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非表征”视域下乡村影像的文化实践探析
——基于“丁真现象”的田野考察

李林容 张靖雯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研究中不仅存在着“媒介中心主义”，也存在着“视觉中心主义”与“文本中心主义”。经由媒介建构起来的视觉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们理解世界和知识生产的关键客体，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身体与实践的被遮蔽与缺席。有鉴于此，有学者通过引入文化地理学的非表征理论，试图回应日常生活实践下媒介身体、情感、关联性、流变与生成等问题，①宋美杰：《非表征理论与媒介研究：新视域与新想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第1期。对表征（权力/文化）和非表征（实践/身体）进行融合研究。在这种理论探索的指引下，本文从影像与乡村的关系脉络出发，沿着两个维度展开讨论：影像中的乡村和乡村中的影像。前者为乡村影像的表征问题，关注新中国纪录片、电影、电视、短视频、直播等媒介中乡村影像的表征与功能演进；后者为乡村影像的非表征问题，聚焦于丁真所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乡村影像实践，关切影像生产和传播权力不断下放并渗透到乡村之后，乡村影像的非表征、实践逻辑与现实意涵。

一、前台：乡村影像的表征与功能演进

基特勒对技术和人的关系曾作出如此描绘：“1880年前后，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技术分流打破了古登堡的书写垄断，人的制造就有了可能。”①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页。此后，技术不仅在人的身体维度留下痕迹，更开始着手接管人的精神世界。影像作为接纳身体维度的日常实践和展现精神世界的时空表达，如何表征了新中国的乡村景观？又在社会结构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一）意义表达：作为展演对象的乡村影像

1942年，由延安电影团拍摄的我国第一部农业新闻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边区的乡野田间与群众见面，生动展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那段历史过往。②赵晓春：《农业新闻传播》，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92页。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③郭镇之：《中国电视史略（1958—1978）》，《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开播当日，新闻纪录片《到农村去》登上荧屏，④赵晓春：《农业新闻传播》，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92页。通过影像表达干部下放农村的历史主题，将一代人的命运深深嵌入乡村。一个多月后，我国第一部农村题材电视剧《一口菜饼子》⑤孙宝国：《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史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第12页。通过电视屏幕走入千家万户，影像担起了物资匮乏年代宣传教育的重任。在特定年代，《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等电影成为现实需求和题材规划之下的经典之作，⑥厉震林、胡雪桦：《电影研究（2）：特稿新思考·中国电影研究·电影本体与技术研究·外国电影及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第4页。为群众所喜闻乐见。1978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剧《三家亲》，发出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先声。⑦仲呈祥、张新英：《辉煌历史 激情展望——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简述》，《当代电视》2019年第12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农业发展、农村变革、农民觉醒等题材的影像文本，开始频繁再现于观众视野之中。特别是这一时期的“第五代导演”，以诗意的镜头画面和深邃的人文关怀，探析乡土寓言，助推中国农村题材电影走向世界。2000年之后，身份游弋的民工、无处安放的乡愁、日渐凋敝的村落开始成为社会转型期的影像焦点，乡村影像的创作主体、表达对象、故事类型等要素也越发纷繁复杂。近年来，探索乡村建设、重拾乡土文化等议题成为影像表达的主体，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主旋律电影、电视剧、文艺节目开始涌现。回望过去，乡村作为电影、电视、纪录片、文艺节目等影像文本的展演对象，总是在不同时代语境下代替话语主体传情达意，实现着社会动员、宣传教育、现实书写、美学建构、价值表达等社会功能。由此观之，乡村影像书写并非机械地描摹田园野趣，而是深描时代风貌的动人画卷。

（二）自我言说：作为主体呈现的乡村影像

事实上，作为展演对象的乡村影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外部世界对乡村社会的观照，随着当下社会的迅猛发展，乡村社会的行为主体开始有机会从他者展演走向自我言说。在政策上，自2004年起，我国连续18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三农”问题，这确立了“三农”问题在顶层设计和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在2021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党中央明确表示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1年2月21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这为乡村影像的持续书写，提供了政策红利和基础保障。

在技术方面，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网民人数已达2.97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相比2020年12月提高了3.3个百分点。①《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1年9月15日，http://www.cnnic.cn/n4/2022/0401/c88-1132.html。2019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从现状形势、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等方面对2020至2035年的数字乡村发展进行全面布局，乡村信息基础建设、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乡村网络文化繁荣等内容将是乡村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方向。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国政府网，2019年5月16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16/content_5392269.htm。不断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加快的数字乡村发展步伐，为乡村影像的行动主体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在平台方面，大量短视频软件、社交媒体、信息聚合平台纷纷开辟“三农”频道，这为乡村影像的行动主体提供了出场平台。譬如，2021年我国两大短视频平台快手、抖音相继发布了“三农”数据报告。其中一项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快手平台上的“三农”兴趣用户已超过2亿，有超过10万的“三农”创作者开播率达到73%。这些创作者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让农村生活、农技知识、脱贫奔康等乡村故事被更多人看见。③《〈2020快手三农生态报告〉发布：“每两位农业创作者就有一位在快手获得收入”》，人民政协网，2021年1月20日，http://www.rmzxb.com.cn/c/2021-01-20/2765461.shtml。从电视、电影到短视频、直播，新媒介通过对日常生活、乡村资源、乡土文化的媒介化表达，形塑出一个媒介化的乡村。④李烊、刘祖云：《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此间，主动、主观、主人翁式、主体性的“热呈现”和资本、技术、文化、用户消费等原因带来的“冷遮蔽”，连同官方平台、商业平台、异质平台交织绘就了新时代的“三农”形象。⑤栾轶玫、苏悦：《“热呈现”与“冷遮蔽”——短视频中的中国新时代“三农”形象》，《编辑之友》2019年第10期。一次次的技术浪潮，使得乡村叙事中的他者转变为自我言说的主体，⑥沙垚、张思宇：《公共性视角下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9期。乡村社会的媒介化生存与影像化表达成为可能。

（三）社会参与：作为治理力量的乡村影像

同时，乡村影像还为本地性知识的保存和社区问题的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尽管这样的乡村影像在不同国家和时期被冠以不同名称，但它们均强调以本地人为行动主体，并通过影像表达的方式参与到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互动之中。在西方，有人将其称为民族志电影，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由阿尔弗雷德·科特·哈登在田野考察中提出的概念；1922年，罗伯特·弗拉哈迪远赴北极，拍摄记录爱斯基摩人日常生活的《北方的纳努克》，这是民族志电影的里程碑之作；20世纪60年代，北美各地开始兴起“原住民电影运动”，美国学者索尔·沃斯和人类学家约翰·阿代尔一同发起了“纳瓦霍人电影计划”，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发起了“福古岛流程”，培训原住民拍摄有关文化传统、制作工艺、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等本地性知识的影片，并借此展开公共讨论和基层治理。①朱靖江：《视觉人类学论坛（第二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66页。

在我国，这样的社会参与形式又被称作“乡村影像”“社区影像”“参与式影像”“过程影像”等。2000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创立“社区影像教育”项目，鼓励村民自主拍摄当地历史文化短片，并通过在当地学校与社区公开放映的方式，开展自我教育；2005年，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发起了“村民影像计划”，帮助10位村民通过影像记录村长选举、扶贫款项评审等基层故事，开展村民自治；2007年，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启动了“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计划”，开始在云南、四川、青海、广西的少数民族地区培训当地村民使用摄像机，鼓励其通过影像书写当地传统文化、保护生态自然、解决社区问题，历经十余年的发展，该项目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社会参与形式。

回望历史，作为社会参与的乡村影像，在其早期的发展历程中，主要发挥着记录、保存与传承本地性知识的功能。时至今日，伴随着参与、赋权、治理等现代化政治理念的普及，我国的乡村影像开始与解决社区问题、参与基层治理、推动传播民主等议题紧密联系，影像日渐成为村民文化自觉与诉求表达的重要媒介。

二、后台：从“丁真现象”看乡村影像的非表征与实践逻辑

透过声光影像观察乡村，我们看到自上而下的官方表达和自下而上的民间发声在此相遇。在乡村振兴被写入国家发展战略的今天，乡村影像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已然改写。这就要求我们拨开“前台幕布”，走向“后台剧班”，关注表征之外的“非表征”问题：在影像的生产与传播权力向乡村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中，乡村影像的生产实践如何发生？在其实践的背后，存在怎样的权力关系和身体表达？这些影像如何自然地与时代语境接合（articulation）？这些实践与接合又意味着什么？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参加了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的专项课题，②即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推出的《新形势下加强我省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美丽的四川形象》调研项目。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丁真及其背后团队的媒介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尝试从非表征和实践的逻辑探究乡村中的影像问题。

（一）可见性权力的让渡：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的博弈

2020年11月，自媒体摄影师胡波正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进行“世界高城的微笑”项目采风。因原定拍摄主角藏族小伙尼玛外出，他转而将镜头对准了尼玛的哥哥丁真。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偶然拍摄的短视频化解了由新冠疫情带来的“丧情绪”，在移动互联网中实现了一次对纯真质朴、天然疗愈充满无限向往的情感传播，也彻底改写了藏族牧牛少年丁真的人生轨迹。2020年11月18日，理塘县政府宣布丁真签约国企，成为理塘县旅游形象大使。这样的身份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

借用福柯的权力概念，看与被看实则是一种权力关系，能否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为公众人物，更是一场竞争激烈的权力游戏。若说福柯笔下的监狱与医院，是由权力构筑起的一个关于“可见性威胁”的空间，那么时至今日，移动互联网平台则通过支配注意力将我们置于“不可见性威胁”之下。要言之，不被看见才是真正的威胁。①T. Bucher, Want to Be on the Top, Algorithmic Power and the Threat of Invisibility on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2012, 14, 7.事实上，由于文化程度有限，彼时的丁真并不具备影像生产的能力，仅凭一则短视频突然走红，他将很快遭遇“不可见性威胁”。因此，丁真影像的可见性问题便转化为一个权力让渡的问题。

在当地政府看来，能够战胜资本力量，主要归功于其目的与动机：一是丁真团队多次谈及签约的目的和动机在于“保护和帮助”，认为资本追逐经济效益，而政府强调以个人流量带动区域流量，实现个人经济效益与区域经济、社会多重效益的共赢；二是丁真的文化程度和社会认知有限，盲目签约资本，则可能使其陷入“无意识地屈从于社会程序，却反常地误以为是解放实践”②栾轶玫、张杏：《乡村女性短视频话语实践中的束缚与合谋》，《传媒观察》2021年第10期。的“精致压迫”之中；三是藏区、藏族赋予了丁真影像极强的政治属性，而国家力量在乡村影像实践中的深度在场，使得走出牧场的丁真和走向全国的理塘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

（二）主流价值的接合：社会意识与本地诉求的对话

顺利签约后的丁真，其影像通过外界事物内在化和内在概念“外物化”③耿恩会：《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表征理论探析》，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进行媒介表征与意义生成，并借由视觉表达自然地与“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这一社会意识接合。2020年11月25日，官方出品的宣传短片《丁真的世界》是这一接合的起点。片中，巍峨雪山、高原牧场、寺庙白塔等旖旎风光与策马扬鞭、撒“龙达”祈福、锅庄舞等绮丽人文共同出场，通过外界事物内在化，对外呈现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理塘。实际上，理塘上一次广为人知，还是在仓央嘉措悲怆壮美的诗句之中。在此之后，因天高地寒、地瘠民贫、地处“老少边穷”地区等诸多因素，这座小镇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直至2020年2月才实现脱贫。过去，理塘主要依靠农业和服务业发展经济，而伴随着城乡融合步伐加快，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和增值空间日益得到重视和开发。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观，让我们注意到那些在工业化时代不被定价、长期积淀、可以满足美好生活需求且具有效用价值的生态资源，存在着可以进一步开发成休闲旅游、生态修复、教育服务等消费服务产品和投资标的物的可能。④温铁军、王茜、罗加铃：《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与生态化转型》，《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由于这种生态资源本身的不可移动性与分割性，媒介成为连接受众和生态资源的最佳选择，代替资源所有者发出邀请与呼唤。于是，内在概念“外物化”为《丁真的世界》片尾解说词：“我想留在理塘，为家乡做一些事情。我是丁真，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做客。四川理塘，四川甘孜。”

笔者前去理塘调研时，丁真团队正在与人民文旅融媒体平台共同拍摄《丁真的自然笔记》系列短片，希望通过影像传播实现个人流量带动区域流量，助力区域乡村振兴。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玺将其称为“文化旅游产业的IP打造”，认为“丁真极有可能代表整个藏区、四川、中国，成为一种文化输出、旅游输出形象”。①该内容系2021年7月27日笔者在理塘县展开深度访谈时所得。因而，纪录片选择从理塘出发又复归理塘，通过多元意义符号与主流意识的对话，表达了对推动区域发展的诸多期许。

（三）身体价值的浮现：媒介化身体与媒介化在场的整合

回溯丁真影像的生产和传播，身体同样是无法绕开的问题。一方面，媒介化的身体展示使得受众能够遥想“异质乌托邦”的美好；另一方面，身体的媒介化在场又让受众参与到共同的意义书写当中。事实上，这种媒介化的身体展示不是理塘的第一次尝试。早在丁真意外走红之前的那个夏天，理塘就曾举办过“最美康巴汉子选拔赛”，期待以媒介化的身体展示推动区域发展。然而，100个“最美康巴汉子”反响平平，丁真却爆红网络。高小平认为“现在的人可能不需要将军，他们需要的是少年”。于是，经由可见性权力的让渡，被需要的媒介化身体与社会主流意识自然接合，再生产出大量与之适配的媒介文本。那些短视频、宣传片、纪录片、综艺节目等文本中展示的媒介化身体，不仅是异域审美的想象性再现，更成为区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藏区发展、民族团结等重大议题的展示窗口。

同时，凭借越发强大的具身技术，在场与缺席的含义已然重写，一种人类社会崭新的在场——虚拟远程在场得以诞生。②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2期。即时互动的网络直播，改变了媒介化身体只可遥远呈现、难以同频共在的局面。签约之后的丁真及其团队，利用网络直播构筑了受众和传播者双方共同媒介化在场的空间，在满足受众好奇心的同时，更大力邀约线下造访。笔者调研理塘期间恰逢当地举办一年一度的赛马会，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多数游客都选择通过打卡、签到、定位、话题标签等媒介化在场的方式，实现赛博空间的数字化交往。

三、从“丁真现象”看乡村影像之于乡村发展的现实意涵

丁真影像为我们理解影像在“人—文化—乡村发展”中的现实意涵提供了典型案例。具体而言，一是传播者通过塑造“他乡”，唤起身陷“加速社会”的人们的共鸣，完成乡愁共同体意识的形塑与表达；二是从乡村影像到乡村文化，传播者在象征符码落地的基础上对“空间再现”和“空间实践”予以挖掘和开发；三是借由被观看的乡村影像，传播者在媒体内外通过多方主体的连接，以媒介议题与乡村发展的互嵌进一步推动区域发展。

（一）从“他乡”到故乡：共同体意识的形塑与表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解析民族意识的起源时说：“资本主义、印刷技术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共同结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页。彼时，印刷技术孕育了印刷语言，并借此带来了统一的交流和传播方式、关于古老民族的想象以及新的权力语言，它们为民族意识的凝结提供了保障。时至今日，各种媒介技术的涌现和运用，在带来新的交往方式的同时，还为共同体意识的形塑和表达提供了全新可能。由于丁真影像的中介作用，“他乡”成为身陷“加速社会”中的人们的田野和远方；困于现实情形，媒介交往则变成“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替代性解决办法。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特默特·罗萨从技术加速、社会加速和生活加速的“加速社会”的现实语境出发，指出以物理时间为基础的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疏离，造就了主体无法直接跟上社会“加速”的节奏，从而带来“无关系的关系”的新异化，①董金平：《加速、新异化和共鸣——哈尔特穆特·罗萨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即个体适应活动的失败与主体的游离状态。对此，他提出了“共鸣”这一解决办法，意指主体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来与对方进行呼应，并且在呼应过程中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支配。②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随着焦虑与不适逐渐成为“加速时代”的主要症候，用于舒缓身心的“媒介按摩”就变得愈发重要。因此，丁真影像中浪漫神秘的西藏文化和传统质朴的乡村野趣，适时地激活了人们的怀旧乡愁与共鸣情感。在此语境中，遥远“他乡”被视作自己的精神故乡。尽管身不能至，但受众可以通过以“王友梅”（“网友们”一词的谐音，丁真粉丝的昵称）自居，利用豆瓣、微博、微信等平台来挪用、改写、补齐媒介文本，完成乡愁共同体的传情达意和焦虑疏解。

（二）从文本到文化：媒介空间的挖掘与生产

作为媒介的影像，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了解空间的方式，还使得我们通过媒介文本建立起观看世界和建构地理的想象。借用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相关概念，有助于洞察媒介文本对空间的挖掘和生产。通过丁真与理塘的影像表征，当地政府建构出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主流意识相关的媒介文本，完成了列斐伏尔口中的“再现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s），即象征符码构建的空间。而为了实现“再现的空间”中的象征符码落地，“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与“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就变得尤为重要。前者指空间规划者对空间及其生产关系的秩序安排，后者则是社会成员对空间的诠释和生产。在此逻辑中，空间范畴承担着政治构想的窗口和政治实践的舞台的双重角色。③张亮、李媛媛：《理解斯图亚特·霍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当地政府将空间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区域发展计划之中，一方面通过挖掘藏族文化，着力打造集仁康古街、仁康古屋、千户藏寨、微型博物馆等文化空间于一体的勒通古镇，这种空间安排既实现了文旅融合发展，又为媒介文本中展现的象征符号提供了意义支撑；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利用人们的“恋地情节”④段义孚：《恋地情节》，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来召唤社会成员开展空间实践。在此，空间是主体经验获得的场所，空间又是主体意义投射的对象。

（三）从观看到连接：媒介议题与乡村发展的互嵌

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影像书写，我们能够帮助弱者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新的连接，并通过帮助身处边缘位置的人，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网络的帮助。①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简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35页。因此，影像表达不仅使得牧牛少年和藏区进入大家的视野，更实现了媒介议题和乡村发展的互相嵌入、共同发展。

在媒体内部，通过人与人的影像连接，乡村发展被嵌入媒介议题之中。一方面，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丁真影像为“顶流”，连同刘洪、央措等10余名本地网红，整合打造助力乡村发展的网红群；另一方面，通过挖掘培养、分类孵化等方式，将区域内分散的网络拍客、视频主播、自媒体人连接至乡村振兴的语境之中。这种结构性的连接，实现了媒体融合语境下乡村发展的多重表达。

在媒体外部，通过多元主体的影像连接，媒介议题被嵌入乡村发展之中。从短视频走红到宣传片“出圈”，从各地文旅官微的“抢人大战”到外交部发言人的外网推介，从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到营销号推波助澜，在每一波影像传播的热潮中，当地政府都能因势利导、适时导流，将外界关注引到本地文化和旅游资源之上，始终围绕区域发展做文章。

四、总结与反思

通过回溯历史与审视当下，乡村影像在表征和非表征两个维度上书写着“人—技术—文化—社会”的有机关系。在表征维度上，一是乡村影像作为展演对象进行意义表达，成为替他者传情达意和展现时代风貌的历史画卷；二是乡村影像作为主体呈现进行自我言说，成为媒介化生存与影像化表达的必由之路；三是乡村影像作为治理力量进行社会参与，成为文化自觉与诉求表达的重要渠道。在非表征维度上，从典型个案出发，一是乡村影像的出场关涉可见性权力的让渡问题；二是乡村影像自然地实现了与主流价值的接合，并成为推动本地发展的有效之举；三是通过媒介化身体与媒介化在场的整合，身体能够展示区域现状和数字化交往，其价值日益显现。在此语境下，乡村影像在受众层面，唤起了他们对精神故乡的自我建构，完成乡愁共同体意识的形塑与表达；在传播者层面，推动了乡村文化的拓展延伸，实现“空间再现”和“空间实践”的挖掘和开发；在社会层面，凭借内外多方主体的连接，达成了议题互嵌和区域发展。

与此同时，为了使乡村影像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发展，视觉奇观带来的意义过度与弥散、话语规训带来的自我迷失与误认、数字异化带来的流量至上与算法操控等问题也应得到重视。因而，为避免理想化的乡村影像有意遮蔽乡村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艰难困苦，应在更宽广的维度上对现实问题予以关注；为避免被置于多方力量规训之下的媒介化身体产生自我认同危机，对主体意识的培养和保护应是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为避免资本、平台和市场加深对乡村和村民的“数字剥削”，诉诸理性交往和平等对话的媒介素养应当得到提升。诸如此类的现实困境，将是有待接续探讨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