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创伤事件与大一新生抑郁症状的关系：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强景 夏蕴轩 慕福芹 许瑞雪 郑艺 刘燕

(1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济宁 272013;2滨州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烟台 264003;3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济宁 272013)

大学新生处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抑郁症状检出率高达11.34% ,且处于上升趋势,已成为影响大学生未来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3]。

大学新生出现抑郁症状的原因即内在个人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4]。环境因素作为可控因素,对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影响尤为重要。学习和生活中遭遇的创伤性或压力性事件对年轻大学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5]。

重大创伤事件在大学生成长过程发生概率很高,且会产生长久的迁延效应[6],严重危害其心理健康,甚至产生抑郁症状[7]。个体做出的特定反应非常关键,影响自身认知偏差后做出的消极应对方式[5]。重大创伤事件不是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症状,而是通过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8]。

当个体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其基本的安全感需要无法满足[5],会将外界的信息解释为威胁的、不安全的,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消极认知偏向[9];此外,安全感水平会显著的负向预测抑郁情绪[10]。根据Beck抑郁症认知模型,当基本的个体安全感需要难以满足时,个体就会逐渐形成负性认知图式[11-12],进而内化成病理性的认知结构,病理性认知结构和诱发因素相互作用,进而引发抑郁症等情绪障碍[12]。儿童期的重大创伤经历仍然可以增加大学新生的抑郁症状风险[2],这种重大创伤事件的迁延效应与安全感的中介作用长期被破坏有关。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安全感在重大创伤事件与大学新生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拟通过大样本横断面调查,结合Beck抑郁模型[11]与Young的图式认知理论[12],分析重大创伤事件影响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可能路径以及安全感在重大创伤事件与大学新生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大学生抑郁症防治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18年4月—10月开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9928名山东省济宁市、日照市及潍坊市大一新生进行调查,经研究者剔除无效样本,最终有效问卷8079份,问卷有效率为81.38%。其中,男性3225名,女性4854名;城市户籍2995名,农村户籍5084名;独生子女3075人,非独生子女4992人;平均年龄为(18.36±0.86)岁。

1.2 研究工具

1.2.1患者健康问卷-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13]采用Liket 4点评分法,得分越高,抑郁症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 s α为0.83。

1.2.2自编重大创伤事件调查问卷 使用自编23项重大创伤事件进行问卷测量。采用二级评分:0(否)、1(是),统计经历过的重大创伤事件数量。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为0.59。

1.2.3安全感量表(Security Questionnaire,SQ) 安全感量表由丛中等[14]编制,共16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法,1代表“非常符合”、5代表“非常不符合”,得分越高,个体安全感越高。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为0.89。

1.3 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SPSS 25.0进行分析,运用Harman单因素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M(P25,P75)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Spearman相关进行相关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参考温忠鳞等[15]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流程,使用SPSS PROCESS宏程序,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均以双侧α=0.05为检验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Harman单因素检测法对各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有29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第一公因子对总方差的解释率为11.30%,小于40%的临界值[16],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表1 大一新生抑郁总分、重大创伤事件、安全感总分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比较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男性抑郁总分低于女性(Z抑郁症状=5.65,P<0.001),但经历的重大创伤事件高于女性(Z重大创伤事件=-2.21,P=0.027);农村大学生经历的重大创伤事件高于城镇大学生(Z重大创伤事件=3.24,P<0.00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重大创伤事件数量与安全感得分呈负相关;安全感得分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重大创伤事件数量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2.3 安全感对重大创伤事件和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

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重大创伤事件为自变量,安全感为中介变量,在控制学生的年龄、性别、户籍地和独生子女等混杂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重大创伤事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安全感(β=-0.17,P<0.001);安全感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症状(β=-0.47,P<0.001);重大生活事件能够正向预测抑郁症状(β=0.12,P<0.001);安全感在重大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显著。由于重大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直接效应显著,因此,安全感在重大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状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21,占总效应的40.38%。见表4。

表3 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图1 安全感在重大创伤事件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路径

表4 重大创伤事件对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表

3 讨论

3.1 重大创伤事件与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重大创伤事件对大学新生抑郁症状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且抑郁症状的数量或严重程度与个体经历的重大创伤事件数量或种类呈正相关关系。其机制可以用Young等的图式理论解释[12],即应急源(如创伤事件)和认知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功能失调的情绪和不良行为方式,当越多的应急源出现时,可能会导致失调的情绪和行为方式越多,而增加患抑郁症状的风险[17]。因此,重大创伤事件是大学生群体抑郁症状的重要预测因子,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预防和干预时,必须着重关注有重大创伤事件经历的学生。

3.2 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安全感在重大创伤事件与大学新生抑郁症状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0.38%。经历重大创伤事件数量越多的大学生,其安全感越弱,从而进一步引发抑郁症状,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18]。抑郁症状更倾向于一种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消极应对方式[5]。当重大创伤事件发生时,高安全感的个体拥有极高的个体独立意识,会通过合理利用支持性资源,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处理当前的应激源(创伤事件)[19],从而避免陷入抑郁症状的消极应对中。

因此,对于重大创伤事件而造成的抑郁,应尽量提高外部环境的安全感水平来进行干预。于个人而言,不仅要提高自我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来改善症状,更要修正自身缺乏安全感的负性认知模式[16]。在家庭中,父母应创造温馨愉快的家庭环境,互相关心、定期交流、对孩子进行长期陪伴,以此来提升孩子的安全感。而在学校,除了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心理干预之外,应注意大学生因长期的外界帮助产生心理依赖,从而逐渐形成外控型的归因方式[5]。外控型方式的个体在遭遇重大创伤事件时,如果学校心理治疗或者环境氛围无法满足其心理需要,就极可能会将不良行为后果归因于外部环境因素,从而采取更加消极的应对方式,同时其安全感也会迅速下降[20]。各高校可开展培养内归因能力的课程或活动,在提供高安全感的环境之外,培养大学新生的主观安全感。

4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重大创伤事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新生抑郁症状,并通过影响安全感间接影响大学新生的抑郁症状。基于Young等的图式理论和Beck的抑郁模型理论,本研究深入了解重大创伤事件对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复杂发生机制,从而为大学新生心理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重大创伤事件对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作用路径也十分复杂。未来的研究需探究其他可能的作用路径或调节机制,为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更多的方案。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