繁多而又各异的器物与不同的文化相关联,所以作者对器物的选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他对器物的情感倾向,还透露出他对文化的不同态度。在《繁花》中,器物是一大主角,它们在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体现出作者对于器物的极大关注。作者在“小说中反复对一些服装、家具、邮票、舰艇模型、花卉、车间模具进行细致描绘,更像是在展示一种精致的上海文化,而不是在显示个人才识”[2]。在小说中,器物作为文化的载体出现,被作者用于呈现上海文化。不过,作者在对器物的选择上有其独特之处,体现出其复杂的文化态度。

首先,金宇澄选择器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目光对准日常性器物并使这些器物成为呈现上海市民文化的载体。金宇澄将关注的焦点从圣器、宝物等贵重器物转向日常生活中普通的器物,是因为日常器物贯穿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以一种稳定的状态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倾注了情感,也融入了悠久的文化。在小说中,生活用具、建筑、服饰、书籍、食物、装饰品等普通的器物穿插在各个人物的生活中并被作者细致描摹。在书写阿宝祖父家的生活时,作者通过阿宝家人对面粉、烤箱、面包、电视等生活器物的使用表现了上海“上只角”市民在食品紧张时期的生活状态。对于上海“下只角”市民的生活,金宇澄也经由扫帚、报纸、六谷粉、饼子这些器物描写处于生活底层的市民在食物紧张时期为生活所做的努力。食物、器具等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蕴含着人所投注其中的情感,还潜藏着上海市民文化。金宇澄选择日常性器物来呈现文化是有其原因的。他曾说过自己在弄堂网上更新《繁花》的动机,是因为他想写一些无名无姓的市井事迹。由作者的创作动机可以看出,他始终关注的是普通市民的生活,挖掘的是上海市民文化,因此,他所写的《繁花》并不像其他描写上海的小说一样注重描写大都市充满现代性气息的繁华、喧嚣生活,而是把目光放低,找寻那些世俗的市民生活与文化。为了描绘上海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探索上海小市民文化向度,金宇澄以日常性器物展现上海市民生活,将传奇的上海置于一旁,把目光转向日常的上海,呈现上海世俗和普通之处,关注被忽略和隐藏于暗处的上海市民文化。

其次,对旧器物的关注是金宇澄在小说中进行器物选择的另一独特之处,透露了作者对上海市民文化的怀旧之情。作者在小说中所写的器物几乎都是过往年代的物件,相对于当下的器物而言,它们都属于旧器物,具有悠久的历史。作者在写到这些旧器物时,往往以时间标明器物所属的年代,比如1958年的苏联电子管电视机、50年代的上海小舞厅、50年代的列宁装、1960年的菊花全套邮票、70年代的半导体收音机、1974年的喇叭裤等器物在文中出现时都被标以具体的时间来透露其距当下已年代久远之感。此外,虽然有些旧器物如上海旧式建筑与毛居住的大自鸣钟弄堂,阿宝家被抄的洋房与匆匆入住的曹杨新村里的房子,沪生家的英式公寓与20世纪70年代武定路旧公房,梅瑞的上海老式石库门前厢房等建筑并没有都被作者言明其所处年代,但是透过作者在描写这些建筑时所使用的“旧”“老”等字眼,依然能够感受到其历史的悠久。金宇澄之所以在小说中大量描写19世纪50至70年代的旧器物,是因为旧器物是在时间的淘洗中留存下来的,它们保存着过去的文化。只有通过对旧器物的观照,才能够挖掘以器物为载体而保留的市民文化。这些旧器物在当下的语境中回望,它们已是过去的物体,但是“地理、建筑、服饰、交通、饮食、玩器、日用等日常生活情形以及名物体性的丰腴琐屑尽在其中,一器一物虽小,却是上海旧时的光辉和回声。”[3]作为一个与上海一起成长的现代人,金宇澄不书写当下的器物,而关注具有年代感的器物,这不仅表现了作者对旧器物的喜爱,更是作者对逝去的时代的怀旧。作者的怀旧之情经由对旧器物的关注而引发,并在进一步探寻器物背后的文化的过程中深化为对上海文化的认同。

金宇澄选择书写过去的日常器物并不仅仅是为了怀旧,其中还饱含着他对60、70年代上海市民文化的认同。在书写器物时,金宇澄并没有将人与器物,文化与器物的关系剥离,而是在器物的书写中体现人的生活状态,挖掘上海市民文化的特质。在小说中,阿宝家本来住思南路的洋房,后来搬到曹杨新村的“两万户”,作者对这一地方的历史沿革、结构布局、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都做了详细的描写,展示了当时上海市民在生活发生变动后的生活环境。金宇澄除了聚焦于建筑这一器物之外,还在人物对生活器物的关注、使用中呈现上海市民的生活状态,将市民文化通过器物展现出来。当阿宝家来到曹杨新村后,“两万户”的居民对阿宝家人的到来并没有特别在意,也没有好奇他们为何来到这个逼仄的地方,而是首先关心他们家有没有带炉子,并向他们介绍哪种炉子好用。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市民在变动的环境中依然不放弃对日常生活器物的关注,这不仅显示了他们对生活淡定、从容的姿态,还表现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金宇澄认为,“生活中不变的东西就是生命吧,市民阶层中的一种生命力。每个时代的生命力都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生态,在不断的变化中,但人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它能够适应这个变化。”[4]作者正是通过生活变动状态下的市民对生活器物的态度将上海市民处变不惊、沉稳的市民文化呈现出来,表明了他对这种市民文化的认同。

器物在金宇澄笔下显示出了情与致,也展现出上海市民文化的独特性。或简或繁的器物书写为《繁花》增添了生活气息,带读者走进上海市民真实的生活世界,更让人怀念起那些充满了“上海味道”的市民生活,那种宽容、淡定的文化心态。但是金宇澄以器物来彰显上海市民文化的背后,还潜藏着他对上海市民文化的担忧。

二、器物消失与文化焦虑

《繁花》对器物的描写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故事中。到了90年代,作者对器物的关注有所减少,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他的另一文化态度。金宇澄讲到写旧器物的缘由时曾说,“那些生活风貌、场景已经过去了,那些细节不再被使用了,逐渐被遗忘,那么我写这个小说,应该把它补上,把当时生活的场景还原出来,告诉读者,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消失。”[4]因为器物的存在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有的留存下来,而有的则消失了。那些消失的器物牵扯着作者关注文化的心,引起了他对文化命运的担忧与焦虑,因而他才在小说中执着于把旧器物还原,恢复它们昔日的样貌。但是作者不只书写器物存在的现场,同时也试图探究器物消失的原因。

在《繁花》中,暴力性的政治运动对器物的破坏与毁灭是器物消失的一大原因。60年代中期,政治运动在上海上演,对上海这座城市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承载着文化记忆的器物首先遭到毁坏。在政治运动中,暴力的抄家队伍对器物进行搜索,拆除,并把它们当废品放进废品回收站,因而“附近废品回收站,尤其淮海路24路车站旁的一家,堆满中西文杂志,画报,甚至拆散零秤的铜床,杂乱无章,阳光下,确实刺眼。”[5]书籍、生活用品,还有各种器物,都在政治运动中失去其光彩,难以逃脱被破坏、丢弃的命运。小说中的人物蓓蒂本来拥有一架漂亮的钢琴,但是最后钢琴也在抄家运动中不知所终。这架钢琴是蓓蒂的象征,它的消失,也象征着蓓蒂的消失。因为器物的破坏与消失与市民的生活紧密关联,所以它们的消失使得上海市民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承载体。那些具有历史记忆,承载着文化底蕴的器物在运动中遭受到的破坏是不可逆的,甚至是一种永久性的伤害。作者亲历这一破坏的过程,见证着器物的从有到无,看着一个原本充满着丰富的器物的城市,最终被破坏,他无法不感到焦虑。

作者因器物受到破坏或消失而产生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对文化消逝的担忧。文化有多种存在形式,其一是它潜藏于器物中,并借由器物之形获得其存在的证据。器物积淀着时间长河中所流传的文化,然而那些在岁月中艰难积累下来的器物却遭受了破坏,这就使作者产生了一种文化无证的焦虑。在小说中,阿宝祖父的房子里本来有很多古老的器物,但在暴力的政治运动中,整座房子里的装饰、陈设被破坏了。“厅里的其他陈设,苏联电视机,两对柚木茶几,黄铜落地灯,带唱片落地收音机,一堆硬木玻璃橱,古董橱,四脚梅花小台等等,已经消失”[5],一座满载着文化记忆的房子,难逃暴力的大手。面对这种破坏,器物的原有者往往无可奈何,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失去之痛。所以,金宇澄在访谈中,对器物的消失发出了充满着感伤的慨叹,“一块块的沉甸甸的历史,现如今现场在哪里呢?一个牌子都没有,一字没留。民厚里也拆完了,对,剩了孤零零老毛住的一间,这要纪念,像是他的词:独立寒秋。”[6]

除了器物在运动中遭到破坏让金宇澄生出了文化焦虑,人们在物质丰富之后的生活中,对器物态度的转变也使他对上海文化感到担忧。小说的另一条故事线是沿着90年代展开的,作者在描写90年代的故事时也对器物倾注了他的关注。但是与书写60年代的器物时所运用的详细而又具体的描写不同,作者对90年代器物的书写更多是走马观花,点到为止,没有细致的描摹。作者这一书写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90年代文化的态度。90年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丰富,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得到一些器物,但是这时候人们对器物的关注已经从审美、文化价值转向了经济价值。在小说中,常熟远郊的徐府内放置着许多古董,有南京钟、玉如意、官窑大瓶、山水石古董插屏、官窑粉彩瓶还有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府内到处都是贵重的藏品,但是这些器物并不是因其美而被收藏,只是被当成满足人们面子需求的器物而已。徐府内的藏品,其实是徐总借丁老板的。这个丁老板的古董更多,“古董是有不少,西北两省的仓库里,满坑满谷”[5],可是他收藏这些古董,也不是出于对器物的喜爱,只是因为生意需要。丁老板在小说中表示,收藏古董,“开初是生意原因,到陕甘一带发展,附近掘墓多,常有人送货上门,开价也低因此件件收,收出兴趣,收到手软。”[5]由此可见,丁老板等人只是把收藏古董当成一门生意。收藏它,是因为价格低,收藏后,不是因为欣赏,而是器物可以被当成商品,用于生意往来。器物本身的魅力,被淹没于它的经济价值之中,人们已不再注意器物身上所蕴藏的文化资源了。

金宇澄在小说中描写90年代上海市民对器物的态度变化,不仅是要表达人们对器物的追逐,更是通过器物反映人们的欲望,表现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下的文化失落、精神空虚的生活状态。在《繁花》里,金宇澄将90年代的故事放置于饭局中展开。作者在小说中主要写了三场饭局,他虽然有对饭局中的器物进行简略的描写,但往往笔锋一转,把焦点对准饭局中人物的行为。小说人物在饭局上各怀鬼胎,常常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流连其中,沉沦在自己的欲望之中。他们拥有丰富的物质,可是精神追求却没有跟上,反而变得空虚无聊,因而,他们又通过对物的追逐来填补空虚,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他们沉沦在对物的追求中。在这种追逐中,器物不再是被欣赏的对象,而成了被用于满足人物欲望的工具。而对于人们陷入由器物所构造的欲望世界遗忘器物所承载的美与文化的状态,作者借用小说中秦小姐在饭局上所说的话——“外部的世界,上海包括香港,多少肤浅无趣,文风趋于浅薄,学风趋于市侩,大上海,摆不稳一张严肃的写字台,已经是文化沙漠了”[5]——来表达他对上海文化的焦虑。

无论是书写器物的消失还是器物的变化,金宇澄的最终意图还是要落到人物身上。“作家金宇澄在呈现近四十年上海人的追求富裕优雅物质生活的情感结构时,并不是无条件地推崇和点赞的,而是警示人们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悲剧后果,或者说,对于现代物质主义过于迷恋而导致的粗鄙的实用主义态度给予了无言的鞭挞。”[7]他是要通过人对器物的态度,反映那个年代人们对文化的姿态。器物的消失,意味着存在于器物中的文化的消散;而器物的意义被扭曲,则表示着文化被漠视,甚至被取代。器物是文化的载体,人们对器物的不珍惜,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文化的抛弃。所以,金宇澄在小说中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不断消逝的器物,一方面是表达了他对文化的焦虑,另一方面体现了他想要挽救上海文化的意图。

三、器物更新与文化重构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金宇澄在目睹上海文化所遭遇的危机时,一边用文字写下小说《繁花》,记录器物的历史,追溯文化的存在;一边对逐渐被遗忘的文化投去关注的目光,利用器物书写来重新建构上海文化,试图使它重新焕发出光彩。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与城、城与乡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慢慢缩小,文化之间的区分度也在变小,因而如何展现一个城市的特有文化成了作家所深思的问题。金宇澄也注意到上海与其他地域的界限在慢慢模糊,这种模糊使得上海文化开始趋同于其他文化,甚至使它的独特之处被淹没在大众文化之中。虽然金宇澄清晰意识到上海与其他地方的差异在统一变革中缩小,但是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他也始终坚信上海所特有的文化还是存在的。于是,他将上海的特别之处描写出来,诠释出上海与其他地方的不同。因此,金宇澄选择了承载着上海文化的器物来重新建构上海文化。在《繁花》中,金宇澄采取了两种策略使上海文化呈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

首先,金宇澄利用方言创作与器物书写结合起来,促使文化在二者身上能够更好地呈现。方言,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语言存在,“某一方言区跟其他方言区之间除了存在空间距离之外,它本身还会因为与周边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积淀的紧密关联而记录下地域性的文化符码。”[8]方言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又使它能够呈现地方差异。虽然“写一座城市,用普通话去传达,可能更易于表现其文明或者文化的先进性,但这种写作定位往往把一座鲜活的城市写得僵硬和肃穆;而用方言却可以把一座城市写得就像他们的语言一样抑扬顿挫,或者绵软,或者威武,进而尽可能地显示出自身的特色。”[9]上海的方言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于其他地方而言,它是上海的特别之处,因而,把方言与器物融合,有助于将二者所承载的文化更好地呈现出来。

《繁花》是一部用方言写作的小说,是金宇澄用上海话进行小说创作的一次尝试。它不仅人物对话采用方言,而且在描写器物时,也用方言呈现器物的另一种名称。比如在描写阿宝和蓓蒂看花卉邮票时,作者不仅指出邮票中花的普通话名称,而且还将上海方言表示花名。如“旧书里讲花,就是女人,比方‘姚女’,是水仙花,‘女史’,也是水仙花。‘帝女’,菊花。‘命妇’重瓣海棠。‘女郎’,木兰花。‘季女’,玉簪花......”[5]。花卉的普通名称无论在哪个城市都是一样的,但是方言名称却各不相同。用上海方言名物,显示出上海文化的独特性,而且“这些具有方言身份的词语有的已经随时代的更迭、旧物的消失而失去了生命力;有的仍然保存在地域性的方言词汇中但已鲜有人用。因此,它们呈现于小说文本,为保存上海城市语言和文化的记忆生成了一个微型索引。”[10]此外,在写到与职业相关的器物时,金宇澄则采用行业方言来展现人们对行业文化的认同。小说写到毛毛楼下的上海弄堂理发店时,把店里的器物一一用方言介绍,比如“开水叫‘温津’,凳子叫‘摆身子’,肥皂叫‘发滑’,张师傅把面盆叫‘月亮’,为女人打辫子叫‘抽子’,挖耳朵叫‘扳井’,挖耳家伙就叫‘小青家伙’,剃刀叫‘青锋’,剃刀布叫‘起锋’。”[5]在独具特色的方言的介绍下,原本普通、其他地方也存在的器物,因方言而具有了不同的韵味,展现了独具一格的上海文化。

其次,金宇澄重构上海文化的另一个策略是以插图为器物建立空间坐标,构建一个关于上海的文化空间。加入手绘插图是小说《繁花》的一大特色。小说中加入对插图大多是对器物的描绘,有助于把器物的细节以图画的形式展现出来。虽然金宇澄在小说中利用文字叙述对器物的描绘已经非常详尽,但还是有一些更为具体的细节是很难用语言精确表示出来的,因而插图就能够更好地将器物的细节准确地描绘出来。小说中共有20幅手绘插图,其中“十六幅插图全部是有关‘过去上海’的:其中包括四幅手绘‘沪生’们活动区域的地图(包括1960年代卢湾的局部、1970年代沪西的局部、1960-1970年代大自鸣钟附近以及整个上海浦西的地图概貌)、其他均为对1960-1970年代上海典型的居住空间的描绘(阿宝家、小毛家、春香家、‘两万户’)、青少年时代的活动空间(国泰电影院、君王堂、国营旧货商店)以及成为记忆的城市生活习俗(物质匮乏时代的梦幻邮票、小毛们练功的器械、林林总总的开瓶器、1960年代的时尚穿着、阿宝和雪芝镜破人散)等。”[11]由此可以看出,金宇澄是善于对上海的建筑进行图画绘制的。对建筑的图画绘制,不仅是空间呈现,还是坐标的建构。而且一张又一张的建筑插图,则实现了上海文化空间的转换。而“这种空间的转移和衔接,其实复活的不仅是普通市民的充满烟火气和闲荡气的日常生活,激活了历史的线性时间进程,呈现了即使在某些特殊时期里市民阶层的闲散与自由,而且,这种对地理空间的热衷带有强烈的纪实性企图,复活了原汁原味的市民生存场景和生活状态。这不仅唤起了人们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更唤起了人们对一些已经过去的历史空间的怀念和向往。”[9]

金宇澄除了对建筑等空间场所进行绘制外,还为日常器物配了插图。比如在第拾伍章,金宇澄用一幅服装插图把1967—1972年男女的服饰装扮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并在图中加以“以系‘回力牌’篮球鞋带为时髦”等文字使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过去时代的服饰文化。作者对往日上海“敏锐的细致描写,让每个生活在都市其间的个体感受到记忆的召唤与共鸣,让文字与插图留存着属于上海的温度。”[12]器物与插图的结合,不仅能强化上海的空间感、画面感,还能为读者感受上海文化提供充满真实感的图像记忆。

重构上海文化,意味着要凸显上海文化的地方性。因而金宇澄在以器物突出上海文化时,利用方言写作将方言文化与器物文化进行融合,在方言的魅力中感受上海文化的独特性。而插图对器物的描摹则为上海文化展示了一个空间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上海文化以具体的视觉效果从无形变为有形的投影。金宇澄对于上海文化的建构是独出心裁的,在他的努力下,不懂得上海方言的人也能够通过《繁花》感受上海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能够以书中的插图为空间坐标,建构起自身对上海的理解。

四、结语

金宇澄的上海人的身份使他在创作小说《繁花》时,把他对充满生活气息与人文底蕴的上海的热爱投注其中。但是,他也在与上海相处中,感受到了上海受经济发展而生出的变化,因而他在小说中对上海文化也表达了他的焦虑。面对这种焦虑,他在寻求文化的重构之路中,那些承载着上海文化与记忆的器物就成为了小说中的重要部分。在《繁花》中,金宇澄构建了一个关于器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器物与方言、插画联合,将厚重的上海文化呈现出来。金宇澄利用器物重构文化的方式是一种抵抗地方性焦虑的有益尝试,为地方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