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能否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
——基于中国制造业进口企业的经验证据

2023-10-15 12:21
关键词:产成品中间品自由化

黄 丹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供应链管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也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的关键,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有助于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企业核心业务流程和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持续降低进口关税、增加特色优势产品进口、常态化地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及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扩大出口,外贸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等不确定性风险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竞争愈发激烈,国内供需关系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导致企业供给侧的服务质量、产品性能及产业链供应链管理明显落后于需求侧[2]。面对日益开放复杂的市场环境,采取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充分做好供应链管理工作和提高企业供应链效率等措施,是我国应对外生风险冲击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可以扩大进口规模,降低企业的采购成本,提高企业进口不确定性,降低企业供应链断供的风险,从而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为国内企业带来了高质量进口中间品以及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选择。基于此,本研究重点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阐述贸易自由化驱动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的内在机制,旨在为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贸易自由化与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的研究相对较少,既有文献主要围绕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部分学者围绕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成本加成[4]、企业创新[5-6]、企业出口绩效[7-8]等方面展开研究。此外,部分学者还以中国加入WTO 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查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9]、成本加成[10]、就业与工资水平[11]以及企业创新的实施效果[12]。

对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主要从微观企业供应链视角和宏观经济角度进行了经验研究。从微观企业供应链视角来看,学术界主要讨论了采购提前期和原材料交付频率[13]、销售不确定性[14]、需求不确定性[15]以及供应商和客户群集中度[16-17]对企业库存的影响。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18]、高铁开通[19]、互联网使用[2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21]以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22]等会显著降低企业存货持有水平。其中,张任之[23]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缩短了企业存货周转期,促进了供应链效率提升。张亮亮等[24]认为高铁开通不仅导致了更低的存货持有量,也使得企业的存货周转期不断缩短,企业的存货管理效率得以显著提升。而段文奇等的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改善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企业库存水平,提高了供应链效率[3]。另一部分学者则表明外资自由化政策[25]以及气候变化[26]等因素可以推动企业提高其存货持有水平以维持日常生产经营。

综上,既有研究围绕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经济绩效展开了深入讨论,其中不乏关于贸易政策实施的因果效应研究。但鲜有文献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视角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由此,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视角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丰富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经济绩效领域的相关研究。第二,构建了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供应链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供应链整合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三个渠道剖析了内在机制。第三,从总样本和分样本角度分别验证了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供应链效率的作用机制,梳理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供应链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模型设定

在外部市场环境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库存水平的增加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仓储成本、转运成本和其他各种管理成本,导致企业的资金占用成本上升,影响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机会受益。而持有一定数量的安全库存,既可以降低企业在日常生产中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风险,也可以避免因存货不足而频繁订货造成交通运输成本增加的问题[2]。适度降低库存水平,是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的主要标志。为深入理解贸易自由化与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内在关系,本研究借鉴借鉴经济订货量模型(EOQ)来分析关税削减影响企业库存的内在机制。

企业总库存I由日常存货和安全存货两部分构成。其中,日常存货是指企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预计使用的存货,用Q来表示;假设企业库存符合均匀分布,日常平均存货可用Q/2 来表示。安全存货指企业为防止由于提前期需求和提前期不确定性带来的存货短缺而额外持有的存货,用S表示。因此,企业总库存持有水平可表示为:

企业总库存成本主要包括订单成本、采购成本、库存持有成本及库存短缺成本四个部分:

1)订单成本。指企业在生成和处理订单过程中产生的成本,由订货次数、单位订货成本决定,用Co表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2)中:R为企业总存货需求,Q为日常存货量,A为单位订货成本。

2)采购成本。指企业在购买货物过程中产生的货物成本及运输费用等,用Cp表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3)中:P为单位购买成本。

3)库存持有成本。指企业增加库存而带来的仓储成本、转运成本、占用资金以及其他各种管理费用等成本,由日常存货及安全存货决定,用Ch表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4)中:W为单位日常库存与安全库存的持有成本。

4)库存短缺成本。指由于库存短缺而导致的销售损失,与库存短缺额密切相关,用Cs表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5)中:F表示预期的短缺库存值,B为单位库存短缺成本。由此,企业总的库存成本为上述四部分成本之和,即:

由于库存水平过高或者过低,均会给企业带来损失。因此,企业要想达到最优库存就必须保证企业在连续生产的前提下使库存成本降到最低。根据式(6),求解总库存成本Ci关于日常存货量Q的一阶导数可得:

进行简单变换即可得到企业总库存成本最小的最优订货量Q*:

假定贸易自由化主要对安全库存S产生影响,那么安全库存可以表示为:

式(9)~(10)中:β >0,表示企业对提前期需求不确定性的容忍度;D为提前期需求;L为提前期时长;σ(D)和σ[L(T)]分别表示提前期需求和提前期时长的标准差;为提前期需求均值。T表示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税率,T值越大说明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越高。

综上,企业总存货量可表示为:

将式(11)对进口关税税率T求一阶偏导,可以得到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水平与企业存货之间的关系:

式(11)~(12)中:β>0,σ[D,L(T)]-1/2>0。和均满足大于0,其原因在于进口关税越高导致企业提前期越长、提前期不确定性越大。因此,,说明企业存货水平与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正相关,若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越高,企业持有的存货水平越大。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将降低企业存货水平,有利于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

由此,提出假说1: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存货水平,提升了供应链效率。

(二)研究假说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并结合理论分析框架发现,贸易自由化会通过供应链整合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企业存货水平。

企业供应链整合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该企业与处于供应链上的其他合作伙伴之间可以共享关键的加工信息。企业的供应链整合水平越高,便越容易对市场需求、交货时间和提高库存周转率做出更灵活的反应,企业也可以降低其存货水平,释放部分占用资金[20]。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深入可能会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通过贸易安排规避或适应新的关税制度,从而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方面,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的大幅削减迫使更多企业重返供应链,这不仅增加了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也提升了企业供应链的整合水平,提升企业的供应链绩效。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可以降低中间商及产品物流成本,从而变相地降低跨境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促进了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也提高了企业的供应链整合水平。可见,贸易自由化进程推进可通过提高企业供应链整合水平而降低企业存货水平。

企业存货持有量的高低还取决于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减吸引了更多的企业从国外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导致国内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将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行为,由于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部分企业将采取相对保守的经营策略,减少企业存货水平,增加现金持有量[27]。随着市场竞争程度不断增强,企业出于成本最小化的考虑将减少其存货水平,释放更多的流动资金用于企业研发、设备更新、人才引进乃至投资等,其根本目的在于增强企业自身竞争力以实现“逃避竞争”的目的。此外,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也使得企业获取国外资源和要素的机会增加,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的存在导致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很容易被国内企业掌握,降低了这些企业进入某些行业的壁垒。可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可通过加剧市场竞争程度而降低企业库存水平。

贸易自由化可带来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通过示范效应、模仿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6]。创新能力的提升,将进一步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调整企业的库存水平,促进了企业生产技术的升级,提高了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这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需求和销售规模。而市场需求和销售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从而带动了企业其他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最终降低了企业的整体库存水平。另一方面,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生产产品的流动时间、提高生产的规范性以及降低安全库存来降低企业的库存水平[20]。由此可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而降低企业库存水平。

由此,提出假说2:贸易自由化通过供应链整合效应、市场竞争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三个渠道降低了企业库存水平,促进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式(13)中:Iit为企业i在第t年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数值越大表示企业供应链效率越低,数值越小表示企业供应链效率越高;FITit和FOTjt分别表示第t年i企业的中间品关税和j行业的最终品关税;Xit表示一系列影响企业供应链效率的控制变量集合,包括企业年龄、中间投入、从业人数、固定资产净值、产品销售收入、政府补贴、融资约束以及长期投资等。α1和α2表示企业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对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程度,系数为正表明企业中间品关税和行业最终品关税削减会降低企业非产品库存,提高企业供应链效率。μi、λj和η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企业供应链效率Iit。非产成品库存通过储备原材料和在制品扩大存货投资,体现的是企业生产决策的变化。非产成品库存降低,意味着企业的库存成本和资金占用成本下降,扩大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机会受益,是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的主要标志。借鉴Shirley 等[28]、Li 等[29]以及段文奇等[2]的做法,采用非产成品库存作为企业供应链效率的衡量指标,即存货减去产成品存货,并以1998 年为基期的各地区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再取对数值。

2.核心解释变量

企业中间品关税FITit和行业最终品关税FOTjt。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是贸易自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但由于非关税壁垒不易量化,因而学术界通常利用关税削减来衡量贸易自由化。既有文献大多利用行业中间品关税来进行企业层面的相关研究,忽略了关税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借鉴Yu[30]的做法,以初始年份企业进口不同产品的份额为权重来构建企业层面的中间品关税。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最终品关税反映的是最终品关税变动引致的来自国外厂商的竞争程度,最理想的做法是使用国内产品层面的销售额来度量竞争效应,但该数据难以获得。此外,根据企业层面的进口产品数据并无法判断企业进口的产品是否为最终产品,因而现有计算企业层面最终品关税的方法均存在一定问题。借鉴Brandt 等[31]的做法,构建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关税如下:

3.其他控制变量

1)企业年龄(Ageit),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并加1;2)从业人数(Empit),采用企业从业人数的对数值来表示;3)中间投入(Inputit),采用1998 年为基期的各地区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对企业当年中间投入进行平减后的对数值来表示,反映企业对原材料和在制品的需求情况;4)固定资产净值(Fixit),采用企业当年的固定资产年平均净值余额来表示,用于反映企业持有非产成品存货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并以1998 年为基期的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取对数值;5)产品销售收入(Saleit),采用1998 年为基期的各地区消费价格指数对企业当年销售收入进行平减后的对数值来表示,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6)政府补贴(Subit),采用政府生产性补贴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值来表示;7)融资约束(Finit),采用企业利息支出占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来表示,反映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8)长期投资(Investit)采用1998 年为基期的各地区消费价格指数对企业当年的长期投资进行平减后的对数值来表示,反映企业持有非产成品存货资金占用的长期机会成本。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套微观数据库。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产品层面的进口关税数据来自WTO 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 数据库与世界银行的WITS 数据库。

首先,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提供的HS 不同版本之间的转换表,将产品层面的进口关税数据统一至HS 2002 版本6 位码①2000—2001 年的产品进口关税使用HS 1996 版本,2006—2007 年使用HS 2002 版本,利用联合国统计局网站提供的不同版本的HS6 位码分类转换表将所有产品统一为HS2002 版本。;进一步根据Brandt 等[32]提供的HS6 位码产品与国民经济行业转换表,计算得到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关税。其次,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进口数据库进行匹配。借鉴Feenstra 等[33]的做法先采用企业单位名称进行匹配,对未匹配的企业样本采用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后七位组成的字符串进行二次匹配。然后,借鉴Upward 等[34]和Yu[30]的做法删减异常值。此外,还借鉴Ahn 等[35]的做法剔除了专门从事进出口业务的贸易中间商,即删除海关贸易数据库中企业名称包含“进出口”“经贸”“贸易”“科贸”“外经”等字样的企业。考虑到中国在2002 年颁布了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03 年以前使用的是GB/T4754-1994 分类标准,2003 年至2007 年使用GB/T4754-2002 分类标准,借鉴Brandt 等[32]的做法对中国工业行业分类(CIC)四位码进行重新调整,保留424 个制造业数据。最后,将HS2002 版本6 位码进口关税数据与企业进口产品数据进行匹配,得到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进口中间品关税。

为消除样本中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由此,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中国制造业进口企业,时间跨度为2000 ~2007 年,共62 476 个企业,184 323 个观测值。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 报告了企业中间品关税和行业最终品关税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基本估计结果,并将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第(1)~(3)列为不纳入任何控制变量,逐步控制时间、企业、行业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任何控制变量时,企业中间品关税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行业最终品关税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逐步控制时间、企业、行业固定效应以后,企业中间品关税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而行业最终品关税的回归系数符号发生了明显变化,模型的拟合优度不断提高。这说明企业和行业层面仍有许多未被观测到的影响因素,若不控制企业和行业固定效应则会造成估计偏误。第(4)~(6)列为纳入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并逐步控制时间、企业和行业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影响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因素之后,企业中间品关税的回归系数较之前出现明显增强,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行业最终品关税的回归系数较之前出现明显减小,在控制时间和企业固定效应以后行业最终品关税的回归系数符号由负转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进一步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以后,行业最终品关税在1%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即企业中间品关税与行业最终品关税不断削减,企业将会减少持有非产成品存货,从而提升企业的供应链效率,验证了假说1。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除政府生产性补贴在10%水平下显著以外,其余控制变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所有控制变量均表明会增加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结果符合经济学直觉。另外,考虑到贸易自由化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影响可能具有时滞性,第(7)列给出了在控制时间、企业和行业固定效应之后,企业中间品关税和行业最终品关税滞后一期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中间品关税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证实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供应链效率具有提升作用;而行业最终品关税则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二)内生性问题

尽管利用初始年份的中间投入品份额构建企业中间品关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但进口中间品关税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之间仍然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进一步构建以下两个工具变量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表3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表3 内生性检验†

首先,采用滞后一期的企业进口中间品关税作为工具变量,然后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根据表3 第(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的F 统计量为24.24,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2)列的估计结果表明,企业中间品关税的回归系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显著为正。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大于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也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弱识别”的原假设;Anderson-Rubin Wald 检验以及Stock-Wright LM S 统计量都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内生回归系数之和等于零”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其次,采用滞后一期的企业中间品关税最大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表3 第(3)列的估计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回归的F 统计量远大于10;第(4)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后,企业中间品关税的回归系数与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依然显著为正。从弱工具变量与不可识别检验结果来看,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检验、Anderson-Rubin Wald 检验以及Stock-Wright LM 检验结果均表明选取企业进口中间品关税最大值作为工具变量具有其合理性。综上,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贸易自由化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的结论依然显著成立,说明本研究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从以下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缩短企业样本、控制同时期其他经济政策影响等,表4 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4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供应链效率的高低不仅由供应链上的存货资金占用成本决定,还由时间维度上的企业存货周转期决定。存货周转时间越短,其转化为现金的速度越快,企业供应链效率就越高[23]。为与前文保持一致,采用企业非产成品存货周转期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365/(营业成本/非产成品存货)的自然对数值来表示,估计结果见表4 第(1)列。可以发现,企业中间品关税和行业最终品关税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明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供应链效率。考虑到贸易自由化也可能有助于改善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结构,采用企业非产成品存货占总资产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模型再次进行回归。表4 第(2)列报告了用企业非产成品存货占总资产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企业中间品关税降低了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结构占比,这也再次证明了本研究的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2.缩短企业样本

考虑到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会给国内企业带来竞争效应,导致企业出现进入、退出行为,为尽量避免这类现象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变动的影响,采用以下两种方式缩短企业样本,重新进行回归估计。一是剔除存活年份小于3 年的企业样本;二是构造平衡面板,保留样本期内连续经营的企业样本,估计结果分别见表4 第(3)和(4)列。结果显示,不论是剔除存活年份小于3 年的企业,还是保留样本期内连续经营的企业,企业中间品关税和行业最终品关税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证明贸易自由化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的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3.控制同时期其他经济政策的影响

考虑到中国加入WTO 同时期其他经济政策冲击也可能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造成影响,进一步控制这些政策因素并重新进行估计。在样本期内,中国主要发生了以下三项重要的政策变动:国有企业改制、外资政策改革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回归过程中依次控制行业国有企业数量占比、行业中外资企业占比以及剔除2005 年及其之后年份的样本。表4 第(5)~(7)列报告了控制同时期其他经济政策影响的估计结果,企业中间品关税和行业最终品关税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明本研究估计结果稳健。

四、进一步扩展:渠道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一)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供应链效率的渠道检验

上述经验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水平,助力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可知,贸易自由化可能通过供应链整合效应、市场竞争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产生影响。基于此,进一步验证上述三个渠道在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非产成品存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厘清贸易自由化驱动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的内在机制。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式(16)~(18)中,Supit为企业i在第t年的供应链整合水平,借鉴何小纲等[20]的做法,采用中间品投入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数值越大表示企业供应链端的分工与合作越密切,供应链整合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企业供应链整合水平越弱。Marit为企业i在第t年的市场竞争程度,借鉴钱学锋等[36]的做法,采用行业进口渗透率(行业进口总额占行业总产值比重)来衡量,数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反之,则表明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越弱。Innoit为企业i在第t年的创新能力,采用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对数值来衡量;其余变量解释与前文一致。

1.供应链整合效应

表5 第(1)列报告了以供应链整合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间品关税对企业供应链整合水平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企业中间品关税削减可以显著提高企业供应链端的分工与合作水平。为进一步验证供应链整合效应的稳健性,进行了分样本渠道检验,考察贸易自由化对高进口成本和低进口成本企业供应链整合以及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水平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 第(4)~(7)列①借鉴段文奇等(2023)的做法计算企业的进口成本:进口成本=(进口额/工业总产值)×(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产品销售成本+产品销售费用+主营业务应付工资总额+主营业务应付福利费总额)。。其中,第(4)、(6)列为高进口成本企业估计结果,第(5)、(7)列为低进口成本企业估计结果。

表5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由第(4)、(5)列估计结果可知,中间品关税削减会显著降低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这一降低作用对进口成本原本较高的企业更加明显。其原因在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以有效扩大进口规模、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倘若企业的进口成本原本就较高,那么中间品关税削减势必会释放更多流动资金以供该类企业投资使用。因此,贸易自由化对高进口成本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负向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由第(6)、(7)列估计结果可知,中间品关税对进口成本较高企业供应链整合水平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中间品关税削减提高了进口成本较高企业的供应链整合水平,从而降低了这类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而对于进口成本较低的企业,中间品关税对其供应链整合水平的影响同样显著为负,但这类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下降程度低于进口成本较高的企业。以上结果表明,供应链整合效应是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一个有效渠道,中间品关税削减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供应链整合水平,而且对高进口成本企业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

2.市场竞争效应

表5 第(2)列报告了以市场竞争程度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间品关税对行业进口渗透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中间品关税削减会导致国内市场出现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降低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提升企业的供应链效率。当不同进口成本企业面临大量国外中间品的冲击时,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会呈现出不同的反映。第(8)、(9)列报告了贸易自由化影响行业进口渗透率的分样本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中间品关税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于进口成本较高的企业,中间品关税削减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迫使处于这些行业的企业不断减少其非产成品存货,从而使得该类企业的供应链效率得以有效提升。而对于进口成本较低的企业,中间品关税对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虽然同样为负,但这类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下降程度低于进口成本较高的企业。以上结果表明,市场竞争效应也是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一个重要渠道,中间品关税削减加剧了市场竞争,而且对高进口成本企业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

3.技术创新效应

表5 第(3)列报告了以发明专利申请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间品关税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中间品关税削减会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提升了企业的供应链效率。当不同进口成本企业面临大量国外中间品的冲击时,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反映。第(10)、(11)列报告了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分样本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中间品关税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于进口成本较高的企业,中间品关税削减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减少了该类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使得进口成本较高企业的供应链效率得以有效提升。对于进口成本较低的企业,中间品关税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虽然同样为负,但这类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下降程度低于进口成本较高的企业。以上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效应也是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一个重要渠道,中间品关税削减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且对高进口成本企业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

(二)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类型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贸易自由化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影响可能因企业所有制类型、地理位置以及是否出口而呈现出异质性,进一步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性影响。表6 报告了详细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6 异质性检验结果†

1.所有制类型

关于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划分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利用企业登记注册资本类型划分;二是按照企业注册投资资本所占比重进行划分。Guariglia 等[37]认为后一种方法较前者更为准确可靠,因此按照企业注册投资资本所占比重(≥50%)将企业划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类,分别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上述三类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差异性影响。表6 第(1)~(3)列报告了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外资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有助于企业供应链效率的提升,而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并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口规模较其他类型企业大,且享有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所不具有的优惠待遇,因此外资企业受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减的负向抑制作用也更大。

2.不同地区

表6 第(4)~(6)列报告了贸易自由化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异质性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贸易自由化仅对东部地区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有利于东部地区企业供应链效率的提升;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受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其原因在于,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获取国外资源和要素的机会,东部地区企业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和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适当降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以释放更多流动资金。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其开放程度和交通便利程度较低,企业通常需要负担高昂的交通运输成本,降低非产成品存货水平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需要增加订货次数,这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生产经营风险。

3.是否出口

表6 第(7)~(8)列报告了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企业和不出口企业非产成品存货影响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而非出口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虽然同样受到贸易自由化的负向抑制作用,但仅在10%水平上显著,且这一抑制作用明显弱于出口企业,这也说明贸易自由化更有助于出口企业供应链效率的提升。这可能是因为出口企业较不出口企业的开放程度更高,进口规模更大,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削减对出口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的负向抑制作用也更大。

六、结论和政策启示

中国自2001 年底加入WTO 以来,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主要内容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不仅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对于企业降本增效、供应链效率提升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2000—2007 年中国制造业进口企业数据,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水平,有效助力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渠道检验结果发现,供应链整合效应、市场竞争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是贸易自由化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的重要渠道。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供应链整合水平、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以及企业创新能力来降低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继而提升企业的供应链效率。对于进口成本较高的企业,上述三大渠道在贸易自由化影响供应链效率过程中发挥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供应链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出口企业。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攀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贸易自由化尤其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水平,提升了企业供应链效率,因而政府部门应继续推进和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方面,充分利用好进口关税这一政策工具,进一步降低进口中间品关税税率,提高高质量产品进口份额,不断优化进口产品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依托中国八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改革,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现代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其次,不断提高企业的供应链整合水平、加大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贸易自由化推动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的内在机制作用。一方面,要主动扩大进口,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外部交易成本、内部管控成本、物流成本等,以便提升企业的供应链整合水平。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不仅吸引了更多企业加入进口市场,由此引致的示范效应、模仿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也使得企业有机会接触到国外先进技术和知识,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为更好地降本增效“去库存”,企业应不断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模仿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增强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最后,根据企业和地区的异质性,政府部门要注重制定有针对性、差异化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措施,以便有效提升不同类型企业的供应链效率。对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纯内销企业,应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通过制定更加公平有效的贸易政策来缩小不同类型企业供应链效率提升的差距。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应逐步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努力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推动国内贸易格局向地区平衡发展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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